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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接见卫生部核心小组和直属单位核心小组、革委会、军工宣传队主要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日期:1970-11-0 作者:[待确定]

我对“内查外调”发表点意见。我建议用检举的方式,“查”,都是由上而下搞的,各个有关单位查,群众查,到外边去查,“查”、“调”这两个字没有不同意思。我说“内查外调”,群众检举嘛,到外面调查。从这两个字上我就发现专案没有和群众结合,不符合主席历来专案和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尤其是在延安审干的时候。要让群众知道,反对专案神秘化,不经党委审查,公安系统搞,当然这次不存在这个问题。群众路线不对路,总是不能把专案内容向群众公布,就是怕扩大化。卫生部问题有两类,一种是思想问题,群众中的极“左”思潮,右倾保守思想,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批判;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个坏组织,要清查,要发动群众,大张旗鼓,这件事总是没有搞好。我们首先要负责,不能单怪我们卫生部。从67年宣布5·16是反革命组织,主席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写了5·16是反革命组织一段话,当时没有用黑体字发表。

1968年1、2月份,发现了王、关、戚是5·16后台,不久,又发现杨、余、付。究竟是王、关、戚、杨、余、付,内幕是怎么活动的。要调查,要发动群众检举。这个问题我们有责任,当时只是成立5·16专案,叫第三办公室,是公安部搞的,专案就是当专案搞。在群众方面,1967年9月讲了一下,重点讲的5·16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材料掌握的不够。反来就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又开“九大”,又搞了一次,在卫生系统搞了个北京医院。

总理在讲到如何对待5·16分子时说:5·16孙正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还有杜南、叶心清,还有坏人钻进来的,总可以查清的。总之人数不会太多。多数是一时受蒙蔽跟着起哄,说了一些错话,甚至填了表的,也允许改嘛。不要乱来,要按政策办事。中央“3·27”指示有四段,讲了坦白从宽,不知怎么传出去的,成了“三不”、“四不”,说是只要承认了,改了就不戴帽子,不给处分,不入档案。不入档案范围就太宽了。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不入档案,不行吧,不但不能教育他本人,那还是一个很好的党员?犯了路线、政策错误还入档案呢,怎么这么大的错误,不入档案呢?就是还得记上一笔。我们同志在党内犯错误还要记上一笔呢。有人说是外交部传出去的,还说是我说的,我问了他们,他们说是他们自己搞的。

总理在谈到孙正问题要发动群众讨论揭发时说:先把交代的肯定下来,不要贪多,只要有分量,不然到一定时候又要翻案。“3·10”以后,孙正又开了什么会,有什么活动?我们叫戚本禹做工作,他一面打电话给赵兴,不要扩散,一面又要送材料给他,背后他又接见李宜谋,是典型的两面派。北京医院是卫生系统好的单位。要抓住几件扎扎实实的,站得住脚的,确可以作证的,这就是人证、物证,再有人作证,就是旁证了。

总理在谈到查证5·16分子的材料时说:5·16问题不要先忙于追他承认参加这个组织,最后再说。孙正说“我不需要参加!”的确他不需要参加嘛,他是幕后指挥嘛。有人说他比5·16还5·16。先不要追组织,要查证据,是从那里来的,就好办了。

要内检外查,专案与群众相结合,区分两类矛盾,骨干、黑手与一般的要分开,如有真凭实据的5·16的材料,填表的也要揭发。

总理问:有没有搞到表格?李震同志答:都还没有搞到。

总理在唸到XX单位的简报上有这样一段话:“迄今未能获得原始物证,因而对口供材料难于判别真伪,造成坦白的不能从宽,抗拒的不能从严,定不了,放不下的局面。”头一条意见这么说就很难办了,原始物证不要只限于一个表嘛,只要是三反的言行,活动不合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求,有旁证、人证。“3·10”的演说稿就是物证。

还有一种叫“感化教育”,要感化5·16嫌疑分子,揭发5·16的人倒被冷落了,5·16嫌疑分子倒很受重视了,这是是非不分嘛,要一视同仁嘛。

我还要批评你们。杜南笔记本上有,有人证明,还不是人证、物证?证据都有,可以说是了。

冷冷清清的隔离的办法,不是走向逼、供、信,就是没有人管,就会翻案、自杀。真正搞起来不要多,还是批孙正,把群众发动起来。

填表的事不要认真的只追那个事情,只追那个事情,就会把自己捆起来,只要把阴谋活动和极“左”思潮搞清楚。

“3·10”和“5·16”性质是一样的,不要追填表不填表,所作的事是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文化大革命,要两面派,搞阴谋活动,违反中央指示,搞相反的阴谋,叫他不要开会他要开,停止他开会他还开,一直到当面打电话,事后还开澄清实事大会,要和XX辩论。证明他是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就够了。

“3·10”性质就是5·16,5·16活动有多种多样的方式,不在填表不填表,在文艺系统就是搞材料。现在要发动群众,不要搁浅搁在这个地方了。每个单位到底几个头子,看运动发展再说。

保密的办法总是不行。除了负责同志的病历不要到处宣传,别的无什么保密的。保密的办法就无法发动群众。

来源:包头市“5·16”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翻印《毛主席及中央首长对清查“5·16”的指示和讲话(摘要)》,197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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