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12-16 作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编者按：现将肇源、龙江、延寿三县保卫部关于3起错案的复查处理情况报告转发各地，望组织广大干警认真研究，从中记取教训。
三份报告鲜明的反映出两种态度。肇源和龙江两县保卫部，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对发现的错案，认真平反，妥善处理。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延寿县保卫部的报告，与此则大不相同。明明错押了好人，还要“教育释放”，还要“使本人消除埋怨情绪”。两种态度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对敌斗争工作，情况曲折复杂。侦察破案，深挖敌人，往往容易发生主观和客观不一致，错误总是难免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这三起错案，原因虽然不尽一致，但反映了一个共性问题，这就是关门主义、神秘主义的办案路线，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起作用。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单凭主观推测，不注重调查研究；“技术第一”，“业务挂帅”，甚至搞逼、供、信。结果，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斜路，伤害了好人，放纵了敌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在斗、批、改阶段，落不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政策，是衡量我们执行什么路线的重要标志。当前，在公安保卫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很尖锐、很激烈的。各地要紧密结合形势、任务和各项工作的实践，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武装广大干警头脑，反复批判刘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不断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自觉性，搞好思想革命化和思想科学化，保证对敌斗争的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肇源县于1968年1月8日，在新站公社大俱乐部南侧的雪稜上发现一起反革命标语。经侦察，认定是新站中学教员赵英卓作案。于1969年6月9日，以反革命罪判处赵有期徒刑5年。
原判认定依据是：
二、有接触现场时间：赵第一个发现反标，并报了案；发现反标的当天早8时左右，有人见到赵活动在大俱乐部周围。
三、报案时的反常迹象：对反标反复看过多遍；报案时站的位置根本看不到反标；发现反标行走“多猪粪尿”的墙根。相距3米远是一条与墙根平行的平坦小道，走小道看不到反标，为什么不走小道，单走能看见反标的墙根。
四、本人承认，并书写亲笔供词。赵在1968年5月5日晚，学生批斗时供认，5月7日军管组工作人员讯问时供认，5月8日为表白自己的认罪态度诚恳，又写了亲笔供词。
五、反标字迹与赵字迹相似，经省、地、县文检认定，复制反标字迹与赵英卓字迹相似。
赵英卓自判刑后，本人一直不服，多次上诉，经省、地、县联合复查认定：
一、作案的前因不充分：①赵出身于富农阶级家庭，平时表现比较落后，但认定其现实思想反动是不够确切的。②赵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多次被斗情况属实。但主要原因是属于派性争端所致。③原认定，赵写反标为嫁祸于对方组织，只是赵本人口供所写。发案后，并无人证实赵散布对立组织的人所写的议论。
二、关于有作案时间的问题：①赵英卓每天上班是由距新站20华里的国营农场通校，发生反标的前一天晚上（1月7日），原认定住在学校，现经复查，证实不清。根据当时原办案人的勘察认定，反标案的作案时间为7日下午至8日上午，理由是：6日下雪，7日早上刮风下青雪。原认定赵7日在学校住，经复查原几个证人又有的证明8日在学校住的，7日在校住否定不了，8日上午确在新站街内。②原认定赵英卓8日早8时左右有人见证赵在大俱乐部周围，经复查1月8日上午赵只到过大俱乐部东门口，距反标现场有30余米左右。无人证实在大俱乐部周围活动和接触了现场。原认定是不确切的。
三、赵英卓在报案时反常迹象：①在报案时赵当学生刘跃南报是“主席”，当公社主任吴英杰报成“泽东”，这点是存在的，赵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但公社主任吴英杰又不予证实这一点。②关于赵当时报案的位置，当时的证人华井义8次证实不清，又无他证。③靠墙的小道平时很少有人走，但并不是没人走。除以上三点，复查并未发现赵英卓报案后有其他反常现象。
四、关于赵英卓的本人口供。口供有武斗因素，有逼、供、信。口供中矛盾百出。1968年5月5日晚首次斗争赵时，开始就有武斗现象，待赵承认后武斗的更厉害。这一点由陪斗的张少武，旁观的工人于久顺和从5月6日的斗争大会纪录也可以看出这一点。5月7日的审讯和5月8日亲笔供词承认了反标是自己所写，并供出动机、目的和作案经过，但在供词中与复查所证实的实际情况矛盾百出。
五、反标字迹与赵英卓相似这一点经复查认定：1月8日的反标，是在1月9日拍照的。但因其条件所致未有拍照成功，因此原始字迹并没有索取到，卷中鉴定的字迹是由王纯勘察现场时用铅笔描下来的，描后又用钢笔复制另纸。这样卷内字迹则成为第三手材料，无参考和使用价值，更无准确性。
