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27 作者：[待确定]
现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的电报，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揭发了乌兰夫的错误。中央先后撤销了乌兰夫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职务。内蒙古自治区各族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热烈拥护中央的决定，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纷纷要求公布乌兰夫的罪恶活动。近来，随着文化大革命更深入广阔的发展，这种要求日益强烈。并且，有些干部和群众，因未公布乌兰夫的罪恶活动，而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发生严重怀疑和不满。因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建议，请中央批准华北局一九六六年七月向中央所作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
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自治区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经过讨论，华北局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建议，即把乌兰夫的错误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组织中，进行公布，以利于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以上请示，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中共中央华北局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作垂死挣扎，又进行新的反扑。最近在呼和浩特市出现了“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地下司令部”为乌兰夫翻案的传单。证明一小撮坏分子在幕后积极活动，企图利用民族问题挑动蒙族（主要是土旗蒙族）群众，反汉排外，为乌兰夫翻案。有的黑帮分子也借机翻案。对此，绝大多数革命群众极为愤慨，并对自治区党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区党委在斗争乌兰夫反党集团上，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拼命的保护乌兰夫，奎壁，吉雅泰。许多同志质问区党委“为什么保住乌兰夫不让斗”“为什么不敢放手让广大群众斗争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等，反映很强烈。也有一些不明真相当群众对中央保护乌兰夫产生了误解，怀疑“是不是刘邓搞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中央这样保乌兰夫，内蒙古党委又不敢放手斗，是不是过去搞的有问题了。”盟市旗县委多次向区党委催要中央关于对乌兰夫问题的决定。为此，请中央能把区党委关于乌兰夫问题的报告迅速批发下来。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
在五月华北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会议的一百十六位同志（包括旗、县委书记），报告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和批判了乌兰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对乌兰夫的错误的批判和揭露，从六月七日至七月二十日，共进行了四十三天。除小组会外，开了几次区党委常委会议；六次有各盟、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十六次全体会议，乌兰夫检讨交待了四次（在常委和常委扩大会议上各一次，在全体会议上两次）。
在此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和高等学校，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集中地揭发了乌兰夫及其一伙的错误。
根据揭露的大量事实，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一，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乌兰夫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乌兰夫放肆篡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里说：“种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乌兰夫对毛主席这个英明论断是反对的。他叫秘书从马、恩、列、斯著作里查毛主席这句话有无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筹备庆祝内蒙古成立二十周年座谈会上一再说：“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民族团结。”“毛主席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概念，巩固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只要在民族问题上抓住这二条，我看就根本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核心。”他甚至竟然宣称“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的实质”。“离开了民族问题的具体事实，空谈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听取乌兰夫汇报时，对民族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主席说：“蒙汉两族要密切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说清楚。”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主义。”而乌兰夫不仅没有在党内传达这一指示，反而和主席公开唱对台戏。他强调“逐步实现党的领导机关民族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任务。”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
