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12-0 作者：中共广西农学院委员会
中共广西农学院委员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广西全区直到我院也深受其害，而且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院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虽也做了一些工作，同全区一样，因为受“广西存在一条正确路线”的影响，使这一工作做得很不彻底，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从1983年4月起，我区开始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以下简称“处遗”），直到1986年才算基本结束了这一工作。由于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从而使人们明确：广西根本不存在一条正确路线，两派造反组织都是错误的，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及打砸抢武斗等等，也都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给一些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一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作了处理，现在“处遗”已经基本结束。根据党中央和区党委的要求，为了防止这场悲剧重演，特编写《广西农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永远存档，以教育子孙后代。
《大事记》的编写，是以《决议》为指导思想，以中央和广西“处遗”的有关指导文件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加以叙述，力求做到详实可靠。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根据院革委会、院党委的核心小组、院临时党委的会议记录以及院治保小组（即“专案”组）大事记。职工部门治保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记录，还有黄仕彰（原广西联指常委）、徐达才原农学院“三七”总部常委（联指派）的笔记本，另外，则根据调查了解所得情况。在编写过程中，还参阅了《广西农学院院史》（讨论稿）和在“文革”中形成的有关文件，诸如所谓我院两条路线斗争史，等等。对未弄清的问题，则本着知多少，写多少，实事求是精神进行编写。如原财务科干部颜剑义之死，凶手至今未查出，只好写事情经过，究系谁人指示，何人所杀？则暂缺，不妄加推测。总之，必须客观可靠。
1966年5月29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6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该大字报，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消息传到我院之后，各系即召开大会表示声援。6月3日畜牧兽医系学生黄仕彰、磨考诗贴出《院党委干的是什么反革命勾当？》一文，一时大字报贴满了校园，学校秩序混乱，被迫停课。这是我院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6月上旬，区党委宣传部指派院党委书记刘群、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吴玉兴、院人事处副处长陈祥光为我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以刘群为组长。在人民日报陆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等社论后，把批判的目标首先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影响下，副院长梁唐晋首先受到冲击，随后“揭发”、“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几乎波及到每个人，讲师以上的教师、中层以上的干部受到冲击更甚。冒兴汉教授就是受大字报的冲击后，于6月18日自杀身亡的。
1966年6月29日，区党委派来“文化大革命工作队”，以钟仑为队长，余达佳、王传舜为副队长。他们来院后，即令院党委成员及各系支部书记靠边站。从此，院党委陷于瘫痪。此后，在工作队的组织下，大字报集中“揭”院系党政领导，说这些人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批”的大字报贴满了办公楼、阅览室、学生饭厅和教工饭堂等处。说院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谢明陶会计就是受到大字报的冲击后，于8月5日早晨自杀身亡的。
