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10-23 作者：[待确定]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我区城乡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经过广泛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一小撮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必然乘机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为了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伟大号召，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地区革命委员会拟于最近召开公判大会。现将马金拴等26名罪犯罪行材料发给你们，望立即组织广大群众认真讨论。要继续深入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坚决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
讨论情况及处理意见，由各县（市）革命委会员及时报告地区革命委员会“一打三反”办公室。
1970年10月23日
（此件发至机关、厂矿、学校、城市街道、农村生产队。只供讨论，不准张贴，不许翻印。讨论后，由各县（市）收回销毁）
现行反革命犯罪材料简介
现行反革命犯马金拴，男，42岁，富农出身，藁城县贾村人。其父、母、妻均系戴帽富农分子，其子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押。
马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8年以来，秘密串连，制造反革命舆论，纠集地富子弟，拼凑反革命组织，书写反动言词，投递反革命信件，印发反革命传单，穷凶极恶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苏修入侵我珍宝岛后，反动气焰更为嚣张，大肆造谣惑众，散布战争恐怖，煽动和唆使坏分子、地富子弟，图谋书写、散发反动传单，进行反革命暴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更为猖狂的是，马犯亲自访学电台密码，阴谋与敌挂钩取联；积物备料，制造“人飞”，企图叛国投敌。逮捕归案后，狡猾抵赖，在铁证面前，拒不认罪，再次书写反动信件。并借受审之机，穷凶极恶地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反革命杀人犯任秋子，男，47岁，高邑县破塔村人。
任犯在解放前充当伪职，是几次制造破塔村惨案的罪魁祸首。1945年勾结敌人抓捕我区干部1名。1946年11月，带领还乡队惨杀我破塔村干部和干部家属7名，刺伤5名，该犯亲手将我妇联主任黄小杏（孕妇）杀害。1947年2月，与还乡队班长谷小庄、任会支合谋，潜回本村，瓦解我民兵组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破塔村惨案，杀死我村干部和民兵7人，刺伤2人，该犯亲手杀害我民兵班长任黑小。并烧毁房屋、抢走牲口和民兵枪支。解放后，畏罪潜逃，1966年逮捕归案后，狡猾抵赖，抗拒改造。在押期间，多次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刘贼，谩骂我管教人员，当地群众对该犯恨之入骨。
反革命杀人犯陈殿录，男，62岁，地主出身，国民党员，新乐县小石家庄村人。其二兄、长子均被我镇压。
陈犯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充当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伪县合作社理事主席、还乡队指导员等反动职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45年10月至1946年2月，陈犯主谋策划并亲自指挥，连续制造小石家庄村3次流血惨案，杀害我革命干部和群众15名，抓走我民兵11名。1946年陈犯亲自抓捕、惨杀我革命干部钱连德、李文林二同志。解放后，畏罪潜逃。1968年逮捕归案后，狡猾抵赖，拒不认罪。
反革命杀人犯姚福顺，男，42岁，戴帽坏分子，正定县东关人。
该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与人民为敌。解放前充当伪军，作恶多端。自1946年至1947年，多次抓捕我方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杀害我革命干部和群众8名，解放石家庄时，负隅顽抗，刺伤我军战士1名。解放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长期隐瞒历史罪恶。并偷盗集体财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姚犯血债累累，民愤很大。被捕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尚能认罪。
现行反革命犯陆云卿，男，53岁，国民党员，戴帽反革命分子，石家庄市郊区人。
陆犯历充蒋匪少校主任医官、警察局督察员。一贯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经常偷听敌台广播，与帝、修、反遥相呼应，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勾结四类分子，大量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地攻击我党，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狂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扬言杀害我革命干部和群众。1968年8月10日凌晨，陆犯畏罪潜逃，叛国投敌，途中被红卫兵抓获。被捕后，在证据面前被迫认罪，并表示悔改。
现行反革命犯张靖国，男，40岁，富农出身，新乐县人。捕前系石家庄市百货公司人民商场售货员。其祖父系粮霸，土改时被群众镇压。其父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我政府镇压。
张犯思想极为反动，对我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中，该犯采取极其狡猾的手段，拼凑反革命传单，乘隙撒在人民商场，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气焰嚣张。但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认罪态度较好。
现行反革命犯高玉敏，男，23岁，地主出身，河北省邢台县人。捕前在三五一四工厂做工。
