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16 作者：[待确定]
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中央曾经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湖北省清理“小钱柜”、“小仓库”的调查材料，八月三日又转发过湖北、河北两省关于清理“小家当”的材料，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小钱柜”、“小仓库”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清理，作为“五反”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件事情，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引起了重视，当做一项重要的任务去抓。但是，也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很好地把它抓起来。这个情况表明，有的同志对于清理“小钱柜”、“小仓库”的必要性，认识还不够；也表明，有的同志在“五反”运动中，反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还不够坚决。
现在中央再把《广东省清理“小钱柜”、“小仓库”的情况汇报》转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广东省的做法是对的，各地可以参照他们的做法，对现有的“小钱柜”、“小仓库”认真地加以清理。凡是过去没有搞或者搞得不彻底的，都应该毫无例外地重新补课。并将清查的结果，向中央写一个书面报告。
中 央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日（发至县委）
广东省清理“小钱柜”、“小仓库”的报告（有些数字和情节还没有最后核对）很好，他们在这一工作上收获很大，并取得了初步经验。广东揭露的情况，各省（区）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大抓一下“两清”，坚决彻底挖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的“物质基础”。
中南局“五反”领导小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
我省清理“小钱柜”、“小仓库”的工作是紧密地结合“五反”运动，于一九六三年七月份开展起来的。目前省、地、市第一批开展“五反”运动的单位已基本清理完毕，第二批运动单位和县级单位还在继续清理中。五个多月来，经过了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克服了各种思想障碍，摸索出一些经验，促进了“五反”运动的胜利开展，已取得了“两清”初步的成绩。根据省直和各地区到十一月底的统计，清理出：
来源正当的其他各项结余资金一亿二千九百九十六万六千四百七十四元，现结存七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
外汇“小钱柜”结存三十四万三千一百四十三美元，黄金一千二百四十八两（公安部门二百七十二两、海关九十六两、法院八十两、陶瓷工艺进出口公司八百两），白金十一点五两，白银七百六十九两。
同时还清理出“小仓库”的物资一大批。据十月底统计
这些“小钱柜”、“小仓库”的资金和物资的来源和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小钱柜”的主要来源及其手法
第一，挖国家的墙脚，侵占国家各项财政收入。
1、设立账外账，隐瞒应上缴的财政收入。顺德县财政局账外立账，几年来隐瞒应上缴的财政收入达六百二十五万元。佛山专区外贸局一九五八年以来经营地方外汇进口物资获利润一百五十一万元，没有缴给财政，擅自支出一百二十万元。
2、化国营企业为地方自筹企业。佛山市利用体制下放机会，将一批过渡为国营的手工业工厂化为地方自筹企业，几年来获利润七百七十三万元，除拨了三百二十四万元用做这些工厂的生产资金外，其余四百四十九万元被市委侵占。广州市海珠区区委选择利润大、投资小的国营企业硬行搭股投资了一百六十九万元，几年之间翻了三番，共分得利润四百七十七万元。
3、隐瞒侵占各项专款。省有色金属管理局隐瞒侵占钢铁亏损补贴专款五十七万五千元、退赔“共产风”专款二十九万元、技术改造费十七万五千元，共一百零四万元；省水电厅隐瞒侵占基建结余款七十万元。
