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7-9 作者：[待确定]
首页：备忘录。温斯顿．洛德致亨利．基辛格，主题：“你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1971年7月29日。
毫不奇怪，它读起来令人着迷。
以下是浏览这份记录时的一些初步印象，一点都没有偏离我们离开北京时曾有的那种感觉：
周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即使撇开他的身份不谈。他的对手也是如此。让人再次吃惊的是，那些谈话是如此的“透彻、广泛而又意义重大”。
我们对周的风格所做的总体评价依然如故。他也许比我们记忆中要稍微更善于辞令，而那并不让人感到不舒服。他对历史的强调非常高明，他小心谨慎地指出（例如，在台湾和印度支那问题上），尼克松总统无需对上届政府留下的错误负责。
关于台湾，他意志坚定，但是清楚地懂得，在政治方面需要时间。
关于印度支那，他的言辞比较克制，但是，他坚定地支持其朋友，又表现出一种不干涉的态度，即使在意识到你把这一问题与台湾相关联时也是如此。
他对日本的全神贯注。
你会回忆起你对周的承诺，告诉他有关我们的租借援助（第四十至四十一页）的数字。我们现在把它写下来：从1940年到1948年（该计划在1948年3月31日结束），我们提供了四百八十四亿零五百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六点五九美元，也就是约四百八十五亿美元。下一次我们有信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中间人把该数据传递给对方。
我们正在整理第二、第三天的记录。现在共附有四十六页，我想总共大概可达一百一十页（编译者按：指英文稿）。
今天，我们被全球的趋势带到了这里。现实将我们带到了一起，而且，我们相信，现实将会塑造我们的未来。
因为这是我们讨论的开始，让我从总体上陈述一下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方针。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其成就、传统、思想意识和实力，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所有影响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务。我们认为，你们在塑造国际格局的过程中发挥适当的作用，符合我们的利益，最重要的是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当然，我们意识到，我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你们致力于你们的理想必将胜利的信念。我们对于未来也有我们自己的信念。就我们之间的关系而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两国是否愿意让历史去评判谁是对的，与此同时，我们在彼此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上进行合作。
总理先生，我看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会谈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就像你和毛主席所建议的那样，我们应该就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出让人满意的安排，总统有意于这次访问，并且期望着这次访问。我被授权对这一访问的所有事宜进行安排，其中包括其性质、时间和其他细节、会谈准备的方式、所要讨论的主题、可能的成果以及我回美国之际有可能发表的公报。
第二，为了使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成功，我们应该做好基础准备工作，对我们之间的问题、我们在亚洲的共同利害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展开讨论。
我认为，我们（会谈）应该包括以下主题：
台湾，从我们之间交换外交照会时起，我们就知道，在我们两国关系当中，这是你们一个主要的关注点。总理先生，你对此的界定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军队。我准备听取你的意见，并对此问题进行切合实际的讨论。
印度支那，这是目前亚洲的一个主要冲突和紧张地区。
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例如苏联、日本，这些关系当然肯定将会影响世界和平的未来。
南亚次大陆的形势，其中包含着许多周边国家。
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安全的沟通渠道，这渠道并不需要取决于第三国的善意或者动荡，而是完全处于我们两国领导人的控制之中。
武器控制问题，例如最近的有关五个大国举行会议的那项提议，我们要能够有幸了解总理对该项提议的看法后，才对此作出我们的答复。
中国方面愿意提出的任何其他主题。
总理先生，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对你将会绝对坦诚，因为我想要确保，如果我们出现分歧时，对彼此的观点将会有完全的了解，还因为我真诚的希望，我们在一致性方面将会靠得更近。
作为尼克松总统的亲密伙伴，我被授权向你们做全面的解释，在世界主要地区与政策领域之中我们的利益之所在，同时，我希望，你们会自由地向我提出任何问题。
我无需多言，在这一渠道中所作的任何承诺，都将会不折不扣地兑现。
我们将会有机会详细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从总理的讲话中我得知，有一个问题你们非常重视，现在我冒昧地把它提出来。我知道，你们担心串通，或者你们所说的勾结其他国家对付你们。让我现在就说，我们决不会与其他国家、也不会与我们的盟国或者某些对手勾结起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不管我们怎么说，你们可能会这样认为，我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会造成勾结。但是，我们将会有意识地努力避免这种情况。
尼克松总统的观点是，一个强大的、发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根本利益并不构成任何威胁。我们两国具有如此长久的交情绝非偶然。
为了落实这些想法，尼克松总统授权我告诉你们，与你们进行讨论和考虑到你们的观点之前，美国不会采取任何影响你们利益的重要举措。
我希望我在中国期间能够安排一个使我们进行直接秘密沟通的渠道。我们已经准备好建立起和连结我们与其他主要决策国家一样好的通讯设施，以及其他将能够让我们彼此更好地解释我们观点的联络手段。
我已经被授权与你们讨论我们与你们的几个邻国所进行的谈判，因为你们认为这些谈判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利益。
当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化时，我们两国都面临着困难。我知道，我们对我们的基本原则都必须是真诚的，因为如果我们抛弃了我们的原则，我们就无法对世界负起责任，或者说无法建立永久的和平。