高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公开跳了出来，多次散布反革命言论，当众恶毒攻击、诬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声嘶力竭地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叫嚣要向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学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被捕后，慑于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威力，尚能认罪。
现行反革命犯胡永伟，男，27岁，束鹿县人。捕前在石家庄市柳辛庄农场收容改造。
胡犯思想极端反动，长期到处流窜，破坏社会治安，多次被收容，屡遣不归。1965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数十篇，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网罗牛鬼蛇神，迫害干部，毒打群众，绑架解放军战士，砸抢汽车，私分国家财产，1967年10月，逃窜到望都、焦作、武汉等地，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常散布反革命言论，极其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诽谤红色政权，诬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纠集坏人，持枪路劫，盗卖汽车，抢劫财物，严重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胡犯罪行严重，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下，尚能交代罪行。
现行反革命犯底国卿，男，63岁，戴帽右派分子，无极县人。捕前住石家庄市。
底犯思想极端反动。曾因坚持反动立场，被劳动教养，1962年解教后，仍不改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原籍不归，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自1966年9月至1969年底，先后3次当众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大肆造谣惑众，煽动牛鬼蛇神投敌叛国，妄想变天复辟。底犯罪行严重，经群众多次批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能够认罪，表示悔改。
现行反革命犯王连七，男，28岁，石家庄市郊区人。
王犯思想反动。自1968年以来，先后3次书写反动标语、反动诗词，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更为严重的是，1970年8月22日，召开公判大会时，王犯公开跳了出来，在化肥厂墙上，书写反动标语5条，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无耻吹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王犯被捕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认罪态度较好。
现行反革命贪污盗窃犯李中秋，男，51岁，平山县西沿兴村人。
该犯思想反动，生活糜烂，一贯贪污盗窃。1960年至1962年与现行反革命贪污盗窃犯李复夏（已处决）狼狈为奸，以卑鄙手段贪污盗窃国家公款、移民迁建费4300多元。1959年至1964年，诈骗生产队和社员款2千多元。李犯贪污盗窃、诈骗共得赃款6500多元。利用赃款，大肆挥霍浪费，过着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被捕后，尚能认罪。
现行反革命盗窃集团首犯魏玉祥，男，40岁，富农出身，高邑县人。其母系戴帽富农分子。
现行反革命盗窃集团主犯赵学力，男，28岁，地主出身，灵寿县人。其父系地主分子，国民党员。
首犯魏玉祥勾结主犯赵学力，于1968年冬至1969年春，流窜到保定、邢台、正定、内邱、石家庄等地，盗窃自行车16辆，为他犯销赃自行车5辆，二犯共得赃款1950余元。1969年6月，魏犯勾结他犯，私刻公章，伪造证件，冒充解放军外调人员，骗取自行车3辆，得赃款390元。赵犯与其他犯罪分子，在保定、正定等地结伙偷盗自行车2辆，为其他犯罪分子销赃自行车8辆，得赃款390元。以上二犯偷盗、销赃自行车34辆，得赃款2700余元。全部挥霍。
首犯魏玉祥，曾因流氓等罪，三次受到行政降级和开除公职处分，但仍不悔改，大肆盗窃，破坏社会治安，罪行严重。被捕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下，尚能认罪。
主犯赵学力，思想反动，因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1966年被遣送回村后，大肆盗窃，破坏社会治安。被捕后，畏罪潜逃，被革命群众扭获归案。
现行反革命犯徐传礼，男，46岁，恶霸地主出身，湖北省竹山县人。捕前任栾城县粮棉油公司保管员。
徐犯在解放前参加伪军，一贯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4年至1970年1月，该犯依仗职权之便，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采取恶劣手段，盗窃国家小麦、面粉3440余斤、粮票800余斤、食油25斤、现款1360余元。并让其同伙高价出售盗窃的粮食1927斤。徐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罪行严重。被捕后，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尚能认罪。
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诈骗犯于拉科，男，36岁，井陉县水窑洼村人。
该犯投机倒把，屡教不改。1959年以来，先后到河北、山西、内蒙等地，倒卖牲畜24头，羊50只，布匹525尺和其它物资，牟取暴利2300多元。同时，大肆进行诈骗活动。采取卑鄙手段，共骗取27人现款2400余元，以及手表、棉布等财物。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社会治安。该犯还流氓成性，奸淫幼女1名，奸污妇女3名。被捕后，在证据面前，交代了罪行。
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盗窃犯肖庆林，男，37岁，藁城县朱家宅村人。其叔父是戴帽地主分子。
肖犯思想反动，一贯为非作歹。曾因投机倒把、绺窃，多次被收容教育、集训改造，但屡教不改。自1962年以来，伙同投机倒把犯戴瑞山等私刻公章，伪造证件，流窜到石家庄、郑州、天津、太原等地大搞投机倒把，倒卖贵重药品，从中牟取暴利3千余元。并先后绺窃作案20余次，盗窃现款、布票、粮票、手表等大量财物。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治安。被捕后，狡猾抵赖，态度仍不老实。
