日期：1983-4-25 作者：[待确定]
同意张维民专案组对张维民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现已查明：张维民在十年动乱期间，原在辽宁省为毛远新的心腹、亲信，后又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安插在文化部充当代理人。他先后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辽宁省和文化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制造舆论、搜集情报，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参与迫害干部、群众和文艺界知名人士。张维民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严重的，民愤也是大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受审查期间，张维民认罪的态度较好，尚有悔改的表示。
据此，对张维民的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张维民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较于会泳、刘庆棠为轻，且本人认罪态度较好，故决定不予起诉；
二、撤销张维民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一级(由行政14级降为行政15级)；
三、报请中央组织部送回辽宁省，分配到基层工作。
中共文化部党组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张维民，男，一九三○年九月生，吉林永吉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一九四七年九月参加工作，同年十二月入党，行政十四级，曾任吉林省蛟河县委书记，吉林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东北局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等职。一九六八年七月被毛远新安插在辽宁盘锦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地委第二书记。一九七三年八月经毛远新提名，当上了十届中央委员和未经中央批准的辽宁省委书记。一九七五年一月被“四人帮”提名安排在文化部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常务副部长，主管党、政、行政工作(见附件1—10)
张维民是毛远新一手培植起来的亲信。他投靠“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按照他们的旨意不仅在辽宁省犯下了大量罪行，在被调至文化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与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相勾结，干了大量坏事，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和错误。经中央批准，一九七七年十月对张维民实行停职审查；一九七八年一月进而实行机关隔离审查。
经查，张维民的主要罪行和错误有：
“文化大革命”之初，张维民就受到“四人帮”死党毛远新的赏识和重用。一九七三年，“十大”闭幕前夕，“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活动。八月下旬，毛远新向张维民授意说：“你回(辽宁)省后，先在省里办一个工农兵青年干部学习班，培养有棱有角，有造反精神的青年干部，准备接省直、市、地领导班子的班。我们不培养一批干部是不行了。”张维民回省后，马上积极筹办了一个学习班，毛远新为组长，张维民为副组长。毛远新经常到学习班鼓动学员“要准备乱”，要“斗、顶”，说“学习班是培养‘小老虎’的，不是培养‘小绵羊’的。”张维民学着毛远新的腔调说：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角要尖”，“刺要硬”的干部。他要求学员“以实际行动回答省委领导(指毛远新)对我们的期望”，还不断煽动学员说：“谁敢造中央、国务院的反，谁就是好样的”就是，“最革命”的。(见附件11—17)
一九七四年三月，学习班结束时，张维民又按照毛远新的旨意，预谋向省委、省革委领导搞突然袭击。事前张维民对学员布置说：结业会上要让省委、省革委组(局)长以上干部参加，通过学员讲用，给省委提意见，批“回潮”，检验学员“角”和“刺”长的硬不硬，你们“不要怕尖锐”，可以指名道姓批判。张还给学员规定发言内容，并让学员连夜回机关搜集材料，做好准备。开会时，毛远新坐镇，张维民主持，对到会的领导同志进行了围攻和批判。毛远新还对学员讲：我们不留你们了，让你们回去是“放虎归山”，“当闯将”，今后有事，我不在时，可找张维民联系。(见附件18—25)
张维民亲自修改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竭力宣扬这个学习班在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为各地树立了“榜样”。不久，毛远新等人就把黄吉忠等一部分学员安插到省直、市、地机关，窃居第一、二把手。(见附件25—28)
