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4-25 作者：[待确定]
同意浩亮专案组对浩亮主要罪行和错误的审查报告。
现已查明：浩亮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充当亲信，是这个集团安插在文艺战线的代理人。浩亮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利用文艺工具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造冤案、假案，迫害文艺界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浩亮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严重的，民愤也是很大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受审查期间，浩亮对自己的罪行和错误作了程度不同的交代，尚有悔改之意。
据此，对浩亮的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浩亮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较于会泳、刘庆棠轻，且本人有认罪态度表示，故决定不予起诉；
二、撤销浩亮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一级(由文艺九级降为文艺十级)；
三、分配到外地，在地方戏校做一般教学工作。
中共文化部党组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浩亮(原名钱浩梁，由江青改为现名)，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生，汉族，浙江绍兴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份学生，中专毕业，一九五六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九年入党，文艺九级，京剧演员。一九七○年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中国京剧团(即中国京剧院)负责人，中共“九大”、“十大”代表，四届人大代表，一九七五年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之后又兼中国京剧团党委书记。(见附件9)
浩亮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四人帮”的亲信，是他们在文艺界的重要代理人之一。他同于会泳、刘庆棠、张维民等人一起，积极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效力，不但错误严重，而且犯有罪行。经中央批准，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对浩亮实行隔离审查，一九七七年十月十日送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一九八○年九月十日转交公安部继续监护审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除监护。
经查，浩亮的主要罪行和错误有：
浩亮早在一九六三年排演京剧《红灯记》时，就受到江青的青睐。后来，江青为浩亮改名换姓，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庇护浩亮，说浩亮是她培养的，是她的人，等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召开文艺界大会，江青亲自提名，要浩亮上大会主席台。之后，浩亮便进了京剧团的领导班子。(见附件1—9)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浩亮以及于会泳、刘庆棠挽臂合影。后来，江青曾在不同场合先后对于、刘、浩等人讲过“你们有什么事，给我写信”，“他们不敢卡我的信。”“我要是坐牢杀头，到时候你们也跑不了！”“我要是死了，你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见附件10—16)一九七○年七月，浩亮给江青写信说：“回忆跟您走过的一段战斗路程，就是在您敲打下过来的。”江青批示把这封信印发各文艺团体学习，并分送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一九七三年，李景德(京剧演员，后被提拔为戏曲学校党委副书记)向浩亮谈到教改有困难时说：“有人说你(指浩亮)是我的后台，”浩亮对李景德说：“人家都说我是你的后台，江青同志是我的后台，你不要怕，大胆地干。”(见附件17—18)一九七○年，江青亲自提名浩亮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一九七五年初，又保荐浩亮为四届人大常委；这年文化部成立时，再次由江青、张春桥提议，任命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为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文化部副部长。至此，文化部的领导权被于、刘、浩篡夺了。(见附件19—20)
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被“四人帮”提拔为国务院文化组成员和文化部部长副部长之后，一直按照“四人帮”的意图办事，在文艺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自一九七三年起，他们以“替刘少奇翻案”、“黑线回潮”、“为修正主义路线唱赞歌”、“对抗文艺革命”、“反对江青”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音乐界、美术界、戏剧界、电影界、曲艺界广大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一连串文艺冤案。其中与浩亮有直接关联的主要的有下列六大案件。
