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3-7-2 作者：会议简报组编印
会议简报组编印刘尚图同志说，1968年3月至11月，思阳公社一共被迫害致死295人，被迫逃跑13人。其中：群众125人，四类177人，干部2人，老师4人。大多数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杀人的。
积极策划指挥杀人。1968年3月陆、王组织成立“打黑风”指挥部，先后杀了苏天初、黄景佳。在昌墩大队召开4个大队会议又杀19人，何英君、陆修权、黄必臣、李有权参加，各大队汇报杀人进度。陆巨吉说：“我们要看到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要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1968年4月10日陆又召开一次会议，同样是汇报杀人名单，经过审查批准。开始玉学大队没有报，陆批评指责何英君说：“你大队六黎队的伪乡长刘世珍还留来干什么。”当场何英君便报6人，易和大队报9人。陆点头同意，还说：“声势要大，火力要强”。昌墩桥头杀19人，陆、王在大会作指示亲临指挥。
抓点带面，推广杀人经验。1968年6月中旬，陆亲自带领一群人，到继精大队蹲点。批判斗争县、社、队干部的有文德坚、磨愈强、黄胜白。又斗争梁天朋、梁天栋两人，后交由群众非法斗争。梁天朋被斗倒在地。（晒场）群众怕死在晒场，就报告王昭腾，王即令陆兆贵等民兵押到“福多山”枪杀。蹲点是段振邦、张明峰点头同意的。蹲点共斗24人。其中：县级干部2人，一般干部2人，大小队干部5人，四类9人，群众4人。得到段、张的表扬。抓点抓得及时，抓得好。
出谋献计，杀毒老师。甘炳坤老师因观点不同被诬为现行反革命而被杀害了，参加办老师学习班的领导有黎英贤、何智德。我是负责老师带队，学习班有问题的人留在公社。一天，梁正才、黄加冠、甘元书等人去要甘炳坤去批斗，陆巨吉说：你们要“坤”去处理，你们不怕，“群众斗争死了，不要你们赔人嘛。”
巡回点火，指挥杀人。陆巨吉说街上四类分子成堆。陆巨吉、韦元翠同思阳居民看批斗，居民革委会主任黄元清请示陆巨吉，“黄作耀，王尚中。这两人斗争后如何办？”陆回答说：“这些人何等反动，还留来干什么。”随后，梁春、吴汉强就抓他们到西门街语录牌旁杀掉了。从南宁拉回来的人，四级干部会散后，公社把各大队干部留下来研究。陆说：“你们把这些人带回去斗争。斗争打死不追究责任。”陆景加就把从展览馆押回来的陆玉江、梁熙政、陈仕孩、陆国琼、黎日明统统用木棍打死。其他大队也随之动手杀人。其中广元5人，江平6人，昌墩8人，思阳4人，玉学2人，高加1人，杀人之手法世上罕见。
在枯那大队乱杀人时，黎日煊。何英柯亲自指挥、原大队支书黄仕志、大队长张祖龙、民兵营长梁国雄、治保主任张祖立，生产队长张祖列，黄时茂等都积极参与杀人。
1968年9月11日县四级干部时，黄仕志亲自绑黄琪琛、黄吉云，并拉到思阳粮所附近打死。傍晚，何英柯、黄仕志指使黄文香、李伯南、陆正勇到公安局拉周伟忠到思阳粮所路边，由农安德用木棒朝周头上狠狠打死。
据梁国雄交待，68年在县四级干部会时，公正公社研究杀人的人员有：黄仕志、黄权星、黄仕珍等。研究会由何英柯主持，梁国雄还交待他杀黄兰升父子（其子刚12岁）。群众还揭发韦焕兴也是梁国雄杀害的。
指挥参与杀人的有：刘善启、黄秀德、刘芳宜、黄仕珍、黄文香等。刘善启、黄秀德是专揪小组长。黄施珍杀害公正粮所主任黄元彰、庞作丽、黄恩勤、黄伯祥。
黄文香为什么杀害梁凤坤？因为梁原是公正供销社主任。“文革”中把一批货物拿到黄文香家中寄放。黄杀梁属于谋财害命。
另外，那X村阮绍都杀害阮有仁之后，当晚就拉阮有仁的爱人陆玉芳去轮奸。（据陆玉芳本人揭发）
黄权堂、黄仁福是杀害黄有福的凶手。
指挥、参与杀人的有：黄权星、梁玉深、黄汉宁、阮施勇、阮南、李庆吉、苏炳益、梁飞。
1968年9月10日夜晚12点钟左右。黄权星在那笃宣布杀7人。阮南用木棍打死几人，黄汉宁用枪杀阮卡。
1968年9月13日黄汉宁在百竜工地用枪杀韦兴廷。
黄权星带领民兵游村杀人。到那相杀张世宗。
1968年9月21日梁玉深在那同宣布杀廖勇，性质属于挟嫌报复。