一九七四年底，“四人帮”经与毛远新合谋，把张维民从辽宁调来北京，安插在文化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一日，张春桥召见他和于会泳，亲自指定他“负责文化部党的工作，政治工作，行政工作”，要他“支持于会泳”。张受宠若惊，对人说：“可了不得了，春桥找我谈了话”，“你们知道文化部是谁在抓？是张春桥，江青亲自抓呀！”(见附件29—32、3、7、10)
张维民对毛远新感激涕零。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晚，即张维民到文化部上任的前一天晚上，他用电话向毛远新表了决心，并在日记上写下誓言：“以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决心，来完成这个艰巨的战斗任务。”二十三日，张又亲往毛远新处感谢他对自己的栽培之恩。(见附件33—34)
张维民刚到文化部，张春桥就给于会泳和张维民下达指示，“搞一个精干的做工作的机关”，还告诉他“我们不是旧文化部的复活”，“原来文化组的机关干部，并不等于就是文化部的干部，要重新组建，每个司局三至五人就可以了”，“不然你(指于会泳)就会被架空”。同时还以“江青熟不熟，知道不知道”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见附件35—39)
从一九七五年二月到一九七六年三月，张维民伙同于会泳首先把张春桥、江青“点过头”的浩亮、刘庆棠、袁水拍作为副部长人选，又把王曼恬介绍给江青的侯再林(天津支左人员，六十六军师级干部)，和经过反复挑选“表现不错”的裘翠定(中国电影公司二十二级女干部)网罗为核心组成员，拼凑了文化部核心小组班底。当刘、浩、张、袁等人的任命宣布后，张维民高兴地说：“中央首长(指“四人帮”)对我们文化部领导班子很关心，在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时刻，及时任命了文化部的领导班子，真是火线提干”。(见附件40—45)
张还把于会泳的亲信吕韧敏、肖志才、张伯凡等人，分别安插在厅、司、局、所等要害部门，窃居第一、二把手。(见附件46—47)
张维民为了控制文化部机关各司、局、处、室的领导权，亲自“组建文化部调查小组”，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张向这个小组布置任务时说：“现在文化组的人，不等于文化部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旧文化部的人，对新文化部根本没有感情。这里的办公室(指文化组办公室)根本不替领导办公(连报销都不同意)，于会泳根本无法在这里办公。”要他们“对办公室所有人员进行逐个了解，拿出一个去留方案”。(见附件48—52)
张维民还伙同于、刘、浩大搞“双突”。如，他为了把于会泳的亲信孙维权拉入党内，在部机关党委未成立之前，就迫不及待地令人用文化部的部章批准孙维权入党，并将他安插在《人民音乐》任副主编。张还亲自布置，准备把于的另一个亲信和一名亲戚，也拉入党内，只因“四人帮”被粉碎，没有得逞。(见附件53—59)
1、在辽宁，参与诬陷马赋广同志，包庇重用马广义，并参与迫害张志新烈士。
参与诬陷马赋广同志(原辽宁盘锦垦区第一书记)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盘锦垦区革委会成立，毛远新派刘盛田、张维民、高廷权三人任主任、副主任。六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向张维民授意，“要搞一个强的领导班子”，“要抓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要把主要精力针对走资派”。六月三十日，张维民向刘盛田等人传达了毛远新的旨意，强调“要批马赋广”，“在盘锦要点名打倒马赋广”，并亲自修改刘盛田的讲话稿，加上“打倒马赋广走资派”的口号。当有人对此提出质问时，张维民说：“我们的态度应当明朗，旗帜应当鲜明。”(见附件60—65)
七月三十一日，马广义(原辽宁营口市知青办副组长)根据张维民等人的旨意，主持召开了批斗马赋广同志的大会。由于事前马广义在少数“骨干”小会上作了武斗的煽动，大会上发生了毒打马赋广同志事件，会后还继续游斗，致使马赋广同志当晚死去。马赋广同志被打死后，张还扬言“死了一个走资派没什么了不起，死了也要继续批判。”同年十月，张亲自参加小洼大队扎纸人做靶子，继续批判马赋广的现场会。他还强令专案组，连夜写出诬陷马赋广同志的结论。当专案组报告说马赋广定不上走资派时，张维民竟威胁说：“你们懂不懂怎么搞专案？”“你们是搞马赋广专案的，还是为马赋广翻案的？”(见附件66—69)
包庇重用马广义
一九七三年四月，辽宁省组织的调查组，查明了马赋广同志确系被打致死后，省委决定给马广义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四月二十三日，马广义向张维民提出说：“对我的处分我接受，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放到我一个人身上，感到份量很重。”张维民安慰了马广义，并告诉他，“不要咬别人，这件事就得由你负责。”让他作出牺牲，掩盖张维民等人的罪责。以后张维民又伙同毛远新策划，将马广义的处分改为警告，最后竟不了了之。不久张维民便提拔马广义为地革委常务委员，政工组副组长，后又提拔为地委候补委员。(见附件70—80)