我的同事和我热切地期望着在此举行会谈，并热切地期望着对我们所共同承担的责任具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许多旅游者都来过这片美丽和对我们而言是神秘的土地。
我们是带着开放的思想和开阔的胸襟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希望，当我们离去的时候，我们对于播下和平的种子能够起一点作用，从此和平将在我们两国之间、在这个地区、在全世界成长。
第一个问题是平等，或者换句话说，是互惠原则。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以互惠的方式进行。我同意你刚才所说的 — 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是彼此友好的。这种友好在过去是这样，在未来也将是这样。最近，我们邀请美国的乒乓球代表团来中国 — 或许你见过他们中的一些人 — 他们能够见证，中国人民热情接待美国人民的这次访问。8 我们也收到了美国乒乓球协会的一再邀请，要求我们派代表团去美国。我们认为，这说明了美国人民希望热情接待中国人民。
但是，在新中国诞生后，关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问题很早就讨论过了。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期间，我回答了几位美国记者对中美关系的提问。但是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够继续一开始建立起来的各种交流。或许阁下你知道原因之所在。随后，从1955年
我们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几乎十六年时间了。我们已经会谈了一百三十六次，但是仍然没有结果。正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通过官方会谈并不那么容易达成结果。这不仅因为那些谈判是官方的，还因为今天的那些内容仍是官方的；是否有意向解决问题才是关键所在。
你刚才提到了你们本次代表团的目标。你们的第一个目标也与第二个目标有联系，因为你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初步交换意见，以便把我们的基本立场拉得再近一点、有利于解决问题。
刚才你提到了七个问题。当然，我们不会局限于七个问题，因为我们各方都可以提出我们愿意提出的问题。那是你提出的第七点意见。你说过，你带来了你们总统的意愿，那就是，尽可能让我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一些，这样有利于解决问题。现在的情形不同于起初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那时候，美国大使总是说，他喜欢首先解决小问题，每次解决一个，这样我们可以逐步接近。我们一直坚持说，只有首先解决了基本问题，才能够再解决其他问题。因此，我们的立场总是不一致。
然而，自从尼克松总统上台以来，他一直表示愿意与我们一起解决基本问题。总统一开始就表态，他愿意来北京与我们会谈，或者派特使前来，或者他亲自来。
当然，在他表达了这一想法之后，曾经停止了一段时间的接触。如你所知，原因之一就是去年的柬埔寨事件，今年又出现了“九号公路战役”（Route 9 battle）。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接触。
第一个是台湾问题。基辛格博士已经非常坦诚地提出了看法，我们也会提出我们自己的想法。
因此，台湾问题就成为我们不得不谴责你们政府的一个问题。（当然，你对此不必负责，而且你可以说，尼克松总统也不必对此负责。）
然而，关于美国政府，我必须讲几句话。我将不会提及在中国举行的有美国代表参加的过去那些的谈判，因为那是太过久远的事情了。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9 的白皮书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清楚地说明了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也说明了，是中国人民依靠自己赢得了解放，他们依靠自己解放了自己的祖国，赶跑了实行反动统治的蒋介石集团。那一时期，美国政府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那一时期是1949年到1950年年初。那个时候，台湾已经回归了祖国怀抱，而中国就是祖国。当时，美国声明说，她对台湾或者其他中国领土没有领土野心。因此，美国做出声明，她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会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内部问题。
你们在那一时期的所有文件中都表明了这一态度，尽管也有些文件采取了敌视我们的态度 — 你们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但是你们又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你们就声明说，你们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
此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你们包围了台湾并且宣布台湾地位仍然没有确定。既便是现在，你们的国务院发言人仍然说这是你们的立场。这就是关键所在。
历史也证明了，台湾属于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时间了 — 比长岛成为美国一部分的时间更长。在这期间，因为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台湾被日本临时性地掠夺了。在《开罗宣言》和《德黑兰宣言》10 中，由于日本的投降，台湾又回到了中国。艾奇逊的白皮书和杜鲁门的声明都可证明这一点。
因此，在承认中国方面，美国必须无条件地这样做。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没有例外。就像我们承认美国是唯一合法政府，而不会认为最后一个加入美国的州 — 夏威夷或者（面积）更小的长岛不属于美国主权范围内。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已经归还给了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问题：美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从台湾撤出所有的武装部队，并拆除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所有军事设施。这个问题的必然逻辑就是这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认为，杜勒斯11 在1954年签署的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条约是非法的，我们不承认那个条约。所以说台湾问题是关键的。我想知道你们对此的想法，这样我们可以交换意见。