实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阶级斗争。而乌兰夫却以民族问题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一九六六年二月，他在土默特旗四清工作队整训大会等几个会议上反复强调“民族问题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乌兰夫却公开攻击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教条”。他说：“学毛选要从自治区的实际出发，要有的放矢。……不从实际出发，不解决针对性问题还不是教条。”“学习毛泽东思想要与内蒙古实际相结合。”“学习毛泽东思想，中心是树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一九六六年四月。根据他的授意写成的区、党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中，就是提出：“只有真正认识到内蒙古的实际，解决了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才会有新作为，才能踏出自己的路。”实际上，就是要在内蒙古树立一个“乌兰夫思想”，要干部学习他的民族问题的言论。（他有“言论集”五卷，油印本，在少数人中发过，后又收回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要求“结合自治区的实际情况”，在“学习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要“学习乌兰夫同志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讲话及有关文章”。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所谓“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即所谓发展党的组织和发展贫协会员的多数及蒙人，建立起阶级队伍的政治基础；贯彻农牧结合的方针，蒙人可以放羊，汉人也可以放羊，汉人可以种地，蒙人也可以种地，农牧互相支援的经济基础；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行两种语言文字的文化基础。他说：“有了政治基础，有了经济基础，又有了共同语言，……结果就反映了共同心理。……有了共同的心理状态，在文化上民族团结就有了可靠的基础”。并且把它看成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民族融合”的三个基础。
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是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任意曲解、篡改、贬低毛泽东思想；根本不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乌兰夫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取消阶级斗争。他提出在牧区实行和平过渡，对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实行和平共处，对蒙修实行和平竞赛，以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的“三和一代”的修正主义路线。
他以民族问题代替四清，代替阶级斗争。他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把民族矛盾扩大为主要矛盾，提出内蒙古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大汉族主义。并且，以此为借口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反大汉族主义。他还指出：“在四清运动的自始至终都要狠抓民族问题，”“揭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也是揭民族问题的盖子。”他狂妄地在毛主席提出的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之外，还要增加一条：“民族问题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并且说：“如果这一条没有做到，其他六条都做到了，也只能说四清运动搞好了一半。”乌兰夫以他的家乡土默特旗为据点，总结出所谓大汉族主义几种表现形式，突出地反大汉族主义。去年十二月，他在土默特旗四清汇报会上公开说：“我与大汉族主义斗争了几十年，今年六十来岁，还能斗二十年，非把他们斗倒不可。”甚至指责一些蒙族干部说：“就是蒙族干部也是犯了大汉族主义错误，不是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蒙族干部犯大汉族主义错误，比汉族干部更危险。”以此来煽动民族情绪，企图把土默特旗的四清运动变成反大汉族主义运动。有些蒙族的革命左派，被孤立，受打击，被看成是“汉族的走狗，蒙族的叛逆”。这样，乌兰夫就把四清运动的性质、重点根本改变了。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性质矛盾，而是民族矛盾；不是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而是重点反对他所谓的大汉族主义。他把他这一套所谓“经验”写成纪要，用自治区党委名义批转下去，要全区仿行。
乌兰夫反对在牧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实行“和平过渡”。他在牧区坚持改革步子要稳，处理要宽，时间要长的“稳、宽、长”的政策，说这条“和平改造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中要自上而下自始至终的贯彻执行。他认为革命要破坏生产，说什么“革命革得把牲畜都死完了，牧民的思想要变的。”在少数民族地区平叛问题上，他也是反对的。一九五五年九月，中央讨论四川XX地区的平叛问题时他说：“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当时中央就不同意他的观点。一九五六年六月，在一次会议上仍然坚持他的观点，说：“我当时在会上说打仗是下策，但会上有的同志不以为然。”又说：“我认为我们如果搞错了，应该承认错误，才能稳定人心。”