参与迫害张志新烈士
原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林彪、“四人帮”，遭到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一九七○年五月辽宁省委人保组将张志新同志的“案件”送到盘锦履行手续。五月二十四日张维民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了盘锦垦区第八次核心组会议。盘锦地区人保组副组长崔振千在会上作了汇报，并说明省人保组和地区人保组拟判张志新死刑的意见。张听了汇报后说：“她(指张志新同志)非常反动”，“她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行十分严重，可以判死刑。”会议作出决定：“鉴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恶毒攻击的罪行极为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同意人民保卫组的意见，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报省革委会审批。”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省革委人保组批复判处张志新无期徒刑。(见附件81—84)
2、迫害干部群众和文艺界知名人士
歌唱家王昆同志，因对江青搞“文攻武卫”不满，被迫害达十年之久。一九七五年，王昆同志写信给邓小平同志，积极要求为人民歌唱。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张得知此事，认为“问题性质很严重”，还说：“文化部的追查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人直接同邓小平挂上的。”他立即宣布“追查”，强迫王昆同志交出信的底稿；并指使肖志才整理了一份报告，上报“四人帮”。
(见附件85—88)
诗人郭小川同志，因不满“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被江青打成“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遭受迫害。一九七六年七月，为了搜集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张维民伙同于会泳等人派人到郭所在的河南林县，逼郭交待问题。一九七六年九月，当他们了解到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过郭小川同志的情况后，张维民伙同于会泳等人进一步加紧追查。于会泳说，“搞郭不是目的，郭是‘通天人物’。”张维民说：“郭只不过是个上窜下跳的人物。”郭小川同志身心备受摧残，于一九七六年十月逝世。(见附件89—96)
原曲协副主席陶钝同志因关心曲艺事业，在一九七五年四月曲艺调演期间看了山东曲艺队的表演，说了一些意见，被于、刘、浩、张等人诬为“黑线回潮”，“黑线人物夺权”的“严重政治事件”，下令隔离审查，要“抓这个典型”，“作为一个战役来打”，并编造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陶钝的复辟活动》的材料，上报“四人帮”。(见附件97—108)
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在听了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后，给文化部写大字报说“炮打你这个文化部有什么了不起”。一九七六年八月，张维民说，“李春光幕后一定有人指使，否则那么稳操胜券？”要“采取果断措施”。(见附件109—113)
北影工人李升山同志，因对“四人帮”诬陷邓小平同志不满，说：“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怎么理解？”“掉了脑袋也要当保皇派”，“我不相信老干部一个好的没有”，“五年见分晓”。张维民认为他是危险分子，致函公安部，把李逮捕入狱。(见附件114——118)
张维民还诬蔑老干部周巍峙、吕骥同志不愿到“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工作是“到邓小平那里站队”。张还伙同于、刘、浩对抗国务院关于认真安排原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干部的指示，污蔑这些干部“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以后虽被迫接受，却以办“学习班”为名，对这三百多名干部百般刁难，继续排斥迫害。如大肆追查谁给邓小平同志写过信，谁传过江青的“谣”，谁去过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等等。对这些干部制订了种种密令：“一律不准进机关；不到样板团；人员分散；司局干部都压职使用，做副职；处一级都不要放到政治处”等等。(见附件119—131)