1966年7月4日，工作队主持召开全院师生员工誓师大会，宣布刘群停职反省。在他们的策划下，组成我院“文化大革命筹委会”。以畜牧兽医系学生钟会通为主任，林学系学生莫范（原名莫美弟）、农学系学生谭达任为副主任。林学系学生欧琼、农学系学生李殷发、李秀兰、职工部门保卫干部陆茂天（后改名陆强）为成员。
1966年8月5日工作队撤离学校。畜牧兽医系66届学生贴出“一切权力归革筹”的大标语后，学校各级领导机构完全瘫痪。学校的大小事情都经革筹主任钟会通批准办理。工作队撤离学校的当天晚上，钟会通组织召开批斗刘群的大会。当晚革筹副主任谭达任和保卫干部陆茂天（革筹成员）将30多名所谓“牛鬼蛇神”的教授、讲师、干部先集中在新教室戴上各种各样的高帽摆展览，待批斗大会快结束时，即拉他们上台亮相，进行丑化。
1966年8月6日上午，革筹主任钟会通在新教室召开筹委会成员和各班级负责人的会议。下午组织700多人的庞大队伍，由筹委会副主任莫范为总带队，押院党委书记刘群戴上高帽，身背皮鞋，赤脚步行到南宁市进行3个多小时的游斗，开创了南宁市游斗的恶劣先例。随着，即将干部、教师数十人都戴上高帽在院内示众，进行人身侮辱。园艺系支部书记李雨琳每天中午被从劳动场地拉去，戴上高帽，挂上黑牌光着脚在烈日下站在晒烫了的饭桌上暴晒，被折磨得神智不清。在新教室摆活人展览，其中有万福林（牧医系党支书），叶镇邦（副教授）等等。他们还把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属在院内游斗，说他们是地、富分子，同年8月份以后先后由各系的红卫兵押送回当地大队进行管制共有17人。
1966年9月，发生了抄家事件，被抄家者有百余家。除院系领导、专家、教授等在所难免外，一般干部及个别工人、学生，也都在劫难逃，抄去的东西很多，诸如金银首饰、书画、书籍、笔记本等。多数东西不知去向。孙仲逸院长的国务院委任状以及名人字画都被抄走。基础课部老师黄绍高、陈金榜在抄梁超副教授的家以后，竟专程去梁的老家掘挖其祖坟的石碑，从桂林搬来学校展览。
1967年1月，从上海掀起的所谓“一月风暴”是一出反革命的夺权事件。消息传来我院后，农学系学生潘广华，以广西区夺权行动委员会成员身份回校召集会议，把农学院“八·三一”、“工人造反队”、“红旗”等8个战斗队联合组成“反到底兵团”，并以该团头目为核心组织夺权行动委员会。以牧医系学生黄勇（黄德芳）为主任，农学系学生谭达任为副主任。2月初黄勇、周小安、谭达任、肖畴阡、李承林、陈尔知、谭嘉传、李光华（工人）、韦世梅（工人）、吕仁才（工人）、古志红（工人）等人，夺了院党委、院行政各部处的领导权。他们继承了“筹委会”的一套做法，管制院系一些党政领导和老师等数十人要他们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并称为“牛鬼蛇神”，还规定他们用黑皮本写日记，定期上交给李光华评阅。还迫使他们扫厕所，扫马路，“勒令”随叫随到。有的干部一天被“勒令”十多次。这些坏事，为后来的打、砸、抢、抄、抓、杀等不法行为，做出了可恶的样板。1967年2月初支左解放军进驻“广西农学院”。1967年3月18日，“文革筹委会”宣布解散，领导“文革”大权，统归夺权者掌握。不久，由于群众意见各异，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战斗队”、“兵团”等等名号的群众组织。在所谓“二·一九”和“四·一九”声明后，区内各种群众组织重新组合，形成支韦（国清）打伍（晋南）和支伍（晋南）打韦（国清）的“联指”与“四·二二”对立两派。我院也分成对立的“三·七”（属于“联指”派）与“革联”（属于“四·二二”派）两派。“三·七”总部总指挥为畜牧兽医系学生李丕愈、副总指挥为畜牧兽医系学生黄仕彰、园艺系学生梁敬秋；“革联”总指挥为梁栋芳（农学系学生），副总指挥是（农学系学生）周小安和潘广华。1967年10月钟会通（牧医系）为总指挥。他们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纷纷杀向社会，到处串连、制造事端，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1967年4月21日周小安、潘广华参加李朝杰在朝阳3号楼主持召开的到广西日报静坐的会议，4月22日上午潘广华、梁栋芳、王有瑜（农学系）带领农学院同观点的学生200多人到广西日报社静坐至4月30日才回校，1967年5月下旬周小安、梁栋芳、黄洲（植保系）、陈远常（农学系学生）等人带领农学院学生200多人与西大革联冲进民印厂，企图进驻民印厂，逼使该厂另出版一份广西日报，1967年5月，梁栋芳带领农学院几百名学生和工人冲击广西军区。1967年12月26日钟会通带领农学院学生和工人200多人冲击广西军区大院。
1967年8月16日上午，在西大图书馆二楼，由谢家棣（牧医系学生）主持，研究抢农学院农场耕牛问题，参加会的有谢家棣、梁栋芳、陈长孙（农场工人）、陈远常（学生）、韦顶高（学生）、宋启全（农场工人）等人。以农场工人宋启全、张朝元（农场工人）、黄恩之（农场工人）和4个学生组成一个小分队，宋启全和姓莫的学生为负责人。于16日晚下半夜3点钟，以小分队行动，几个学生负责守住周恒东家（住西门口，负责看守大门工作的工人），不给他去报告；张朝元、黄恩之撬开牛栏的铁门赶牛，宋启全负责联络接应大队伍，这样农场40头耕牛，全部被抢去西大。