指挥参与杀人的有：陆辉荣、黄桂芳、陆军结、陆正勇。
指挥参与杀人的有：李双凤、方焕明、黎汉中。
1968年12月黄录瑞还被杀害。
指挥参与杀人的有：刘万波、吴贤英、吴文豪等。
经委二组韦仁冠同志说：现在三种人逍遥法外的还不少，如覃文音过去在劳大就吊人、打人不少。现仍提为县政办付主任。畜牧局黄涛经常说他如何如何抓谢王岗，现也没有触动到他。
付县长冯道学是党外人士，也被杀死。陈英民在上中领导杀校长、老师，当上了付主任。
农有勤、李仲民同志质问杨文彦：在文革中，杨文彦同志。你作为一个“反戈一击”有功之臣，出卖了我们这些同志。使我们50％以上的同志被游斗、吊打。迫害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还有3位同志被你们折磨够了，最后被无辜地杀害。如韦群同志被杀害的前天晚上，被你们：颜富益、黄炳连、伍品重等吊打了一晚，连晚上睡觉，绳子还是绑在手上，那晚，整整痛苦地呻吟、叫喊。而你们连一口水也不给喝，罗积才同志，被杀害后，不仅开膛挖肝，还因为他聪明，被破颅取脑，作为“高级补品”。而你，一根毫毛也没有被碰到，还爬上去当了官，连家属子女都沾了文革的光，你家属的非农户口是怎么迁出来的？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尽快解决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县委下那么大的决心，专门召开了会议。在你的发言中，把过去的事推得一概不知。或者是“据说”。“听人反映”等等。难道你就那么干净？我们都是当时的直接被害者，你说：在文革中一没绑人，二没打人，三没参加策划杀人，你能骗得谁？你难道没有参与打吊我们两人吗？作为一个党员，你的起码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样的态度，对得起我们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吗？对得起那些无辜死去的同志和他们遗下的孤儿寡妇吗？！
上思中学退休教师游佳仕说:
县革委成立的第5天。即1968年4月18日下午，李有群之流通知我说，晚上7点半钟，你带纸笔来写检讨，但刚到5点钟左右，李一伙，黎树广、黄仲竹、岳继图等若干人，就忽然来拉我去到校西北边的教室，我见到蒙方立被按在床上毒打，心里十分害怕。李一伙要我在一边写检讨，第一次说我不老实，要我重写，写了3次，他们还是说不深刻。那时已是凌晨，我听到李一伙在密议，感到事情不妙。果真不出所料，这帮人进来对我说，你的材料需到文岭山下的公路段和一人对证一下。我一听到去文岭山，就毛骨悚然。因为在那时，这是杀人的代名词呵！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奔到驻校军宣队欧参谋（姓名已记不清）房前，拍门喊道：“有人要杀我了，请救命”欧说没有这回事，少顷，李一伙就紧追过来，当着欧的面将我捆绑起来，绑我时因我用力一反，绳子继了。他们就再用两根绳绑我，连推带拖，把我弄到上中球场西南边大树下。这时我用力挣扎，绳又继了。我没命地飞奔过刚插下秧的田块，跑回校园。李一伙又追上我，对我五花大绑，并推我到原大树下，要我跪下。我人刚跪下，就听到后头“崩”的一声枪响，可未打中我。黑夜中，只听见李一伙说：“怎么不见他倒？”我听到这里，立刻佯装晃了几身，暴徒们借着电筒光说：“中了！中了！”我见李有群在拉土造的枪栓，但未能拉上膛，我想逃也死，不逃也死，就乘李再次拉枪栓之机，滚下坡，越过两块水田，躺在一条凹田埂下，李一伙捉着枪，用电筒到处乱照，但始终未找到我。李就喊：“可能跑回校园了，快去找！”我爬起来，向森工站旁边的磨房奔逃，不顾一切淌过河去，游到河中心因无力身就下沉，喝了几口水，可我不能这样死呀，又拼命游过对岸。到内弟王仁宪家躲藏起来，每天被反锁在楼上。6、7天以后又转回家，藏在自家楼上。不几天又漏风声。有一天晚上，几十个打手来包围我的房间，钟宏富操着一把锋利的尖刀。爬上我住的楼上，朝着我躲的蚊帐猛刺，我左躲右闪，避过他几刀，看再躲下去也要死了。就喊道：“别刺了，我愿出来。”这样我又被反绑拉回上中，又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受批斗挨斗的生活。在这期间，我左手被打断，门牙被踢掉，身上手上留下处处绳痕。我爱人怕我有意外，就用40元钱和几块木板贿赂扬文华。由他在内说情，我才能活到今天。可有人却说，我死里逃生，是李有群之流刀下留情，才幸免一死，真是荒唐至极。我百思不解的是：在李有群的背后，总指挥是谁？当时的校革委领导韦作健之流，掌符着上中全权，难道他没有参与迫害我？十年浩劫给我带来的苦楚，倾尽明江水作墨也写不完，我要求严惩这帮打手！
