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1-7-15 作者：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落实政策广西调查组“文革”期间的大批死人问题,是广西的特殊问题,是我们到广西后广泛接触到的一个最普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带有爆炸性危险的问题。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并没有分成明显的两派。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无条件支持韦国清同志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当时有的群众组织提出要韦检讨后再定，而区直机关群众组织“公安兵团”、“红色监察”、“造反兵团”等则同意无条件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4月19日，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三同志发表声明，支持造反派，反对无条件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搞“三结合”。从此，在支韦反伍还是支伍反韦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前者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者称“四二二”。
两派形成后，从军队到地方，从区领导机关到各个基层单位，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
广西军区开始是支持“联指”的。67年8月24日，周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表态支持“四二二”。于是有一大批干部随即表态支持“四二二”。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转而表示支持“四二二”，（但实际上仍不放弃支持“联指”）。当时在全广西，除桂林市外，“四二二”都处于劣势地位。
68年2月，支持“四二二”的部队被调走；4月，广州军区黄永胜内定“四二二”为“反动组织”。于是开始压“四二二”。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公布了“中华民国反共教国团广西分团”的案情，号召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同时还把“反共救国团”和“四二二”组织混为一谈，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运动在广西城乡普遍开展。把参加“四二二”组织或倾向“四二二”的人加上“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杀了一大批。
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发布以后，南宁、桂林、柳州“三点一线”上的“四二二”组织。在军队、武装民兵和“联指”三方面包围下，彻底被打垮，已经放下武器投降的“四二二”“俘虏”又被大批屠杀。
此外，在1967年底，1968年初，刮12级台风，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子弟。
这就是“文革”期间广西大批死人的历史背景。
据自治区处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由赵茂勋同志主管，公检法三长参加，简称“三人办”）汇报，67、68两年全区“非正常死亡”44000人，其中四类分子27000多，干部、群众17000多（不包括自杀数）。
对于这个数字，我们所接触到的干部、群众，都认为不真实。有人说安平生同志在广西时曾作过调查，总数为11万多。区党委调查研究室杨志庆同志反映，商业部门发布票，69年比67年减少13万人（除正常出生、死亡者外）。区直一些比较负责的同志说死亡20万人，也有人讲，全区死了四、五十万人。
我们调查了南宁、桂林二地、市。南宁地委汇报，67、68两年死亡16503人，失踪387人（实际也都死了）；南宁市死亡764人，失踪186人；桂林地区死亡10216人；桂林市死亡917人。另据钦州地区比较可靠的反映，该地区“文革”期间约死亡9900人；玉林地区8个参加区党校学习的县委书记提供材料。该地区共死亡9000多人。仅这4个地区、2个市的汇报数，即达47000多。广西有8个地区4个市，据此，我们认为广西全区，在“文革”期间，死人最少在10万以上。
对死人问题，区党委讳莫如深。为了弄清数字，我们在调查初期，曾要求区“三人办”重作统计。各地区统计数字报上后，“三人办”和区党委办公厅都以“需再核实，免得前后不一致”为由，不提供给我们。
据了解，广西杀人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也可说是三个高潮。比较集中在68年3月到9月之间。这一时间也是广西各级革委会建立的时间。
第一个阶段，67年冬到68年春，主要是在农村刮“红色风暴”，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搞群众专政，杀了一大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也乘机杀了一些“四二二”观点的人。如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集民兵统一行动，把地富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全大队共杀了130多人，财产、房屋没收盖礼堂，禽畜、粮食全部吃掉。上思县武装部长段振邦于68年3月在县四级干部会上说：“过去我们对敌人专政要经过公安、法院。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就是实行群众专政，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群众不同意。”因此，全县于3、4月间乱杀了一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和被认为是坏人的人。