1967年8月17日，我院两派之间发生了武斗。事情的起因是由于“革联”将耕牛赶往西大而引起，8月17日上午，“三·七”总部一些人抓了看牛的工人符其参（“422”派），行经“革联”在汽车房的集合点时被拦，将符救入汽车房。“三·七”总部黄仕彰、梁敬秋、邓国明（农学系学生）、“三·七”总部作战部长、常委徐达才（工人）经过策划，决定兵分三路攻打汽车房。他们一方面通过广播调集人马组织攻打，还布置农机“三·七”固守教学大楼，以防西大“革联”来支援。开始是打石头仗，接着动用长矛、木棍等物。工人宿舍最后一排房，后窗多被打坏，退休老工人李斌（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家尤甚，屋顶也被打破。李将其爱人锁在厨房内，即带鱼叉逃出，路过工人宿舍区的冲凉房附近，被徐达才、潘必寿（工人）、覃桂长（工人）等3人用长矛刺死。当“三·七”攻下汽车房后，“三·七”总部的一些人又用刀捅伤了郑奇光（汽车司机）、李土赐（工人）、韦世梅（工人），还打伤了干部倪有发（技术员）、龙家荫（打字员）等人，接着又把留在汽车房里的20余人押往体育馆看管。“革联”的最后一个据点，就这样被“三·七”拔掉了。由于派性障目，同志成仇，以致酿成一死数伤的惨剧。
1967年12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谈了有关大联合的问题。农学院军宣队崔××举办了全院两派头头的学习班，以促进大联合。学习班结束之后，也曾组织两派群众列队高举校旗上街游行，宣传“大联合”，这是南宁市第一次大联合的游行，可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派性作怪，第一次大联合没有成功。1968年3月又举办第二次学习班拟促进第二次大联合，但由于两派谈判小组互不相让，互揭短处，互相扯皮，生怕被对方吃掉，从而加深了矛盾。因此，第二次大联合也被吹掉了。
由于一小撮坏人的挑拨，广西两派矛盾逐步激化，武斗也逐渐升级的气氛下，1968年5月，“三·七”总部副总指挥黄仕彰同意开两部汽车由徐达才（农机厂工人，三·七总部常委）带队到长岗岭军用仓库抢枪，抢回的枪支由徐达才组织农机厂工人修配零件，以后武斗就使用了。
1968年6月，农院“三·七”总部总指挥部李丕愈去教育学院借回120迫击炮1门，将炮架在化学楼门前的路上对准广西大学，由牧医系69级学生转业军人刘建清向广西大学开了3炮，李丕愈在教学大楼楼顶指挥，有一炮落在教学大楼前面的果园里，有两发炮弹落在西大校园内的空地上，好在没有炸伤和炸死人。
1968年7月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1968年8月上旬区革筹动用了军队，民兵以及联指群众组织，对422派实行围攻。7月底，农院“三·七”总部组织武装排驻守牧场，以防住在西大里的422派群众突围逃跑。在此期间，牧医系学生赵子芳（文革后改为赵武）对着从西大出来的一个人开冲锋枪扫射（83年处遗后，据西大处遗办说那人死在回校的路上）。围困西大任务结束后，农院“三·七”总部又组织了以复退军人为主体有40多人参加的武装排，于8月3日在南宁参加武斗。带队人是徐达才和屈步乐（林学系学生），各班负责人是钟祖成（原膳食科长）、葛有元（副科级干部）、刘政斌（干部）。由“三·七”总部总指挥李丕愈坐镇，常委邓国明（农学系学生）负责上下联络，原我院武装部长王存泽则被外面先后指派为指导员、团长，武装排的成员有：吴玉兴（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副处级）、李源（总务处副处长）、陈祥光（人事处副处长）、王存泽（武装部长）、钟祖成（“三·七”总部作战部成员、膳食科长）、葛有元（总务处总务科副科长）、朱崇源（“三·七”总指挥部常委、人事干部）、徐达才、刘政斌、王振邦（党委机要秘书）、陆朝业（工人）、李福祥（工人）、温元芳（工人）、兰锋（工人）、兰昌贵（工人）、兰忠民（工人）、覃乃鹏（工人）、杨仕道（工人）、潘必寿（工人）、覃桂长（工人）、黄仕彰、屈步乐、梁敬秋（学生，“三·七”总部作战部长）、李殷发（农学系学生）、杨木成（学生）等46人。行前，王存泽还发了民兵服装给他们穿。他们携带有高机、重机、轻机、冲锋枪等多种武器，在南宁王存泽、徐达才等又从军区那里领了两箱手榴弹。他们驻守百货大楼，任务是封锁大楼附近各条路口以及窗口。8月5日上午，422派群众在较长时间被围困和武装攻打生活和生命有危险的情况下，被迫从解放路出来，我院干部颜剑义（农院革联常委，422派）、工人陈华（汽车司机，422派）也随着人群被押送出来，陆朝业、李福祥、温元芳、覃桂长等人将颜、陈二人从队伍中拉出来捆绑。王振邦用铁铲铲伤颜的头部，温元芳用刺刀刺伤陈华的面部，李福祥用方木棍打伤陈华的脚。队伍行到广州照相馆附近，有26人遭到无辜枪杀。我院颜剑义也在其中。陈华当时也很危险，由于一解放军战士制止，得以活命。
1968年8月12日，经区革委会批准，我院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暂缺，由军宣队毛亚东任第一副主任，李源（原名李贵华，总务处副处长）、吴玉兴（农学系党总支书记）任副主任。委员计17人，其中设常委6人，即毛亚东、李源、吴玉兴、胡天禹（监委正科级干部）、徐达才（农机厂工人，“三·七”总部常委兼作战部副部长）、黄仕彰（“三·七”总部副总指挥，牧医系学生）。革委会是按军、干、群三结合组成的，其中“群”包括两派群众组织“三·七”总部和“革联”的头面人物。革委会成立后，大抓“阶级斗争”，整个学校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1968年9月3日，吴玉兴在院革委会扩大会上指出，“近来我院挂牌游斗现象较多，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地步。现在抓一些小爬虫、两面派是可以的，但最主要的还是抓大头，要转到刘群（党委书记）、陈清源（地委副书记、副院长）上去，否则你在下面打了这些小爬虫，就会漏掉大家伙。”此后，就在他们策划下，大肆对老干部、老教授以及其他人员进行批斗和折磨，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1968年9月5日，院革委会常委决定，准备将翁德齐（教授）、周百嘉（教授）、王丕建（教授）、蔡灿星（教授）等30人送到学院农场“劳动”。9月9日，在全体革委会成员会上，又决定增加唐复中（讲师）、金孟肖（教授）2人，计32人。