省、地复查后，地区又责成我们进一步查清，根据复查结果，认定赵英卓作案的依据是不够充分的。遵照毛主席“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教导，对于这起案件我们意见予以平反，已报请县常委讨论已同意。待地区批复后，立即办理，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上平反。在平反中，要使我们办案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和广大革命群众，以及越英卓本人，受到一次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当众给赵平反，在政治上恢复名誉，并向本人赔礼道歉。
二、恢复赵的原工作。在生活上，按着上级规定精神办理。通过对赵的平反，要使广大革命群众和赵英卓本人进一步感谢党的政策，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三、目前，我们已组成专门班子去新站公社做群众、本人和家属工作。地区批复后，我们即本着“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的原则，在原判决范围内予以平反。我们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我们通过复查这起案件，感到应从中吸取以下几点教训：
一、在办案过程中，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侦破过程中，还存在着关门主义、神秘主义的流毒。发案后，没有做过细的群众工作，不是发动群众广泛揭发线索，获取证据，而是单纯依靠“文检”。因而，产生了局限性、片面性。这是办错案件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没有按照毛主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伟大教导去办，而是单纯的相信本人口供。对于口供来源和可靠程度如何，没有认真去分析研究，以致把武斗出来的口供，也误以为真。对于证言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去研究，去伪存真。而是片面的相信，甚至不看当时的情况，对于个别派性的证言也没加分析，结果造成错案。
三、执行党的政策不严肃，没有做到稳、准、狠。在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就捕判，尤其是在复查过程中，发现案件有问题，不认真地细致地工作，反而又将赵英卓收监，这是很不对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还要进一步组织干警，认真地讨论这起案件，认真地总结过去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分清那些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些则是属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地提高我们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10月25日，臣宝公社文固达大队朱桂芝（女）来我部上访，提出因其爱人高俊山诬告她摔领袖塑像，被巨宝公社保干金福龙绑到公社，但未做结论，迫切要求组织查清。据此，我部派1名工作人员同巨宝公社2名干部组成调查组，到现场进行了调查，弄清了真象，挽回了影响，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的伟大教导，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整建党宣传队的密切配合下，依靠贫下中农，走访知情人，召开群众座谈会和讯问原被告，最后查清了真象。原来，10月10日高俊山、朱桂芝家毛主席全身塑像既不是朱桂芝有意摔的，也不是高俊山有意摔的，而是两人争抢东西碰到地下摔坏的。高俊山诬告其妻朱桂芝，纯属政治陷害。根据是：
1、原告已否。原告高俊山系伪警尉之子，中农成份，学生出身，现年21岁。中学毕业后学医，1968年去东方红公社二龙大队做民医，因偷药被解职，通过私人安插到文固达大队做民医。由于他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与该大队女社员金英杰乱搞两性关系，产生了与其妻离婚的邪念。为达其目的，对其妻经济上封锁，生活上虐待，借机陷害。高本人供认：“我欺骗政府目的是把朱桂芝打成反革命，好与她离婚，然后与金英杰的外甥女结婚。”
2、被告无作案前因。被告朱桂芝，22岁，出身贫农家庭，其父是中共党员，本人共青团员。小学毕业后，在生产大队担任过副队长，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斗、批、改宣传队。1968年11月与高结婚。她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群众关系较好。在家庭生活中，对高的不法行为坚持斗争。直到今年8月，被金英杰老少3人殴打后，朱才不顾影响与高争吵不休，但不愿离婚。
3、从主席像破碎程度看，与原告报案不符。经目睹人证实，主席像上半身完好，下半身摔成数块，不象有意摔的。
4、原证言不实。该大队看屋的王占元（贫农，68岁）原来证言是：“听到朱摔主席像了”。经教育后证实：“摔没摔我不知道，我是听高俊山说朱桂芝摔的。”
事实查清后，召开了全大队社员大会，向群众公布了事实真象，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对制造假案，陷害好人的高俊山进行了大会批判。大队党支部当场宣布停止高俊山的医务工作，参加生产劳动。达到了党委满意，群众满意，被害者满意。