乌兰夫反对牧区划阶级，坚持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次会上讲，这个政策“调动了牧主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今天看这个问题也还是这样，这是牧业的一条方针。”因此，他认为“生产上去了，不划阶级也心甘情愿。”由于他一再阻拦，内蒙古绝大部分牧业至今没有划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很不巩固。
乌兰夫美化民族上层，牧主和宗教上层，主张同他们实行“和平共处”。一九六二年四月，他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干部，都是过去的亲王、公主，……而且工作得很有成绩。所以，各族人士，各阶层、宗教上层人士和一切爱国的，赞成实行民族自治的各阶层人民，我们都团结了，并进行了思想改造工作，同时放手使用他们。”又说：“保卫自治区，就是保卫着蒙古人民，也保卫着宗教信仰。”他还到处宣传呼盟有一个牧主富得很，发展了两万头牲畜，从前去哈尔滨坐火车*坐飞机，最后把牲畜原盘交给了公私合营牧场，现在去哈尔滨坐火车不坐飞机了。但是，他从来不讲牧主的钱是剥削来的，在四清运动中，他竟然还主张“要同少数民族领袖商量。”“要倾听少数民族领袖的话，把少数民族领袖团结了，群众就团结起来了。”
乌兰夫对蒙修在政治上不进行斗争，主张实行“和平竞赛”。他所谓的反修，不是在政治上同蒙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在牧畜头数上要大大超过外蒙古，不是在牧区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教育，而是强调物质刺激。因此，在牧区尤其是在边境区，不少群众祖国观念不浓，对蒙修恨不起来。
乌兰夫还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提出：“千条万条，增加牲畜是第一条。”“搞不搞生产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真革命与假革命的问题。”所以，他用生产代替阶级斗争，把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去年巴盟中后联合旗遭受风灾，牲畜受到损失。今年一月八日，乌兰夫发电报指责搞四清是造成在风灾袭击下牲畜遭受损失的最主要原因，强令停止四清。在今年三月，内蒙古区党委发出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竟然提出：“以抗旱抗灾为中心的农牧业生产，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中心工作，是各行各业的共同任务，必须全力抓好。”在总任务当中对阶级斗争、反修斗争只字不提。
乌兰夫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民族”，“机关民族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平叛等重要问题上，同李维汉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是互相支持、利用、公开反党、反中央的。
乌兰夫对内屈服于王公贵族、牧主的压力，对外则屈服于修正主义的压力。
在蒙文文字改革问题上，乌兰夫坚持斯拉夫化，全套搬用外蒙古的，说：“把语言文字同外蒙古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五年即在全区推行蒙文斯拉夫化，直至一九五七年周总理在青岛提出拉丁化时，才停止下来，但至今不搞拉丁化。
乌兰夫在对外关系上是卑躬屈膝的。一九六一年七月，他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蒙古党十四次代表大会。当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代表在大会上讲话时，他两次带头起立（没有鼓掌），孤立了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蒙修在播送和刊登我党的贺词和代表团团长讲话时，故意把“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篡改为“世界上有我们的朋友”。代表团人员发现后，两次报告给他，他都不理睬。蒙修对我代表团参观乌兰巴托百货大楼极端无理，故意冷落。在我代表团参观前，蒙方动员全店人员去欢迎波兰客人，店门紧闭。但他甘受凌侮，坚持参观了这个“无人商店”。泽登巴尔因撞车受伤住院，乌兰夫提出去医院慰问。蒙修同意乌兰夫与王维舟同志二人去看望。但泽登巴尔的老婆（苏联人）只准乌兰夫一人进病房，王维舟同志当场愤然离去，而他不但不同王维舟同志采取一致行动，反而喜笑颜开，无动于衷，一个人进去探望了泽登巴尔。事后，王维舟同志归国前，向蒙方负责人对此无理行为表示遗憾，他也在场，毫无表示。
去年以来，正当我们同修正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泽登巴尔疯狂反华，极力挑拨蒙汉关系时，乌兰夫把反修旗帜降了下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反大汉族主义，完全适应了国外修正主义的需要。
乌兰夫对一九三五年《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念念不忘。去年下半年以来，公然打起《宣言》的旗帜，进行民族分裂活动。
一九三五年《宣言》中提出：“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规定：“原来的蒙古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木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城。……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它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的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它民族结成联帮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
这个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宣言》，正适合乌兰夫目前搞民族分裂主义的需要。解放以后，他拿《宣言》规定的区域，向中央“要账”，争地盘，在同毗邻省、区划界时，一步不让，寸土必争。今年一月，他把《宣言》印发到全区，要求下边以此“检查我区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求内蒙古自治区所有干部要大学一番。