1968年9月13日上午，全院批斗刘群，地点在学生膳厅，被拉上台陪斗的有陈清源、黄丽青（陈清源的爱人、植保系党支部书记）、林方（刘群的爱人、农机系党总支书记）、于文煊（教务处副处长）等4人。从刘群起，计42人，全被五花大绑，并各挂黑牌，而刘群则被挂上几十斤重的机枪挡板，受苦尤重。会前，一个个都跪在厅外煤渣地上，其中遭受拳打脚踢的有于文煊、王丕建、莫宝坚（教授）、田原（女助教）等人。会上，还分别揪着头发，仰着脸给刘群夫妇、陈清源夫妇以及于文煊等人照丑化相。会后，又将刘群夫妇、陈清源夫妇分别一个个地监禁起来。于文煊则早于9月3日即被关了。批斗大会由院斗批改组组长李继珠（助教，院革委委员）主持，吴玉兴、胡天禹、黄仕彰等坐在台上。批斗大会结束前，由胡天禹宣布，经吴玉兴签发同意的32名“劳教对象”，被送往学校农场集中“管教”，“管教”组长是迟占山（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这里是“牛棚”，除上述翁德齐等32人外，以后陆续又将刘群、陈清源、梁唐晋（副院长）、于文煊等人关进“牛棚”，合计40多人，他们集中吃住，从事重体力劳动，不准与外面的人联系，要自己到教工食堂拉饭；还经常遭受残酷批斗和打骂。从1968年10月份起，扣发了刘群，陈清源、梁唐晋、周百嘉、翁德齐、金孟肖、于文煊等29人的工资，每人每月只发13元生活费，另有27人，也或多或少地被扣了部分工资。从革委会成立，至同年9月13日止，先后被迫害致死者有钟滚泉（农学系助教。68年9月2日被打伤致死。凶手是市十三中学生，处遗中作处理）、秦真荣（事务科副科长，68年9月13日受多次批斗后上吊身亡，迫害人在处遗中已作处理）等2人，还有一个农学系学生李兆京，被游斗后至今下落不明。已作死亡处理。从8月29日起，至9月7日止，就有28人被游斗，其中有周百嘉、翁德齐等教授。在9月份，遭受批斗的计有：连云鹏（助教）、覃济泽（讲师）、田原、秦真荣、马继汇（助教）、莫家让（讲师）、潘广华、梁栋芳、容启全、钟会通、刘梧（林学系总支副书记）、金辉（学生，以上均为“革联”成员）。从9月12日起，开始斗中层干部和院领导，刘群、陈清源系全院性批斗，后还轮流拉到各系各部门批斗，于文煊、林方、黄丽青、陈铭玉（科研部副主任）则属部门批斗。（32人名单，见附件（2））。
1968年9月22日，工宣队进驻学校，由南宁化工厂派出，队长为金阿早，系该厂一个车间的党支书，顾问为范乐有，系该厂原厂长。9月23日晚，院举行欢迎工宣队进驻电影晚会。工宣队来院后，即与军宣队、革委会组成核心小组。成员有毛亚东、金阿早、吴玉兴，毛亚东为组长。抓全院的“斗、批、改”。由于毛亚东去北京学习，大权落在吴玉兴手上，他与工宣队范乐有一起，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老干部、老教师以及其他人员受到不应有的残酷迫害。
1968年11月中旬，我院开始追查“反共救国团”。11月8日，全院批斗农学系学生甘香言，诬称他是“反共救国团”骨干。在工宣队范乐有和吴玉兴的策划下，工宣队和院斗批改组采取逼供、诱供的办法，从园艺系学生陈红兵（原名陈华丽）身上“突破”，又迫使蔡泽霖（助教）“供”出一批，因而株连越来越多，化学馆关了一批，各单位也关了一些人。1968年12月23日院革委记录在案的，计有陈红兵、蔡泽霖、连云鹏、江涌波（助教）、田原、骆洪俊（助教）、罗惠华（助教）、谢树全（干部）、刘梧、谢正奎（工人）、陆明延、潘广华、陈景元（以上均为学生）等57人，其中职工、教师共30人，还有学生27人。已被迫害致死的秦真荣、钟滚泉，被杀害的颜剑义（干部），仍被列入57名“反共救国团”之列，连死人也不放过。此案动用刑具手铐、脚镣，骆洪俊、连云鹏、柳明阳（助教）、陈华、江涌波、罗惠华等人，都被戴了刑具，从而造成陈华跳楼、罗惠华跳塘后造成神经错乱，直至现在若受到刺激或工作累了仍会复发的严重后果。
1968年12月9日至1969年1月9日，范乐有和吴玉兴等人在“捅马蜂窝”（指已参加革委及其附属机构的原党委及人保部门干部）未得结果的情况下，就又制造了“三家村”冤案。诬称陈清源是保护伞，黄乃春（人事科长）是秉承陈的旨意重用坏人，而唐毓球（保卫科长）则是保护坏人，说他们是农学院的“三家村”，以致他们多次遭受批斗与折磨。