周总理提出的历史性分析，对大部分内容我是持相同意见的。毋庸置疑，如果朝鲜战争没有爆发，今天台湾很有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那是一场我们两国都不想寻求的战争。因为现在已不值得重提那些原因，以前的那一届政府把朝鲜的未来和台湾的未来联系起来，而部分原因则是当时美国国内的舆论。不管是什么原因，历史的进程肯定已经发展到了现在，对我们而言，这其中包括了一些外交政策的原则。
我已经注意到总理在这里的讲话内容已经超出我们先前交流的一些信息。在这些交流信息中以及我们在华沙的几次会谈中，你已经提及过从台湾地区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驻军和军事设施。今天，你也提到了官方的某些政治声明。
先让我谈一下我们的驻军，然后让我以这种会谈所容许的坦诚方式，从客观现实的角度，谈谈我们如何看待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第一，关于我们的驻军，这是总理在与我们交流中提出的第一点，也是我们这届政府在华沙举行的两次谈判中所提到的。我们已经用许多具体的方式表明了我们的总体意图。例如，我们已经终止了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从台湾撤出了一个空中加油机的中队，把我们的军事顾问团的规模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主要目的，我这样提一下，只是想表明我们意图的总体走向。
我们当前在台湾的驻军由两部分组成，驻军的三分之二参与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驻军的三分之一与台湾的防卫有关。我们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事结束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撤走与台湾防卫无关的那部分军队，那是我们在台湾军力的三分之二（我这里有详细的数字，如果你们想要听的话）。随着我们之间关系的改善，我们准备开始削减我们在台湾的其他部队，这样使得军事问题不必成为我们之间的主要障碍。我顺便附带一句，这些是尼克松总统的个人决定，还没有与我们的官僚机构或者说国会讨论过，所以应当对此满怀信心。
至于台湾的政治未来，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我相信人们的预测必然会是这样的，即政治的演进很可能会朝着周恩来总理向我表明的那一方向进行。但是，如果我们两国之间想在真正谅解的基础上建立关系，我们必须承认彼此的必须事宜。
至于你刚才所说的，也就是，你对历史演进的看法以及你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你刚才表述得很清楚，这说明在我们两国之间达成解决方案的前景是光明的，建立外交关系也是有希望的。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我必须澄清一个问题。贵国政府对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持何种态度？
总理先生，（美国的）官僚机构是很庞大的，而且有时候不太好控制。
严肃地说，第一，据我所知，中央情报局与彭明敏教授来美国毫无关系。第二，如果总统与毛主席达成谅解，那么在那个官僚机构中强行实施这一谅解是我的职责，而且我将会向你们保证，这一谅解将会得到强制执行。但是，这在美国将得不到支持。
我必须诚实地告诉总理，自欺欺人是毫无意义的。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要我们以正式的方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政府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情况是，防止提出新的要求，而且我们将会那么做。例如，“台湾独立运动”和破坏势力，这种势力破坏了总理和我谈及的可能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确认的演进过程。
我在飞机上对你的同事说过，每当我按照笔记谈话的时候，我就要讲五十分钟时间。那是我极其恭敬的一种表示，但是，我今天没那么做。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想要通过谈判来结束越南战争，而且，就像你们以前建议的那样，我们准备确定从越南和印度支那撤出我们所有部队的日期。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与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自尊相一致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这种荣誉和尊严，那么战争将会继续下去，其后果你们已经做了描述，而且这种后果可能会再一次停止我们之间关系的改善，不管对我们的利益影响如何。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在柬埔寨和老挝的行动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行动将决不会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过这些行动还是将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带来不利的结果，我们也非常希望避免这种不利的结果。
按照我们的判断，我们想坦率地提出其中的一个困难，那就是我们应该从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LF）却只有一个对外政策问题，那就是印度支那。
我知道，河内疑心重重，他们害怕在谈判桌上失去他们在战场上为之战斗的东西。而且，有时候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与其说他们害怕被战败，不如说他们害怕被欺骗。他们认为，他们在1954年被骗了。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知道，在缔结和平之后，我们将在万里之外，而他们仍将会呆在那里。
因此，缔结和平符合我们的利益，他们也希望保持和平。我们不希望战争再次爆发。
总理先生，让我告诉你，我相信我们在谈判中所处的位置。
我擅长于秘密旅行，我在5月31日秘密去了一趟巴黎，向北越提出了一项建议，这项建议你可能也知道。
第二，作为这个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应该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
第三，应该释放所有战俘。
第四，应该遵守《日内瓦协议》。
另还有一些有关国际监督和互不渗透的规定，不过，我认为那些规定都是附属性质的。
在6月26日的另一次秘密会议上，黎德寿用“九点提议”做了回应，“九点提议”在某些方面与萍女士（编译者注：阮氏萍Nguyen Thi Binh）的“七点提议”有所不同，但是大部分细节内容是相同的。
在越南人的这份答复中，有一些方面是积极的，但是有两个消极的方面。
有一些具体的军事方面的建议，按照当前的形势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对此进行协商，而且我不想为此打扰总理，除非总理想要对此进行讨论。
