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6-30 作者：会议简报组编印
会议简报组编印思阳公社党委书记黎树生同志说：多年来，我县受害家属要求为受害者平反昭雪和处理“三种人”非常迫切，多次上访。但始终没有如意以偿。主要原因固然在地委、区党委那里。但是，我认为县委也有一定的责任。县委常委中有些同志不是同心同德，特别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上，有不同看法。除了两个在“文革”中有问题以外，还有个别常委搞不少小动作。好像对去年清明节前受害家属准备在坟岭山召开会议一事上，就有个别县委领导同志以个人的利益出发，感情用事，捏造事实，说什么受害家属在昌墩、三华初中等召开了黑会，会上还挂了兰横额等。半夜也去找县委书记、县长汇报，使县委也紧张了起来，又连夜开会，又发通知，层层布置任务，如临大敌。把问题看得很严重，搞得满城风雨。那几天我们公社和思阳镇是忙得不得了。又找人谈话，又布置任务。实际上那晚根本就没有开黑会这回事。而是公社补导站在三华初中开会传达地区教育工作座谈会精神，还有几个新党员入党宣誓。但是却硬说人家这样那样，这是个别县委常委别有用心，造谣传谣，有意制造混乱，把水搅浑。看来其主要用意无非是想阻挠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联系到一些事情就很明白了。比如江平大队的郑有德“文革”中积极参与打人、杀人。落办的同志找他交待问题，郑的态度很傲慢，落办的同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他两巴掌。当然这是不对的，但这件事发生后，个别县委常委同志就四处活动，又到医院找这个那个，给这个证明，那个证据，使郑有德有恃无恐，想把事态扩大。说什么被打重伤、脑震荡了等等。妄图借此要挟落办同志，向县委施加压力。郑有德几兄弟后来还到旅社找落办同志算账。郑有德的弟弟是公安局干部郑有权也持枪参与，威胁落办同志。这是否与县委个别领导同志有关？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另外，从平常很多事情上看，县委领导班子还是不够同心同德的。本来我们县“四清”和“文革”中创伤严重，“四清”工作队的不少人对我们县闲话很多，过去的地委对我们也是另眼看待，不一视同仁。新的县委成立后，本应同心同德，搞好工作才对，但有个别县委领导同志却不是这样，总喜欢搞个人主义，搞小动作、挑拨煽动。据说政府大楼建成后，在分房问题上闹不团结，特别是有人写信要求拨款几百元，要到文岭山去搭个棚来办公。这是什么意思？再是又提出要分小车。这次县委召开党史座谈会，本来应好好地回忆革命斗争史，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但有些人却在会上大争“东区”“西区”抢功劳，平常县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有什么问题，XXXXXX了，成了公开的秘密。再是有的最近还捏造了事实。向中央工作组谎报说上思县委重新迫害受害家属等等。唯恐天下不乱。难怪有的干部群众说：“县委盐缸发水”。因此，我们希望县委领导同志能从搞好我县的工作出发，在这次“处遗”会议期间，认真坐下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努力搞好团结，这样才有希望把我县的“文革”遗留问题真正解决好，把上思的经济工作搞好。
付县长卢玉生同志说：过去我县“文革”遗留问题没有处理好，根子在韦雄和原区党委。但是，县三个班子受派性影响，态度不明朗处理问题不坚决，应负有直接责任。举三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1、关于处理在台上的“三种人”问题。过去县三班子曾经拿原公正公社书记梁焕藩作为一个案例来讨论。在讨论会上，韦雄表态要从宽处理。所以县三个班子对“三种人”不敢处理，也无法处理。李明书记在调离上思前的一次告别会上，也承认自己对处理上思“文革”遗留问题是和稀泥的。
2、重用“三种人”，照顾“三种人”的子女提干问题。群众确实意见很大。后来县三个班子召开会议研究，会上黄西林书记指示“三种人”的子女已经提干的都要清理回去。但后来没有谁出面去清理，事情不了了之。
3、去年机关行政单位调工资，上级有明文规定“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不予提工资。但县领导机关部委级干部，有的是属“三种人”县三个领导班子是清楚的，但打不开情面，违背上级规定，给属于“三种人”的部委级干部提了级，增了薪。
