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6-27 作者：会议简报组编印
会议简报组编印县科委何正兴同志说：我在县落办工作。看了一些材料，更加明确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文革”中有些杀人的材料，看了是催人泪下的。我县是全区80多个县中的重灾县之一。全县在“文革”中被杀害达1600多人，其中干部160多人，工人60多人，杀人主要有3个高潮：一个是从打击所谓“四股黑风”到县革委成立之前，杀害近400人；一个是“枯那事件”发生后，武装部谎报“军情”。调动思阳、公正、叫安、那琴4个公社和昌墩农场的武装民兵，进入枯那大队进行大围剿。当时何英柯、韩刚生带民兵在那边坐阵，大屠杀枯那人民。全县前后有900多人被说是与“枯那事件”有牵连而遭杀害；另一个是68年9月7日至17日。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这期间及会议以后，那个会议名曰“农业学大寨”，实为杀人的现场大会。13日在上中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当场枪杀了12人。当晚张明峰到在妙小组去吹风，说他们太右，要很好反右倾。之后，许绍秀亲自出证明派人到看守所去拉凌庆扬，又到县革委拉赵德景出来干掉。9月23日自治区《关于禁止乱抓人乱打人乱杀人的紧急通知》下达后，在全县范围内仍继续杀人。至11月下旬这段时间，又杀害90多人，而且多数是国家干部。
1968年9月下旬某日，段振邦、魏冠华指使把原副县长冯道学（瑶族、民主人士）送回南屏去进行批斗处理。段振邦生怕他们不敢动手，亲自在深夜给陶华范打电话，查问行动情况。结果，在段的再催促下，由公社武装部干事刘汉深送冯道学到米强大队。斗了几天，即于30日就被枪杀。
再说刘品龙和谭彩元两个同志被杀害，都是由魏冠华直接指挥和参与的。谭彩元被告密后，魏冠华接到报告即于68年9月11日亲自率领王昭腾、斑其禄、王秩玲和一小股思阳大队民兵前往佛子，连续埋伏两个晚上。到第三天的早上4时许，谭来到他家自留地取米（事前他来信叫老婆把米和锑锅放在自留地里）。终于把谭打死在自留地上。刘品龙从板细被魏冠华诱捕抓回县城，经几天审信后交《上思晚报》的歹徒杀害。
老游击队员黄兆新逃往南宁向老干部老领导汇报上思革命干部群众被害的情况，后被民兵抓到那琴，一连被审讯3天后，陆树春把枪决黄兆新的任务交给公社公务员滕杏都和那琴大队民兵去执行，滕杏都不敢说，黄搞过游击，当过区委书记，是个好同志，我去参军时，他还送我两条毛巾，我不敢杀他。陆树春说：“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滕杏都经不起吓唬，就把黄兆新拉去打死了。
从以上事实说明，这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进行的，决不是什么所谓“群众专政”的问题。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吴肇新同志说：赵炎初在我县任组织部长时，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反对平反冤假错案。如1977年他假惺惺地发出通知说要销毁有关“文革”时不该装入个人档案的材料。但是到1980年清理档案时发现根本没有清理和销毁。他在“文革”期间还参与了斗打、杀死老干部。在用人上，他重用“三种人”，让“三种人”把持各要害部门大权，形成了帮派体系。如把李威科（文革前是县委饭堂管理员）这样一个迫害老干部最凶狠，制造冤假错案最得力的人调到组织部任组织组副组长。后又调到昌墩农场任政工科副科长。李当时任斗批改领导小组副组长，陆彪任组长。他们亲自把我和一些老干部多次拉到现县府饭堂，进行残酷吊打。还有，王宣廷，原是一个炊事员，被提为县革委行政组长。又任县招待所长，也是个靠迫害老干部，造反起家的人。打人、吊人、绑人他是最积极的。
群众还议论说：有的人“文革”时是常委、“文革”后现在也还是常委。这话指的是伍平章、吴克宗，马宽宏被杀是与伍平章有关系的。赵德景被杀害，陆彪等人是知道的，赵德景死的情景十分悲惨，死时，乌黑的双手仍被绑着，人卧在泥水里，头被打破了，脑浆迸裂，血迹斑斑，难以辩认。
