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9-2 作者：[待确定]
现在把益阳地委的一个报告和湖南省委对这个报告的批语，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同志在江苏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的发言和江苏省委对这个发言的批语，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阅读，并把这两个材料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农村、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
益阳的迎丰公社和淮阴专区涟水县的高沟公社，都是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公社。在运动中，初步地发动了群众，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是运动搞得较好的地区。但是，工作队和地、县委都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或者不够坚定，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必须处理的干部问题没有完全处理，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公社、区、县的保护人没有追查并加以处理。因此，在工作队离乡后，发生了很太的乱子，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以公社党委某些负责人为首，纠集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干部及其他坏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攻，实行倒算，对许多贫下中农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严重的打击报复，企图摧毁上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并且严重地妨碍和破坏了生产。
湖南省委的批语说得对，“益阳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必须按现行反革命事件来处理。湖南省委“奉劝那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彻底革命的同志，认真研究迎丰的教训，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让大大小小的匡爱国把持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这将不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乱子，而是十个指头的乱子。不怕出十个指头的乱子，却非常怕出一、两个指头的乱子，能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说得完全正确，中央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江苏张景良同志的发言，也是一篇很好的发言。他正确地说明了问题的性质，进行了自我批评，总结了必要的教训。但他没有把高沟公社某些领导人勾结其他坏分子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反攻倒算，报复打击贫下中农，欺压群众，破坏集体经济等行为，看成是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活动，是严重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破坏行为。这是他估计不足之处。江苏省委对这篇发言的批语基本上正确，但还有某些不够坚定明确之处。
中 央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
现将益阳地委“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希望大家认真阅读和讨论。
益阳县迎丰公社所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对广大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进行反攻倒算和打击报复，对觉中央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对工作队大肆谩骂污蔑。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们利用他们所窃夺的公社党委的领导地位，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进行组织准备和煽风点火。从而在全公社范围内形成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反革命逆流。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出笼，疯狂地向社会主义进攻。省委认为，迎丰公社事件，绝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也不是什么一般的“冤气”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迎丰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彻底的。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农下中农，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敌人没有真正被打倒，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照旧把持着党的领导权，并且受到他们的根子从上下左右而来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事件告诉我们，越是革命不彻底，就越有可能出大乱子。