一、县委存在派性，但尚未作检查，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82年4月在党校召开科局长会议，黎干生同志说：“同志们，今天是什么日子？是4月22日（意指4.22）……，我们要警惕受害家属闹事，处理清明节事件，区党委表扬了我们。”有个领导还说避免了一次“天安门事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派性的表现。天安门事件已平反，为什么这些领导还僵化到如此地步！
（2）、82年清明节前，县委某些领导人制造伪情报，说受害家属集会要杀一部份人，挑起“天安门事件”。因此如临大敌，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派人监视受害家属，设了三道防线，使其不得自由行动。今年元月5日又召开了一次领导会议，无中生有地说受害家属要炸平政府大楼，动用公安人员四出活动，严加防范。
（3）在提干方面，直到今年4月仍然是坚持了一条极左的干部路线，不断地把文革中的“三种人”和在文革中一反常态的人提拔上领导岗位，“三种人”的子女也得到提拔和重用，放在要害部门。例如，群众反映，付县长卢玉生的爱人在“文革”中，积极参与打人斗人，现提为粮食局副局长。
二、“三种人”的问题：
1、听说县委的黎干生同志在南宁曾参与过打、砸、抢。
2、那板水库民兵黄以慈被杀，当夜开会梁明储在场，但后来他否认，说是9点钟才从县酒厂回那板。这说不过去，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晚上9点钟，他还敢走？
3、刘积善在高福也策划杀过人。
4、农业局的马秉枢在“三代会”搞专案材料，陈济德也曾参与过吊打人，参与抄过岳志权的家，拿了30元钱，至今未还。
5、水电系统被迫害致死的有13人，其中局里有X人，他们之死，林嘉瑞、唐裕章是否知道？很值得怀疑。此外林嘉瑞还抄了黄德模的家。
6、零谦在那当电站参与批斗过陈志民，还策划打死黄朝南等人，他的儿子在上中读书，带回一支枪，准备暗杀韦成勋。
7、松香厂厂长赵有鹤，文革期间在百包公社那布大队当民兵营长，百包公社第一个被杀是他策划和参与的。
韦凌云同志说：1979年3月17日，我开始恢复工作，9月份到自治区党校学习。10月10日区党委办公厅通知我回县配合自治区工作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当时，党校有几个领导同志说，广西的问题还不解决，上思的问题怎能解决？主张我继续留在党校学习，我也有这个想法，迟迟不回来。后又接到区党委通知，要我10月30日一定回上思，31日参加县常委会。回县后，在常委会上，大家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联系“文革”中的实际进行讨论。我指出，在“文革”中，段振帮、魏冠华、张明峰之流在我县密谋策划，有组织、有领导地杀人，办法之多，手段之残忍，真是骇人听闻，世间少有。这么一说，赵炎初、陆巨吉、王贤才、吴克宗、伍平章就当场指责我。有的说我的讲话不利于安定团结，又有的说，死人的事是群众专政，还有的说我是道听途说，没有根据。我当时虽然很孤立，但一点也不害怕，用恢复工作后看到有关的大量材料和自己所掌握到的证据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11月中旬，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陈永安说：在“文革”中，上思死人和全国各地一样，是普通的事，没有什么特殊。那种“杀人办法之多，手段之残忍”的说法，完全是过去犯了错误的人为了出气而讲的话。又说，“枯那反革命事件”是上级定调了的，我想还总结它几条经验呢！我觉得他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针对他的错误观点，作了专题的发言。过后又同他论战了几个回合。这样，陈永安把我当作眼中钉。1980年在工资调整中，经各战线评议，县常委研究同意我提一级工资，上报地委审批，陈永安就是不批准。黄西林书记亲自出面说理，也被顶了回来。为什么不批准？陈永安咬死一句话：“不批就不批”。可见，当时钦州地委的实权实质上是把持在陈永安等人之手中。