(1)批“无标题音乐”事件。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对外友协邀请土耳其音乐家访华演出。“四人帮”为对抗周总理批示，蓄意制造事端，把友协报告附件中“这些东西大都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一语，篡改为“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诬蔑这个报告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在“四人帮”授意下，国务院文化组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天津召开了有一百一十人参加的全国性音乐座谈会。浩亮在他的长篇发言中说，“四人帮”的批文“具有指导性的、战略性的、普遍的意义。无论你是搞音乐的、戏剧的、美术的，都要举一反三的来领会这一精神。”说：“目前反映出来的问题，恰恰是要让历史开倒车”，是“两条道路之争，两条路线之争”，是“大是大非问题”。会后即在全国掀起批关于“标题和无标题音乐”的恶浪，镇压全国音乐界。(见附件21—35)
(2)批“黑画”事件。一九七二、七三年，国务院办公室根据周总理的意图，组织了一批美术工作者为各大宾馆创作了一批中国画。一九七四年初，分管美术的文化组成员王曼恬在“四人帮”授意下，派人收集其中二百余幅，定为“黑画”，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批判性的“内部画展”，又于二月十五日邀于、刘、浩审看。审看时边看边批，浩亮攻击这些画“适合洋奴口味”，并发问“这些画在北京饭店也能通得过？”于会泳说“他什么都通得过。”刘庆棠说，这是“从外贸打开缺口”。浩亮说“投降路线就在外事口，洋人喜欢就行。”于会泳说“赶快组织起来批判！”之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文化动态》第十二期上即刊出了《当前美术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一文。并选了几幅所谓黑画，以《黑画录》为题同时刊出，上报了“四人帮”。由此，在全国掀起批“黑画”恶浪，仅在中央美术学院即有八名知名画家受到批判。这是对美术界的一次严重的镇压事件。(见附件36—50)
(3)批《三上桃峰》事件。一九七四年二月，华北地区文艺调演时，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无中生有地给晋剧《三上桃峰》捏造了“为刘少奇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华北地区会演办公室，曾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报送浩亮。二月十一日，浩亮圈阅了所谓“群众揭发《三上桃峰》的有关问题”，并作了“此材料建议认真核实”的批示。短期间，即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召开批判会，大批《三上桃峰》，大抓“四上”、“五上”。山西省文化局负责人贾克等同志、晋剧院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人员多人，都受到严重迫害，并直接扰乱了山西省委的工作。一九七四年七月，国务院文化组以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要各地大抓“黑戏”、“坏作品”，制造了一系列文艺冤案，搞乱了戏剧界，使社会主义文苑一片凋零。(见附件51—59)
(4)批《园丁之戏》事件。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四人帮”授意下，向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发出通知，对湘剧影片《园丁之歌》发起了全国性的批判。他们按照“四人帮”定的调子，诬陷该剧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他们的煽动和威逼下，全国各地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严重地搞乱了教育界和戏剧电影界。浩亮参与了此事件。(见附件60—78)
(5)批《海霞》事件。一九七五年一月，于、刘、浩等人在“四人帮”授意下，诬陷周总理已肯定的影片《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于、刘、浩三人联名给张春桥写信建议用周总理审看过的影片公映，然后进行批判。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决定上映《海霞》，他们极为不满，竟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以江天的笔名炮制批判《海霞》的文章(此文未发表)，攻击邓小平同志，进一步镇压电影界。(见附件79—90)
(6)批《创业》事件。一九七五年二月起，于、刘、浩及张维民等人，按照江青旨意，给《创业》罗织十大罪状，企图把影片《创业》一棍子打死，迫害影片作者张天民同志。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张天民的来信作了批示。他们竟写了假检讨，欺骗、对抗毛主席，保护江青。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中国京剧团党委会上，浩亮说，传达了毛主席七月二十五日批文以后，出现了不正常，八月份较厉害，“妖风肯定是邓小平刮的”，还说张天民写给毛主席的信是“邓小平强加给主席的”。放肆地诬陷邓小平同志。(见附件91—106)
以上文艺冤案，对全国文艺界影响极大，而且波及其他各个方面，造成严重后果。
于、刘、浩、张等人在“四人帮”授意和支持下，还在文艺界制造了一系列迫害知名人士和干部、群众的事件。其中主要的有：
(1)与“四人帮”勾结，在中国京剧团迫害阿甲同志。
江青为了剽窃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的成果，蓄意陷害该剧编导阿甲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阿甲同志因对江青乱改《红灯记》提出不同看法，被江青点名批判。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江青宣布：“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也是现行反革命，是叛徒，还可能是特务。”致使阿甲同志遭受残酷斗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阿甲的爱人方华同志，也受到株连屡遭毒打致残。一九七○年五月，浩亮布置张永枚等人用《红灯记》剧组名义写文章，经他审阅后由他转报江青、姚文元拍板，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在这篇题为《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而斗争》的文章中，公开点名说阿甲同志是“反革命分子”。(见附件107—117)