第二个阶段，是各县革委会成立前后，其名义一是保卫红色政权，二是抓反共救国团。广西各县大部分在春夏期间成立革委会，在这前后，都要借故杀一批人。例如，凤山县是革命老根据地，当年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就曾在这里活动。“文革”开始后，以老红军营长、退休干部廖熙英为首，以革命老人、老游击队员为骨干，成立了“革老派”。广西两派形成后，“革老派”支持“四二二”。当时同意“革老”观点的占全县人口的95％，副县长覃家修也公开表示支持“革老派”。由于“革老派”力量雄厚，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去东兰县。
1968年6月17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公布了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案情公告，号召全区乘胜追击，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斗争。凤山县“联指”于7月7日发出关于围歼“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凤山分团覃廖匪帮”的总反击令，又调去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名曰“剿匪”，实为协助逃跑在外的“联指”打回凤山。“革老派”被打死打伤20人，抓走16人（其中13人被杀），“联指”夺回了县城，“革老”全部逃往农村。
县革委成立后，上级又派去了9个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军队进驻凤山，“革老”的大小头头大部被杀，一部分被抓。据群众反映，全县被抓6000人左右，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2700到3000人。据凤山县委汇报，1968年6月到10月死了1190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数的1％。
原6966部队独立师营长警海林同志说，68年7月初他从军区集训回柳州时，沿途看到十字路口、桥下、沟里尸横遍野，死者身上有的插着“反共救国团”的牌子，有的用石头压着一张写着“反共救国团”的纸条。
第三个阶段，“七三”布告以后。这个时期，农村“四二二”的大小头头及骨干已大体上用“反共救国团”的名义消灭了，于是挥戈向城市，集中表现在南宁、桂林二市。
南宁市在“七三”布告公布以后，集中了十多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6966和99部队部分解放军，包围了解放路、展览馆和新华街这三个“四二二”据点，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武器，7月31日打下展览馆，8月8日全部攻下。
当时这三个据点里除了南宁市的“四二二”成员外，还集中了各县来南宁的人员，总计约有二、三万人。三个据点攻下后，有的缴枪投降成了“俘虏”，却被“联指”成员残酷杀死，有很多人钻了防空洞，绝大部分被一场无名大水夺去了生命，有的被各县民兵押回时在途中杀死。
南宁市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区直有关部门不提供这个情况，南宁市委说本市死了900多人。但据区纪委副书记范清涛同志说，南宁最少死了6000人。他说，解放路打下后，有20多辆翻斗卡车拉了两三天尸体，拉到山沟里扔了。还有很多尸体被抛进邕江，抬尸体的“四二二”成员也被“联指”打死在邕江。据说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闸门被流去的尸体堵住了。
桂林市在“七三”布告以前，军分区就调动了12个县的7800多名武装民兵进城围攻“老多”（“四二二”派），武斗越来越严重。“七三”布告以后，武斗仍未停止。6955部队派出解放军进入两派武斗前沿据点，实行武装隔离，要求两派在8月12日前停止武斗。军分区政委陈秉德向“老多”表态，只要“老多”交枪，他保证“联指”也交枪，并保证不抓人。“老多”于8月13、14日向军管会交出3000多条枪，撤出据点。“联指”却只交了30条枪，据点未撤，进城参加武斗的民兵未回。还以市革委名义，将原武斗人员改编为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把“老多”交的武器武装了他们。8月20日，地、市革委会和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公告，以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为名，号召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当日晨5时，支左部队和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联指”成员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划分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仅有2000多师生员工的广西师院，当时就抓了1200人。桂林地区所属12个县，也在同一天行动，仅地直机关就抓了300余人。被抓人员都遭到了严刑毒打，有一大批被杀害。据统计，在“820”事件后半个月时间内，桂林市机关、工厂就被杀296人。临桂县县直机关的干部、职工被抓318人，仅放了25人，其余293人均被杀害。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法院院长刘锡臣、副检察长龙炎运、财贸政治部主任李运发、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振庭等领导同志全被杀害。在这一事件中，全县被杀848人。仅有41名职工的县医院，就被杀死了16人。