4、虚报冒领、报假决算。佛山专区水电局将省拨给的堵口复堤经费和电排经费采取“以领作报”的办法，侵占未用完的国家资金一百一十五万元，除购买水利器材四十九万四千元外，还结存六十五万六千元；顺德县商业系统十二个单位在“三清”中报销丢失、短少商品达一百一十二万四千一百一十三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未经过详细调查便作报损处理的。
第二，逃避银行冻结，隐瞒、侵占国家资金。主要是以“暂收暂付”、“待付”、“预付”等等名堂转移资金或直接瞒报，逃避冻结。如中山县财政局在一九六O年终结算前将“小家当”资金一百七十九万元转移到各区财管所，过年后又转回使用；佛山专署财政局一九六O年地方财政自筹结余资金一百五十万元，转移逃避冻结七十万元。
第三，向国营企业抽调、摊派资金。如佛山市委为了扩大华侨大厦的基本建设（省拨二十万元、专区拨五十三万二千元，实际支出了三百二十二万六千元），向自收自支单位抽调了四十五万元，向国营企业抽调了二十四万元；海南行署为扩大华侨大厦的建设，采取以“借款”及“投资”为名，平调、抽调各企业资金达一百万元；中山县一九五九年以来以代外贸收购农副产品提取“手续费”的名义，向外贸局抽提了一百二十四万六千元作为地方收入（后退回六十八万八千元）；有的地区为增加自筹收入，无理提高厂矿房租，多收租金，如南海县多收厂矿租金三十六万元，肇庆市提高工商企业房租一至四倍，一年来共多收工商企业房租十五万多元。
第四，挤占群众的资金。
1、擅自修改税率或扩大征收范围，挤占群众的资金。如中山县一九五八年没有按照专署规定调低农业税率，到一九六O年止共多收农业税款一百三十七万六千九百元，作为地方收入，一九六一年又将一部分收成不固定的土地以不固定面积名义多征税款五十多万元；顺德县一九五八年在调整农业税时以提高农业税率（专区下达调增任务百分之二十四点七七，县自己决定为百分之三十）的办法，两年共多征农业税款五十五万二千元。
2、以“借”的名义变相抽调集体单位的资金。如佛山市委为扩大华侨大厦的基建，以“借”的名义向集体单位抽调资金一百零六万元，其中抽调手工业联社及联社经理部七十九万元，石湾公社二十七万元。
3、侵吞应退给群众的资金或提高药价，增加群众负担。如顺德县粮食局将省拨给应退还生产队的朝鲜粳稻良种差价款二十六万八千元全部侵吞，用来建粮仓、购买机器设备、弥补小农具亏损等；番禺县人民医院三年来通过提高药价和收费标准的办法共获利二十四万元，按规定药物毛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四，而一九六一年毛利率却达百分之五十四点二七，一九六二年竟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二七，一九六三年（一至九月）为百分之五十三点零八，获取非法利润用来搞计划外基建。
第五，进行集体投机倒把，获取暴利，转做“小家当”。
1、通过协作办公室进行投机活动，谋取暴利。如中山县通过协作办公室动用财贸办公室出口奖励化肥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三担，向农民换购稻谷一万七千七百九十五担，又用稻谷向县粮食局、中山糖厂换购玉米十四万一千八百二十一斤，又以稻谷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斤向县粮食局、食品出口公司换大麦（已生虫）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九斤，高价卖给河北省灾区（青县），玉米以每担四十七元卖出，大麦粉以每担三十五元卖出，另外又将剩下的稻谷以每担二十五元卖出，共获暴利三十七万元；番禺县通过协作办公室进行低来高去投机倒把的经营，一九六二年一年便获利一百三十四万元作为地方收入。群众反映说：“协作办公室是地方收入的‘摇钱树’。”
2、通过进出口搞投机倒把，获取暴利。如中山县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到外县用抬价抢购的办法买来的商品擅自作为本县的商品出口，套取中央外汇三十万港元后，又从香港进口一批汽车及农业机械零件，在国内高价卖出，获暴利九十五万七千元。如进口汽车四十部，成本八万三千元，却卖得八十二万二千元，赚了十倍。
第六，隐瞒、侵占国家外汇。
1、有计划、有组织地走私套汇。如宝安县委在一九六一年计划走私出口一万多个腊鸭，最后实际走私出口腊鸭四千多个，腊肠八百六十五斤，腊肉五百五十一斤，腊猪皮五十一斤，山猪一百一十八头，鸡四百只等，并从香港换回化肥五万七千斤。
2、在香港截留侨汇，为地方进口物资。如台山县一九六O年以来派两个专人驻港私套华侨瞻〔赡〕家汇款共达一百八十六万港元，在国内给侨眷副食品或人民币，所套取的外汇全部用于进口计划外基建材料，以及半导体收音机、西药、轮胎等物资。