至于提出的各种要求，例如，我们必须支付赔款，为了维护我们的荣誉，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一旦达成和平，我们愿意自愿提供援助，但是，为了荣誉，我们不能把支付赔偿作为和平的一个条件。
尽管我们认为生存了二千年的越南人是不那么容易对付的，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我们可能和北越人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去北越访问时，我亲自去拜谒了两位女将军的墓地并敬献了花圈，以示对两位女英雄的尊敬之情，她们打败了我们进行对外侵略的先辈。
法国的圣女贞德也值得尊敬。
既便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认为他们是英勇伟大的人民，我们希望维护他们的独立。
要迅速确定解决方案，目前存在两个障碍，不是我曾经提到的那些障碍，而是以下两个：
其一，北越实际要求我们把推翻西贡的现政权作为媾和的一个条件。
其二，在我们撤军的同时，他们不同意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停火。
至于说政治解决方案，他们宣称，现政府只是得到美国军队支持的傀儡政府。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撤走我们的军队就会产生他们所说的那种情况，他们希望那样。
此外，他们并不现实。战争进行的时间越长，我们加强西贡政府的时间越长；我们撤走的军队越多，我们越无法满足他们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们用继续战争来威胁我们，那将使得他们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即使我们想要那样做的话，况且我们并不想那样做。
至于停火，我们认为要从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去考虑的理由是，如果正当我们撤退时，他们进攻我们的朋友，我们将会再一次被拖入战争。这样的话，冲突将再起，后果无法设想。他们建议只同我们停火，而不与其他人停火。这是可耻的，我们无法这样做。
尽我个人的可能，我想代表尼克松总统以严肃的态度告诉总理，首先，如果停火并释放我们的被俘人员，我们准备从印度支那完全撤军并订定确切的撤军日期。其次，我们将允许南越的政治解决方案取得进展，并将其完全留给越南人。
我们承认，一种解决方案必须反映南越人民的愿望，并允许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将不加干预。我们将不再进入越南，并将遵循这一政治进程。
但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对总理说过的有关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军事上的解决方案必须在时间上同政治问题分开来。这就是解决方案的障碍所在。
在7月12日离开这里后，我将在巴黎与黎德寿见面，而且我将向他提供另一份建议草案，这份建议草案跟我刚向你概括的几点是一致的。
如果河内愿意接受全面撤军的既定日期、停火、释放战俘以及能够保证南越的国际地位，那么我们会有很好的机会快速实现和平，而南越的地位可以由任何一组国家包括你们自己做出担保。
如果不接受，战争将会继续，那对任何人都将是一种不幸。
我们在印度支那不寻求军事基地或军事联盟，而且在那个可能引起中国关注的地区，我们也将不奉行任何政策。我们愿意独自或者与你们一起对此做出保证，随便你们如何选择。
总统要我告诉你们，我们认为和平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有事可做的话，不用我们告诉你们应该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认为，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将会加速我们之间关系的改善。无论如何，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没有军事冲突的前提下，由印度支那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让我告诉你，总理先生，不管你们如何为之，我们准备在这场冲突结束之后的一定时间之内，撤出曾参与这场冲突的我们在台湾的部分军队。
我并不是将此作为条件提出来的，而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下。
按照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越南人民感到他们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受骗了，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这一点上，当时的所有签字国包括美国都负有责任。
一个国家不用签署一项国际协议但却会遵守它，杜勒斯确立的这一先例以前在历史上从未见过。
我现在想，如果那时候我们的头脑再冷静一些，我们或许可以逼迫他签署那一协定，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不签字，我们也不签字。
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我们的越南朋友讲过许多次。我们的越南朋友并没有因此而责备我们。但是，我们在当时本可以做的更多一些。
法国人准备撤出，同时不想卷入军事冒险。在当时，英国政府也不想卷入冒险行动。而杜鲁门总统已经在印度支那战争中起作用了。
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能够明白，那是国际历史上一个最不好的先例。没有必要对此讲的太多，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公开了许多的秘密文件。
在1954年，杜勒斯国务卿认为，美国的使命是在全世界与共产主义战斗，为了使美国成为主导力量，美国要在任何时间，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参加每一场战斗。
尼克松总统则采用不同的运作原则。我们不是抽象地对付共产主义，而是根据共产主义国家针对我们的具体行动，来对付具体的共产主义国家，而且不是作为一场抽象的圣战。
我们认为，如果人们想要保卫自己，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而不是依靠万里之外的某个国家的努力。所以当我们提出从越南撤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设计某种诡计以其他方式重新进来，而是因为，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当前的现实而不是过去的梦想之上。
我可以向总理保证，总理与我们订立的任何协议都将在字面上和精神上得到遵循。
人们对此必须采取一种历史现实主义的态度。越南人民非常热爱胡志明。他让人民有了一种民族尊严和自豪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本人在1922年认识胡志明。
为了推翻当时的保大皇帝统治集团，美国采取了背叛行动，强力扶持吴庭艳傀儡政权，破坏了协定。这样，《日内瓦协议》就完全被违背了。
结果就是，大批的南越人民无法赢得解放，他们自然感到失望。他们再次遭到压迫和大屠杀。