从调查材料看出，死人情况基本上是“两多两少”：即无辜杀害多，武斗死人少；“四二二”死人多，“联指”死人少。武鸣县共死2197人，其中真正死于武斗的仅3人，其余都是乱抓乱杀、批斗、游斗打死或被迫自杀的。桂林地区死的10216人中，武斗打死的也只有188人。马山县死亡的1277人中，“联指”成员只有4人；凤山县城厢公社死亡的285人中，“联指”观点的只有3人，都是在武斗中打死的。
10年动乱，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也骇人听闻。
武宣县68年发生了杀人分尸吃肉的严重事件。区党委办公厅汇报，该县被分尸吃肉、吃心肝的共38人。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圩被一民兵副营长指使11个民兵把他活活杀死，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女民兵班长黄文留不仅吃过人肝，还有人反映她曾亲自割下5个男性生殖器泡酒喝。此人因“立场坚定”，被选任县委常委、革委副主任（现免职，调水利工地当保管员）。据不完全统计，武宣全县国家干部及职工就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或人肝。
上思县在杀人时，为了斩尽杀绝，常把全家男子都杀掉，思阳公社公安派出所长李富业弟兄3人、县手工业局长零映春弟兄2人都先后被杀死。过去是老游击区的百包公社提高大队那审生产队的男子几乎被杀光。生产队里老少寡妇一大群，连犁田的男人也没有了。全队100多人口，被杀30多人。小学教师刘智和商店出纳员李文兴，被面对面绑在木桩上，先挖刘的肝给李看，再挖李的肝，残忍已极。明兴大队支书陈作超被杀害后，凶手把陈的肝脏拿到县革委煎吃，县革委有些领导人竟也去吃。
武鸣华侨农场在“文革”中，乱打、乱杀十分严重。全场共批斗560人，死亡107人（内归侨12人）。其中被活活打死77人，含冤自尽21人，被折磨成疾致死9人。在被打死的人员中，有的被剖腹割头，有的被挖肝吃肉。当时参加吃肝吃肉的共有20余人。
桂林市两派武斗时，齿轮厂有一个“联指”头头被打死后，要拿“四二二”的人“垫底”（偿命），就把该厂厂长王伟和副厂长兼工程师段明池等3人枪杀。
桂林地区土产公司是一个仅有百余人的小单位。“820”事件后，“四二二”观点的干部、群众被杀死17人。有一次游斗时打死3人，让2个“四二二”成员去挖坑埋人，坑挖好后，这两人也被枪杀了。又一次以游斗为名拉去枪杀8人，3个挖坑人也被当场枪杀，一起埋掉。柳州钢铁厂和柳州市第二化工厂还将“四二二”派成员身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把人炸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惨绝人寰。
广西自治区党委对10年“文革”中严重死人的善后工作，虽然做了一些，但由于派性作怪，未能按照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认真落实致策，以致问题严重存在。
首先，在政治上两派待遇截然不同。“联指”成员无论是在武斗中打杀的，还是在其他情况下死的，一般在结论中写明“光荣牺牲”或“被反革命杀害”，有的还被宣布为烈士，修烈士墓，树烈士碑。南宁市烈士陵园里就埋着4个被称为“烈士”的“联指”成员，其中1个是汽车驾驶员吴野苹，在打解放路时，因大墙被炮火轰倒砸死，墓碑上写的却是“为捍卫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于1968年8月7日，在南宁市解放路围歼国民党纵火匪徒的战斗中光荣牺牲”。而无数被无辜杀害的干部、群众，则被当作反革命来镇压，他们的家属也被当作“反属”或“被杀家属”，直到74年才对被害人作了“非正常死亡，属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79年又统一修改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于X年X月X日去世”的结论。对于这样的结论，家属意见很大，认为这个结论既没写明死因，也未写上平反昭雪字样，因此不少家属拒不接受。武鸣县太平公社葛阳大队“文革”中有70户死了73人，就有21户拒不接受这种是非不分的所谓“结论”。区党委领导人认为这些无辜被杀害的人不能算作“冤假错”案，不能写上“迫害致死”“平反昭雪”的字样，如写上，被害家属就会进一步要求追查“迫害者”，会引出一些麻烦问题。
其次，对被害家属的善后工作做得很差。有不少人财产被洗劫一空，生活非常困难，有的家中男子被杀尽，剩下孤寡老人，生活无着，十分可怜。临桂县法院院长刘锡臣夫妇和大儿子3人被杀后，留下3个子女，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由于生活所迫，当时年仅15岁的大女儿曾一度卖淫来养活2个弟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现这等惨事，实令人不忍卒闻。而区党委某些人至今还认为这个女孩子“作风不好”。
在死人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凶手问题。在10年动乱中，广西大量死人，是一派镇压另一派的结果。杀人凶手是掌权的一派，因此掌权者千方百计为凶手开脱，大批凶手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升官提级，至今仍在领导岗位上。不少群众反映岑国荣是柳钢“天女撒花”杀人方法的发明者之一。他原是一个三级工，由于“杀人有功”，从69年以来，就是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候补委员，任自治区工会主席至今。柳州市“联指”保卫部部长刘慕忠杀了45人（其中36人是武斗后抓住的“俘虏”），后提为柳钢党委副书记，又提为区总工会副主席。因群众极为不满，79年才将其调到南宁有机玻璃厂任工会副主席。
