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9-0 作者：毛泽东
毛泽东毛主席在江西视察时，一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江西革筹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光、刘瑞森、郭光州、陈昌奉等同志，作了非常重要、非常英明的指示。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同志、张春桥同志、汪东兴同志和余立金同志。程世清等同志向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老人家亲切和蔼，谈笑风生，边听汇报，边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
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万支枪。主席问：“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多。）主席：“啊。”
接着汇报抚州问题。主席教导说：“抚州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也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当汇报到他们有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主席亲自点了这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丰、南城、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并说：“从这一点上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答：定了。）主席问：“批了吗？”（答：总理批了。）主席教导：“啊。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凡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思想、政策已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作用时，主席教导：“五月底我们几句话给林彪同志，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河南、湖北。”当汇报到吴瑞山他们封锁主席的指示，不告诉我们时，主席点了点头，笑了笑。
接着汇报了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处理江西若干问题决定之后，他知道主席说话了，知道自己错了，在八月二十四日夏绍林开会决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我们请示要保王景义。主席教导：“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主席问：“六·二九事件时，支左部队来了没有？”（答：没有来。）主席说：“他们估计中央会支持他们吗？他们先拿下南昌，全国不赞成也行。”（答：他们想造成事实，逼迫中央承认。）主席：啊。主席又说：“王景义，造反派骂他，火线战报登了。火线战报总是讲刘培善、吴瑞山罪责难逃，没有周子韬，为什么不提周子韬呢？”（答：周子韬是个副参谋长。）
当汇报到31111基本瓦解时，主席问：“听说有些散兵逃到广昌、宁都，结果如何？”（答：已经解散了。）主席：“啊，已经解散了。”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群众有些报复情况时，主席教导：“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这些（指刘、郭、黄）造反派的领袖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会完全听，杀人总是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帽子，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罗，这不好。”主席说：“你们这里有个钢铁厂吗？”（答：有个南昌钢铁厂。）主席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答：已经收复了。）主席问：“庐山有个姓楼的吗？”（答：有，叫楼绍明，原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主席问：“这个人是那一派的？”（答：保守派的。）
当汇报前一个时候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时，主席说：“啊，还出现这样一件事，恐怕不止是江西。”
汇报到夏绍林的问题时，主席说：“对夏绍林的处理也要注意，坏是坏，和王景义有区别。”
汇报李胜的问题时，主席说：“李胜变成了李败。”接着主席问：“工厂、学校现在还有辩论吗？”（答：保守派都瓦解了，造反派里面还有辩论。）
主席问：“到九江的火车通了吗？”（答：通了。）问：“公路、铁路都通了？”（答：通了。）
主席问：“江西还有没有区？”（答：大县有，小县没有了。）
主席说：“有人说，公社、区、县、专区已经瘫痪，什么叫瘫痪？总有人在那里吧，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九江军分区好象好一些。”（答：×××比较好。）主席说：“还有一个钟××吧？”（答：现在改名叫钟光）主席说：“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
主席问刘、郭、黄：“你们回来多久？”（答：一个月了。）主席教导：“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一个一个的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一个什么样子来。你们江西也是自己吵出来的嘛。现在那一派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这时汇报到汪明远，他自己回来了，写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拉走了。主席：“把汪明远又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主席又问：“白栋材、黄知真怎么样？他们有无希望？”我们汇报了白、黄情况。主席说：“如果能改，能够争取几个人也好嘛。”（张春桥插话：原来省委把知真安在第一线。）主席就：“我看他做了许多工作，他在那里顶着。”主席问：“过去省委是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来保护自己？”（答：组织了工人赤卫队。）主席说：“干部垮了这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张春桥同志插话：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南昌串联。）当汇报到这些人又在搞反右倾、反复辟时。主席教导：“那有这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索性垮了就垮了，其实天下不会乱了，天也不会塌下来。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多少山头，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粤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通南区、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管他那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别的山头，只有一派怎么行呢？过去我只认识陈昌奉同志，杨得志在井岗山当兵，后来带了一个旅在陕北才认识的，杨成武同志在长征时当团长，他说长征时在那里见过我，我忘记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后来认识的，在座的过去都不认识，你们当师长的也不一定认识好多人，你们当军长恐怕也认识不多，有的知道姓不知道名，战士只知道××团长， ××师长，××军长，也叫不出名字。我还是倾向于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很少数人顽固下去也可以吗，我们给他饭吃算了。”
当汇报支左部队被保守派打了四五百人时，主席问：“有没有伤亡？”（答：部队驻进抚州时，在路上遇到了夏绍林他们三道伏击，我们的战士都在汽车上，打到的都是头部、胸部、牺牲五人，五十七人受伤。）当汇报夏绍林叛乱时，他首先把电台和密码搞走了。主席听了很惊讶，“啊”了一声。
主席说：“过去江西省委说江西没有军队，要我向中央说一说，批一个师。”接着问陈昌奉：“你们那个师多少人？”（答：×××多个）主席说：“是个小师。”
当汇报到七十六师李文忠排支左爱民事迹时，主席说：“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吗，现在这个排还有多少人？”（答：还有十七个人。）
主席说：“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吗？你们是省一级的，省一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这时主席问刘、黄、郭是那里人时，郭回答是吉水人。主席说：“有人说文天祥是吉安人，其实是吉水人。”
主席教导说：“我看过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答：有些留在地下活动。）
主席教导说：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主席教导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气就很大，龙潜（浙江）每天都斗，一斗就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吗。据说戴高帽子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来的，现在不好了。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就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没有调军区和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教育，你们先把武装干部训练一下。”（杨成武：“我们在北京开训练班，集中了几个省的干部集训。”）主席接着说：“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过去开三级干部会，公社大队没有人来，都来也不行。江西有多少个县？”（答：八十二个县。）主席说，可以分三批，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两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九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习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汇报到十月间省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主席教导：“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还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右派不那样看死，一训就转过来了，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包括左、中、右（指教育面）。左派不教育变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这么多赵永夫、谭震林，江西抓什么人？”（答：红卫兵抓×××，×××，×××，还有人到福建去抓×××，总理要我们打电话叫回来。）主席说：“你们的电话不一定要打。”主席教导：“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了台，要使人有机会改正错误，你现在有理，但做得过火不好。”
这时汪东兴说：“现在十一点多钟了，谈了一个半小时。”
主席说：“就这样吧。”
原转载于江苏《一月风暴》1967年10月29日，第35期，第二，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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