梁开伯同志说：
1、1968年7、8月间，农林水以黎俊青、黄兆烈、吴敬芳等人成立了揪斗小组。小组成立后，就向我和陆玉刚进行斗争。从那时起，我就被罚跪被绑吊，被斗的第一天，是吴敬芳、黄兆烈下手绑捆，吴敬芳脚踢3次。要我挂“反军头目”的牌子去游街示众，中午也不给回家吃饭，从此以后，规定我出入人委要自动挂牌。以后我就连续4个星期天都被吴敬芳、黄兆烈、黎俊青、许绍基捆绑上街游斗示众。上街时有时被他们脚踢、鞭打。有一次在街上游斗，被群众用石头打过来，我和李艺文趁慌乱跑到李的房间。李的母亲帮我解开绳子。这时我的双手捆绑处已发黑，瘫痪麻木，2个多月不能拿筷子吃饭和拿笔写字。
2、我在开始被游斗后，一连4个多月继继续续地被他们进行残酷的斗争。每次斗争，我都被黎俊青、黄兆烈、吴敬芳、许绍基、吴天富等人亲手捆绑后，又拉上屋梁去吊，有4个晚上，吊时把我摆来摆去，使我死去活来。迫我交待“枯那事件”如何策划、阴谋告什么等等。因“枯那事件”我一点不懂，无法交待，他们更用力地推摆我。每次都吊3、4个钟头，放下来后我一直昏迷不醒。但黄天富还过来拳头打、双脚轮流踢，骂我是“假死鬼”。县四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又对我进行第二次批斗高潮，又连续吊我先大斗一阵后，说我顽固，就吊起来，每次都是由黎俊青、黄兆烈组织。黄天富、吴敬芳、黄兆烈、许绍基、李有立捆绑、打踢。徐伯连还拿一根2尺长的木头打我的腰2次。他的爱人李新林把秤砣挂在我的脖子上。吴敬芳把凳子放好令我站上去，然后把绳拉好，把凳踢倒，使我腾空吊起来，来回摆动，使我喊痛连天。这样的吊打，每个晚上也是3、4个钟头，使我的腰骨移位了变了形。后来赶我去干校，我的腰一直疼痛、伸直不过来。72年分配去在妙时还隐痛，至今刮风下雨时还发痛。他们斗我的理由说我是第三黑司令，筹粮筹款上山为匪、济匪、与匪同罪。黄兆烈还对我说：“公正圩被杀了几个土匪你懂吗？你不交待会走这条路。”
3、1968年9月份是我人生最难过的月关。这个月，我被游斗吊斗各4次，还有跪斗不知多少次。每次都先被用牛绳绑后双手靠背。跪得又要直，稍为一动就被吴敬芳、黄天富、许绍基、黄兆烈拳打脚踢。黄兆烈说：“过几天你大队民兵就要来同你见面了。”吴敬芳马上又接过来喊：“收梁开伯的米薄！”黄天富和上说：“梁开伯筹粮筹款济匪，”“米簿”要收是定了，看你回大队交给父亲还是在这里交给爱人。”大斗几天几夜之后，斗不出什么东西来，黄兆烈又跑去威迫我爱人廖焕兰说：“梁开伯有大问题，你好好动员他交待。如不交待，群众斗死他，你不要后悔！”
4、从1968年7月8月份在学习班揪斗后。我在白天被赶去劳动，在森工站挖泥填土、冲厕所、扫大院等，晚上接受斗争，这些日子直至12月份。
有一次，上街游斗，韦纯忠到森工站用牛绳绑我。韦绑我最紧最力，也最难受了。
有一次他们绑我与曾德瑞去陪斗。我被绑得将断气，全身衣服都湿了。我要求松一下，谁知陈嘉仪却用穿黄皮鞋的脚用力地踢我的胸部3次，至今我的胸肺部还疼痛，成了肺病号。
有一次吴敬芳、黄兆烈捆我到大礼堂去陪斗。跪一半天，身一动就挨枪托打。那天会后打死何日星、韦群。
5、1969年2月以后赶我去渠丁劳动。我原是林业局会计兼出纳。后来有人告诉我：“你免一死是你账目未交清。不然，黎侯青、黄兆烈开口送你去华城大队，你就没命了。”被吊斗、做苦工，我写交待书。是当时几个月的生活。同时，他们还给我回去结帐。后于1969年元月一分文不差地转交给施彦居。
黄兆烈等害我不死之后，又继续害我的全家。1969年元月我爱人生下第3个儿子未满月，家里又无老人来照顾，黎俊青却通知我说：“你带米、行李去渠丁苗圃劳动。白天、晚上不能回来。”害得我爱人生孩子后因过早下水洗衣服、煮吃。至今患风湿病医治不好，变成跛脚。