(2)著名歌剧演员王昆同志，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就遭受江青迫害。自一九七○年起，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示“王昆没有什么问题”，“要解放王昆”，江青根本不理。在江青支持下，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等于一九七四年三月给王昆同志办“学习班”，组织批斗。还把王昆同志列为追查中“重点的重点”，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对王昆同志实行隔离审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刘、浩等以中共文化部核心组的名义，向张春桥写了《关于胡耀邦、熊复等人策划王昆写诬告信的情况报告》。在报告中，恶毒攻击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最后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国歌舞团作出了诬陷王昆同志是“现行反革命”和“开除党籍”的决定。(见附件118—126)
(3)中国歌舞团演员于海燕等人，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贴出一张“致本团筹建小组的公开信”的大字报，要求团领导执行周总理关于中国歌舞团分团的“8．13”批示。由此，于海燕被列为追查中“重点的重点”而遭隔离审查。审查中逼她交待问题，甚至交代涉及叶剑英等多位领导同志的问题。浩亮在艺术局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写给他的一份专题报告上批示：“……深入揭发，到高一级的也要追到底。”在另一次报告中，浩亮批示：“认真追查，决不放松。”当时文化部核心组还将逼迫于海燕交待的涉及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材料，综合整理后，上报了张春桥。(见附件123——131)
(4)一九七五年八月，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同志贴出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刺到了“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亲信的痛处。经过策划，于会泳等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将李隔离审查。浩亮除在部核心组会议上支持这一迫害外，还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指示中国京剧团，要党委了解和追查毕业后分配到该团的原音乐学院群众组织“北京公社”成员与李春光的联系。(见附件132—135)
(5)一九七四年六月，文化组创作领导小组将搜集来的诬陷郭小川同志的材料整理成文章，以《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为题，刊登在《文化动态》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出版的第十七期上，报给了“四人帮”。江青看后批示要中央专案组立案调查。一九七四年八月郭被隔离审查，到一九七五年十月才予解除。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于、刘、浩、张等又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决定对郭要继续追查，“一追到底”。郭小川同志因长时期遭受“四人帮”及其亲信们的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同年十月含冤逝世。(见附件136—139)
(6) 一九七六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人李升山同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周恩来总理，说了些不满“四人帮”的话，就被文化部核心组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组织全文化部的批斗，然后送进监狱，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得昭雪。(见附件140)
此外，浩亮还参与了原文化部核心组策划和组织的所谓“反行帮”、“追查政治谣言”、以及“清队”、“整党”查“五·一六”等项活动，对文艺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包括浩亮负责的中国京剧团)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迫害。
在上述文艺冤案的制造过程中，浩亮是参与者和支持者之一，其中如批“无标题音乐”、批“黑画”、批《三上桃峰》以及在迫害阿甲、王昆、于海燕等事件中，浩亮负有直接罪责。
(1)吹捧江青，把江青抬到领袖地位。
1、竭力为江青捞取政治资本。一九六七年五月，浩亮在《红旗》上发表署名文章说；“江青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京剧革命大道上走在最前面的高举红旗的旗手。”一九七○年二月，《解放军报》社邀浩亮讲《演革命戏，做革命人》时，浩说：“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江青同志是第一次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要组织一批真正愿意跟江青同志干革命的队伍。”浩亮事先指定专人详细记录这篇讲话，然后又向许多单位作过宣讲，其中较大范围的宣讲就有二十多次。一九七三年三月，江青指使浩亮组织班子写了《评电影〈自有后来人〉》(京剧《红灯记》是根据沪剧《红灯记》改编的，沪剧又是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一文，经浩送江、姚审定，在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上发表。文章中说：“江青同志领导下改编的《红灯记》和坏影片《自有后来人》无关”。同年九月，浩亮就“京剧革命”发表谈话，吹捧江青“重新组织了京剧艺术，使它能反映现代革命题材。”这个谈话，经新华社用外文稿向国外播发，《泰晤士报》等外国报刊还对浩的这篇谈话作了报道和评论。(见附件154—166)
2、为江青大做“国服”。江青为扩大自己影响，指令浩亮为其制作“国服”。浩亮把这件事当作当时工作的重点，耗费大批人力物力，造成巨大浪费，在全国影响极为恶劣。(见附件167—169)