据革委会治保组大事记载“从1968年11月4日至1969年2月27日这段时间里，除刘群、陈清源、于文煊、林方、陈铭玉、黄丽青、田原、连云鹏、宋启全等人继续遭受批斗外，还批斗了梁唐晋、娄玉春（财务科副科长）、万福林（牧医系党支书）、罗迪光（农学系副主任）、唐毓球（保卫科长）、黄乃春（人事科长）、李治基（林学系讲师）、周百嘉（原农学系系主任）、叶镇邦（副教授，牧医系副主任）、郭思愚（讲师）、郭可展（函授部主任）、陈琼珍（讲师）、左国金（副教授，农机系主任）、满世瑞（副教授）、金孟肖（教授、植保系副主任）、王丕建（教授，牧医系原主任）、蔡灿星（教授、林学系主任）、吴如岐（教授、农学系副主任）、黄作杰（副教授）、翁德齐、徐保华（讲师）、王卓仁（讲师）、潘毓年（干部）、林道中（干部）、王为殿（图书馆主任）、陈中珠（干部）、鲁纯（干部）、鲁英荣（干部）、江涌波（助教）、陈长孙（工人）、甘香言（学生）、张先程（农场副场长）、孙仲逸（原院长）等人。从上述名单看，院领导4人全部被斗；系主任4人，占系主任总数的66％；处级干部3人，占37％；教授7人，占63％；副教授5人，占83％。又据院革委会记录，1968年12月14日的统计，全院遭批斗者有101人，被批斗次数达229次。据了解，当时被立案审查的有106人，另外，未立案而被审查的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都是由吴玉兴、范乐有（驻院工宣队顾问，南宁化工厂厂长）所策划，而胡天禹等则是助纣为虐者。因而，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
1969年3月，刘群被解脱，10月任革委会副主任。同年4月，有540名师生下放到宾阳甘棠公社分散住在群众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是下放劳动，与此同时区直教育战线将南宁地区25所大专院校被审查对象集中在广西大学和广西农学院开办“区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继续进行“清队”工作。我院有109人参加，被编为14大队第三连，连长是李源，后为徐达才；副连长是赵芳良、谢任强（均为工宣队），后增林方；指导员为刘景才（工宣队），副指导员为刘天禹。第三连109人共分3个排7个班，班、排长及“积极分子”40多人，被审查60多人，合计109人（以后人员有变动，如一排排长后换为钟祖成，一班成员又增黄乃春（审查对象）、杨萍英（骨干）等人。另外，又专门配备有工人人员23人，他们实乃专案组成员。这样，就形成1:1的局面，一方是“积极分子”，一方是审查对象。在这批被审查的人中，列为批斗对象为孙仲逸、梁唐晋、陈清源、于文煊、张先程等35人。“学习班”办至12月底，孙仲逸、梁唐晋、陈传铭、于文煊、李政祥等20多人被赶到牧场吃住劳动。
1970年2月，院革委会以深入进行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吐故纳新）名义，组建了石龙教育革命大队，院革委负责人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声称“要红旗举得最高最高的才能参加”，实际是由各单位列出的所谓有各种问题而等待处理的教师50余人和部分干部及工人共80余人组成，教师中有农学、植保、牧医、农机、林学和园艺等6个系的主任和部份副主任，计教授4人，副教授4人，讲师7人，大队成立领导小组，由院革委副主任李源兼任组长（未随队下去）、陈清源任副组长；并有工宣队参加，并带有部份农机具和20多头耕牛下到象州县石龙公社，在石龙经常是早出晚归，步行十余华里去开荒造田造地，过着强制性劳动改造的生活，历时一年余。
70年10月至1971年1月组织189名教师、干部分成十个教育革命大队和小分队到农村、场、站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以全面否定原有教材。为文化大革命后招生上课做准备。
70年11月，区革委会决定广西劳动大学与广西农学院合并，原“劳大”校址为广西农学院的一个教学基地。合并后，成立广西农学院临时领导小组，由修长生（军代表）任组长，白金友（原劳大革委会主任，因“文革”问题，现被判刑劳教中）、刘群任副组长。
1971年春，我院招收首届工农兵学员，计400名，于2月21日参加南宁市5所高校开学典礼。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会上，红代会代表号召“发扬红卫兵‘五敢’精神”；工农兵学员代表表示，要“锄头挖掉封、资、修的毒根，用扁担挑起教育革命的重担。”我院工农兵学员，也以“上、管、改”为名，无理要求看教师档案。这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水平居多，甚至还有初小文化的。他们要求教学内容能做到“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因此教师难教，学员难学。因为，学制短，课程合并、压缩，因而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1971年4月，米德明（军宣队，河池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来院任革委会副主任。3月16日区党委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从5月起，我院开始清查所谓“5·16”分子。当时，成立一个清查“5·16”领导小组，组长是米德明，副组长是修长生（军宣队原西林县武装部长），黎志华（工宣队队长），组内成员有白金有（院革委会副主任）李源、吴玉兴、蔡振清（院革委常委，劳大来的）、李秀文、尹文（均同上）、梁德耀（工宣队指导员）。还专门成立“清查”办公室，主任是胡天禹，副主任为迟占山。清查“5·16”虽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在广西则仍是一派整另一派群众的错误活动。