乌兰夫印发一九三五年《宣言》的假口是反大汉族主义。实际上是借自治之名，搞独立王国之实。当在内蒙古大汉族主义不是主要危险。主要危险是地方民族主义。建国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一直没有认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因此，地方民族主义相当严重。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相当嚣张，叛国事件一再发生（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共发生一百六十起，九百三十八人，其中已遂六十八起，六百二十四人）。对有些重要民族分裂案件迟迟不处理，甚至姑息养奸。更严重的是，在这次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内蒙古赤峰军分区副参谋长云列成（乌兰夫的远房侄儿），从呼和浩特突然来京，进行地下活动，说他是受云世英（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等人之托，转告“土默特旗人，都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还说：“‘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事实十分清楚。内蒙古的地方民族分裂主义的总根子就是乌兰夫。他是以一九三五年《宣言》为纲领，以反大汉族主义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搞独立王国。
乌兰夫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绝非偶然的。他有强烈的“领袖欲”。他把自己装扮成蒙古族的“领袖”、“权威”自居，他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实行“家长制”领导，心目中根本没有民主集中制根本没有自我批评；他只能听颂扬，听不进半点批评，千方百计树立个人的威信。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喊“乌兰夫主席万岁”，在牧区大量印乌兰夫的象。乌兰夫的象同毛主席的象平挂在一起，甚至现在有的地方还挂着他的象。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浩帆（乌兰夫的亲信）在办公厅干部中公开讲：“在中央听毛主席的，在内蒙古听乌兰夫的”，“全国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内蒙古要学习乌兰夫思想”，“党委的文件要体现乌兰夫思想”。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干事何跃（乌兰夫的亲信）当着他的面说：“乌兰夫同志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领袖。”所有这些，乌兰夫十分欣赏，从不加任何制止。
乌兰夫对中央、毛主席、军委以及华北局的指示，他们不同意的就加以抵制，或拖而不行。除上述不传达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指示。不执行周总理关于蒙文拉丁化指示外，对林彪同志指示要把原下放的军马场上交总后勤部，他坚持呼和马场不交，对中央、华北局在内蒙古进行农垦，也一概不支持、不欢迎。他对中央、华北局实行严密封锁。他的许多见不得人的讲话、报告，根本不送中央、华北局，甚至有些文件，华北局要，也不报送。
乌兰夫为了积极推行他的民族分裂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政治阴谋，在近一年多的时间内，处心积虑地实行了一条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
他任用干部的标准，是能否坚决执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否积极反大汉族主义，搞民族分裂主义。并且无原则地优先照顾家族，实际上是优先照顾蒙族干部中的右派。在蒙族干部中他又分东蒙、西蒙、土旗、非土旗，延安民族学院学生、非延安民族学院学生。他的亲戚、亲信更吃香。因此凡吹捧乌兰夫、反大汉族主义的人，就被重用、提拔；凡是坚持党的原则、不投他所好的人，就被排斥、打击，甚至关押。
这样乌兰夫搜罗了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端个人主义分子和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有汉族干部），形成了一股右派势力，并以一小撮亲信为核心，搞阴谋活动，尤其是一些重要人事的安排，他们都是事先密谋策划。乌兰夫自己交待说：“都是书记处之外的‘小书记处’”。
去年下半年以来，乌兰夫迫不及待地安插亲信，篡夺党政重要部门的领导权。
1．用建立“代常委”阴谋手段，篡夺区党委常委会的领导权。
今年一月，乌兰夫乘自治区党委许多常委和书记处的成员到基层蹲点或患病之机，不顾书记处王铎、方锦明二同志的反对，成立了以他的亲信为主的十三人“代常委会”，其中蒙族干部就有九人，有六人是土默特旗蒙族干部，作为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具，“代常委”代替了常委会，在他的亲信操纵之下，大力推行乌兰夫的民族分裂主义路线。
2．大量安插亲信，控制党政要害部门。
乌兰夫借精减机构、建立“五委”、加强领导之名，安插亲信，篡夺了区党委办公厅、组织部、调查研究室，和自治区人委的文委、计委、农委以及公安厅等重要部门的领导权。
3．在呼和浩特市委发动了修正主义政变。
乌兰夫用修正主义分子、反大汉族主义急先锋李贵（汉族，呼和浩特市委新任第一书记），会同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处书记陈炳宇，把市委第二书记赵汝霖同志的缺点、错误扩大化，加上所谓“反乌兰夫”，“不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等罪名，戴上“反党宗派主义”帽子，把赵汝霖同志整掉。李贵在呼市连续作了八次报告，并到包头市干部会议上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里大肆宣扬修正主义，反大汉族主义；大肆吹捧乌兰夫如何英明正确，反毛泽东思想；一笔抹煞呼和浩特市十几年民族工作的成就，扩大蒙汉族矛盾；把民族政策说成是贯穿一切工作的红线。在全市通过“揭盖子、挖根子、换班子”，实现了修正主义的政变。乌兰夫对李贵搞的呼市政变，倍加赞扬，说是“建立了马列主义的领导班子”。