奉劝那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彻底革命的同志们，认真研究迎丰事件的教训，仔细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让大大小小的匡爱国把持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权，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他们把持一个公社，这个公社就改变颜色；他们把持一个县，这个县就改变颜色。由此类推，将会出现多么危险的情景！这将不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乱子，而是十个指头的乱子。不怕出十个指头的乱子，却非常怕出一、两个指头的乱子，能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益阳县迎丰公社的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省委要求各地委、市委、县委和各个工作队，认真学习省委的批示和益阳地委的报告，联系实际，进行讨论。
省委批准益阳地委对匡爱国的处理意见。在处理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事件时，应召开全公社的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表明党和政府的立场，给贫农下中农撑腰，充分发动贫农下中农，团结广大群众，反击反革命势力。为了有力地组织反击，建议益阳地委派出强的工作队，到迎丰公社重新发动群众，整顿干部队伍。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对于公社和基层干部中有反攻倒算、打击报复行为的人，作深入地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重新处理；对于支持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根子，一定要追查清楚，作出处理。
当否，请中央、中南局指示。
中共湖南省委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
益阳县长春区迎丰公社，发生了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反扑的严重事件。严重地打击了贫农下中农，影响了正常生活，给党和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现将经过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迎丰公社是益阳地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由地委书记周继舜带队，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日入队，十一月三十日结束，历时三个月。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些成绩，推动了生产。但是，由于运动搞得不彻底，特别是公社党委的领导问题没有解决，因而匡爱国等一伙人在工作队离开以后，敢于进行反攻倒算、打击报复活动。经地、县委联合检查组调查，证明以匡爱国为首的反攻倒算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是一个反党、反人民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匡爱国是个包庇纵容地主、反革命和乱搞两性关系的蜕化变质分子。公社七个党委委员有五个乱搞两性关系。几年来，他们办了不少坏事，集体瓜分停办工厂的物资；群众要求公社解决问题，要先请公社大喝一顿；贪污多占，挥霍浪费情况十分严重。运动中揭发了这些严重问题后，匡爱国等一伙人，不但不诚恳地接受教育，改正错误，反而消极抵抗，阻碍和破坏运动。他们散布：“工作队在这里，公社的工作不好搞，不能按县、区的安排办事。”说经济退赔“搞狠了”“搞糟了”。匡爱国被迫将侵占公家的柜子退出后，大发牢骚说：“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连一个柜子也保不住，还有什么搞手！”他们对退赔物资极为不满，说：“这么多人抬东西，故意要在群众中丑化我们，把我们搞臭，就象扬幡一样。”工作队临走前，匡爱国就召开公社干部座谈会，他一面为自己的错误翻案，说：“我的男女关系是黑天冤枉，是逼我承认的。”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工作队，说：“运动搞狠了”，“冤枉了好人”，并对左家仑大队长黄再勋说：“工作组*（口旁加么），总是要走的。他们走了以后，还是要依我们的。”暗示要他翻案。
工作队一走，匡爱国等人就公开地进行反攻倒算活动。匡爱国为了达到反攻倒算的目的首先是否定运动的成绩。他说：“香铺仑的问题比我们不得小，只搞六天，我们搞了十多天，真是整狠了！”“迎丰公社没有依靠原有基层组织，运动搞错了。”他在李昌港工作队工作期间，说：“迎丰公社是开水洗澡。”说什么“迎丰桥先搞，吃了亏，要地委再来重搞。”“不闹一个大的声势，就不会证实运动是搞错了，就不会引起上级的重视。”“这次平反，要从上到下，先从公社开始。”其次，百般庇护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积极支持他们翻案。原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解放前是猪贩子，曾与伪乡长、伪保长和税务局长合伙做过生意；解放后隐藏了两个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隐藏达四年之久。他混入党内，窃据领导职务后，办了很多坏事，群众恨之入骨。运动一过，匡爱国就积极为黄恢复“名誉”，树立“威信”，支持黄翻案，说黄“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些生活小节”。上级党委要将黄调离迎丰公社，匡以公社党委名义拒绝调动。黄在匡的庇护与支持下，成为反扑社教运动的急先锋。迎丰水库支部书记曾桂保放高利贷，得利谷一千多斤。运动中，群众评定减少他家属照顾口粮四百五十斤。运动后，曾进行翻案，匡积极支持，并要曾的家属所在大队“妥善解决”，党委委员廖长生出面，逼着生产队从种谷中退二百斤给曾。曾在匡的支持下，更是大胆妄为，擅自克扣该大队水库民工补助粮二百五十斤。匡爱国还批准在运动中被清洗的地主分子郭章庭重新回到公社工厂。公社有的同志表示反对，说：“党委放的包袱还是热的。”匡不以为然地问答说：“放包袱就放包袱！”再次，匡爱国等人为了在全公社范围内全面进行翻案，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动和准备工作。他们到处散布不满言论，串连发动对运动不满的人，收集“冤气”。