话又转回来，我从党校回来后，先找韦雄试探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该怎样搞，到底能走几步，不说清楚我不干。他反复强调要搞“安定团结”、“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我联系在南宁了解到区党委内部的情况，意识到他完全是按乔晓光、赵茂勋、肖寒那一套框框去做的，不敢把盖子揭开，处理问题是不彻底的。事实正是这样。一次，韦雄知道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的林宣民来交待问题时，林说：“是不是我们先抓两只鸡来杀吧？”韦雄也同意了。本来他们也请我参加“宴会”，但我不去。后来听说他们边吃边吵，但结果林宣民也是无事了。可以这样说，韦雄到我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做了一定的工作，给受害家属发了50多万元的照顾款，抓了10个杀人凶手，但是，根本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盖子尚未打开，“三种人”仍在台上，就草草收场了。可他还不自量地写报告，说什么已做到“满意”，欺骗党中央。现在问题已看得很清楚，只有把“三种人”从台上拉下来，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才大有希望。
广西“文革”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到底谁负主要责任？是韦国清，还是乔晓光？还是别的什么人？目前有些人对韦国清还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大概是韦国清在“广西执行一条正确路线”而给了某些人所带来的好处所致吧？！近日来，大家在谈议全国六届人大大选时，思阳公社黎树柏就高兴地说：“韦国清同志榜上还有名，如果没有名，情况就不妙了。”大家可以从黎的这话中去品味一番，到底这番议论是何意境？
二、李继宗何许人也
关于李继宗其人，这个人是在“文革”中充当段振邦之流的得力打手，是手上有血的人。但是不但不受任何的惩罚，反而被赏识提拔重用，提为农艺师，而且被培养入了党。据说还准备选拔为付县长呢！这样还了得。对此，我曾书写材料给黄书记并转给伍平章（当时伍是科委主任）查办，可是始终得不到反应，如石沉大海。后来我又直接去找县落办当面反映李的情况，亦未得处理，对此我真想不通。其实李继宗不仅绑我吊我，欲把我置于死地，还残酷绑打罗箴、陈日彤等同志，每次游街揪斗都由李继宗、王运全（现是邮电局工人）等人亲手捆绑抬打我，而每次被斗回来之后，双手动弹不了，浑身伤痕。
三、关于平福大屠杀的真相
那是68年9月16日，这天共杀死8人。当时我是险在其中。那是行动早有预谋。当时公社书记是周炳尊，武装部长王国芝。他们当时来县开会，15日晚饭后，王国芝交待雄杰大队的莫传烈把要杀的人员名单连夜送给孙绍鹏，孙当即布置凌传阶、扬宏胜等人行动。到第二天上午11点（当时是圩日）凌、扬两人和武装民兵就把我们集合起来。由凌点名，每点一个出列3步，就被五花大绑捆上，我是排名第9个，完后就开始游街。扬宏胜站在税所楼上作指挥。当我们走出不多远，就被凶手们用乱棒乱石打砸，第一个倒下去的是黄最荣。我当时看到冯定杰、黄炳芳还不断气，又被拖到一个山坡，后来被凶手用刺刀捅死，真是惨不忍睹！
当时县人武部是杀人指挥部，而公安局是杀人的忠实执行者。在华兰我亲眼看到陆玉山（当时系华兰派出所所长）亲自指挥杀人。
公安局黄绍群同志说：
（一）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我看韦国清同志有直接责任。他在广西经营了几十年，培植了不少亲信，如赵茂勋等。在“文革”期间，赵等人保护过韦，而韦又支持赵茂勋等人，把持广西组织、人事大权，这怎能清理“文革”遗留问题呢？还有乔晓光的问题，我看也是韦国清支持、怂恿他的，以致他政治上同中央不保持一致。所以我看韦国清同志应该回避了。
（二）79年以后，我们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做了不少工作，掌握了不少“文革”中的情况，有些人的问题是比较清楚的，如伍平章、梁建松等人在“文革”中的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县委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让他们把持县委办公室和公社的大权呢？我看县委的组织路线是有严重问题的。
（三）我个人深受其害30年，30年来政治上受尽了折磨；经济上不给我任何一级工资（82年给一级，因大家都得不算），我的右派问题平反了，但经济上压我。77年怀疑我及马怀忠等人和陈体荣是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捕我们。但陈体荣的问题81年已经平反了，时过三秋，为什么不给我和马怀忠平反？我亲自找过县长黎干生同志，他回答说，你的问题当时没有立案在卷，怎么个平反法？搞得我满肚子都有气，我看黎干生也有问题。当年把原给我的调资指标，县委有人有意转给造反起家的何汉初，这是为什么？
