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9-26 作者：[待确定]
【现将某单位“516”专案座谈会记录部分材料印发给各单位，供领导运动的同志和搞“516”专案的同志学习、参考。本件系内部材料，请注意保密，严禁外传，定期收回。-- 中国科学院专案办公室，1971年1月26日。】
我们专案组搞了两年，进展很慢。我们实际上掌握的“516”问题，就是搞了两个线：一个是钢院的张建旗系统的8个方面军，我们把它叫小“516”，是学生中的“516”。现在对这个“516”比较清楚，证据拿到的比较全。在他们垮台时，张建旗给戚本禹写了一封信，叫我们拿到了。他们的组织系统怎样，有多少人，大字报，骨干是谁，都比较清楚。一外的“616”和张建旗的“516”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搞在一起，在他们给戚本禹的信上说：在外事系统，还有一支200多人的队伍，他们不愿参加这个组织。两者是一回事，刘令凯说他是不填表的，活动是半公开的，公开贴标语传单。
第二个是林杰、吴传启线上的“516”，这两个人都是张建旗、刘令凯的后台。开始没有认为他们是“516”，反正他们是坏人搞起的。洪涛老婆丁良的一个张歧山，在石家庄审查他们，他交代出丁良介绍他参加“516”。1968年张到北京民族学院，“抗大”写报告给总理，总理批给我们以后，9月份开始审查洪涛，突破后才逐渐搞起来。吴传启线的“516”比较清楚点，就是学部心里有的数。通过学部“516”系统伸向工交系统，统战民委系统，这也比较清楚，但不完全清楚，对其它不清楚。实际上“516”组织是很多线，如北京市的周景芳和吴传启，他们又结合又不结合，周景芳是负责北京市，文化系统又是一条线，是金敬迈文艺组。大专院校又有林杰操纵北师大谭厚兰的一条线（以上都是口供、很不准确）。
这两条线，张建旗这条线比较清楚，吴传启这条线罪证比较清楚。如反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武斗、阴谋夺权等都掌握了部份罪证（笔记本、材料原稿给王、关、戚的报告）。这些罪证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阴谋很明显，矛头所向很明显。如学部搞的财贸口调查报告，就非常明显。还有工交口的报告，也很明显。至于反军的就更多了，典型的是所谓第三阶段夺军权，在北师大井岗山小报上公开登，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广州要抓黄总长，南京要抓许世友同志，东北抓陈司令员。盗窃机密是大量的，典型是1.15抢档案。
组织罪证很不完全。
我们的体会是：要查清“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关键是查清它关键的几个会议，因为阴谋都是集体策划的。有的可在当时笔记本上查出来，如吴传启七次公开串联会就是从笔记本上经过分析提供的条件。七次会议着重是“514”香山会议，林聿时、王恩宇、洪涛3人都交代这是策划“516”组织的会议。
搞清还是要搞物证，通过搞会议、时间、地点，来认真核定。
当前遇到的几个问题：
一是底数不清。国家机关究竟那个单位有，有多少，那个单位没有，不清楚。那些是骨干，那些是一般成员，罪恶活动大小、搞不清。如盗窃国家机密，去向不清，口供不一致。67年8月间阴谋，有的说搞暴动、有的说搞叛乱，也搞不清楚。
对“516”组织从口供上看，有的打着群众组织的招牌，这就增大了区别面有多大的困难。如学部的联队、工交口的斗批批，就是公开的群众组织，也是“516”组织。这些搞不清一是容易犯扩大化，一是容易包庇坏人。
审理在押犯中，也是反反复复，使有些问题搞不清，究竟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清楚。主要是物证不清，有的拒绝交代，有的交代对不上口，使专案发生顶牛，进展不快。
为什么会存在上述问题，主要是我们革命化不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清队政策学得不好，尤其是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是专门搞阴谋的，现在也是用阴谋来对付我们，我们认识不深。有的死不讲，有的乱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提高警惕，遇到困难产生急燥，把掌握的材料往外放，结果一是他更顽固，一是他顺杆爬，我们则产生信心不足。有个规律，越是上层越顽固，我们越要认真对付。
再就是发动群众，靠少数人冷冷清清搞是不行的。
一、贯彻毛主席“调研从严”的批示，要认真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要千方百计的获取证据。虽然他们的罪证毁掉一些，但不可能一点不剩，完全毁掉，总是有马脚可露的，我们还是可以拿到的。要把证据拿不到手，把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砸死也困难。
没有物证，是否可以定？我们认为，一方面要设法搞到物证，但也不能说，没有物证就不能定。在没有串供、诱供的情况下，几个人交代一致，同样是人证、旁证，同样可以定。
二、政策落实也是重要的。现在的顶牛问题，主要是“516”分子对党的政策不大相信，还有幻想，看不清自己的前途。我们要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区别对待，把搞清的一般成员争取瓦解，也会使专案向前发展。
我们各单位之间开始是分割的，这是必要的，现在情况变了，有必要作些情况交流，这样有利于把案子查清楚（如北京军区昨天提到吴传启参加的那个会，当时他们不在北京，不然敌人扯谎我们还不知道）。
当前清查“516”的干扰来自各个方面的，主要是敌人有意破坏，他们撤退时订攻守同盟，就有这样一条“以假乱真，以乱对乱，乱中求治”。敌人是想千方百计破坏我们。另外也来自派性干扰，所以要特别提高警惕性。周总理给外交部的批示：“要小心谨慎，勿中奸计”。对他们的口供没经过研究核实，不能轻信，但也不能不信，必须通过调查研究。专门听口供下决心，就可能搞错，坏人也容易钻空子。有些人明明是“516”骨干，他就是不承认，很顽固。这种人，我们重点查他上、下、左、右的关系，再是清查他的罪行。
三、根据中央“3.27”通知，划三个杠杠，一是幕后操纵者，二是骨干，三是一般成员。我们自己考虑骨干要具备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历史上他们就结成死党，如吴传启、林聿时，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敌、特、叛走资派结合起来，如潘梓年、秦化龙。三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些青年野心勃勃，想当个什么部长，小野心家，如王恩宇、洪涛。这三种是坚决打击对象，但也有区别，对老反革命要坚决打击。学生中间骨干也是这样，一是历史上思想反动，二是文化大革命中亲属被揪斗、被镇压，心怀不满，三是野心勃勃的野心家。这三种人也是坚决打击的对象，态度好可以从宽，立功可以赎罪。