今年二月初，县委布置各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学习双十条，县委负责同志曾叮嘱匡爱国：迎丰公社搞过了运动，主要是巩固运动成果，夺取一九六四年大丰收。但是，匡爱国却将这次三级干部会当作反攻倒算的好机会。他先后召开了公社党委和干部会、大队支部书记会，会上，他不传达县委指示，却先要大家“估计下面干部的情绪”，说：“干部的冤气很大，先要出出冤气”。有的同志表示反对，主张“要从总结成绩入手”，匡仍坚持：“人家有冤气，不出怎么办，在肚子里鼓鼓冬冬不舒服！”后来在三级干部的预备会上，学习十条规定，匡在念完依靠原有组织一条时，煽动说：“同志们对没有执行这一条想必有意见，我匡爱国是有这个看法的。”有几个支部书记当即出了一顿“冤气”。接着黄月藻竟公然在会上破口大骂起来：“社教运动把公社党委一脚踢开，工作队干部把我当地主看待，他们是什么家伙，是么子阶级，把我搞成这样，要周书记（指周继舜同志）负责……，四清，清的什么家伙，人都要逼死了。”不少同志对黄的疯狂反扑感到气愤，但匡却洋洋得意。有些同志认为匡的这种作法不对头，要求再开一天预备会，以统一思想，把三级干部会开好。但匡却很满意，认为已经为出“冤气”打下了思想基础，他曾两次给地委打电话，要求地委派人参加出“冤气”的大会，企图围攻地委。他说：“干部冤气大得很，一不怪公社，二不怪县委，运动是地委搞的，只有地委派人来，才能解决问题。”在匡的指使下，黄月藻等人到处发动，逢人便说：“运动搞错了，要平反，到公社开会出‘冤气’去！”
在匡爱国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组长和全体党员。会上，在匡爱国、黄月藻等人的煽动之下，大出“冤气”，大肆诋毁社教运动，恶毒攻击工作队干部，当面谩骂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组长。会上拍桌打椅，一片叫骂声，闹得乌烟瘴气。连公社附近的群众和过路行人都说：“公社这次开会真热闹，简直闹翻了天。”由于他们的串连发动。到会人数逐日增加，第一天为三百六十人，最后一天增加到五百四十八人，把一些不属于三级干部范围的人也搞来了。左家仑大队庙村生产队队长陈达生，冤气最大，但因没有粮食带，未到会。大队长便两次派人去动员：“不要你出粮，只要你出‘冤气’。”瓦子塘大队讨论中开始发言的不多，黄月藻亲自去发动大队长郭立金：“我晓得你有包袱，你只管讲，这是出‘冤气’。我是四不清的干部，是全公社的典型，结果把我怎样哩，还是七个当中的一个（七个党委委员之一）！”这样，郭也大骂起来。公社三级干部大会后，各大队回去也纷纷开会出“冤气”。左家仑大队大队长黄再勋说：“出了‘冤气’，再担担子；大家把退赔的东西搞清楚，再来工作。”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匡爱国等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反扑的动员大会。
以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活动，在迎丰公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一、打击报复贫农下中农。他们采取卡救济、卡贷款、卡工分、派重活、脏活等手段，刁难贫农下中农，甚至谩骂殴打贫农下中农。他们骂贫农下中农是“穷婊子崽”、“土匪崽子”、“狗日的”、“王八蛋”，骂贫农下中农组织是“贼古子小组”、“信贷组织”、“比圈子、土匪还不如”……等等。新塘大队雷公塘生产队队长赵友才（党员，严重四不清），从三级干部会回去后，处处找贫农下中农副主任赵楚保的岔子。有一天，他的小猪进牛栏，被赵的女儿（看牛的）赶了出来，即诬她打了猪，责令赔三块钱。赵楚保答应代喂几天，如不吃食则照赔，他不依；答应按买价加上饲养费买了这只猪，也不依；答应买一头同样大的猪赔给他，又说没有他的猪长得快。不仅如此，赵友才竟率领他的两个老弟和妻子，把赵楚保的猪栏打烂，并赶走赵的大猪。赵告到大队，支书说“处理不下来”，请示公社，党委委员廖长生答复：“这不算打击报复，没有什么处理的。”此后，赵友才的胆子就更大了，又借故扣了赵的五十斤统销粮，少记赵的工分。左家公大队新山生产队被撤职的副队长郭春喜（上中农），两夫妻在三级干部会后的三个月内，骂了贫农组长黄益云三十七次，打了二次，并将黄的衣服扯烂。邹家大队红旗生产队队长郭春山（严重四不清）威胁贫下中农说：“老子要把茅叶枪磨快，杵死你们几个，有我郭春山，就没有你们贫下中农。”瓦子塘大队砖泥塘生产队被撤职的郭世杰，在黄月藻的指使和支持下，勾结四户中农，抓住新提的生产队长、贫农根子郭国华的个别缺点，大肆攻击，将郭逼往沅江。郭世杰重新上台后，扬言“搞四清的几个家伙，惹起老子的火，要搞死他几个。”郭世杰的积极支持者郭忠竹（兄在台湾，弟是右派），更加猖狂地对着党员、妇女主任吴冬秀说：“你们这些毛狗子种，是冒得搞手的，千年不打网，鱼在塘里长，总有一天……”
二、翻案倒算，谩骂工作队。出“冤气”后，接着就刮起了一股翻案风。左家仑大队大队长、副支书两人将退赔的一百七十斤粮食强拿回去。该大队八字门生产队队长逼着贫下中农组长退东西，贫下中农组长说：“我只有卖帐子、被子。”队长说：“卖帐子、被子也要退。”就这样，将干部退赔的二百八十斤粮食要回去了。庙村生产队干部退赔粮食一千六百五十斤，他们逼着贫下中农组长交出仓库钥匙，贫下中农组长不肯，找到大队长黄再勋，黄说要退。又找到公社党委副书记张锡棋，张说“先借给干部一部分”。贫下中农顶不住，被迫全退了。这个大队十六个生产从中，有六个队的干部倒算回去粮食二千一百一十八斤、现金一百二十二元。鲜鱼塘大队的一些干部还造谣说：“中央批准迎丰公社平反了”。很多人对原订分期退赔的计划矢口否认，说：“运动搞错了，还有什么退赔的！”
他们在翻案的同时，还大肆诬蔑和谩骂工作队的干部，骂工作队干部是“婊子崽”、“土匪”、“强盗”，是“国民党的干部”，诬蔑工作队干部“鬼计多端，一来就看出不是好家伙”。特别恶毒的是，有些干部竟敢公开辱骂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如有的说： “毛主席，搞四清，搞得我们活不得命。”
三、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趁机兴风作浪，进行破坏活动。花园大队砖塘湾生产队在运动中划的地主分子匡杰奎公开说：“把我划成地主，太不合理。现在是做不得声的苦，有朝一日我还是可以说话的。”楠竹山大队田家村生产队官僚地主匡应洪，不服从生产队长的安排，并扬言要烧队长的屋，说：“搞得好，给你剩下一把草；搞得不好，给你剩一堆灰。”反动富农彭以文鸣枪威胁贫农，已在运动中逮捕，判刑劳改。现在有人为他到处造谣：“彭以文平反了，恢复了党籍、军籍。”投机倒把活动又有增加，有六个大队从今年正月起，贩卖耕牛二百多头。红星大队支部书记匡肯堂（匡爱国的弟弟，已开除党籍），带领五十一人做牛生意，共贩耕牛六十一头，获利二千一百五十元，运动后，据不完全统计，共侵占集体土地一百七十多亩。有九个生产队，共砍集体树木二千二百四十八根。有四个大队赌博成风，柏荫村大队牛鼻铺生产队，以队长杨云清为首，全队十四户都参与赌博，无人生产。