（四）68年的三级干部会议在上中广场举行万人大会杀人前，段振帮等在广元大队召开了十人会议，拟定了杀人名单，连黄巨芳也去参加了，黎英贤也是比较清楚的。人杀过后，黄巨芳还亲自登场验尸，看杀错没有（因黄巨芳是公正人，被杀害的那些同志绝大多数是公正人，她才去验尸的），这难道是群众自发起来杀人的吗？
公安局苏豪同志说：
“文革”十年内乱，我是亲临其境的，看到的悲惨场面，实在难书。
（一）板龙大队的刘智同志，被抓来七门，捆在树上，被活活破腹挖肝，下手的是黄耀祥这个所谓的共产党员，亲手拿刀把刘智的肝、胆挖了出来。据说当时是学生陆贵发（现在广播站干部）用枪迫着黄耀祥。黄又为了保住狗命才下手的。试问这样的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为什么至今黄还把持着平福公社的财经大权？
（二）我因被划右派在家生产，在内乱的十年里，经常被揪斗在七门、囚竜水利工地一带，亲眼看到陈绍章指挥廖开麟、马红显等人用木棒将银行干部陆利英（女）打死在七门，陆死后，又被搜身抢走了钱。此后几天，又打死黄才秀（教育科长）、谭文佳、梁经显和陈云尤（完小校长）等。
（三）二·五运动期间，黄国庆（现在妙公社干部）派民兵抓我到北干支渠的渠彭点进行批斗，当时被押来批斗的还有林建的姐姐（不知名字），林建的姐姐被民兵用木棒打破了头，我亲手将我的烟叶沫给他治伤口；黄国庆那时还给他妹妹的干女婿赵产（七门兽医站）一支手枪，到处呈威风，威胁人民，到底那来的枪，现在那支枪又到那里去了呢？值得追查。
马怡球同志说：
（一）68年3月段振帮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久，就第一个杀了苏天初，点燃了上思县杀人的导火线。当时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了掩人耳目，当时武装部的科长郑洪恩在当时指挥部的邮电局里开会研究以后杀人改在晚上进行，于是，次日晚上在粮所旁边的语录牌前杀害了黄景佳同志，根据黄桂林揭发是黄本益亲自开枪把黄景佳打死的。
（二）在68年大屠杀前的一天，我因感到情况不妙，以送老婆回华兰治病为名，准备走前到抽水机站（现在的农机公司）去拿公章时，亲眼看到伍平章、朱文越等一大帮人去抽水机站察看地形。当时我没有和他们讲话，但我看他们企图不良，是为屠杀人民而作准备的，果然没有几天便开始大屠杀了。朱文越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
朱文越在“文革”前是原计委秘书，“文革”时他当上了县大联委（即联指）头头，是杀人执行部“上思晚报”的幕后策划者，经常进出于“上思晚报”和县人武部之间，深受杀人王段振帮的赞赏。在斗批改期间，他亲自坐镇旧人委，指挥策划迫害、残酷打斗老干部，吃过人肝。当时的旧人委大院也成了渣滓洞，把赵荣、黄西林等一大批老干部分别放在牢房，一大批人被抽出去杀死。由于他杀人“有功”，升为计委主任，后又当上县革委付主任。可是两年前，当他得知选举人大付主任落选时，他为此吃不下饭。
朱的帮派思想比较严重，他当计委主任和县革委付主任期间，先后排斥和迫害“文革”时不同观点的干部，重用“文革”中杀人和打人的“功臣”。一次他在计委干部会上说：“有人说我打击报复，要是我真的打击报复，你又如何？”他重用如下几个人：
伍品重：安排做计委秘书、工作，借加强物资局工作之名，把不同观点的原秘书冯显芬同志推出计委之门。
伍在“三办”专门整理迫害老干部的黑材料，在银行亲自吊打农有勤同志至残，农的全家被迫逃回大新县。韦群被打死与他策划有关。
黄本益：黄是县人武部杀人的急先锋，血债累累，但朱都把他当作自己的警卫，安排在基建科跟随朱下氮肥厂、水泥厂搞筹建工作。县落办在办理处分黄本益的材料上，朱这个支部书记一直拒不签字上报。不执行支部作出的决议。
黄盖烈：“四清”时为政治学徒，在“文革”中专门整理迫害老干部的黑材料和关禁谭剑秋等受害干部。因为“文革”整人“有功”，加上善于吹捧领导和“车大炮”，深得朱的重用，提拔为统计科付科长、付局长，甚至一些私人的事也让黄跑腿。朱委托黄掌管全县杀人资料，专门整理一份所谓《非正常死亡统计资料》（放入公文柜被旁人发现现已转移）的材料。黄至今一直坚持派性观点，当宣布平反一批老干部名单时，他听不进去，私自跑回宿舍。
包庇贪污犯刘敏。刘在“文革”期间是县武部的情报员，因而安排在战备办，并入了党。后调回家乡。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