又如黄刚、李国章、李寿山、蔡联松、伍品重等人，都是造反起家的人，他们丧心病狂地吊打，迫害老干部，逼人致伤、致残、致死。这些人双手沾满了革命干部鲜血的所谓“功臣”，居然能青云直上，身居要职。现在，对这“三种人”，应不犹豫地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平民愤，告慰无辜受害者在天之灵！
党史办林文甫同志说：1968年8月19日至21日，我被陆化波（现任上中教师），李伯南（现在粮食局）押到“三代会”，审信了3天3夜，也是对我进行绑、踢、打、吊3天3夜。当时对我严刑审信的是梁宝帮、韦纯忠，当他们把我吊、打得实在受不了时，我就说：“愿意交待”。当我无法交待莫须有罪名时，他们又对我拳打脚踢，说：“还不老实，事不过三。好，你跟我们去看看”。于是，把我推到厨房左边的一间双人房门前，打开房门，我看见赵德景同志躺在老虎凳上，直挺挺地不能动弹，满脸是黄豆般的汗珠，头部艰难地左右微摆。赵德景不知给他们折磨多长时间了，梁宝帮责问我说：“林文甫，你认得这个人吗？不交待给你尝尝这个味道”。我回答说：“认得，我情愿交待”，反又把我推回原地进行审信和毒打。我被刑讯的第三天，又看见他们对岳志权进行严刑（在我房隔离，听到岳发出阵阵的惨叫声），也就是在这一天，我还是见黄方平也被他们押进“三代会”进行迫、供、信，严加刑罚。这是什么“三代会”，这简直是地下监狱，同当年的“白公馆”，“渣宰洞”没有什么两样。
县林科所副所长刘英业同志说：
一、原昌墩供销社干部黎利国之死与黄德和、凌宣德有关系。他们两人原与黎利国是一派，但后来，黄、凌摇身一变，来县武装部汇报黎利国的情况。不久，黄、凌便按照县武装部的指使，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黎利国进行批斗，最后一次批斗，黎被枪杀。至今黄德和仍是县商业局业务股副股长，凌宣德是那板北干渠管理处那布站站长。
二、在妙七门片打死很多干部，该片揪斗领导小组应负完全责任。在“文革”期间，七门片的揪斗领导小组有江祖民、陈绍章、庞国旺、冯泽天、邓学超等。1968年9月16日县四级干部会议后，庞国旺（原是在妙粮所副所长，现在县支行）。就指使联合大队民兵营长廖开麟把谭文佳（七门排灌站站长），梁经显（七门粮站站长）来批斗。在批斗中，江祖民说：“那个干部、职工不去打，那个的立场、观点就有问题”。所以在场的许多人都去打了。廖开临用枪口捅谭文佳几次都不死，后又捅谭的阴部。最后谭文佳、梁经显都被打死。当时我也被谭梦权吊打。这些在“文革”中斗打人，杀人最积极的人，反而提拔当了领导，庞国旺现是县支行的一个股长。邓学超现在在妙公社卫生院任副院长。
△县人行梁汝柱同志说：人行行长王忠强在“文革”中是个干将，而在整个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过程中一言不发，也不表态，县委多次召开有关传达处理遗留问题的大会都不去参加。到底他对这一工作是持赞成、拥护还是反对，对着干呢？
△县粮食局秘书黄有腾反映：王锡宪“文革”期间参加《上思晚报》组织，现是县粮油加工厂的副厂长，前次召开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会议他不参加，这次会议，直至现在他一天也不参加。副局长兼该厂的厂长黄冰玉去动员他，他反而说：“我参加什么处理“文革”遗留会议？我有什么“文革”遗留问题要处理？”这几天，他每天只到厂里走一圈，就回家搞私捞。
△县食品公司副经理周宏昌同志说：现有些在“文革”中有问题的人态度不老实。如糖烟公司副经理陈东红就很嚣张，我和李居咸有次去找她，要她交代“文革”中揪斗老干部的错误事实。陈东红说自己在“文革”中没有什么错误，没有什么好交代。我们两人心平气和地跟她讲道理，摆事实，但她大发脾气，还拍桌子，大声地说：“77年调工资你们整我不给我升级，现在你们又要来这一套，找借口来整我，想把我今年这一级工资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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