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猖狂反扑，采取阴谋手段，煽动干部大出“冤气”，反攻倒算，打击贫下中农和坚持原则的干部，谩骂工作队，一直发展到侮辱领袖。这种行为是严重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是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匡爱国这样反动，不是偶然的。他虽出身于贫农家庭，但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他除犯有上述严重错误外，还曾多次包庇亲属，欺压贫农，打击干部。他弟弟匡肯堂（大队支书），曾包庇地主，贪污人民币六百多元、粮食一千二百斤。一九六三年党员登记时，有人向匡检举。工作队队长再三叮嘱匡：“要保守秘密”，但匡竟违反党的纪律，将检举人告诉其弟，使检举人受到打击报复。他弟媳的舅父匡兴春，逼死匡德堂。死者家属提出控告，匡则利用职权，包庇舅父。他还支持叔爹匡逢封（上中农） 霸占了贫农李登保的房子。他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党虽对他耐心地进行教育，他不但毫无悔改诚意，反而变本加厉，有计划、有组织地明目张胆地反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充分说明，匡爱国已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地委决定：将匡爱国开除出党，撤消公职，并建议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在这一反革命事件中，以匡爱国为首的一伙人，敢于如此猖狂，是上有根子、下有基础的。地委决定：成立工作队，对迎丰公社的社教运动进行复查补课，放手发动贫农下中农和广大群众，深入揭发，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扑。在此基础上，对有关人员，再分别情况严肃处理。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请批示。
中共益阳地委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
涟水县高沟公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十多起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的事件，性质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淮阴地委张景良同志在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就这个问题的发言很有教育意义，特转发各地、市、县委，并请在整训工作队，总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的时候，认真地进行学习、讨论，吸取教训。
这个事件说明，高沟公社党委、涟水县委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都是错误的。高沟公社党委对待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一直是抵触和反对的。而涟水县委没有坚决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对打击报复事件又未能及时制裁，客观上纵容包庇了坏人坏事。省委已指派工作组前去，会同地、县委进行严肃处理，并且把这个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倒重来。
高沟事件不只是涟水有，其他地方也有（没有发现，或者是发现了没有重视）。在运动中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实质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及时地大张旗鼓地进行严肃处理，以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维护革命群众的利益。对这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行为姑息迁就、纵容包庇，就是对革命的犯罪行为。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做彻底的革命派。当然，在处理上，还必须经过调查核实，严格执行政策和审批手续，不能轻率。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我这次参加了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学习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使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去冬今春我们在涟水县高沟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认识上有些模糊，碰到了很多矛盾，很多想不通的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
从高沟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看，它确比土改更加广泛、深刻、复杂的伟大的革命斗争，运动不仅遇到部分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阻挠，而且还遇到公社以上干部的抵触，如果没有彻底的革命精神，不充分发动群众，不追根子，是不可能把运动搞得深透的。
高沟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去年十一月上旬开始，到今年三月底结束。在运动过程中，公社党委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工作队的同志在很多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连续地争论了五次，分歧的主要问题有七个：