被列案审查的计有：连云鹏、骆洪俊、刘梧、潘广华、陈景元、毛德志（助教）、周小安（学生）等6人。被审查的还有刘群（革委副主任）、陈清源和陈辙等同志。胡天禹等人曾搞车轮战术逼供，致使周小安几乎自杀。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四人帮”把持下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我院派刘群、李继珠（由斗批改组长转为教革组组长）参加。会议中，“四人帮”炮制了“两个估计”，诬蔑“文革”前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诬蔑广大教师和学校培养的学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由于刘群被免职（6月28日桂革干〔71〕058号宣布），8月24日由李继珠向全院师生员工传达会议“精神”，并于同年10月5日炮制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广西农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情况》一文（由黄仁谷、黄瑾卿、甘绳武执笔），实为“两个估计”在我院的具体化，除印发全院外，还被列为新生入学教育的必修课，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为止。该文首先由吴玉兴宣讲，以后历年都由院领导宣讲。该文诬称原党委“把无产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农学院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这样颠倒黑白，使广大知识分子心头笼罩着阴云，因而人心思离，产生了“斗、批、走”的思想，认为“读书无用”，甚至把书当成废纸卖掉。
1971年6月，邓济（西大副校长）来院任院革委会副主任，同年12月李云亭（桂林地委副书记）来院任院革委副主任。
1972年8月，区党委任命陈任生、张今雄（同年12月调去区体委工作）为院革委会副主任，同年10月又任命原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陈清源为院革委会副主任。
1973年9月开始，我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随着清华掀起的“反右倾复辟回潮”运动，我院也开展了“反回潮”的所谓斗争。当时，工农兵学员贴出大字报，要破“三中心”，火烧“三层楼”（指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甚至有提“砸烂基础部”的，要求实行开门办学。同年12月，首先由农学系72级工农兵学员在部分老师、干部带领下，到武鸣双桥平稳大队进行开门办学。当时提出“发挥贫下中农教师的作用”。实行“开门考试”，采取教师、贫下中农、学员三结合出题的办法，“以农村广阔天地为试卷”，以写调查报告的形式进行考试。
1974年2月12日，南宁机械厂党委书记黄世钦向高校干部、老师忆苦批林报告，区教育局余明炎指出：“忆比方法很好”，“希望各院校对照一下，发动群众进一步搞好。”同年4月，我院举行全院忆、比、查大会，由院领导带头，陈清源在会上作了“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坚持教育革命”的发言，他根据我院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基调，违心地批判自己与“文革”前17年。他说：“在学校领导权的根本问题上仍是‘教授’治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在办学方向和道路上，文化革命前17年，我院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在当时形势下，他只能重复“两个估计”的语言。
1974年3月2日上午，区教育局召开紧急会议，我院邓济前往参加，11点回校，立即向部门负责人传达，说该日下午两点半，要考教授。邓说：“主席说，你们广西也可以考一下。经区党委研究，统一考。”“方法是突然袭击，闭卷考试，初中二年级题目；”“两个钟头，4条政治常识，6条数理化，当场发卷”。地点在我院124教室，要求南宁市各高等院校的讲师以上的教师参加，每人必须带钢笔和笔记本；并要求参加考试的教师，第二天上午进行座谈。我院参加考试的，计有教授9人，副教授6人，讲师20人，共35人。3月3日上午座谈，一般都违心地说考试“必要、及时”，是“很深刻的教育”，但也反映出教师的不满，吴如岐教授说：“希望年年考一次，其他教师也应考，甚至领导干部也考一考！”又说：“昨天考不好，越想越气，高血压就来了！”周百嘉教授说：“我迟到，进去知道是考试，我不突然，是政治性考试，不觉紧张。我照样写教授。”又说：“零分没什么紧张，不处分！”之所以要考教授，是由于沈阳农学院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四人帮”的爪牙）交白卷所引起的一连串反对考试的歪风邪气。