6、1969年我在渠丁劳动1年后，他们还继续对我迫害。1970年又把我赶去“五七干校”继续劳动1年。这一年，在“二五”运动中，他们又抄我的家。当时是黎俊青、覃敬仁派红卫兵去抄的。抢去的物资至今未还，其中计有米票40斤。海参2斤，以及虎膏、虎肺、鹿肋、人参等（被打残后拿来配药未用完），被他们全拿去，至今未归还。
他们对我七斗八斗，找不出什么罪证。后来只给我按上“坏头头”的罪名。从1968年6、7月起至1971年的3年多时间里，他们把我当坏人，一直进行残酷的迫害。
7、1972年组织分配我去在妙工作，黎还继续害我。某天的科局长会议上黎说：梁把很多人委公物全搬去在妙了。告诉县商业局写一个通知，发到在妙供销社（因我爱人在该社工作），命令我自费运回偷去的公物还人委，我要求县革委派人去查，确实没有，才算了事。黎企图在精神上继续折磨我。
在“文革”中，由于黎、黄野心膨胀，官气十足，先斗一大批人，后又整一部分人。使单位只有剩下他们几个“红”人。大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黎俊青、黄兆烈手里了。后来，黄兆烈由一个检尺工人破格入党，提升为林业局付局长，连升了三级工资。黎也当上了林业局秘书，连提了三级工资后，调回陆川县林业局去了，我强烈要求对那种残酷迫害、吊打干部的人进行严肃的处理，以平民愤，并责成黄兆烈归还我的交待书，笔记本和抢去的物资！
韦彩元副县长说：平反上思的几个大案要案，大得人心。它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党群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就平反冤案问题提出如下个人意见：
1、应该追究冤假案制造者的刑事责任。如由于所谓“枯那反革命事件”使几百干部、群众被无辜杀害。1000多人受到株连，党和群众遭到惨重的损失，众所周知，枯那是我县老游击区，革命根据地。从1947年开始，谢王岗、朱守岗、林克等同志就在那里多次开会。发动上思起义，以后我县地下党、游击队又以枯那为根据地，领导全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解放上思，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解放前国民党为消灭它，对它进行疯狂扫荡。“文革”中，“枯那事件”的制造者又把它打成“匪区”。借共产党之名，对它进行血洗。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严重损失。因此，对“事件”的制造者必须认真追究。段振邦应处极刑。枪毙有余；王昭腾、何英柯也要判死刑，立即执行；还有原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扬君铭最起码责成他公开检讨，并把检讨书发到上思。其他的也要按法律分别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对那些够法办的人，应由政法机关对他们立即逮捕，把他们先关起来，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再次报复杀人。
2、“韦、林、黄、文反革命集团案”，地地道道是上思人自己制造的冤案，对制造这起冤案的祸手，也必须绳之以法。
3、“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虽是执行上面布置搞的。但造成的后果是惨重的，死了那么多人，这起冤案是县“三办”制造的，他们用笔杆杀人，黄焕煦也是主要泡制者，对这些泡制者也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4、还有陈体荣案件，是上思县送材料去的，县人武部把王昭腾伪装成军人，送材料去广州。陈体荣遭下狱。这个案广州早有平反通知书到县，通知我县给因“陈案”受株连的同志也同时给予宣布平反，但至今我县还未宣布，这次也应公开平反。