3、利用国家对侨眷开办委购化肥办法的机会，套取国家外汇。如开平县委于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乘国家对侨眷开办委购化肥办法的机会两次发动侨眷大量进口化肥，县委为了套取这批外汇，以便将来进口物资用，就一方面向侨眷收取了三十九万七千港元的外币存单归县委掌握，另一方面则叫人民银行在账外另开人民币存单给侨眷。
4、巧立名目，套取国家外汇。如顺德县合营健德食品出口公司有两艘合营、一艘国营的渔船专门负责装塘鱼出口，从一九五八年以来，该公司为逃避银行监督，从不向国家申请外汇，却以支付“租金”的名义，擅自通过香港五丰行在出售鱼货款中扣留，并存在私方手中。几年来共扣留“租金”一百七十四万港元，存款利息收入三千五百四十九港元，出售旧艇壳的收入七千三百港元，共侵吞国家外汇一百七十五万港元。
5、敲诈勒索，以赠送外汇、物资为条件批准侨眷出口。如宝安县蛇口公社的南山和新南公社在批准出境的十三户三十一人中共索取港币八千九百四十元，在蛇口公社四个大队中向申请出境的侨眷索取进口单车七部、半导体收音机十部。
6、隐瞒索赔款及其他外汇收入。如广州海运局在一九六一年因南海一四八号轮去越南港口被日轮撞损，索赔十四万五千港元私自存在香港招商局；公安系统的罚没外币收入未按规定缴交银行，私自动用的现象也很严重。如宝安县公安局一九六O年六月以来共隐瞒罚没外币收入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五港元，从香港购进摩托车三部、汽车零件及饭堂用具一批共用去五千一百七十六港元，被公安局所属各个单位集体套用了六千二百三十九点九港元，被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等私人套用了九百八十九点五港元。
第一，化计划内为计划外，把国家计划供应的一、二类物资拿去外面进行非法协作，互送“人情”。如省外贸局丝绸公司一九六二年从计划内供应的丝绸中，拿走九万二千七百公尺搞非法协作和走后门。
第二，弄虚作假，少报库存，多报损耗和销售。佛山专署百货公司一九六二年清仓时瞒报了结存的大量公用布，经群众揭发和省通报后，只按省的通报数补报五万多公尺，实际仍打埋伏一万五千四百六十三公尺，用来搞协作，开后门。
虚报人口，冒领粮食现象，在各地区、各机关团体、学校都很普遍。如省交通厅在广州所属的几个单位，几年来用虚报冒领办法滚积下来的粮票有十五万四千九百一十一市斤，已动用五万七千六百八十二斤，还结存九万七千二百二十九斤。
第三，拿原则做交易，化大公为小公，化公为私。如顺德县委财贸书记曾调给广东民警总队生猪四百一十一斤，白糖四千斤，生油二百七十九斤，后来从民警总队拿回“五四”式手枪八支、威力曲三支、卡宾一支、“七六五”手枪三支，共十五支，子弹约七百发，分发给县委领导同志。
第一，一部分用于地方的计划外的生产建设。一九六三年据十月份省、地、市单位的统计：非法搞来的资金八千六百八十五万元，已用掉六千零一十二万元，其中用于生产性建设的有二千七百四十四万元，占百分之四十五点六。这些金钱、物资虽然用在生产上，但由于脱离国家计划的轨道，没有用在国家最需要的方面，因而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不能发挥最大的收益。而且在这些计划外的生产建设中，由于抢时间、抢材料、盲目施工，也造成很大的浪费。如中山县在兴建中顺线路电排工程时，因计划不周，管理不善，致使该项工程多开支了二十二万元。在三宝、裕安、下萌盲目施工新建了三个大型排灌站，厂房建成后全部不能用，浪费国家资金十五万元，群众自筹款六万元，劳动力三万个工日。
第二，非生产性建设和铺张浪费。据上述统计已用掉的六千零一十二万元中，用于非生产性建设的有一千三百零九万元，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七，用于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的四十七万元，占百分之零点七八。这几年一些地委和不少县委，都盖了不少楼、台、馆、所，特别是盖了一些书记楼和购买小汽车、电炉、沙发等，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据统计，在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全省（五个专区的数字）计划外基建还搞了九百零七宗，二千八百一十万零六千四百元。请客送礼更是相习成风。如顺德县的清晖园一九六一年以来，请客送礼宴会就花了一万八千多元。这些妖风之所以煞不住，首先就是由于各级手中都有自己的“小家当”，可以胡乱开支。