3、大搞效忠江青的反动活动。浩亮经常在中国京剧团搞“路线回忆”，为江青歌功颂德，鼓吹要“热爱江青”、“紧跟江青”等。他还在中国戏曲学校宣扬“学校是江青办的，校名是她起的，校址是她选的，办校方针是她定的，……”(见附件170—173)
4、扩大江青的影响。一九七四年一月，浩亮和一个记者被江青委派为她的特使，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去送江青的一封关于“批林批孔”的亲笔信，浩曾在会上发表讲话，来为江青扩大影响。浩亮还利用出国的一切机会，突出吹捧江青。一九七五年五、六月和八、九月，浩亮带艺术团先后访问拉美三国和朝鲜。他受江青委托送给特里尼达—一多巴哥总理威廉斯的女儿一套江青服，作为生日的礼品。在国外与有关人员谈话中，当对方赞扬我国文艺上的成就时，浩亮借机吹捧江青说：“节目是江青同志亲自搞出来的”，“表现历史长河是江青同志提出来的”，并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我国才在文艺上创出了新路子”。(见附件175—186)
(2)支持炮制一系列文章，进行反革命舆论宣传。
于会泳按照“四人帮”的授意，组织专业写作班子，自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以“初澜”、“江天”等笔名，撰写二百六十七篇文章(发表一百七十三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论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应当重视这场讨论》(批“无标题音乐”)《京剧革命十年》、《评晋剧〈三上姚峰〉》、《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评〈春苗〉》、《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毒素极大的反动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在全国地方报纸上转载，成为镇压文艺界的信号。迫使各地根据这些文章的论点，相继发表了大量类似文章，如批判《三上桃峰》的有三百多篇，批判《园丁之歌》的将近一百篇，批判《无标题音乐》的有一百多篇，流毒全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规模制造舆论。其中有些重点文章，浩亮曾参与过审定。(见附件187—192)
(1)一九七六年二月份，江青把于会泳、刘庆棠和浩亮找到钓鱼台十七楼，对他们说：“……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这怎么行？！……你们赶快布置给四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决裂》、《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这个事，我和春桥已经商量过了。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在江青主持下决定由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团、山东京剧团分担改编任务其间，浩亮曾同于会泳一起去山东检查。浩亮还指示中国京剧团《战船台》创作组“从马不停蹄的‘走资派’的角度来写”，“根据今天的现实来写”，要向上面“找风源”，并且一再催促：“今年‘十一’拿出来”，强调“这时期是非常时期”，“要打破常规，”“要有通宵精神”等等。(见附件193—201)
(2)为在整个文艺界迅速贯彻落实江青、张春桥的指示，原文化部核心组召开了文化部司局长会议、六省市和两校作者创作座谈会、评论座谈会、电影厂负责人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艺术局系统的会上，浩亮号召写“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走资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六日召开的六省市和两校重点作者创作会议，是于会泳决定召开，由浩亮和张伯凡具体领导。会前向张春桥写的请示报告和会后向张所做创作规划的报告，都是由浩亮审定、署名或亲笔修改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在于会泳、浩亮的煽动和胁迫下，制定出了由文化部直接抓的二十部“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创作规划，其中写到中央部一级或省一级“走资派”的作品有八部，并计划在当年完成十七部。(见附件202—213)
(3)浩亮根据江青指示组织中国京剧团，将小说集《序曲》中的《警钟长鸣》，改编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京剧《金钟长鸣》。(见附件214—226)
(4)浩亮在他主管的文艺调演工作中，也大力贯彻张春桥、江青“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的意图，在“农业学大寨”调演中，也要硬塞进“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当张伯凡向浩亮反映：不少代表提出这样和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有矛盾时，浩说：“这是文艺创作嘛，不是指搞运动。”据一九七六年六月各代表团上报的节目统计，这类题材已分别达到“学大寨”调演节目的百分之三十至七十。同时，于、刘、浩、张还派出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到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去调查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中有什么“阻力”。昆明市文化局副局长曲贵年(浩亮妻之堂弟)来京时曾向浩亮反映：创作“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有“阻力”时，浩说：“那不怕，省里不支持，文化部支持，还可以上告嘛”。(见附件227—235)
(5)浩亮在他主管的美术工作中，大搞“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浩亮签发了全国美展办公室的《补充通知》，要求各地特别要抓好“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通知下达后，仅五个月时间，全国各地就出现了二百一十七幅“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这年九月，浩亮两次去审查全国美展，当他看到《针锋相对》的板画时说：“这张画意思说清楚了”。当即由他决定该画正式参加展出。(见附件236一242)