5、对枯那、提高等老游击区除在政治上公开平反外。还必须派工作组去抚慰、落实具体政策，生活上的困难给予适当的照顾。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如果我们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将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受害者自发起来抓凶手，处理凶手，出现新的流血事件。
6、对“文革”中被扣上各种罪名揪斗、迫害的同志除大会公开宣布平反外，还应发给书面平反书。对被迫害致死的干部要开追悼会，予以平反昭雪，还应做书面结论，发给死者遗属及有关单位。以便消除影响。
7、提个建议。双板大队有个韦玮挺，解放前是个大财主。47年倾家荡产献给革命，为我党的统战工作做过贡献，是我党统战人士。土改时已没有什么家庭，但还被划为地主。还有一个枯那的黄维章，这两人都是我党统战人物，对革命做过贡献，为了做好党的统战工作，我建议不应把他们划为地主，芦文同志来我县参加党史座谈会时，也提了这样的意见。
“文革”初期，我在县看守所工作，做过一些错事。我曾受军管会张治安的指派，对那琴完小校教师方农汉进行审讯。方那时是被划为“坏分子”，是自己到军管会投案的。我审讯后，由于方交待有攻击毛主席的言论，所以我在写综合材料时，把方定位“反革命分子”。后张叫我通知学校要回去批斗。方被要回去后由于跑去躲藏，才没有被杀害。我把方定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68年，张治安指定林景湖审讯罗达表、农培基，说他们偷枪，后我也接办过这个案，但没有结果。我还审讯过梁文武，在审讯时用绳子绑他。从上午8时到12时。审讯后不给梁回监牢，关在审讯室里。因我看管不严，梁上吊自尽。梁的自尽，是我的失职。68年下半年从南宁展览馆要回来一批人，关在县防疫站，张志安叫我和兰克彪、黄彩凤去看守。当时去审讯这些人的有黄多禄、黄桂生、黎文振、卢国奇、施有汉等人。在审讯后，我们就把他们交给原单位或大队处理。后来，大部分被杀害了。68年批斗兰芝幸、范德水两同志，我曾多次参加，但不得参与吊打。我记得吊打兰芝幸、范德水同志比较利害的有梁科、黄天恩、许绍广。公安局的周伟忠被打死，我认为与陈载斌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两人平常时矛盾很大。
现叫安公社法庭书记员李焕佳原是龙楼大队人，在“文革”中积极参与斗打人。特别在所谓“打四股黑风”时，他是扫荡队得力干将。他和龙楼民兵积极到各大队抓人、绑人、打人、杀人。由于他在“文革”中“有功”，被拉入了党，提了干，还任那琴公社团委书记，公社党委委员，现又调到叫安公社法庭。根据上级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有关政策，这种人应马上调离要害部门。
叫安税所梁明善同志说：1972年4月份，伍品重、陆如山把我从凤凰水库叫来公社审讯，逼我交待参加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的罪行。他们气势汹汹地对我说：“如果不老实交待，就第二次开除你！”（1968年12月份，我曾因此事被开除回乡4个多月）我县被扣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而被迫害的同志也不少。制造这类冤案的后台是那个？应彻底查清。
平福税所韦天经同志说：据反映，县邮电局李连明、农秋熙，“文革”前都是工人，“文革”中，他们打人杀人难以计数，双手沾满群众的鲜血。但李连明还被提为干部。对这类人应按有关政策予以严肃处理。
叫安辅导站刘林本谐同志说：上思二中总务主任黎有龙在“文革”中，因个人成见，策划谋害刘西汉老师。刘曾与黎辩论过，黎便怀恨在心。68年7月全县教师集中办班学习，黎有龙便密谋策划揪斗刘西汉，对他进行残酷吊打，非法斗争。学习班结束后黎有龙又把刘西汉关押在百首农中继续吊打，强迫劳动。68年9月下旬的一天，黎有龙亲自写批条，给红卫兵把刘拉出去活活打死。这一案件应追查处理。