几十万南越人被投进监狱并遭到杀害。按照《日内瓦协议》，许多人来到了北方。正是因为这样，南越人民开始了爱国运动，甚至吴庭艳都对此感到不满。你肯定知道此事，这是肯尼迪总统干的。在肯尼迪被暗杀之前，他让人杀了吴庭艳和他的兄弟。
这必然导致南越人民的正义抵抗运动。
越南人民的抵抗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你知道，越南人没有请求中国人派出军队。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们只依靠他们自己。这很了不起。
当然，最大的战斗是在1964年至1968年。“东京湾事件”〔Gulf of Tonkin Incident〕也记录在你们的文件当中。这样，《日内瓦协议》就完全被违反了。
当尼克松总统执政之时，他想要撤出军队。的确是这样。我们必须说，现在美国在越南的军队总数比约翰逊政府时的高峰数字要小得多了。
因此，我们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以及对印度支那问题解决方案的态度由以下两点组成：
第一点，所有美国军队和跟随美国进入印度支那的外国军队都要撤出。
第二点，应该由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来决定各自的命运。
至于说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那要由他们的人民自己做出决定。只要在那一地区没有外国军队干涉，问题就解决了。
我同意越南人民是英勇的人民。这让他们具有伟大战士的品格，也让他们成为难以缔结和平的人。越南人对于战争的一心一意也可能使他们丧失缔结和平的希望。如果他们的一些朋友能够帮助他们看到这一希望，让他们理解某些政治发展过程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战争，你们可能不想对此做出答复。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将不符合印度支那人民的利益，或者说不利于和平，但是，或许这只是对外界的人而言的。它也只会干扰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所提到的两条原则，我们愿意接受。
至于我提出来的两条原则，我想再提一些细节问题，美国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出其全部军队，其中包括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美国顾问与军事设施？
第一，他致力于结束战争，并且已经撤出了三十多万军队。
第二，他也致力于阻止签署一份将损害我们在世界上的基本原则的和平协议。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不在你们的兴趣范围内。但是如果我们之间想要建立一种永久性的关系，我们是否是一个可信的国家就会成为你们感兴趣的事情了。
我们必须从一个伟大国家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地方问题。因此，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得不到合理的条件，我们可能继续战争，我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且还将在星期一再次向北越人提出这一问题。不管报纸怎么说，战争可能必须继续下去。但是继续战争不利于世界的和平。继续战争绝不是理性的行为。
如果所有的条件满足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对此我必须要考虑一下。
那就是，胡志明说，在他的有生之年，如果美国军队要撤退，他将会在红地毯上为他们送行，以此表明他对美国人民的尊敬，他不想伤害美国人民的民族尊严。除了那些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的人，美国人民不应该对此负责。
如果美国军队能够和平地回家，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如果在美国部队撤走之后，罪恶的根源还留在那里，而且越南人民如果再次被丢进悲惨的深渊遭受屠杀，那将是另一回事情。这样内战就会继续进行。
你应该回答这一问题。因为美国出兵已经有十年了，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应该在整个印度支那实现真正停火。第二，印度支那所有各方面的力量应该进行合理的努力，解决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分歧。第三，我们都不是小孩，历史也不会在和平协议签订的那一天停止前进。如果当地力量再次兴起，并且又得不到外来力量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再一次从万里之外跑过来。我们不会提出一个停止历史进程的条约。
例如，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推翻
你怎么来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北越真正从柬埔寨撤出其军队，那么内战只由柬埔寨人来打，那就不是一个国际问题。然而，如果越南部队在那里，那么，它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如果北越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会视之为由柬埔寨人自己决定（未来）的一个内部问题，而不是一个国际问题。
其次，如果为了表示善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一起为解决方案提供担保，那么它将会与1954年不同。因为我们不会从敌对的观点而是从合作的角度去考虑对方。
战争随着去年入侵柬埔寨和今年在老挝的“九号公路战役”而扩大了。
因此，如果你们想要越南人民继续战斗，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是美国撤走其所有军队。第二是继续战斗。
既然你们已经承认，撤走你们的军队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益于世界及远东的和平，你们应该能够下定决心从印度支那撤走军队。这将是一次体面和荣耀的撤离行动。阁下，你作为总统的顾问，应该第一个下定决心。
至少你们应该希望远东地区拥有和平。如果你谈到远东，这里还有其他我们可以谈谈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们不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地区。这里指的是日本，你们正在日本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者。你了解目前的《第四个防御计划》，那是根据尼克松总统与日本首相佐藤的联合公报而起草的。你肯定知道，佐藤内阁已经进行了重组，该项计划将会提前执行。日本人正在致力于扩张，他们的经济已经扩张到了这样的程度。经济扩张将必然导致军事扩张。一旦他们进行扩张，远东将首先感觉到其效果。日本已经公开宣布，朝鲜、台湾和越南都与他们的安全相关联。