第三，干部特殊化多吃多占。据“五反”中揭露的材料看，一些县的领导干部粮油可以不定量，副食品甚至高级消费品如海参、鱿鱼、蚝豉、燕窝、鱼翅、人参、当归以及进口的高级药品，无限制地供应，县常委二人分到一百至二百尺布的也颇不乏人。如中山县的书记，饭堂共多吃了国家的面粉七千八百五十四斤，大米六百七十四斤，糖一千四百六十二斤，油四百二十斤，猪肉四万三千九百六十二斤，三鸟三千五百五十只等（其中有部分是开公社书记会议吃的）。由于大吃大喝，饭堂亏了一千多元，也在招待所报销，书记们还多分香烟二千四百多条，棉布二千二百九十一市尺，还用外汇进口了半导体收音机、麻将牌、塑料台湾通帽等高级消费品。在福利补助方面的问题也很多，许多领导干部没有什么特殊困难也领取巨额补助，补助一千元是很平常的，有的高达二千五百元，甚至有的以补助为名，私分公款。如顺德县全县的科、局长，经理，县长，部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七十二个领导干部每人一份，夫妻两份；中山县十二个常委共补助了六千七百三十六元，其中县委第一书记夫妇两人领取补助二千五百一十一元，而且补助的钱许多是用于买手表、收音机、高档衣服等等。高要县委第一书记，领取补助一千三百五十元，买了二百尺棉布，七部单车回家，实际上已是变相的贪污行为。
第四，一部分“小家当”的资金和物资喂肥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这次“五反”运动中已经揭露了不少这样的材料。如省直单位到一九六三年九月底止，从“两清”中就发现了一千九百二十七条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线索材料。
这是由于近几年来，为了克服困难，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些体制下放，实行了包干制，给了地方一定的机动；为了缩小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差距和掌握农贸市场，开展了计划外自营业务；为了争取外汇、侨汇，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这些本来都是好的，但由于在执行过程中，有些地区和单位，为了本部门的利益，就不顾大局，不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利用职权，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把国家的资金和物资化为本地区、本部门所有，而我们又掌握得不紧，财政纪律有所松弛，其结果就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制度，给国家造成了不少损失。
另一方面由于广东毗邻港澳，一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加以这几年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因此在一些地区单位、部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便泛滥起来。有些地区强调只要搞好生产，可以不择手段和多花一些钱，甚至公开提出一些谬论，如：“做生意小钱不出，大钱不来”，“不问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送礼拉关系是资本主义手段，但在目前条件下还有积极作用”等等。前一时期对这些错误认识和谬论，又没有及时批判，因而一些地区单位在搞钱搞物方面就不择手段，不顾国家法纪，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这次“两清”工作是作为“五反”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紧密结合“五反”运动的每一个步骤进行的，我们把“两清”专职机构附设在“五反”领导小组办公室下面，同“五反”运动统一布置、安排。在工作方法与步骤上，我们主要是抓住以下几条：
一、首先是提高思想，统一认识。
在工作开展初期，我们碰到了一系列的思想障碍，主要是一些单位的领导不重视，对中央的指示贯彻不力。如有些单位认为“我们是行政领导机关，清水衙门，既不直接管钱，也不管物，又没有另设几套账，哪有什么‘小钱柜’、‘小仓库’”？有的认为过去已清过几次仓，现在还有什么可清？有的则认为这不过是财政部门要几个钱，干脆叫几个财务部门去查查账就算了。他们没有认识到“两清”工作的必要性和问题的严重性。另一种是手头不干净，思想顾虑重重，怕清出来问题严重，怕下水后上不了岸，怕处分，怕钱和物被调走。因此，有的领导干部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引火烧身，个别甚至压制群众揭发，说：“‘小钱柜’、‘小仓库’清理出来大家都有责任。”有的则买通群众，不要揭发。在广大干部、职工思想方面，则更是顾虑重重，怕打击报复，怕穿小鞋，看领导眼色办事，集体问题盖子揭不开。