《创业》是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拍摄的一部优秀故事影片，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四人帮”却蓄意制造事端，借以对抗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夜，江青召见于、刘、浩、张等人，大骂《创业》：“这个片子不仅在艺术上有问题，政治上也有问题。”二月十八日晚，张召集有关人员重看《创业》，学着江青的腔调说：“这部影片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存在着严重问题”，要大家批判。二月十九日晚，于、张召开核心组会，给《创业》横加“罪状”，并要“创办”(即于会泳设立的主管文艺创作的办公机构)将他们讨论的记录，整理成文，同时将《创业》剧本中的台词，同中央某些部门领导同志的当年讲话，搞出一个“对照材料”。他们给《创业》扣上“写真人真事”的帽子，还要“创办”写出批判《创业》的文章。三月初，于、刘、浩、张等人连续两次给江青写检讨信，并按照“四人帮”的指示，给《创业》罗织了“十条罪状”，一面向有关单位传达，一面上报“四人帮”。(见附件132—140)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创业》作了重要批示。张维民伙同于、刘、浩搞了一整套阴谋进行抵制。七月二十八日，核心组给毛主席写“检讨”时，张献策说：“主要检查我们自己做的不对，责任在我们身上”，以此欺骗毛主席，掩护江青。在如何传达毛主席批示的问题上，张又同于谋划，分两次传达，蓄意拖延传达时间，妄图稳住阵脚。当八月二日文化部向群众传达，于会泳装病躺下，不敢见群众时，张自告奋勇替于传达，说：“十条批评意见(指对《创业》加的十条罪状)是部核心组的集体意见，不是一个人的意见”，为“四人帮”开脱罪责。(见附件141—147)
“七·二五”批示传达后，群情激愤，强烈要求于、刘、浩、张检查路线错误。对此，张极力进行压制。八月间，张在司局干部会上和在私下对人说：“我们不能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如果承认，“就等于自己否定了文艺革命……”。九月间，张还对去大寨参加江青召集的会议的吉林省委书记王淮湘说：“对《创业》的处理，文化部有错误，可以检讨，但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问题”。此后，于、张按照张春桥的旨意，打着调整党内文艺政策的幌子，召开座谈会，暗中搜集群众对“四人帮”及于、刘、浩、张等人的意见，整成材料，八月四日和九日，由于会泳、张维民、刘庆棠两次签名上报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十一月间，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以征求意见为名，召开“创作座谈会”。会上虽许诺“不打棍子，不扣帽子，大鸣大放”，但十一月三十日，张却指使人将会上敢于批评“四人帮”及于、刘、浩、张的同志的发言整成材料，报送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见附件148—158)
1、参与围剿影片《海霞》，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一九七五年初，周总理调看了刚拍出的影片《海霞》，予以肯定和赞扬，并通过邓颖超、耿飙同志建议文化部在春节期间用这部影片招待在京的马列主义外宾。此事竟遭到“四人帮”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对抗，影片被于等无理刁难和围剿。张维民当时刚调到文化部，就积极参加了这一围剿活动。
影片修改后，六月十五日晚，由张维民主持审看《海霞》第二稿。看后，张仍不予通过，继续刁难说：“重点两场戏没有改，不改不行，不改决不能上映”，之后，编导谢铁骊、钱江同志给江青写信申述，不同意按于、刘、浩、张等人的意见修改。张见此信后，批道：“看了谢、钱二位的信，实在令人气愤，我们批评的什么，他们不说，我们热情帮助，他们对抗，看来，只有彻底斗一番了”。七月七日，张又伙同刘庆棠找谢铁骊同志谈话，追问“中央领导同志(指周总理)看片子是谁推荐的？你们是不是拿中央领导同志压文化部？”张责令谢要“从路线上、创作思想上、组织观念上作检查”。(见附件159—167)之后，谢、钱两同志忍无可忍，写信给周总理和毛主席。
七月三十日，政治局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审查并决定按作者修改的方案上映。对此，张维民大为不满，攻击说。“这场官司输的真冤枉”，“打的是一面官司”。一九七六年初，张又按张春桥的旨意，将谢、钱二同志列为“重点追查对象”，要查他们的支持者和“后台”，矛头直指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见附件168—176)