这对和平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不是一种威胁？但我们对此并不害怕。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以坦率而明确的方式阐明我们的看法。
我想，也许在研究了我所讲的内容后，如果有所启示，你们可以确定什么是合适的和什么事情需要完成。
除了我们真诚地关心结束这场战争之外，我不想再说什么了。这场战争威胁到亚洲的和平。这使基本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其中一个问题你已经提起过了，那就是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也许还有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问题。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将会威胁到亚洲的和平。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准备与你讨论这些问题。
你如何能够让柬埔寨人民承认朗诺？
就在晚餐之前以及用餐的时候，基辛格博士说，我们应该用全球的眼光看待事物。尼克松总统在7月6日往圣克利门蒂的路上也提及了这一点，他说美国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拴了
他说，世界性的问题非常多。确实前一届政府把美国拖进了死胡同并且无法自拔。
正因为尼克松总统和阁下你用远大的目光看待世界，美国应该更容易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当然，阁下说过，美国必须考虑自己的荣誉以及体面的和平。我认为，最大的荣誉莫过于光荣的撤出。因为那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呼声，美国国内和国外都如此。可以坦率地说，如果不是你们对南越傀儡的帮助，西贡政府早就垮台了。
你们为什么必须在这件事情上留个尾巴而不愿意放弃呢？正如贵国总统所说的，你们过去八至十年都被拴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让自己解脱出来呢？这是美国舆论的声音，也是世界的声音。
因此，我很难理解，你们想要留个尾巴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尽管刚才你还重申你们完全撤军。
如果没有谈判，我们最终也将单方面撤离。但是，那将需要更长一些时间，西贡政府将会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从长远来看，结果将仍由越南人来决定。我们现在的建议是，我们进行快速的协商。我们将会设定一个最后的撤军期限，而且，在撤军过程中，应该实行停火，并且具有谈判的意向。如果协议破裂了，越南人相当有可能用战争来解决问题。
同时，你们维护着朗诺—施里玛达在柬埔寨的统治。他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一点？他们不会接受的。
如果情况果然如此，即阮文绍和施里玛达继续压迫和屠杀他们的人民，那么，越南和柬埔寨人民情愿继续战斗。
特别是在去年举行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高峰会议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联盟。战争之后，他们将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目前，在抵抗侵略的战斗中他们如同一家。我难以理解，维护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是参与推翻我们与其结盟的人们，不管结盟的初衷是什么。
如果那一政府如同你们所认为的那样不受欢迎，那么我们的部队就撤离得越快，它被推翻得越快。如果在我们撤离后，它被推翻，我们将不会干预。
例如，我们准备考虑萍女士 “七点提议”的第五点。我们准备就这条建议的某些方面进行磋商。
如果一段时间之后，那一政府有所变化，这些限制将仍然有效。
对于柬埔寨，这些限制也同样适用。我们认为，这是处理这一问题最为实际的方法，这仍然使得政治力量的发展处在开放的状态。
你们得到的关于军事顾问的信息完全不准确。我们只有技术顾问在帮助修筑公路、铁路和桥梁，而且一旦完成了，他们就会回国。因为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工程人员，我们备有高射炮。我们完成修筑工作之后，将全部撤走。因此，这个情况与我们在朝鲜的做法完全不同。
首先，从东亚谈起。你们在南朝鲜驻有军队，了解那里的情况。你们在南朝鲜驻有军队，于是南朝鲜人也向南越派遣了军队。因此，你们一旦撤军，所有南朝鲜军队也应该撤出。
毛主席指出，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第一个中间地带是通常所知的第三世界，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此处存在着争夺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问题。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比较发达的国家。这种争夺控制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总统所说的。目前在西欧，已经出现了新的集团力量。总统认为西德是这一集团力量的领头羊，虽然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也包括在其中。欧洲共同市场当时有六个国家，现在有十个国家。在东亚（领头羊）就是日本。
贵国总统也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国家。尽管我们国家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但是，相对而言，仍然不发达。因此，目前，我们只发发声音。但是，毛主席在许多场合说过，我们决不会成为超级大国。我们奋斗的目标是，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不仅是两个国家的平等问题。当然，我们两个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换意见、寻求共同点、把我们的分歧摆在桌面上，这是一件好事。为了在较长的时间里在国际舞台上实现真正的缓和，人们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交往。这一点并不容易实现。
在二十五年之后，美国不再可能维持其霸主的地位了。日本已经变得强大，如果你们现在从远东撤走所有外国军队，你们的目的就是使日本强大，这样使其充当你们在东亚控制亚洲国家的先锋。但我们为此谴责你们的时候，你们则说情况并非如此。
让我从你提及的一个具体例子开始，就说朝鲜，然后对我们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做一个一般性的评论，而后再谈日本和其他问题。这样安排行吗？
但是，如果我可以对有关超级大国问题和美国人参与世界事务的问题做一个总体评论的话，我要说的是，美国对局外人而言，是一个复杂的民族，因为一方面她是极端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她又是极端的理想主义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天真的理想主义。总理先生，我认为，在二次大战结束之时，毛主席当时对美国政策趋向的理解比美国领导人他们自己的理解要更为确切。我是指你所说的那篇文章。