（二）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应记取的教训是：
1、责任心不强，缺乏群众观点。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由于我们的责任心不强，在工作中不严肃，不认真，粗枝大叶，捕风捉影，违背了毛主席“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的伟大教导，结果误伤了好人，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2、偏听偏信，缺乏调查研究。没深入群众做细致地调查研究工作，只听了原告一方，没有听被告一方，片面地认为被告态度不老实，这就违背了毛主席“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的教导，满足于一知半解，下了错误的结论。不仅给被害者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而且也脱离了群众。
3、特权思想，旧警察作风。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搞了逼、供、信，违背了党的政策，也有损于公安保卫部门的声誉。
4、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我们上面。由于我们没能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缺乏经常性的路线斗争教育，致使在实际工作中脱纲离线，忘乎所以。
这一问题，对具体办案的保卫干部金福龙同志（新做保卫工作不久）教育尤为深刻。案情查清后，他认真做了检查，认识比较深刻。为提高全体干警的路线斗争觉悟，肃清刘贼的余毒，我们还要通过路线分析的方法，对全体干警进行教育，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1967年9月6日，在延寿镇公社兴安大队召开斗争全镇五类分子大会的会场外，发现反动标语15张。当即进行工作，发现路过现场的杜振江有作案嫌疑，为弄清事实，经请示，于1968年3月10日将杜拘留审查。事后经过工作，抓住了作案分子朱成，又于1968年8月24日，将杜振江释放教育，现将事实经过报告如下：
案件的一般经过：
1967年9月6日晚16时许，延寿镇派出所蒋国学、贾山两同志到公安局报告：在兴安大队斗争五类分子大会的会场外面，通往供销社的大道上，发现反动标语15张。翌日由公安局工作人员李满仓、张阴起、姚洪发等人在副局长汪志平带领下，到兴安大队进行察看现场，并对路过现场人员、报案人进行讯问，将分析的情况，向县里领导作了汇报。经分析，作案分子是参加大会的人员所为，而且路过现场，具有6年文化程度，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所写。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广兴大队第二队社员杜振江（男，现年31岁，贫农出身，农业社员）有重大嫌疑，为弄清事实，请示领导，防止意外，于1968年3月10日将杜振江进行拘留。在拘留期间，进行8次突审，本人均不供认，并将提供的口供进行了查证。在查证过程中，证实该人所交代的情况，是假的，从而更增加对杜的怀疑。在此基础上，提取了杜的笔迹进行鉴定，认定是杜振江所写。又把查证的疑点拿出来，杜还是不供写反标的事实。这时我们认为，可能有问题，但也没有否杜的根据。
拘留杜振江的根据：
二、作案有前因，一是延寿镇文革被砸后，本人不满；
三、本人路过现场，而且又是该人发现反标，说不出拣反标的理由；
否认杜振江的根据
在工作期间，本人不供认，再次进行查证，又于1968年4月5日，延寿镇街内县革委、县军管组走廓以及延寿镇意见箱里发现书写的反动标语7张。经研究和鉴定，这起案件与兴安大队的反标是一个笔体，是一人所写。通过调查将作案分子朱成逮捕归案。在人证、物证面前，罪犯供认了犯罪事实。至此兴安大队反标案真象大白，于1968年8月24日，将杜振江教育释放。
处理意见：
一、政治上给予平反，经济上包赔损失；
（1）经济上的计算是，以本生产队的年收入为准，算本人的劳动等级，核算经济收入。
（2）将拘留期间的伙食费扣下。
二、对广大群众、干部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增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
四、对杜振江本人进行一次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本人消除埋怨情绪，积极参加抓革命，促生产。
五、对原办案人进行教育，提高认识，彻底肃清刘少奇在公安战线上的余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
已发：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各部、办负责人，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省军区、三○二六部队、生产建设兵团首长、保卫处，各地、盟、市、县、旗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保卫部，铁路、航运人民保卫部，各劳改农场（厂）革委会，本部正、副主任、各业务组、劳改工作管理局，报社、电台、新华分社，存档。共印2,06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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