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0-12-0 作者：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 孙昌德
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孙昌德[孙昌德，1963年留学回国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1966年9月调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1967年2月-1977年11月任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82年3月25日因反革命罪被逮捕。1982年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错误和罪恶。我是贵州文化大革命史上的罪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敬爱的党中央为把我从危险的边缘挽救过来，让我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学习，给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经过中央首长亲切耐心地教育，经过贵州广大群众的严肃批判和热情帮助，使我逐步认识到李再含是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两面派反动典型人物。
李再含不是叫嚷过要“据理驳斥，以正视听”吗？现反其意而用之，据实褐发。
还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也就是我第一次接触李再含时，他就在他家向地化所的几个同志说：“地化所起来的早，……我表示坚决支持。”以后他也多次谈他支持了贵阳地区许多单位和地化所的“九·五”革命行动。这次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上，当时守卫在观风台（地化所外的一个制高点）上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说：“我当时住在观风台上，李再含当时有黑指示，叫我们监视你们，叫我们见你们一有行动就报告给他!”李再含哪里是支持造反派？他是伙同贾启允镇压“九·五”革命行动的反革命两面派。
李再含为了标榜自己是“老造反派”，还经常吹嘘他自己是早就与保守组织划清界线的。李再含当过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总辅导员，是人所共知的。他自己觉得不够光彩，曾多次解释说，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一成立我就看出他是保守组织，……他们请我当辅导员。我只挂个空头衔。当时嘛，限于当时的情况。也不大好推脱;本着做工作的精神，去讲了一次话。李再含真无耻!李再含对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请他当辅导员一事心里没底，是派了××到贵阳市找到×××进行了解，在×××说“这是贾书记支持的，可以当”以后，李再含才敢于去挂辅导员的头衔和发表讲话的。
李再含并没有为他用欺骗得来的荣誉而感到满足，一九六八年五月，他不但在地方上大划“革”与“保”，而且公然违背中央的规定，在部队内开展“四大”；更恶毒者，竟说在省军区内有两个司令部。不言而喻，李再含是把自己说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头，妄图使自己在贵州军内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妄图一手控制部队；他在此时期，竟提出让刘安民当省军区政委，这是李再含篡军野心的铁证。同年五月份，他公布了在一九六六年十月间给贾启允的六封信件。当时，我见到这些信件，自然引起对这个“造反派”的崇敬，但看里面左一个“贾书记”，右一个“贾书记”，感到疙里疙瘩，在一次谈话中，我问他“那个时候已是十月份了，你还喊贾启允叫‘贾书记’呀!”他有些尴尬，辩护说，“那个时候磅。路线斗争还未公开。”奇怪!时至六六年十月，“路线斗争还未公开”!李再含在胡说八道。贾启允炮制“六.九”通报时。李再含就献计说，“现在反击还不到时候。”贾启允把“六·九”通报抛出来了，镇压开始了。李再含就把“现在还不到时候”抛到九霄云外，在军内大打“反革命”；在“九·五”事件后，当李井泉、贾启允已临灭顶之灾，无处藏身之时，李再含又把李井泉、贾启允搞到军区大院进行保护，使其逍遥法外，逃避群众的斗争。李再含什么“觉悟高”、“站出来早”，完全是他搞野心而撒下的弥天大谎!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严厉地批评了李再含突出个人的严重错误，但他根本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教育，对中央的批评教育满不在乎。李再含在中央是这样，回到贵州他就更耍“威风”了，更加不可一世了。至于中央对他的批评，他一个字也没有透露。十一月，在贵阳召开了省党代会，在开会前，他专门召开一个常委会，向常委说:“今天我们要整整齐齐地进入会场，学中央的”。接着他指定他坐中间，左边是谁，右边是谁，左边第二个是谁，右边第二个是谁，而且几次声明“不准乱来”，并责成秘书处进行监督。李再含从北京回来就这样地自封中心，突出自己，耍他的“座山雕”威风!在党代会期间的一次核心小组会议上，他突然提出报纸问题，他说：“怎么搞的，《新贵州报》总点名字，把名字都搞到标题上去了。老孙，以后报纸一律不准点名字·下个死命令。”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就是这样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他根本不谈他自己叫报纸点名的问题，而是把责任全部地推给《新贵州报》。当天，我就给《新贵州报》下了死命令，以后《新贵州报》一律不准点名。可是过了半个月之后，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李再含出于维持他“独立王国”统治的需要，于十二月十八日来到××师，参加××师的学代会闭幕式，关于这次会议的新闻报导，李再含就当场布置给《新贵州报》，要《新贵州报》点他的名，并挂上他的三个头衔。见报后，我跑到李再含那里，我问他“怎么又点了名字”，他说：“我考虑了，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一下。”他的秘书在一旁说:“让他们知道知道，李政委还是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说：“哼，说我反军乱军，我不是解放军?我还没有打倒!”原来，李再含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新贵州报》登他的讲话，点他的名，挂他的头衔，就是为了不让革命群众造他的反，就是为了要人们把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