在二次大战结束时，我们面对着一个我们毫无准备的客观现实，有一部分也是我们在战争中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除英国之外，每一个欧洲国家，在不同时期都被别国占领过，经济上遭到了破坏。因此，欧洲出现了真空。由于日本的彻底失败以及不久之后的中国内战，亚洲也出现了真空。
因此，违反美国的本意，美国发现自己在全世界同时忙于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事务。（周总理点头）两个不同的阵营处理这个问题时执行着两个不同的政策原则。第一个是吸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军事原则，这个原则的大意是每一个侵略者都具有同样的特点，因此共产主义就像法西斯一样，而我不得不将其作为法西斯一样对待。另一个原则是社会福利趋向，针对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原则继承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这些人说，如果你对经济状况稍作改善，无需政治组织，无需经济原则，一个政治组织就会自动出现。这是一个错误，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无论如何，美国人遍布世界各地，忙于两种互不相关的事业，其中，社会福利阵营不知道，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经济进步之前必须要有政治组织，而像杜勒斯那样的以军事为导向的人们不了解，要想有真正的防御，必须意识到共同的威胁，一个外在的国家即使提供了武器，也无法提供抗拒所需要的意志。
所以，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总理先生。我们遍布于全世界，并不寻求霸权；这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结果，并且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实际上，我们的自由之原则，常常因为倡导者的偏好，使其自身变得比更为保守的原则更为复杂，例如，就像肯尼迪政府那样。（周点头）因此，我们就处在现在的情况。当尼克松总统上台时，我们发现自己，就像你说的那样，把手伸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而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但这是一个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环境。欧洲已经恢复了元气，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实体。
不管怎样，本届政府具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把美国的对外政策调整到新的现实上来，同时我们还必须结束这一痛苦而艰难的战争。（周点头）我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即远在千里之外国家的防卫不能主要由美国来负责。那种责任，必须首先由他们自己承担，其次必须由所在地区的其他国家来承担。而当一个超级大国对那些无力以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的国家进行威胁并确立霸权的时候，美国应该承担进行干预的主要责任。这是我们掌管政府以来的原则。
自从我们执政以来，以此作为我们的原则的例子是，我们已经在除越南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裁减了超过十万名军事人员和大约五万名非军事人员。但是，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某些矛盾变得明显了。总理在一些场合提起过日本。让我说两件事情：其一，在一个强大的日本和一个强大的中国之间，我们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者，因为这是你们的传统。
你说，我们在五年至十年之后将会发展我们的经济，这是高估了我们。我们不会走得那么快，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像蜗牛那样慢慢地爬行。不过，你讲对了，新中国不会实行扩张主义。日本就不是这样。
实际上，总理先生，从我在大学里教授的那种理论的观点来看，我们从日本撤出，使日本重新武装自己，然后让日本和中国在太平洋上互相抵消，这样对我们而言才有意义。这不是我们的政策。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可能轻易地重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政策。
因此，总理先生，我真正认为，关于日本，你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非常相似。我们双方都不想看到日本重新武装到牙齿。我们在那里的少数几个基地纯粹是防御性的，并且能够延迟他们自己的重新武装。但是，如果他们决意要重整军备，我对我们将在那里保留我们的基地表示怀疑。因此，我们并没有利用日本来对付你们；这么做对我们双方而言都太危险了。
（编译者按：原件中这里的一页尚未解密）
如果下雨，游览就有些麻烦。有一种替代方案，我们可以在游客离开之后，在傍晚去颐和园划船。因此，如何安排选择将取决于天气情况。
1.叶剑英（1897-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66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1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5年任国防部部长。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黄华，时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由于中美尚未建交，中国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处是北京在美国境内唯一的外交机构。作为中国的资深外交官， 1954年和1955年，他随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1958年任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1960年至1971年相继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曾任中央三人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邀请尼克松访华公告文稿事宜。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3.