自治区党委于1979年1月发了一个25号文件，规定除阶级报复、挟嫌报复、谋财害命3种杀人凶手外，对派性杀人者不予追究。这样一来，大批杀人凶手便被保护起来。即使是上述“三种人”的杀人凶手，也因派性作怪，重罪轻判。如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时参加“联指”，曾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手打死3人，剖腹取肝6副，卖了36元。此人到77年才判刑10年。武鸣华侨农场民涵分场的邓斯环是伪保安团长邓文兴的侄子，解放后，邓文兴等被我政府镇压。“文革”时，邓斯环等被杀子弟参加了“联指”，乘机进行阶级报复，以“反共救国团”名义抓了支部书记邓斯凤等26人，活活打死，剖腹、割头的有7人。事后邓斯环还扬言说：“游击队能杀人，我们就不能吗？”对于这样明显的阶级报复杀人，也未予追究。
自治区政协常委、区文史馆副馆长、民族史学家刘介，只因4岁的小孙子不慎将“联指”小头头蔡振华家的小狗玩耍时从楼上掉下，蔡便伙同另一“联指”成员申松华将刘介一家祖孙三代四口全部杀死，同案还杀死了1个为此事讲过几句公道话的工人。此外，蔡、申二人还曾杀害1个与其发生过口角的工人。对于这样一个挟嫌报复杀死6人的凶手，桂林市中级法院原判蔡死缓2年，申有期徒刑20年，而自治区高级法院只判蔡有期徒刑12年，申免予刑事处分。
据桂林地、市委汇报，属于上述三种人杀人凶手已了解有243人，除已查处29人，正在查处21人外，余均未查处。
一些幕后指挥、策划杀人的人，更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如容县原县委书记彭昭南，“文革”前是县团委干事，“文革”中是“联指”头头，人称“彭总”。容县“文革”中没有发生武斗，但被杀死1300多人，幕后总指挥就是彭昭南。此人因杀人“有功”，自68年3月起任容县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73年起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后因群众强烈反对，于80年调任钟山县委副书记至今。
南宁市“联指”武斗总指挥之一的潘玉臣，原是区建委一般干部，因指挥武斗有功，升任了区公安厅第一副厅长。
上思县原武装部长段振邦亲自布置指挥杀人是屠杀上思1600多无辜者罪魁祸首。但此人却因杀人“有功”，被提任钦州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现在转业唐山市任房产局副局长。原武装部政委魏冠华配合段振邦杀人“有功”，被提任钦州军分区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原商业局长赵炎初也因策划杀人“有功”，被提任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后调任地区物资局副局长。
还有一些杀人凶手因民愤极大，在当地混不下去了，便逃之夭夭，逍遥法外。如临桂县“联指”总头目之一胥明德，“文革”时是保卫红色政权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群众说他是“杀人魔王”。桂林地委已查明经胥亲自指挥并开枪杀死的就有30人。这样一个杀人凶手，未予任何惩处，把他调回四川綦江老家了事。
象这样一些“杀人有功”、“杀人升官”的例子，在广西全区到处可见。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愤怒地说：“我们亲人被杀，他们升官入党。这到底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天下？！”群众反映说这些人“干的坏提得快，群众恨，领导爱。”
由于广西对杀人凶手采取保护的态度，绝大部分不予追究，杀人者也从不检讨认错。事隔13年，当年不懂事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这个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将是一个严重的不安定因素。79年11月，贵县就发生了一起被杀家属用扁担自发报仇打死杀人凶手的案件，当场逮捕了5人，判处了12年、10年徒刑各1人。容县容城镇潘松南的父兄3人在“文革”中被杀，凶手没追查。去年6月，潘自己动手打凶手，被拘留5天后释放。今年1月5日，这个凶手被开除了党籍。消息传出后，有12人主动凑集80元给潘，让他买鞭炮庆祝。今年5月2日，马山县有一个指点杀人者上吊自杀了（此人生前经常喊着几个人的名字，说“不是我杀死的呀！”），一些被杀家属敲锣打鼓，拉鞭放炮，舞龙耍狮，表示庆祝。
广西是侨乡之一，“十年动乱”中很多归侨和侨眷被无辜杀害，影响很坏，有的已影响到国外。武鸣华侨农场68年发生的杀人事件，区侨办纪检组于去冬作了调查，向国务院侨办抄报了一份汇报材料。区党委书记赵茂勋同志知道后，立即让把此件追回。这种欲盖弥彰的作法，适足以说明区党委封锁消息、欺骗中央的真相。这个农场的被害家属因在广西正义不得申张，有些人已外流到香港、澳门等地。今年2月10日，香港《镜报》以《劫后余生话当年》为题，揭露了这一惨案的经过。该报在编者按中说：“我们希望北京侨务部门和广西自治区当局能重视这个问题，派出专人调查，做出严肃处理。随着林彪、”四人帮“被送上历史审判台，迫害和杀死无辜归侨者奖的时代，也该结束了。”
容县有个美国华侨黄秀娟，她的小儿子黄尚玉于“文革”中被无辜杀害，凶手没追查。今年6月，她从美国回来，请县统战部长、公安局长、县长吃饭。她对统战部长说，她从南朝鲜回来，要取道香港、台湾回美国，让她怎么跟人家说共产党？可见这个问题不严肃处理，不仅会影响广西的安定团结，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声誉和统一祖国的大业。广西地处边陲，又是三大侨乡之一，对此却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1981年7月15日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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