各种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文艺作品，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极大混乱，直接配合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
(1)恶毒诽谤诬陷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一直视周总理为他们篡党篡国的主要障碍，必欲除之。早在一九六九年夏，江青就在游十三陵水库时向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三人交底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总理。有些事情都是总理主张的，一批就批到总理头上了，但不批又不能肃清流毒。”一九七四年，江青又在天津、小靳庄对他们说：“儒法斗争现在也是有的，党内就有大儒。”一九七六年夏，江青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攻击说：“总理才是个大两面派”。(见附件243一256)
一九七六年三月，浩亮曾将艺术局美术处写的《关于工艺美术品出口情况的报告》转给了于会泳。于便派人去广交会秘密调查，回来写报告说：“一些人把‘只要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周总理曾有过此种指示。一九七五年二月李先念副总理又重申过)作为唯一标准，……因此造成‘四旧’又有回潮。”此后这一报告曾刊入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文化动态》(增刊)，上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见附件257—261)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后，浩亮曾参与于、刘、张等猖狂压制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强迫演员照常排练，剧场照常演出。有的单位向浩亮(浩当时分工管艺术局)反映外宾退票，演员抵制演出，愤怒的群众要求停演，否则准备冲剧场时，浩亮不仅下令照常演出，还指令把这些情况告诉公安部门。浩亮还于二月九日在中国京剧团的党委会上对周总理进行极为恶毒的攻击，他说：“在大《参考》的报道中，不论是好人，或是和我们不友好的坏人，在总理去世以后都说总理好话，都拥护总理，这一点都是统一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对待这个问题上我就用不上了。”会后，他还散布说：“现在有群众给主席写信，要求保留遗体，要求延长瞻仰遗容时间，这是用死人压活人。”(见附件262一269)
(2)诬蔑诽谤叶剑英副主席。一九七四年底江青曾问浩亮：“艺术团有人到哪位首长那去‘唱堂会’去了！？”浩亮便派人到艺术团调查，得知闵惠芬、朱蓬博到过叶帅家后，浩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这年八九月，浩把新影乐团某个人写的针对叶帅的材料报给江青。江看后说“很有价值”，要写个更详细的材料。次年三月，那人再次被迫写了指名道姓攻击叶帅的材料，由浩交给了江青。一九七六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浩在中国京剧团创作人员会议上攻击说：“你们听说过哪有因病让别人代替工作的惯例，……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这些老民主派们，革命革到他们头上来啦！”(见附件270—276)
(1)周总理病重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四人帮”就在攻击周总理的同时，开始着重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八月，江青把于会泳、刘庆棠找去，攻击邓小平同志是“邓记谣言公司总经理”，并险恶地说：“先叫他们放，将来再说。”九月，王洪文在上海向刘庆棠作了反革命部署，要刘带话给于会泳和浩亮：“我看有些老的还能活多久，斗争是长期的。”“要吃得饱，睡得好，身体好才能斗争。”“要注意清华、北大的动向，那里有大事。”刘庆棠回京后，即密邀于、浩于十一月二日在北海公园传达王洪文的黑话，一起议论了斗争形势。不久，于、刘、浩、张按江青指示，到清华看大字报，并与迟群接头，之后，迟群给他们寄来《大字报选编》。(见附件277—284)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旬召开的部核心小组会议上，决定翻印于会泳从上海搞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发给他们“信得过”的人，号召他们“揭发批判”，从而使文化部成为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急先锋。浩亮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部核心组召集的各司局和四个样板团学习中央23、24号文件汇报会上，除表示同意刘庆棠不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的发言外，也做了大段发言。他说，右倾翻案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执行这条路线的有“一帮子人”，其中有“相当地位的人”；又说：“全是纲，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这条纲就没有了”。明目张胆地攻击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经浩亮修改定稿的中国京剧团党委的学习汇报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言论，浩还把结尾的一句“仅这些就足以看出做为中央领导人几次讲这些话绝不是一时的疏忽”改为“仅就这些就足以看出这场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背景”，并批示。“建议以后在一些观点上，要不点名的进行批判。”(见附件285—291)于、刘、浩还选择部分所谓“揭发材料”，写成《党内有人散布一些攻击文艺革命的言论》汇报给王洪文。一九七六年二、三月，江青向于、刘、浩当面布置：“把邓小平在外事方面的问题搞个材料”。