要不要揭开阶级斗争盖子？要不要揭开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反映？这是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与工作队分歧的第一个问题。在运动准备阶段，工作队通过扎根串连，揭发出这个公社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党内、干部队伍内的反映是严重的。这个公社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地富反坏分子毒打贫、下中农的事件即有八十七起。大队、生产队干部大吃大喝浪费的粮食五十四万斤，肉一万多斤，酒一万多斤，钱十多万元。绝大多数大队，在生产队核算后，大队干部仍然实行吃饭不要钱。全公社无限制扩大小私有土地的形式达二十多种，有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小私有土地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以上；有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小私有土地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十五以上。公社平调大队的粮食，大队也平调生产队的粮食，种子、土地、劳力、资金、物资等等来搞大队的“集体副业”，而这些“副业”的收入，很少分给社员，多数被大队干部挥霍浪费掉。这些问题被揭发以后，公社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抵触情绪很大，他们护短怕痛，说什么：“工作队专搞干部缺点，专找干部岔子，把高沟公社的问题夸大了，当真高沟公社问题有这样严重吗？”运动后期，他们进一步指责工作队“对干部表扬少了，把干部弄得灰溜溜的。”运动结束后，公社党委马上对干部进行评功摆好。公社副社长李云亮被许为“八好”。第一好就是“政治思想好”。其实这位副社长在政治上是敌我不分，光安排地富反坏分子到社办企业工作的就有十八人，他与这些四类分子常在一起吃喝，你来我往，互赠礼品，互相照顾，群众说他是“代理人”；他在经济上有严重的四不清，他分工管社办企事业，常拿大量的集体物资送给私人。他家住在高沟镇，自留地在农村，完全由群众代种、代收，还把粮食送上门，并利用职权开后门买原料，请人磨粉，把养的六口肥猪卖高价。当时有的人说：“工作队在这里的时候说他毛病很多，政治思想只能算半好吧。”公社党委说“工作队说话不能算话。”结果还评为全好，在公社党委影响下，下面也搞评功摆好。高沟镇印刷厂的一个保管员郑尧（地主分子），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贯对抗，却被评为“十九好”。现在看来，他们的这些说法和做法，实质上是企图掩盖矛盾，抹煞分歧，粉饰缺点，取消批评，否定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必要性，否定彻底揭开阶级斗争在党内、干部队伍内的反映的必要性。按照他们的说法和做法去作，结果必然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社会主义革命。
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是不是一切要通过和依靠党支部与基层干部？这是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与工作队分歧的第二个问题。运动开始时，工作队强调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贫、下中农，依靠贫、下中农。公社党委几个书记就批评工作队“只靠贫、下中农，不靠干部，很多事不找大队干部讨论，工作方法神秘化，工作队搞材料，没有通过大队干部研究，是不真实的。”他们举出高峰大队工作组搞材料不通过支部，支部书记杨茂盛很有意见的例子来责难工作组。其实，工作组在扎根串连过程中，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揭发了杨茂盛于一九六○年，伙同一个队长在处理一个贫农女社员偷庄稼中，把这个女社员活活打死的事实，工作组整理这样的材料，怎能告诉杨茂盛本人呢？象这样的支部书记，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以前，怎能事事依靠他呢？
对干部的说服教育是不是取消思想斗争？是自觉检查，还是自由检查？这是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与工作队分歧的第三个问题。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刚开了两天，大队、生产队干部查上当、放包袱还未开始，公社书记就喊下面大队工作组不执行说服教育的方针。在“四清”阶段中，公社党委领导同志看到下面不少基层干部三次、五次不能过关，就喊“工作队对基层干部太苛刻了”。有的公社干部还说什么：“干部放包袱要放几次，比对付反革命分子还厉害。”事实怎样呢？胡尧大队前任支部书记许友志，吃喝浪费和四不清都很严重，他曾因怀疑有人偷粮而吊打过三个贫农，还支持地主吴宗超毒打贫农党员杨俊余，群众意见很大，由于许不很好检讨，工作组发动贫、下中农对许揭发批判，而公社党委就说工作组方法有问题，不该发动群众“斗干部”。公社党委还无中生有的说工作组限制副社长李云亮的行动自由，还说晏庄大队工作组对支部书记采取了叮梢的错误做法。其实他们的目的是要工作组对干部的检查放松一些，让干部蒙混过关。
要不要依靠贫、下中农，要不要发动群众？群众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是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与工作队分歧的第四个问题。运动一开始，工作队队部就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要发动贫、下中农。经过工作队广泛深入的扎根串连，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群众敢于面对面地向干部提意见，揭发问题。但是公社党委的同志对群众的革命热情却不是抱着欢迎的态度，相反的有的同志指责贫、下中农是起来“反干”、“倒干”。他们特别为戴洼大队前任支部书记徐凤兰鸣不平。事实上，徐凤兰（女）严重敌我不分，一贯腐化（据查腐化七、八个，自己承认五个），还帮助别的干部找姘头，四不清近千元，她在收麦大忙时叫群众把队里收麦、抢栽山芋等农活停下来，帮她盖瓦房子，并挖掉了生产队最好的山芋苗床地扛屋基，盖房所用的砖头、粮食，也是生产队集体的。运动前，曾有几十个群众到县委控告她，县委决定把她撤职，但公社马上又把她调到胡房大队担任副大队长，在“四清”过程中，徐凤兰调回戴洼大队检查。因她检查态度不好，又不愿退赔，群众不让过关，而公社同志就说戴洼大队存在“派别”活动。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不是站在运动里头，热情支持和领导群众运动，而是站在运动外头，冷眼旁观，评头品足，挑剔缺点，公社社长朱成扬同志说：“经过‘四清’，干部和贫下中农矛盾扩大化了。今后团结有问题，工作队走了，我们工作难做了。”有的还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指责“贫、下中农组织不纯”，“贫、下中农乱当家”，甚至不加分析地说：“下面群众反映：‘四清四清，搞乱人心’”。事实上，他们不是把运动看作好得很，而是看作糟得很。