因此，我们首先抓住解决领导思想问题，指出“两清”的重大意义，不只是为了几个钱，而是关连到单位和干部变色变质的问题。指出“小家当”的严重情况，发展下去，就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地方所有制，或企业、部门所有制；干部严重地多吃多占、铺张浪费就会向蜕化变质发展；有了“小家当”的温床，就会滋长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因此“两清”实质上是一场严重的两条道路斗争，是“五反”的重要内容之一，“两清”搞不彻底，集体领导盖子就揭不透，领导洗澡就不可能洗干净，“两反”斗争的线索也不可能充分暴露出来，这就会直接影响到“两反”的开展。同时，强调领导要有自我革命决心，要敢于引火烧身，挑起责任。此外，还通过召开各级领导干部会议，反复动员，交代政策，解决思想问题，并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坐镇重点地区，重点单位，具体协助，推动工作。如佛山地委有些单位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小家当”的严重，一开始就强调没有什么“小家当”，说他们是执法不敢犯法。后采地委扩大会议延长了十天，由地委第一书记亲自反复动员，并组织了强大的“三查”队伍，结果却揭发出“小钱柜”资金一千多万元和大批“小仓库”物资。
二、建立“两清”专业队伍，组织“三查”工作。
开展“两清”工作，没有一批坚强的专业队伍是不行的。我们对大的战线、任务较重的单位，均在“五反”办公室下面成立“两清”专业小组，小的单位则配备专职干部，干部配备要求配政治质量好，业务熟悉的党员干部。开始时，我们没有经验，先组织“两清”干部学习政策，并通过搞试点摸索经验，训练队伍，逐步开展；但是单靠专业干部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与“五反”运动的“三查”（查账、查钱、查物）结合，组织一批临时队伍，配合开展“三查”。
三、放手发动群众。
搞好“两清”工作最主要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在运动中群众最大的顾虑是怕领导打击报复、穿小鞋，特别是一些知情人也就是经办人，还怕问题牵连自己，因此发动群众是件很艰苦的工作。我们在这项工作上，首先是强调领导向群众表明态度，敢于承担责任，特别是要引火烧身，同时还要宣布纪律，给群众撑腰，并反复交代政策，解除群众思想顾虑，发动大家揭发检举，通过写大字报造成声势。如文昌县财政局运动初期，领导未表明态度，群众有顾虑，运动开展不起来。后来经县委检查督促，财政局长下决心，亲自动员，表明态度，引火烧身，群众才大胆揭发“小钱柜”一百多万元。
四、不断地摸底排队、抓重点单位和落后单位。
摸底排队工作很重要。主要是根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找出可能产生“小钱柜”、“小仓库”的重要渠道，然后确定重点单位、重点部门和重点问题，逐个深入，搞深搞透。重点单位是指管钱管物问题较多的单位。重点问题是根据我省毗邻港澳，商品经济发达，走私套汇、非法协作、投机倒把问题严重等特点来确定。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还要注意抓落后单位，帮助他们迎头赶上。
五、紧密结合“五反”运动的每一步骤进行工作。
“两清”工作必须紧蜜结合“五反”运动进行，而且要跑在运动的前头。这样才能对“五反”运动起到促进作用。在“五反”运动的第一阶段，“两清”工作主要是配合“五反”运动组织学习，提高认识，武装思想，并对本单位的“两清”做好调查研究，摸底排队，搜集材料。到领导“洗澡”时，“两清”工作就应为领导“洗澡”服务，把准备阶段所摸到的材料，提供领导作为检查的参考。在揭领导的集体盖子时，把“两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专题鸣放，把问题搞深搞透。经验证明：这一段时间是“两清”工作的关键时期，必须抓紧抓好，把“两清”方面的线索全部掌握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把查账工作和核对落实数字搞好，把问题彻底弄清楚。
六、要反复强调进行全面的清理，不仅要清钱而且要清物，不仅要清理现存的而且要清理用掉的。这样才能全面扩大战果并从一系列严重的事实中吸取教训，提高认识，教育干部。对清理出来的钱和物要立即一律冻结，听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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