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7-15 作者：[待确定]
我想同你们谈一下我在7月15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公告，我们认为这份公告可能是国际关系上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
我认为你们会明白基辛格博士是次行程的极端机密性和最高首脑会晤的可能性妨碍了我们事先与你们讨论这些问题。
只有行政部门的少数官员知道这些进展。坦率地说，保密对这次使命的成功极为重要。没有引发无端的希望或者期盼，而且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能够彻底坦率地进行对话，不受公众压力的掣肘。
我希望把这些进展放在我们对中国政策的框架内，并对最高首脑的会晤作简单的评论。基辛格博士随后将告诉你们他访问北京的第一手感想，并且告诉你们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某些全球性的影响。之后我们可以把这次会议的时间用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在外交政策方面，我最优先考虑的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将有助于缔造更稳定和更能持久和平的国际关系结构。
多年来，我一直相信，这样的结构一定要包括中国和其富有才能、充满活力的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建设性参与。
因此，本届政府从一开始就把与北京开展认真的对话定为一项主要的目标。
经历了二十年的孤立状态后，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我们计划通过秘密的和公开的两种途径去实现这个目标。
在就职十天后，我在总统专机上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说我想通过第三方传话给北京，表明我们准备改善关系和希望建立通讯渠道。单是可靠地与中国人接触的技术问题就是挑战。
我不能够透露我们一直在使用的具体渠道，但是，我可以说无论在华盛顿这里还是在我出访外国途中，我们都已作了认真的努力，去传播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态度。
这些私下的信号强调了我们最近两年多来一直采取的公开立场。
在本届政府的初期阶段，我下令彻底检讨我们的对华政策。
作为这些研究的成果，我指示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和旅游往来。这些措施在最近的两年期间已经分阶段实施。我们采用这些措施，以中国人可以接受或引起他们的注意、但不至于遭到他们拒绝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兴趣所在。
此外，我们在公开的声明中一直非常谨慎地介绍我们的总体步骤，例如在我的两份“外交政策报告”里，在我的几次新闻发布会上和罗杰斯国务卿发表的声明中都是如此。
反过来，中国人开始直接和间接地明白我们的态度和努力。今年春天事情开始明朗化，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我们的乒乓球队发出邀请。当我们期待着中国做某种反应时，我们事先不知道他们会利用乒乓球队作为媒介。
我派遣基辛格博士到北京与中国人作深入的会谈，以便开始为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奠定基础，并为举行一次富有成效的峰会和确定举行这样的峰会这件事本身铺平道路。
在基辛格博士访问期间，这些目标已全部实现了。除了我7月15日的公告之外，我可以说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在范围广泛的问题上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彻底的和重要的会谈。你们能理解我不能详细阐述这些会谈的实质性内容。
我个人对最高首脑会晤的看法，如你们所知道的，是应该对这些会晤谨慎地做好准备，并且应该显示出某些能取得具体成功的前景。根据基辛格博士所进行的会谈，我相信我们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面临着一种特殊的情况。在二十二年隔离和互不沟通之后，我们必须首先与中国人讨论一些基本的问题，并且必须在权威层次上进行讨论。一旦达到了基本的相互理解，那么，更多的技术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因此，在中国的这个例子上，我认为我们的对话必须从高层开始。
我们预料在峰会之前或期间与中国人在台湾和其他问题上要取得进展将会相当艰难。我们不抱幻想 — 他们是富有献身精神的人，而且我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另一方面，更长远地看，我们看不到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根本的国家利益的冲突。
当然，对中国人来说，与主要的资本主义者对话并且邀请反动派阵营的领袖访问他们的国家，也是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照我们看来，除非他们在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方面看到了有力的实际利益，否则他们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
峰会的实际日期和其他细节仍然有待决定。我们把1972年5月作为最后期限，目的是赶在明年总统大选活动全面展开之前完成访问，以便把党派的政治色彩减少到最低程度。这并不意味着这次访问必定发生在明年春季；有可能提前很多时间实现这次访问。
我刚才宣布的步骤只不过是漫长路程的开始。在处理我们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双边外交关系方面，我们会面临一些非常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这个进程，我相信我们将会以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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