对干部四不清的经济退赔是应当从严还是应当从宽？这是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与工作队分歧的第五个问题。这也是争论最多、最激烈的问题。
在开始讨论退赔政策时，就发生了原则争论。他们认为退赔不能从严，说什么：“干部收入不多，要吃饭，还要吃烟，那有多少钱退”，“干部吃的吃掉了，用的用掉了，如果这样退，每人几百元，不是要干部背一身债吗？干部背了债内心服气吗？不影响工作积极性吗？这又怎能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呢？”公社党委书记司德义同志还说：“干部工作几年，拿出自行车来退赔还不行，还要拿钱赎人，不抱亏吗？”经过争论，工作队反复说明退赔从严的道理，他们才勉强同意队部提出的退赔杠子。但是，“四清”退赔刚结束，他们又刮起了一阵冷风，说什么“退赔严了，把干部积极性都搞掉了，百分之八十的干部都躺下来不干了。”是不是这样情况呢？工作队摆了事实。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贪污盗窃、借支挪用、多吃多占的现金二十四万七千元，粮食六十四万斤，而定案退赔的只有现金十一万七千二百元，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七；粮食十二万一千八百斤，占总数百分之十九。干部退赔人数一千二百九十八人，一次退清的四百五十人，占百分之三十六，退赔后心情比较舒畅的一千二百二十三人，占百分之九十四；心情不舒畅的七十五人，占百分之六。全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一千三百四十五人，“四清”退赔后，积极的由原来的六百五十三人增加到八百七十四人，一般的由五百二十人降到三百八十六人，消极的由一百七十二人降到八十五人。这说明绝大多数干部是愿意退赔的，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是进一步发扬了。有的干部嘴说要躺下来不干，实际是因为错误重，耽心群众不让自己干，并不是真的不想干。通过争论，公社党委的同志把他们的论调暂时收了起来。
运动快要结束时，公社党委领导同志又大喊退赔太严，说省委的规定比工作队队部的规定宽，并责问工作队队部：“为什么不敢把省委的具体政策补充规定给我们看？”（“四清”退赔结束一个多月，省委的补充规定草案才下达）“不让我们验收，退赔过严问题不解决，工作队走了，我们也不负责巩固。”这时，队部就把省委关于干部四不清经济退赔的补充规定组织公社党委委员和工作组长学习。经过学习，公社党委同志也承认队部的具体杠子总的精神是符合省委的补充规定的，在具体问题上，队部的规定比省委的规定还宽了一些。为了彻底解决公社党委领导同志的思想问题，队部同意他们分工到各大队验收。通过验收，绝大多数公社党委的同志承认没有发现什么违反政策的突出问题，但是，有的同志在验收中，仍尽力帮助基层干部说话，力求少退。
运动后期，对少数坏干部，要不要调整其领导职务？这是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与工作队分歧的第六个问题。在组织建设阶段，工作队只是提出了几个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要调整职务，不让他们继续担任领导工作。而公社党委领导同志却以这些人“有才干，领导生产有经验”，“某某大队离开他就不行，找不出别人代替”等等理由为借口，不同意调整其职务，而要他们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或则是嘴上同意调整，但是，后来实际没有执行。如荀庄大队支部书记靳甫成，在解放战争时，他哥哥是反革命分子，被当时的农会长桑清和（党员）检举而镇压，靳对桑清和一直怀恨在心，进行阶级报复。群众八次评给桑清和的救济粮款都被他扣发。桑清和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抓了一把集体庄稼，靳乘机把桑吊在梁上，打得死去活来。靳腐化也很严重，光侵犯军婚就有两起。贪污挪用救济款五百多元。全大队三十九个党员，有三十七个不同意靳当支部书记，要求严肃处理，当时工作队交代公社党委不能让他担任领导职务。但运动后公社党委另提了一个支部书记，靳改任大队长。没有多久，公社又将新提的支部书记调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靳现在既是大队长，又做支部书记工作。运动后他又多占自留地一亩二分，与姘妇一起照象。群众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公社司书记同靳是亲戚，是靳的后台。”又如花园大队支部书记王广生，群众检举他腐化二十四个妇女，可以认定的有十一个（自己承认八个），群众说他有东宫、西宫、妃子，他把人奉未出门的闺女肚子搞大了就打胎，阶级立场很模糊，并利用职权，要生产队给他送钱、送粮、送东西，西不清极为严重。当时工作队提出要调整他的职务，公社党委同志认为找不出其他支部书记的人才，没有调整。运动后，仍与三个姘头保持关系，继续搞新的四不清，支持坏干部打击贫、下中农，并说：“这些贫、下中农，非法办几个压一压不行。”贫、下中农说：“工作组一走，吃亏的还是贫、下中农，当老爷的还是王广生。”
运动是妨碍生产，还是促进生产？这是工作队与公社党委领导同志分歧的第七个问题。运动过程中，公社党委刮起了一阵运动影响生产的冷风，而且刮得很厉害。他们无中生有的说工作队把玉米种分掉了，牛饲料分给群众吃掉了。他们还说山芋种烂掉了，冬耕耕得迟了，水利进度慢了，等等。实际情况果真如他们所说的吗？全公社五万一千亩冬耕田，比前年提前半月完成了任务，冬耕两遍的比前年同期增加二点八倍；水利完成五十六万土方，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七十六；漫河淤、翻黑土八千二百六十四亩，比上年增加三十倍；社员都自觉地把小粪塘的好粪交给了集体；山芋种烂坏的也很少。这些情况证明：公社党委所说的运动妨碍生产，也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上述七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归根结底是要不要彻底革命、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争论虽然经过反复多少次，问题是不是解决了呢？没有真正解决。在工作队离开高沟公社的前一天晚上，公社党委还同工作队进行了争论。公社党委副书记万伯川还坚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是主要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是非主要的错误看法，责难工作队在执行退赔政策上有问题，并把工作队对他们的错误观点的批评，说成是对他们的“反击”。