现行反革命盗窃、流氓犯芦玉华，男，30岁，石家庄市人。其3个哥哥因偷盗、诈骗、投机倒把等罪，先后均被劳动教养。
芦犯道德败坏，偷盗成性。曾因偷盗先后两次被开除公职。1958年因偷盗被判刑7年，刑满释放后，戴上坏分子帽子。芦犯不服管制，继续作恶。曾与偷盗犯黄建国等流窜到正定、阳泉等地多次作案。更为严重的是，1968年至1969年6月，唆使其侄等2名少年，先后在本市、太原等地绺窃30余次，芦犯得赃款900余元，粮票230余斤，布票40余尺，大肆挥霍。1967年10月参与毒打军属陈友忠，后陈死去；并轮奸妇女1名。严重地破坏社会治安。芦犯被拘留后，经多次批斗，尚能认罪。
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犯郭傻小，男，36岁，富农出身，赵县北三相村人。其父、母均系戴帽富农分子。
该犯曾因偷盗被拘留教育，释放后，继续作恶，大搞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自1960年至1969年，先后倒卖布票4千余尺、薯秧4万多棵、木料180根，以及土布、粮食、油料、化肥等大量物资，曾经两次查获教育，仍不改悔。又私刻公章、携带银元，企图逃往新疆，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被捕后，尚能认罪。
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犯赵志英，男，53岁，河南省新安县人。捕前在石家庄地区物资局工作。
赵犯于1961年至1963年期间，利用职权之便，勾结石家庄、北京、天津等地的不法分子，以支农为名，套购国家电动机、电线、变压器、轮胎等大量物资，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8700余元，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计划供应，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该犯还道德败坏，流氓成性，奸污妇女6名。被捕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能坦白认罪，并积极退赃。
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犯孟荫梧，男，38岁，商人成份，邢台县人。被捕前在石家庄市郊区计委工作。
孟犯道德败坏，品质恶劣，多次奸污一女青年。并冒充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到处招摇撞骗。自1962年至1964年间，利用职务之便，采用各种恶劣手段，套购国家木材17.6立方，电线7千多米，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牟取暴利5400余元。还以代购物资为名，骗款300余元。受贿自行车胎、大米、花生、食油等物。孟犯大搞投机倒把和诈骗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社会治安。被捕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尚能认罪。
现行反革命贪污盗窃犯李锡盘，男，36岁，山西省寿阳县人。系石家庄市郊区服务社服务员。
李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自1961年至1964年间，利用工作之便，贪污盗窃公款4200余元。在四清运动中，顽固狡猾抵赖，仅交代贪污1千多元，隐瞒大部罪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经群众多次批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交代了四清中隐瞒的大量罪行，并能积极退赔，有悔改表现。
现行反革命阴谋叛国投敌犯王小起，男，30岁，戴帽坏分子，晋县东里庄人。
现行反革命阴谋叛国投敌犯赵小芬，男，23岁，地主出身，晋县东里庄人。其父、母均系戴帽地主分子。
王、赵二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1966年以来，二犯勾结一起，经常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66年秋季，二犯携带土枪、弹药，妄图逃往新疆、内蒙为匪，伺机叛国投敌，狂妄叫嚣“打回来，都杀了他们。”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主犯王小起思想反动，道德败坏。1964年因偷盗和强奸妇女戴上坏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但该犯不服管制，抗拒改造。1966年以来，多次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造谣惑众，散布战争恐怖，阴谋叛国投敌。逮捕归案后，狡猾抵赖，拒不认罪。
同案犯赵小芬，伙同坏分子王小起，阴谋叛国投敌。1966年以来，多次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刘贼。被捕后，认罪态度较好。
现行反革命阴谋越境投敌集团首犯邓九妮，男，33岁，富农出身，戴帽反革命分子，栾城县西关人。
主犯左秀菊，男，33岁，正定县中两岭村人。
同案犯李秋泉，男，66岁，戴帽反革命分子，栾城县城内街人。
首犯邓九妮，自1965年以来，勾结罪犯左秀菊、李秋泉，拼凑反革命集团，经常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多次密谋策划安装电台，试制飞机，企图与海外敌特挂钩取联，越境投敌。并备置印刷工具，阴谋印发反革命传单，大造反革命舆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首犯邓九妮，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在四清运动中，因反革命罪被判管制，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该犯抗拒改造，继续作恶。1965年以来，主谋拼凑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罪行严重。被捕后，尚能认罪。
主犯左秀菊，思想反动。曾因破坏社会治安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仍不改悔。1965年以来，极力拼凑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罪行严重。被捕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尚能认罪。
同案犯李秋泉，解放前充当伪军，效忠于敌；解放后，坚持反动立场。在管制期间，抗拒改造。主动参与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罪行严重。被捕后，认罪态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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