2、扼杀悼念周总理的纪录影片。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审看悼念总理的纪录影片。看后，许多领导同志都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但作为治丧委员会宣传组负责人的张维民，竟发言说：“(1)影片用总理的历史资料够呢？还是不够呢？这样用法是否好？用也不能包括总理的一生，片子反被拉长了；(2)纪念碑前群众的悼念活动，是中央安排中没有的，是群众自发的，用了不就成了正式的了么？；(3)有的花圈里有党旗，不好，不要用；(4)哭的厉害的要剪去或剪短，最好不用哭的，按电视片(指姚文元通过的)办，送灵的镜头太长，应剪；整个片子也太长”。张的这番意见遭到许多同志的抵制和反对，而于会泳听张汇报后却大加赞赏，表示完全同意。之后，张得知此片并未按他的“意见”修改时，又与于会泳密谋，谎称：“这部影片文化部没有插手”。由于他们的阻挠和破坏，这部影片一直被压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同广大观众见面。(见附件 177— 182)
3、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后，全国各族人民万分悲痛，但于会泳、张维民等人强令艺术团体继续演出。当中国话剧团一演员看到演员无法演下去，观众也退席时，说了一句不满于、张等人决定演出的话，张即下令“追查”，并强令演出。
张两次指示文化部干校取下周总理的生平照片。
张还打电话给中央乐团和北京京剧团，指责说：“你们的简报里，怎么还反映什么广大文艺战士痛哭流涕呀！要化悲痛为力量嘛！”(见附件183—185)
4、利用所谓天安门广场事件诽谤周总理。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清明节)，首都人民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张维民竟指使肖志才等人，多次去天安门广场，暗中观察动态。四月五日肖志才向张密报：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了一份印有总理遗像及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传单。张说：“这是一张反动传单”，“传单是科学院一个基层单位翻印的，科学院是胡耀邦领导的，可以向张春桥报告，提出一个追查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台的线索。”张亲自起草了报告，只因张春桥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才未把报告送出。(见附件186—187)
四月四日，美术学院学生李庭辅，去天安门广场画了一幅广大群众怀念周总理的油画。张得知后，在司局干部会上大叫：“这是一张反动画”、“反革命画”，“是为反革命张目的”，“要查清楚”。(见附件188)
1、按“四人帮”、毛远新的旨意，私下搜集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材料。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毛远新向张维民交底说：“现在有人(指邓小平同志)反对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教育部是复辟部”，“要敢于斗争，不要怕丢掉乌纱帽，一个副部长的乌纱帽算得了什么！”张维民旋即告诉于会泳说：“远新同志讲，这次右倾翻案风是邓刮起来的”。十一月中旬，张私下对肖志才布置说：“中央可能要开会，给我准备一点批邓的材料，主要是邓的言论。”一九七六年一月，张又授意肖志才说：“中央开会批邓，你就在摘录邓的言论材料基础上，再加一点具体联系实际的内容，给我准备一点发言素材，能反映出邓小平怎么刮风，下面怎么下雨。”在张亲自布置炮制出来的第二份所谓批判发言材料中，肆意攻击了邓小平同志。一月十七日，王洪文召见了于和张，向他们索要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材料。一月十八日，张即指使肖志才整理一份所谓邓小平同志攻击文艺革命的言论，经张修改后上报王洪文。在此期间，张看到一份所谓“邓放的几炮”材料，又亲自加工修改成《邓攻击文化部种种》上报。在此之前，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张还指使肖志才等人将《胡耀邦汇报时国务院负责同志插话》的材料，秘密手抄回来，后又伙同于会泳秘密印发进行批判。(见附件189—198)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张还动员袁水拍等人打小报告，进行所谓“揭发”(实际上是唆使这些人栽赃诬陷邓小平同志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领导同志)，并指使肖志才整理所谓文化部《揭发材料之一、二、三》上报“四人帮”。(见附件199—205)
2、伙同于会泳秘密印发“四份材料”抢先“批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于会泳从上海带回四份材料(即《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参加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的讲话》、《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的插话》、《邓小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于会泳在核心组会上策划说：“材料中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错误的，而其他四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插话，也是错误的。”