梁元英同志说：平福公社的盖子还未揭开，阻力不小，原因是现任公社书记孙绍同是孙绍鹏的亲兄弟。孙绍鹏“文革”期间，在平福公社策划、指挥杀人，干了不少坏事。而现在看来孙绍同是不可能打开情面的，必须马上调离，平福公社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才能顺利开展。
潘殊勋同志说：庞国钦（县水泥厂工人）原是细精大队支书，“文革”中该大队死了48人，经庞之手的不下20人。由于他杀人有功，后被朱文越、黄本益等人吸收到县建筑公司当工人，后又到县水泥厂。在“文革”中他杀人剥皮割肉，手段之残忍是罕见的。由于作风败坏，与陆家康（原大队会计）之妻通奸，后被陆发现并指责。庞对陆怀恨在心，趁“文革”动乱之机对陆进行报复，他将陆吊打得死去活来，又将陆放到池塘去浸水，然后用刀将陆（当时还未死）身上的皮肉一块块的剥，肉一块块地割。最后折磨致死。对庞国钦这种极其残忍的人应该绳之以法，方能平民愤。
一、叫安卫生所何霞年为什么死？据说是与林如阜一家有关系，是属于挟嫌报复的，必须追查。
二、公安局在清明事件前为什么要发枪给劳动释放人员林如川，并开枪威胁受害家属。据说那时公安局发出5支枪是给人威胁受害家属，是谁主张这样干的？
三、关于清明节事件和磨战锋事件中准备逮捕人的事，如果没有县报上去的黑材料，难道地区、自治区就下令抓人的吗？是谁报的？应追查清楚。
四、县三个领导班子内部存在不少问题，但会议至今内部盖子还未真正揭开，究竟是什么问题，令人深思。
据说县商业局黄德和“文革”中在上思驻南宁转运站。由于那时两派斗争，一些坏人进国家的金库，抢走了大量的人民币。黄德和在修理转运站时，发现房子里存放一麻包袋的人民币，不知其数，发了国家的难财。现在他一家人不做工，也够花十年以上。不知确否？应弄清。
宣传战线的同志说：宣传部付部长兼教育局局长黄贵元同志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文革”中有罪恶的黄寒梅被免职后，现又被重用，给黄寒梅来掌管我县招生办公室，这样还免他职干什么？听别人反映，自黄寒梅负责招生办公室后，就公开扬言道：“这次我们的教职员工有考大学的子弟吗？”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黄贵元同志在“文革”中是受害者之一，但为何偏偏重用这样的人？这不是暗中迁就姑息吗？宣传战线盖子至今揭不开，里面是有原因的。
陆元才同志说：1968年我在县文工团工作。8月1日我靠边站了。成天写检讨，受批斗。绑、打已成为家常便饭。那时，文工团共有20多人，除3人没有对我打、绑外，其余的均打过我，绑过我。
对我行刑最毒辣的算是何惠初（现那板水库工作）。他用铁线修得尖尖的，插入绳索，然后用这段绳索抽打我，每抽打一次，就渗出许多鲜血，自林文甫被他们上吊在一间小房子里后，我一人包两人工作量。有一次，我帮他们挑行李到贯口水利工地。刚放下行李，又挑20多担水，又煮饭菜，十分忙碌。何惠初见我这般勤快，便说：“陆元才，你这样活跃，以为就不斗你吗？”他边说边抓一张椅子，向我用力砸过来。幸好林如川眼明手快，一手接住那张椅，救了我的命。
第二个最凶恶的是黎宝权。他命令我和林文甫两人去冲小便处的尿槽，他检查后说：“不成，要用肥皂来洗”。我即回家要肥皂来洗尿槽了。因为他每次斗我很凶，所以他一说我就很依顺他。有一次，何惠初、黎宝权为了让我承认上十万山当土匪，他俩各在一边，用绳子勒我的颈（并出布告，宣判我死刑）使我两眼翻白，差不多断气了，我只好承认上山为匪了。
第三个是黎林鹏。有一次，他推我出去斗、打，怕我喊口号，便在地上捡起一张抹过粪便的废纸塞进我的嘴巴。黎林鹏，我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之处。在他家缺口粮时，我还拿出40斤粮票给他不要归还，可他却这样来斗我！
第四个是卫怀虎，有一次，他令我和林文甫跪下，头顶着头，象两头牛角斗一样，他们各在后面推着我们俩，使我们俩头撞头痛得难以形容，眼睛冒火花。
这些残酷打、吊人的人，至今还不承认错误，躲躲闪闪，天理太难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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