公社党委某些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抵触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它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第一，助长了一部分干部对运动的顶牛情绪，某些大队工作组在上下责难的情况下，在运动中缩手缩脚，影响了运动的深透。士清大队四个大队干部，原来对退赔很积极，把自行车拿出来兑现，后来由于支部书记赵金珠听公社党委说省委的退赔政策比队部规定的宽，就思想回潮，向工作组提出把自行车倒回，工作组不同意，大队干部就心怀不满，挑剔工作组的缺点，影响了十几个生产队干部翻案，向上“告状”，这个大队的工作组在公社、大队、生产队上下责难的情况下，产生了消极情绪，怕关系紧张，怕矛盾，没有坚持原则顶住“回潮风”，没有坚决依靠群众区别真伪，压倒邪气，结果四清搞得很不深透。先锋大队几个大队干部，两年来吃喝浪费一千七百元，经贫、下中农处理，退赔不能二百元。后来由于公社领导同志告诉大队干部这笔账可以不退，大队支部书记蒋德洪即思想回潮，向工作组提出要求减免退赔。工作组不同意，蒋德洪即与工作组闹别扭。运动结束，工作组走后，蒋德洪即把自己退出的手表倒回。七里、胡窑大队在公社“纠偏”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应退赔的干部，在夏季分配中，分文未退，说什么“等纠正组来再说。”
第二，少数坏干部当处理的没有处理，因而继续胡作非为，欺压群众。大新大队第十队原来的队长曹作茂，是个富裕中农，当过顽保长，前年他有病，不经过社员选举，就把队长职务让给他儿子曹同华。他父子俩当队长期间，实行山芋包产到户，分大田扩大小私有土地，耕牛分户喂养，全部按劳分配，重奖重罚，还偷窃粮食一千多斤。在他们领导下，生产搞得很坏，两极分化，八户贫农要饭。运动后期，贫、下中农坚决要求把曹同华撤掉，公社党委司德义同志硬是不同意，说：“他领导生产有办法。”地委副书记李仲林同志要公社一定要把曹同华撤掉，公社采取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恢复了曹作茂的队长职务。结果，儿子下台，老头子又上台。曹作茂一当队长，就支持儿子曹同华和落选干部曹应发殴打了揭发他们父子俩问题的贫农曹应成、张士友两人。他并对人说：“那个是皇帝，我就是皇帝，以后小麻绳勒得紧紧的，不调皮的就给吃，调皮的就饿死算事。”
第三，运动结束后，连续发生坏干部打击报复贫、下中农的事件。公社党委同志对这些事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非不分，庇护干部。伏庄大队四队贫、下中农、五保户朱成勋在运动中对队长朱文银提了一些意见，运动后，队长就指桑骂槐，朱成勋顶了几句，队长一家五口人要打朱成勋，朱成勋跑到别人家里躲起来，队长就气势汹汹地说：逃到牢里也要把你抓回来。事后，朱成勋就到公社党委申诉，公社书记司德义同志不但不同情，相反责问：“你在高西（朱成勋原住高西大队）不是好好的吗，那个叫你搬去的，你如不搬去，不就没有这事吗？你这么大年纪了，有吃有穿的，何必同干部噜苏呢？”金庄大队贫、下中农代表（党员）汪采宝，为维护集体利益被队长汪采余把手打伤，汪采宝到公社控告，公社组织委员不但不加支持，反而训斥汪采宝说：“你不要在这里噜苏，乱七八糟的，没有一点党性。”公社民政助理批评汪采宝“不该同干部闹，想谋夺队长职务”。七里大队连续发生干部打击贫、下中农事件（贫、下中农代表韩如松的山芋被干部拔了，贫、下中农代表丁广友被会计丁广义打破了头，家里三口锅、一口缸也被砸坏），贫、下中农为了反对干部打击报复，开会研究对策，支部书记马德国说：“贫、下中农不能开会，开一次会，出一次事”，“随便开会就是非法活动。”并诬蔑贫、下中农“比黑狗队还坏。”大队长王可顺积极支持贫、下中农，但公社党委领导同志对马德国歧视贫、下中农，不但没有严肃批评，相反指责大队长王可顺“搞鬼”、“闹派别”。今年五月间发生干部打击贫、下中农的事件八起，地委孙振华、县委孙燮华两同志发现后，亲自前往处理了三件，其余责成公社抓紧处理。但是，公社党委借口生产忙没有处理，致使问题蔓延发展，至七月中旬，打击报复贫、下中农事件已发展到十八起。已处理的仅有五件。这些事件未能及时处理，影响很坏。花园大队贫、下中农反映说：“四清一阵风，提意见也不中用，谁提意见谁倒楣，坏干部报复凶。”大新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说：“开始我们不肯提，工作队要我们大胆提，叫我们不要怕，有地、县委撑腰，现在提了有什么用，他们走了，叫我们受罪，人家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公社干部也不管。”有的说：“上面政策到下面就变了，提干部意见是活受罪，今后不管多大干部来，死也不讲了，再提意见就要出去要饭了（扣口粮）。”
高沟公社党委与工作队争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以至给运动留下了很多遗留问题，究其原因，就我们工作队的同志来说，主要是对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特别是“和平演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反修防修意义认识不足，对中央“双十条”的核心是彻底革命和放手发动群众认识不足，指导思想有问题。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是：