章文晋（1914-1991），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组副组长兼周恩来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1949年天津解放后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1954年调入外交部，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任秘书兼翻译组组长。1954年9月至1966年7月，先后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亚洲司司长、第一亚洲司司长。1966年8月至1967年2月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69年10月至1971年1月任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员；1971年1月至1972年5月任欧美司司长；1972年5月至1973年9月任部长助理兼欧美司司长，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的重要工作。1973年9月至1976年12月出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1978.1982.10）。
4.王海容，湖南长沙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1965年11月入外交部。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参与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的接待
5.唐闻生，出生于美国纽约，曾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英语翻译，她在外交部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美洲大洋洲司副司长。粉碎“四人帮”，在经历了八年沉寂之后，唐闻生于1984年出任英文《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后担任中国侨联副主席。
6.冀朝铸，1929年生，山西人。自小赴美，青年时期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曾任驻英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首席翻译，曾有“中国第一翻译”的美誉。现任中华全国侨联副主席、国际经理人联盟集团董事、副主席、中国区主席。
7.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后为战地记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到中国采访。他是采访过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西方记者中极少的几位。他曾出版过多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有《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
8.指中美间的“乒乓外交”：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时说：这次我队参赛，“要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以去？”他要在座的人“动动脑筋”。 比赛刚进行一天，中国运动员乘大巴从住地去体育馆时，一个留着长发的美国运动员突然上来搭车。头脑灵活的庄则栋即刻想起了周恩来的讲话，迅速迎了上去，同他握手、寒喧，这位不速之客还自我介绍说他叫科恩，这个细节被在场记者抓住。“中美接近”，轰动起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向中国代表团提出：“希望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比赛结束后，他们得到了访华邀请。周恩来接见美国运动员时说：是你们“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以庄则栋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于4月12日至30日访问了美国。
9.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于1949至1953年间任美国国务卿，促进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帮助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艾氏积极支持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干涉。
10.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期间，中、美、英三国领导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举行德黑兰会议，决定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并就战后欧洲秩序的安排和国际组织的建立进行讨论，签署《德黑兰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
11.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国冷战初期“强硬派代表人物”。1951年作为共和党对外政策发言人参与了对日和约的制定，1953至1959年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其间，曾提出对“共产主义”世界不仅要遏制，而且也要主动进攻。关于杜勒斯与美国对华政策，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12. 基辛格所使用的英文称呼为“Premier”，而非“Prime Minister”。
13.原文中的人名记录如此，但译者无法确认其中文姓名。周恩来是否指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美越谈判主要代表黎德寿（Le Duc Tho），也不得而知，有待中方谈判记录公布时才能确定。
14.英文为“The Marshall Plan”，也是《欧洲复兴计划》的通称。第二次世界
15.“租借法案”，英文为“Lend-Lease Act”。1941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请国会授权并拨给充分的款项，去制造更多的军火和多种军用物资，以供移交现在与侵略国家进行实际战斗的国家。1941年3月，国会通过的租借法案（总统有权将武器装备租借给与美国安全有关的国家）经总统签署而生效（百分之六十供给英国，百分之三十二供给苏联）。租借法案的通过，使美国处于非交战状态，是美国积极干预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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