搞“516”专案，主要防止打击面过宽，要集中打击一小撮。对参加组织，没进行阴谋活动，这在国家机关不太多，真正不了解阴谋是不是算，值得研究，只是参加了什么罪恶活动，查清后不一定按“516”对待。但是不管那种分子，都应有组织结论，应该有个记载。
这次座谈会是第一次，现在深挖快1年了，开这个会也是时候了，大家交流了情况，交换了意见。总理指示要我们着重研究一下政策界限、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以谈一谈。
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要坚决搞下去，“516”是非常凶恶的敌人，是秘密的反革命组织，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总理，反对解放军，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乱。这样凶恶的敌人，不挖出来，死不瞑目。对此，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一定要搞到底。
现在深挖进入发展阶段，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是主要的，但也有缺点。进入深入阶段后，必然遇到的问题有困难。现在的困难是骨干分子不交代，一般成员拿不准。这是前进中的困难，如果不是深挖，不会有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运动就继续前进了。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很简单，但也不是不可能。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广大群众，同时我们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有困难，如一般成员怎么放，有的填了表，有的没填表，有的没活动，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有的能对口，有的不对口，又没拿到罪证。现在关键是个准不准的问题。
关键是个准字，怎么搞准，没有什么巧办法，还是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发动群众，调查研究 。真正搞准，不依靠群众、不交给群众评议是不行的，要很好调查，不搞调查，相信口供，揭发有问题，口供不一定都是事实。调查中要有科学的态度，一定不要带框框。上海最近搞大批判给一个案子平了反。这个事是这样的：有个老头被人杀死，他儿子回来看见父亲胸口还扎着一把刀，他就一把抓住刀柄想把刀子拔出来，可是转念一想，不能破坏现场，就松开手先去公安局报案。公安人员一查把上的手印是他儿子的，就把儿子抓起来要枪毙，但他一直不认罪。后来在居民中了解，都说他很孝敬父亲，不可能是他杀的，但由于公安人员有框框，相信手印，最后还是判了刑。这次文化大革命，经过发动群众，证明是老头的干儿子杀的，把原来的案子平了反。所以调查千万不能带框框。交代和揭发一致不？还有没有别人旁证？对证据毛主席指示“调研从严”，没有科学的精神，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作为我们搞专案的，我们定了，就定了，但对被搞的人就是一辈子的事。同样我们否了，就否了，所以轻易的肯定和否定都是不对的，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并且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当然发动群众不见得不办错，但是就错少，就是错了也容易纠正，就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没有表还可以有别的物证，还有人证、旁证都符合事实。对问题一定要认真分析研究，不要掉以轻心，不能马虎。我们搞敌我斗争的，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冤枉一个好人。所以要有一条党性，就是事实求是。不能认为挖的越多功劳越大，问题严重越有成绩。你相信了假口供就成了大傻瓜，还有什么成绩呢！
调查从严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凡按照做的就对了，否则就错了。办专案出了问题，与工作漏洞不一样。他承认了我们还要辨别是真是假，是真的相信，是假的要批判使敌人不敢乱供。反革命分子没有一个开始就老实交代的，总是真一点，假一点，交代一点，瞒一点。会审讯的人从不点供，只是叫他讲，但有经验的犯人，也是不肯讲，让你点或是给你提问题，他来摸你的底。审讯敌人是直接向敌人作调查，千万不要诱供、点供、指供。如果你点了，点什么他交代什么，点错了他就摸了你的底了，乱供一起。现在“516”互相串通了，再用这办法就不行了，最重要的是讲政策，指出路，像八三四一部队那样讲辩证法、唯物论，端正态度，交代政策。翻案不要怕，翻的对就欢迎，是真的翻不了，暴露问题，要准备他翻案，不要怕翻案，在翻案中进一步搞准问题，在翻案中找真实。他翻案翻不了客观事实。
专案不能关门，要和群众结合。办专案的人容易有框框，因为你接触的都是敌人，有鼻子有眼的，群众没框框，会给我们提供很多情况，所以要和群众结合。
顶牛问题是运动深入发展出现的另一点，专案作法更要调研从严，更要相信群众，这和党的政策落实有关系。“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党中央指出来的，加入了“516”就是反革命分子，有些尽管不戴帽子，他会想的很多，不然为什么有些人要死呢？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不给出路他就豁出来了。讲政策要具体，要针对他的活思想和顾虑去做工作，不然开一个宽严会那么解决问题呢？就是因为政策具体化了。
今天交换意见中，对“516”划几个杠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是划四条，即领导核心，骨干，主要成员，一般成员；一是划三条，即骨干，主要成员，一般成员。两种意见都有理由，主要是有些人算不算的问题。有的很露骨对阴谋很清楚，参加时对目的都知道，这种人就不存在算不算的问题，另一种情况受欺骗，说是革命组织、中央文革支持的，他认为是好组织参加了，不大一样，都算有问题。既然参加了活动，也要看是什么活动。
一是光参加组织，没有活动算不算？
二是有活动没有参加组织算不算？
不入档案的问题，半年以后，自己也就不清楚，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样划分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孤立打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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