从1975年春起，我院就开始“学朝农，迈大步”了，“要分散办学，要统统搬下去”。事情起因于1974年12月21日至28日的“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和1975年3月15日至28日的“朝农经验学习班”。现场会由邓济率领胡松林等7人参加，学习班则由李云亭率领陈铭玉（教革组组长）、郭福臣（牧医系支部书记）等3人参加。这两个会都是在“四人帮”的爪牙把持下召开的，迟群、毛远新、刘盛田（辽宁革委会副主任、辽农主任）等人鼓吹“学大寨是基础课”，“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朝农经验就是：1、搬到农村去；2、社来社去挣工分；3、分散办学”，“要把农业院校办成政治大学”，“教研组是修正主义的最后堡垒”，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接班人，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形势下，我院实行每周1、2、3的安排，即一天政治运动，两天劳动，三天上课，还实行“开门办学，回队实践”，并树立8名学员作回乡当农民的样板，从而使教学质量更为下降。
1975年10月23日，我院林学系迁往来宾维都，成立了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以韦必达（柳州地区农办主任）为分院临时党委书记，何诗雄（院教革组副组长，“文革”前为教务处师资料干部）为副书记，委员有陈彪（院办副主任）、迟占山、钟祖成（“文革”中当后勤组长，后任林学系支部书记）、罗冰清（“文革”中曾任劳大机关领导小组副组长）等人。分院与维都林场实行场校合一。林学系教职工对撤迁颇为不满，他们曾沙迁塘，回南宁，去明阳，现又再迁来宾，群众有苦难言。
1975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2月14日原区党委常委抢先“批邓”，2月17日区宣传口廖伟雄、陈瑞林等人也点名“批邓”，3月17日我院也跟着照样办理，说什么邓小平同志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廖伟雄语）。
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是首先针对教育界，朝农的“同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谬论。被吹为“新生事物”，因而广西农学院要迁出城市往农村去的问题。被区党委及区革委重视，他们不愿当“老八”，因为全国只有8所农业院校未迁了。我院在当时的形势下被迫筹备搬迁，以全州绍水广州军区五·七干校的部分房屋与土地为校址，先成立桂北分院。1976年4月，区任命陈清源副书记兼桂北分院临时党委书记，副书记为潘立英（“文革”中任农机系党总支书记）、胡天禹，委员为谢遂芳（“文革”中为牧医系党支部书记）、李继珠、朱崇源（“文革”中任“三·七”总部常委）等人。将各系籍贯属于桂北40个县的各年级学员分到桂北分院，教学设备及教职工也一分为二。
1976年5月7日前廖伟雄、陈瑞林、黄云等来校授旗，由陈清源接“广西农学院桂北分院”校旗。5月7日，分院首批400多名师生员工，离开南宁，开赴桂北。当时，由陈清源等带头，背着行李，步行前往火车站，再乘火车去全州。确定5月7日去的意思是要走五·七道路，说什么“与旧传统决裂，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当时，由于校址尚未落实，美其名曰“先上马，后备鞍”，把农学、植保、园艺、牧医、农机等5个系的师生员工，分别安排在全州县的城厢、才湾、绍水、咸水4个公社以及军区“五·七”干校农场等地进行开门办学。那时叫“以社队为学校，以农村为课堂”，确实是“学朝农，迈大步”了。但工农兵学员对此也有意见，有一位学员骨干就说：“学校搬迁校址未定，时间长，条件差，设备少，老师少，开门办学劳动时间多，理论学习少，怕拖过3年学不到东西。”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老师只是不敢讲罢了。同年7月下旬，军区“五·七”干校拨给分院200多亩水田，100多亩果园，几十亩荒地和150多头猪，在各公社的师生才收回来进行种植和饲养，师生员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在办分院及撤回过程中，确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教学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文革”给学校给个人都带来莫大的损失，仅搬迁所用车皮，来回为200个车皮，投资约几十万元，至于搬迁中公私损失尚不计在内，这种悲剧决不能再演了。
“革联”1967年4月成立以后，曾作过多次调整，最后一次是1967年10月，该时总指挥是钟会通、副总指挥是周小安、谢家棣、梁栋芳、其他成员有苏继南、陈远常、欧琼、黄洲（植保学生）、金辉（农学系学生）、颜剑义（干部）。指挥部下设有兵团。并组织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历史和派人出去调查干部情况、专案组（审干组）组长是毛德志（科研处干部），其他成员有何雅光（教师）、马继汇（教师）、谭嘉传（教师）、连云鹏（教师），学生有沈瑞芳（园艺）、马德英（植保）、李冰玲（林学）、黄坚（植保）、蒙树林（畜牧）、何锋（牧医）、周桂荣（农学）。