一、一定要以彻底的革命精神，首先解决公社党委的问题。高沟公社党委的四不清是比较严重的，下面的小私有风、一平二调风、吃喝风的根子除通在阶级敌人身上外，也通在公社党委身上。公社党委书记司德义是富裕中农出身，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他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担任高沟公社书记后，积极扩大小私有，试行了山芋包产到户，耕牛分户喂养，并主张如果发生战争，全部搞包产到户。他的骄傲自满思想很严重，怕揭盖子，怕批评缺点。他是出名的“大善人”，他对下面干部是小恩小惠，只从物质刺激，不开展思想斗争，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不加批评教育、严肃处理，而是不闻不问，当群众起来告发，这些干部在原单位不能再干下去的时候，就采取“换防”的办法，调换位置。帮助干部逃避群众监督，特别是荀庄大队支部书记靳甫成，早在一九五九年，县委审干办公室就作出不能担任领导工作的结论，而司硬是重用靳甫成。这样作实质是姑息养奸，成为坏人坏事的庇护者。公社副书记万伯川，作风不正派，拉拉扯扯，问题严重的几个公社干部与大队支部书记，都与他关系密切。甚至礼尚往来，你请我带，吃吃喝喝，以私人感情代替党的原则，帮助这些干部说话。公社本身的生活特殊化吃喝浪费也是严重的，十二个干部，私分棉布九百零三尺，司德义、万伯川两人占用了三百一十八尺，生产委员、生建助理员等到下面工作是要吃要喝，人未动身，先打电话，要队干部“办三酉子（酒）”、“炒花子（花生）”、“内人子（肉）”，吃了也不付粮付钱，公社并且支持大队干部平调生产队土地、劳力，种小伙田，支持大队干部平调粮食大吃大喝。运动的第一阶段，他们对自我革命缺乏自觉，整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完全下楼，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公社党委的检查，未能树立好榜样。由于我们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三级干部会议后未能进一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只是要他们到运动的实践中去接受教训，结果他们借口生产忙，也没有参加运动实践，特别是有些思想作风毛病较多，该到大队去检讨的也没有到大队检讨，以致他们没有很好受到群众教育，问题解决得不深不透，思想觉悟没有提高，突出的问题是他们的屁股不是坐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一边，而是坐在少数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干部一边，不是代表广大群众（包括干部在内）的革命利益，而是代表少数干部的非法既得利益，只走干部路线，不走群众路线，只听干部话，不听群众话，这是公社党委领导同志与工作队思想分歧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
二、一定要自始至终地放手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对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在于充分放手发动群众，是认识不足的，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平列起来，因此，真正放手发动群众是不够的。比如我们队部与公社党委同志的争论，只是采取相互交心的形式，开展批评，没有把他们的错误论点交给广大干部群众讨论。运动中，对广大群众的支持也是不够的。戴洼大队的群众要求前任支部书记徐凤兰退出利用非法手段盖起来的瓦房，公社党委不同意，我们也就说服群众不要徐退瓦房。高沟镇职工要求副社长李云亮在职工大会上检查，本人思想不通，公社党委不同意，我们也就算了，没有支持群众要求。特别是士清大队第六生产队会计赵并才，在四清退赔以后翻案，将退赔出来的自行车拿回去，贫、下中农不同意，赵并才用斧头把贫、下中农代表砍了一斧头（轻伤，后被群众制止），事件发生后，我们没有看到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破坏，还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及时严肃处理，助长了歪风邪气，刮起了翻案风，也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组织建设阶段中，工作队没有根据群众的正确意见办事，该处理的少数坏干部没有处理。荀庄、花园、七里、大兴等大队，群众纷纷到队部要求工作队对一些坏干部处理后再走，当时很多材料已经查实，但我们也没有作出结论，加以处理，致使这些人在运动后肆意报复，留下了后患。
三、一定要善始善终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高沟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扎根串连，三级干部会，宣读“双十条”，学诉比揭，是搞得比较好的。对经济上“四清”，绝大多数大队也是搞得比较深透的，但由于我们对运动搞深搞透的意义认识不足，放松了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四清”，特别是在两条道路斗争、组织建设阶段，赶时间、赶环节，因而搞得比较粗糙，降低了运动质量，形成善始不善终，尤其是对某些坏干部，我们虽提出了调整职务的意见，但是没有很好帮助公社党委统一认识，谁来接替，也没有很好研究落实，这是少数坏干部继续当道的重要原因。
四、一定要追根子。公社党委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存在抵触情绪，还与县委常委、副县长秦达同志有一定关系，秦是兼任高沟区委书记。运动过程中，工作队队部与公社党委的争论，在不少问题上秦是直接支持公社同志的。特别是对副社长李云亮下楼问题，秦漠视高沟镇职工要求，不采纳高沟镇工作组意见，盲目听信公社党委意见，而规定李只在各单位负责人小会上检查，不到大会上检查，并不让群众当面批评李云亮，而由各单位代表将群众批评意见集中起来，向李“汇报”。当时队部为了避免关系紧张，没有很好揭开矛盾，把根子追到底。由于公社党委领导同志看到顶头上司在支持自己，也就助长了他们对运动的抵触情绪。特别是副社长李云亮看到县委同志在庇护他，思想更加“顶牛”，经工作组多次动员，才到各单位负责人会上检查了八分钟，拒绝参加小组会，听取群众对他的批评，拒绝到职工大会检查，在群众中影响很坏。
此外，我们在工作队休整总结经验时，对高沟公社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之所以存在抵触情绪没有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方面去认识问题，而是侧重批判了工作队的包办代替问题，这给工作队在第二批搞的三个公社运动中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梁岔公社沟南大队工作组竟以评功摆好来代替洗手洗澡，全大队的四清只搞出了几十元，这也是极为深刻的教训。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