“上海已经印发了有关材料，我们现在已经落后了。”张维民极力主张在文化部翻印和批判这几份材料及前述肖志才弄来的一份材料。翻印前，张对肖志才说：“邓小平还在台上，此材料要保密，如捅出去不得了，邓小平要说我们文化部整他的黑材料”，所以“要绝对保密”。张和于策划先打印分发给他们认为可靠的八个人看材料，叫他们准备作带头批判发言。十二月中旬，于、张连续两次召开司局、团厂校负责人会议，进行批判。会后，张布置说：“要把两次司局干部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综合一个报告……归纳几个大方面批邓。”报告写好后，张精心修改，作为文化部《关于学习中央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号文件的情况报告》(即文化部[一九七六]一号文件)上报。王洪文看后十分赞赏，一月十七日召见于、张时，夸他们是“胆大妄为”，并要他们“借目前的好形势，多做一点团结人的工作”，“吃好饭，睡好觉，准备斗争”。于、张得意忘形，自夸说：“中央各部委，文化部批邓最早！”二月二十六日张维民在文化部召开的批邓会上发言，进一步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是“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见附件206—215)
3、特辟大字报区，扩散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材料。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张维民对肖志才授意说“据说北大、清华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进了一步，已经开始点名批判周荣鑫了。……以后调查组每隔一二天去北大、清华看一次大字报，了解情况及时向核心组反映。”随后张还布置组织人去北大、清华传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并将这一情况立刻写成报告，上送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张又在核心组扩大会上提出：“清华的大字报已经组织了六批，我们也要组织，写成更深刻更有力量的大字报。”侯再林(原文化部办公厅负责人)等人秉承张维民的旨意，即在文化部开辟大字报区，大肆扩散从北大、清华要来的“大字报选”和抄来的大字报中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所谓“一百例”。张维民还让出大字报选，并亲自给它定名为《大字报和批判发言选编》。先后共出了十二期。(见附件216—220)
4、策划组织“宣讲团”，大造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舆论。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于、刘、浩、张领授张春桥的黑旨意后，召开核心组会，决定举办文化部八人“理论骨干学习班”，即“宣讲团”。张维民把于会泳从上海带来的几份材料和从于会泳处听到的福建省委办学习班逼死二十几条人命之类的捏造材料，统统抛给宣讲员，写进八篇讲稿里，在文化部系统到处宣讲，流毒很广。“宣讲团”从组织动员，提供材料，审定讲稿到布置宣讲，都由张维民一手操纵。张还向宣讲员强调说：“不要说邓和刘、林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说邓是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改也难。”张还阴险地说：“有些话我们不好讲”，“你们可以讲，你们是群众”，“比我们讲要好”。积极为打倒邓小平同志大造舆论。(见附件221一228)
“四人帮”阴谋打倒一大批中央到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不断向于会泳、张维民下达指令。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于会泳向张维民传达张春桥的指令：“运动主要是学习、追查。追查，干部中就有，不光是群众，往上揭，不管什么人。”于还多次打电话要张“注意兜情况，对口打开关系。”对此，张全力照办，向下布置说：“有的追到职务高了一点就不敢追了”，“不敢追是不对的，部里追的已经超过省军级了，还在追”。张还说：“要揭出和邓小平在一起搞翻案的人报上去，贡献就大了……。”他还公然叫嚷；“文化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公安部。”(见附件229—237)
一九七六年夏，张维民等人追查一位同志传叶剑英同志一个亲属私下对她说的“《杜鹃山》里，又是一个女的正确”，文化部是“于号堂”(指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袁水拍是个投降派”等斥责“‘四人帮”的话，整成材料上报江青和张春桥。(见附件238—241)