“三·七”总部从1967年6月成立以后到1968年2月经过4次调整（其中67年3次，68年1次）
1967年6月（第一次名单）
总指挥：李丕愈
副总指挥：黄仕彰
参谋部：黄仕彰、梁庆高、梁敬秋、迟占山、张德安、农恒清。
宣传部：吴如发、钟东、姜威信
办公室：莫范、肖宗源、陶志英、郭福臣、董素芳。
联络组：杨木成
1967年7月4日（第二次名单）
增加政治部和专案组
政治部：胡福礼、邓国明、李秀森。
专案组：胡天禹、吴弘、胡松林、黄侃
1967年7月中旬（第三次名单）
增加组织部、调整政治部、宣传部、作战部办公室的人员。
组织部：农恒清、闭德升
作战部：梁敬秋、覃维权、迟占山、朱崇源、钟祖成。
政治部：梁庆高、邓国明、李秀森、冯福礼、胡天禹。
宣传部：姜威信、钟东、聂弟海。
办公室：肖宗源、莫范、覃杰英、李贵华（现改名李源）、黄卫东。
1968年2月18日（第四次名单）
总负责人：黄仕彰
政治部：梁庆高、朱崇源、林鉴钊。
作战部：梁敬秋、邓国明、覃维权、徐达才。
宣传部：钟东、顾政、陆俊秀（陆林）
组织部：农恒清
后勤部：肖宗源、聂弟海。
“三·七”总部常委：李丕愈、黄仕彰、梁敬秋、邓国明、朱崇源、陆林、徐达才、覃维权。
各系兵团的负责人：
农“三·七”兵团：李殷发、蒋汉钧。
植“三·七”兵团：钟广杰、兰贤文、董海、谢苦妹。
农机“三·七”兵团：刘志富、刘和生。
林“三·七”兵团：覃维权、唐华钧。
园艺“三·七”兵团：梁敬秋、黄兆维、何文登。
“三·七”联络站：左有广、罗正福、张旭先、莫庭坚
3754兵团：
职工联合兵团：闭德升
农场“三·七”兵团：劳信、覃杰英。
一往无前：李世海
小人物：罗永宾
翁德齐、周百嘉、蔡灿星、金孟肖、胡少波、王丕建、莫宝坚（以上为教授）；龙燊（副教授）；李治基、黄道年、郭恩愚、唐复中、黄竭忠、梁兆彦、张超、关启朝（以上为讲师）；何介中、李永生、蔡如棠（以上为助教，其中李在当时系脱帽右派，蔡未脱帽）；潘毓年、左新民、△颜桂菊、△鲁纯、鲁英荣、谢传善、△李存斋、李殷福（以上为干部）；伍恢月、孙嗣雍、赵德麟（当时仍为右派）；谭作雍、何国柱（当时系反动学生）。
注：右派及反动学生，现均予以改正。
△表示已去世。
连长：李源 副连长：赵芳良 谢任强
指导员：刘景才 副指导员：胡天禹
第一排：
排长：李伟昌 副排长：谢正奎
第一班：
班长：鲁慧（女） 副班长：赖炽昌
唐毓球、韩丽梅（女）、李维信、梁唐晋、于文煊、林道中、马妙娟（女）、房桂庭、张桂华、周玉铭、谢永年、李伟昌、袁金珠
第二班：
班长：肖立新 副班长：王君兰（女）
周克光、孙仲逸、彭钟吾、张中珠（女）、李芳、韦恒业、胡正庆、宁庆华、刘志燮、黄小元（女）、谢正奎
第三班：
班长：兰世民 副班长：谢树全
颜杜良、欧繁英（女）、陈清源、唐选奇、易韵琴（女）、黎琨、莫佐昌、杨细、曾兆基、刘焕南
第二排：
排长：吕志仁 副排长：黄绍义
第四班：
班长：吴魁 副班长：古文忠
罗文质、吕志仁、满世瑞、周百嘉、贺善英（女）、唐明飞、龙燊、陈瑞邦、王有瑜、潘广华、韦福山、邓玉祥、杨正兴、李贵清、卢家现。
第五班：
班长：禤举光 副班长：吴日恩
张月娟（女）、屈竹元、唐际润、黄绍义、候锡康、陈长孙、张先程、杜英森、刘土生、陆普明
第三排：
排长：黄琛愿 副排长：潘必寿
第六班：
班长：吴锡荣 副班长：李文烈
莫天砚、黄大兴、张伟忠、庞承璋、黄琛愿、黄丽青（女）、李政祥、戴显芳、余恩明、连云鹏、刘保兴、唐巧巧（女）、舒文英（女）、陈景元、梁德新
第七班
班长：叶万成 副班长：谭嘉传
兰启文、潘必寿、覃济泽、韦邻芬、苏甲薰、关启朝、兰炳德、黄仁忠、陈传铭、梁慧仙（女）、张亦文、张玉彬、柳明扬、肖先谷
工作人员：胡松林、林万、叶家意、王存泽、陆强、廖日凤（女）、梁连英（女）、王振邦、李开平、黄寿山、陈国富、陈碧真、陈连邦、覃廷纯、李信贤、黄玉范、吕永成、李世海、祝廉泉、蒋述樟、陈辙、邓兆邦、甘桂殡
附：以上人员一律于本月23日上午集中到化学楼住宿。
（一）定性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的4人：
徐达才（开除出党，保留技师，撤销厂长职务，取消82年所提的工资）。
秦志锋（清除出党）
何五三（清除出党，取消82年所提工资）
潘必寿（留党察看2年，取消82年所提的工资）。
（二）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的5人：
陈光（留党察看一年，保留副厅级，取消82年所提的工资）。
钟祖成（留党察看一年，按正科级分配工作，取消82年所提的一级工资）。
吴玉兴（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取消82年所提的一级工资）。
李继珠（党内警告处分，保留助教职称，取消副科级）。
蔡振清（党内警告处分）。
（三）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错误的6人，免予处分，予以解脱。
朱崇源（一般性错误）、吕永成（一般性错误）、罗冰清（一般性错误）、葛有元（一般性错误）、迟占山（错误）、王存泽（错误）。
（四）查无实据，予以解脱一人：海滨。
（五）已经结案并已报材料等待处理的1人：
卢升安。
中共广西农学院委员会1987年12月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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