4．以呼和浩特市政变为样板，积极在其它盟、市搞修正主义政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乌兰夫亲自主持下，以区党委名义批转了呼和浩特市委关于“有关民族工作方面一部分问题的报告”的政变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政变纲领。文件里首先把他自己捧为一贯正确，“领导全区人民获得解放，……受到全区各族人民爱戴和拥护”，然后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指大汉族主义——注），目前特别突出地集中攻击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老的蒙族领导同志”，“内蒙的民族问题，就是内蒙的革命问题。反对党的民族政策，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内蒙领导同志，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内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前自治区党内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倾向”，这是当前自治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突出表现”。这个文件为许多地方的民族分裂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开了“绿灯”，他们拿上这个文件四处活动，积极地准备进行阴谋反革命政变。他们把手首先伸进地方党政机关，也开始伸向军队。
5．集中打击自治区党委汉族领导干部，为其推行民族分裂主义扫清障碍。
今年四月一日，乌兰夫以突出政治为名，在“代常委”会上搞“小鸣放”，他带头点名攻击区党委书记王铎、权星垣、高锦明（满族）等同志。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把错误推给别人。说王铎把农业搞得“一毛不拔”。权星垣把工业搞得“手无寸铁”，高锦明不执行民族政策，污蔑自治区商业是“大盛魁”（旧社会剥削蒙人的大商号）。接着，“代常会”就跟着他的意图积极准备整这些同志的材料。在会外，王丽文、浩帆等人**市区党委这些书记和一些领导干部反乌兰夫，积极做舆论上的准备。
今年四月下旬，乌兰夫以贯彻华北局会议、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为名，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亲自出马，调兵遣将，煽风点火，突出反大汉族主义，打击王铎、权星垣等同志，企图实行“宫廷政变”。此时华北局已有所发现，派人去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制止，并且恰好中央叫他去京参加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乌兰夫的这次阴谋才未能实现。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乌兰夫的错误被揭发，他的阴谋完全破产了。
乌兰夫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资产阶级教育，参加革命以后，长期做民族上层工作，很少参加群众运动和艰苦的阶级斗争。解放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所以，他虽然入党四十多年，但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一贯表现右倾，并不是象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一贯正确。”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国内外阶级斗争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触动了他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打出自己的旗帜，公然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乌兰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他想用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改造内蒙古，来改造内蒙古的党组织。
内蒙古自治区是祖国的边疆，是反修的前哨，是战略要地，中央对乌兰夫是信任的，委他担负了重要职务。但是乌兰夫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和期望。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出发，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发展到分裂祖国统一，在内蒙古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乌兰夫的错误，对祖国边疆的巩固，对民族的大团结，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遗毒很深。
乌兰夫的错误思想，过去就有所流露。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对他进行过说服和批评。近几年来，华北局对他的错误有所觉察，也不止一次的提醒并批评过他。但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对待批评也是两面派的态度。在这次会议上，他对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虽经同志们的严励批判和斗争，开始有所认识，但他仍不愿与错误彻底决裂，没有根本改变错误立场。与会同志对乌兰夫所犯错误和对错误的态度，十分愤慨，纷纷要求中央严肃处理，彻底肃清乌兰夫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相信，内蒙古自治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革命的，是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能够肃清乌兰夫错误造成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定会举得更高，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跃进局面。
以上报告，请中央审查。如中央同意，我们建议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和军队党的基层组织，并在革命群众组织中公布。
中共中央华北局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正文原载北京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 [第二集]》，北京：1967年9月；附件根据中央文件的群众组织的翻印件，出版者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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