一九七六年二月初，艺术局报给张维民一份关于社会上流传着毛主席的两首词，报告中称是从李先念同志的一个亲属那里传出来的。张如获至宝，二月九日亲自起草报告，上报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和四月二十三日，艺术局美术处负责人高景德给于会泳、张维民等人报送了两份关于李先念同志对出口工艺美术品讲话的材料。张明知李先念同志的讲话是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的，仍伙同于会泳派人去“广交会”偷拍照片，以非法手段，搜集材料，整理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恶意诽谤周总理的指示是造成“四旧回潮”的原因。于、张将此报告刊载在《文化动态》增刊上，专报给了“四人帮”。(见附件242—250)
九月初，十六军有人来文化部诬告该军创作的电影剧本《中原突破》，“是为邓小平同志歌功颂德的”。于会泳立即指使人整成材料，经张维民亲自修改，准备上报“四人帮”。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未逞。(见附件251—253)
张维民搞“追查”和私整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当他得知文化部某单位一个同志在北戴河曾住过李德生同志警卫员的房子时，也不放过，认为“有追头”，便伙同于会泳下令“追查”。此外，张维民还伙同于、刘、浩等人多次恶毒地议论和攻击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见附件254—268)
毛主席逝世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四日张维民在为毛主席守灵时，毛远新向张交底说：“大的斗争还在后头呢”，“要有精神准备”。张维民随后分别向江青、毛远新写信，表示“不惜任何代价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内”，誓死效忠“四人帮”。(见附件269—272)
十月八日上午，原中国歌舞团王然欣和艺术局吴玉琴把“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向张维民通风报信后，张当作“谣言”立即打电话给于会泳，要他快报“四人帮”，并关照报信人，不要扩散。当于会泳仓惶来到张维民办公室说“和几位首长(指“四人帮”)都联系不上了”之后，张维民和于会泳一起恶毒攻击党中央是“右派政变”。十月九日晚，当吴玉琴再次向张维民通风报信后，张再次攻击说：“邓小平下台了，但他并不臭，跟他跑的人都在台上掌权。”(见附件273—281)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证实后，十月十日，张亲自起草假表态报告，将他给江青效忠信中的“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之类的话，一字不差地用在这个表态报告里，并且诡称：“张春桥、江青经常只找于等三人密谈，从来不找部核心组其他同志(包括部的二把手、核心组副组长)。”十月十一日，张召集侯、袁、裘一起策划后，十二日联名上报中央，明目张胆地欺骗党中央。(见附件282—286)
十月八日上午，于会泳和张维民确悉“四人帮”已被粉碎后，于对张说：“他们四个如果确实被抓起来了”，“我们几个(指于、刘、浩)算不行了，你若还能工作，你就好好干吧！部的工作你都知道”，“依靠那些人，你也知道。”张满口答应“尽量干吧”，随即与侯再林进行活动。张对侯说：“于部长本来很信任你，原打算提你作副部长哩。”并说：“现在有事咱俩商量，过去在辽宁时有重要事情就愿同解放军同志商量。”侯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张、侯两人商定了几项措施：一、张要侯首先找袁水拍、裘翠定谈一下，看看他们的态度，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揭发他们三个人(指于、刘、浩)；二、两人分头尽量找司局“可靠的同志”透透气，打打招呼；三、“分办”(即原文化部干部分配办公室)停止“追查”，立即转入分配，妄图把深受“四人帮”及于、刘、浩、张和侯再林之害的干部分散开，进行“灭火”。与此同时，张和吴玉琴谈话，一方面恶毒攻击党中央，一方面要她“转好弯子”，说“态度很重要啊”，张还对一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文化部没有人领导，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见附件287—302)
十月十二日，中央派华山等三同志进驻文化部，张维民谎说什么他自己“是‘四人帮’另眼看待的”，“干什么事都是他们三个(指于、刘、浩)捏咕好了，到我这里就剩一个‘办’字了。”“侯再林是于、刘、浩不信任的”，“袁，侯、裘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表现是好的。”张维民还竭力向华山等同志推荐他认为的“好干部”。在华山同志主持的核心组会议上，为了骗取信任，张维民还支持了同侯再林事先商量过的假查封于、刘、浩材料的建议。十月二十九日，张维民公然贴出为一批司局干部开脱的大字报。他还和侯再林“对口径”，企图欺骗群众，捂盖子，保自己。(见附件303—312)
张维民专案组一九八二年四月
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