经于、刘、浩三人商定，由起草人炮制，浩亮审看后，报给了江青。在这份《揭发材料之二》中，公然诬陷“邓小平为他在社会上刮起的否定文艺革命的右倾翻案风火上加油”，“企图搞垮文化部，分裂党中央”。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浩在干部会上，还攻击邓小平同志是“洋奴哲学”，叫嚣“要剥下他的画皮”。(见附件292—299)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江青秘密布置浩亮和刘庆棠找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谈话，告诉他江青手里有他的材料，要他主动揭发国务院政研室(实际矛头指向邓副主席)。浩、刘两次找该同志，传达江青的话，向他施加压力。逼他写出“揭发”材料，并经浩、刘看过之后，报给了江青。此外，浩亮等人还通过追查著名歌剧演员王昆与胡耀邦、熊复等同志的关系，企图从中捞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见附件300—306)
(2)参与搞情报活动，为“四人帮”诬陷迫害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提供材料。于会泳多次强调“首长那(指‘四人帮’)催着要材料，要赶快送。我们的机器不灵。”成立调研组后，于指示“要注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动向，多到社会上跑一跑，了解社会各部门运动的动态。”“道听途说的消息也可以参考。”同时，于、刘、浩、张利用文化部每年举办调演或派专人去各地调查文化工作情况等机会，大抓情报。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在调演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上，浩亮布置收集各地动态，说“调演不能只抓节目，”“要进行调查研究，抓意识形态的倾向问题，看一看全国动态。”这年六月八日调办内部总结工作时，浩又强调：“调演是一个很重要的调查研究的机会，要调查出问题来。”“社会上的动向都要反映。”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浩亮在一份调查组写的汇报材料上批示：“……内容要丰富……反映集中的要害问题。”还在一九七六年六月，浩亮就曾指令中国京剧团《金钟长鸣》创作组搜集了兰州铁路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情况。从一九七五年起，于、刘、浩、张等人，用《文化动态》增刊及手抄本《动态》等，向“四人帮”密报材料；此外，还用《情况反映》、《来信摘要》以及专信等方式，将各处搜集来的情报，向“四人帮”报了大批诬陷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的黑材料。(见附件307—322、 231)
(1)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派于、刘、浩等人到山东长山要塞去“休假”。三人不仅骄横跋扈、铺张浪费，而且非要看重要军事设施不可，被总参制止。张春桥借此在两个月中压总参三次检讨，一直搞了两年。(见附件323—331)
(2)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张春桥、江青召开反军乱军的黑会。会上，江青煽动在部队“放火烧荒”。攻击李德生同志是“大军阀”，并唆使陈亚丁(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当时靠边)去夺部队的文艺领导权。浩亮和于会泳、王曼恬、刘庆棠、陈亚丁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陈亚丁开始了夺权活动。不久，中央发觉了这次乱军阴谋，于三月二十一日召开会议进行调查。张春桥在会上撒谎说没有听见江青讲“放火烧荒”那些话。这时于会泳、王曼恬、刘庆棠、浩亮等人也都紧跟着做伪证说“没听说。”五月十八日，江青把于会泳、王曼恬、刘庆棠、浩亮叫到钓鱼台布置，要他们去陈其通处，让陈其通告知陈亚丁，要他在传达江青讲话的原范围内召集一次会议，公开声明传达讲话中的某些话江青没有讲过，是陈亚丁自己加上去的；还要陈亚丁写了书面检查，由于、浩等转给了“四人帮”。(见附件332—337)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十月八日下午，于会泳约刘庆棠、浩亮等一起密商。他们坐卧不安，一面做了被捕的准备，一面同“四人帮”及其余党频繁联系。与上海互通消息。他们攻击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右派翻天”，说王、张、江、姚“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是有功的。”当天晚上，浩亮对其妻曲素英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抓起来了，又听说迟群、谢静宜、毛远新、刘湘屏也抓起来了，这些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的，是毛主席身边的人，真是抓起来，不是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吗？这不是右派翻天了！”十日，他又对曲素英说：“右派政变如成功的话。……左派就会组织人民把他们打倒。”九日晚上，浩亮听到刘庆棠告诉他马天水见到“四人帮”的假情报后，对中国京剧团党委副书记李纪岚和浩的秘书王毅说：“可以说是一场未遂的反革命政变，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斗争还未结束，要提高警惕。”“我们几位议论了，还是枪杆子出政权，如果发生政变，我们已做好了准备，我们手无寸铁只好束手就擒，要有枪就能和他们干……”(见附件338—343)当粉碎“四人帮”消息证实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刘庆棠利用传阅中央十六号文件的机会和通过电话，主动与于会泳和浩亮联系。就反对周总理的问题订立了攻守同盟，相约对江青的两次恶毒攻击周总理和反革命交底都“记不得了，”“谁也不说！”。从十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浩亮和他妻子在家里先后销毁了浩亮和江青在大寨的合影、记有“四人帮”黑指示的笔记本和材料以及信件等重要罪证。(见附件338—348)
浩亮专案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日
根据文化部文件原件翻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