李再含为了实现他独霸贵州、左右西南的狼子野心，不仅千方百计，用极卑鄙的手段来大树他的淫威，还制造了一系列为他“独立王国”服务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大联合的好经验”一文，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树立了“贵棉”这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先进典型。贵州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贵棉为榜样，纷纷撤销山头，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至四月底五月初，贵阳地区跨行跨业的群众组织均全部撤销，绝大部分人员已回到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形势是向前发展的一种好形势。可是这个野心家李再含，对此极为不满，在一次常委会上说：“群众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是有不可磨灭贡献的，我们撒早了。”他背着其他常委，找“三团”部分头头，要他们成立“司令部”，重拉山头，并且他亲自为这个“司令部”写了所谓“宣言”，只是遭到广大群众强烈反对，才未能得逞。事隔不久，李再含又以坚决镇压、“错了我负责”的反革命决心搞了“八·一八”事件，在八月二十日，李再含又说什么“捏拢起来不容易，不要散摊子，要保持机动力量，防止‘四一一’组织反扑”，由我具体组织了“八一八”兵团，极严重地破坏了革命大联合，破坏了贵州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底十月初，贵州广大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六省市的重要指示，积极响应中央关于跑步大联合的号召，日以继夜，跑步实现革命大联合，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内 就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单位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形势很好。李再含又慌了手脚，几次在常委会上提出批评，他说：“革命大联合要强调革命二字，丢了革命二字，就谈不上革命大联合”，批评没有分“左中右”，污蔑这样搞大联合是镐了“大凑合”。更可恶者，他攻击说：“跑步大联合是小道消息，我们上当了”。李再含的黑指示一发出，又重新挑起内战、武斗，刚刚形成的大好形势被李再含一手破坏。一九六八年二、三月份，中央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指示，中央报刊转载了《文汇报》“论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的重要文章。全省军民再次振奋革命精神，狠批资产阶级派性，经过两个多月时间，于四月中旬实现了全省“一片红”。可是李再含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在四月二十日又跑了出来，在省革委简易礼堂大声狂叫:“现在 ‘斗私批修’把‘造反派’搞得灰溜溜的”，又胡说现在“复活了旧班底”，批评“造反派”把“棱角磨光了”，要“造反派”向“保守势力”作斗争。接着，他又批评《新贵州报》“看不出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不住阶级级斗争新特点”，“解决不了阶级斗争新问题”，“尽抄别人的文章”，“跟别人屁股转”。指责《新贵州报》“没有火药味”，要“敢于捅马蜂窝”。过后，他还嫌《新贵州报》不得力，便在一次核心组会上，对《新贵州报》的头头讲:“以后我给你们出题目，我也参加你们的写作”。接着，他就亲自出题目，亲自审稿，通过《新贵州报》贩卖他的黑货。《新贵州报》从五月八日开始，发表了“打击造反派便是打击革命”、“论组织革命化”、“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等一篇篇毒草文章，全面兜售了李再含的“造反派是一个阶级”，“革命分先后”，“革命大联合要以一派为核心”，“革命三结合中老造反派要占绝对优势”，“造反派无大私可斗”，“坏人多在保守派一边”，“干部要回炉”等等反动谬论，为李再含搞“三反一粉碎”大造反革命舆论。就是这样，李再含还嫌不行，他又在五月二十日召开了省革委常委第六次扩大会。在会上发表了他那个臭名昭著的“插话”，并亲自写通知要“原原本本”传达，通过行政力量贯彻他破坏贵州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六月十日，我从铜仁搞李再含的“三反一粉碎”回来，向他反映了下边对他的讲话议论纷纷，应该如何对待时，他恶狠狠地说：“实践经验证明，哪里怕插话，哪里就有问题，我就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大量地印，大量地发，我看你怎么办!”而刘安民在一旁帮腔说:“对插话的态度，是革命和不革命的试金石。”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李再含，出于搞“独立王国”的需要，对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和典型，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否定、歪曲和污蔑。他以他自已的言行充分说明，他既是一个野心家，又是一个“夜郎”式的人物。
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央报刊发表了青海省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先进经验，李再含见到这个经验，就在常委会上说。“我们 ‘八一八'办的也是 '学习斑'，我们也没总结出几条上报中央!”一九六八年夏，中央报刊发表了河南省灵宝县机关革命化的先进经验，李再含就在常委会上说:“我们遵义地区的××县也很革命化，才剩三十三个人办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好经验'还不知道！哈哈！”中央报刊发表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先进经验。李再含就在常委会上说：“这是个好经验，……有些干部没事干，留在城里串来串去，尽捣乱，……哎，这是个好办法，叫他们统统到干校去!”对干部进行再教育的好经验，经李再含歪曲。被他利用来为“回炉”干部服务。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发表了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新指示，李再含在革委会上领导大家学习的时候就说:“我们六七年组织‘八一八’到贵工去也是工人阶级进驻上层领域，我们一年前就开始了!”李再含真是反动透顶!
全国的先进经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先进经验一个接一个地推广。在中央报刊上，不但未出现贵州的先进典型和经验，就是对贵州的一般的报导也越来越少。贵州夺权早没搞出经验，李再含感到不光彩，有点着急了。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上说:“贵州夺权早，先进经验是有的，就是我们嗅觉不灵，看不出来，看出来了，又写不好。”接着指示秘书处和政工组找“嗅觉灵”的“笔杆子”，来给李再含找“典型”，总结“先进经验”，好“上报中央”，来为他捞取政治资本。上九六八年七、八月间，中央发文件推广了北京市西城区某小学红小兵的先进经验，李再含读完这个文件就说，“我们贵阳××小学红小兵也不错嘛，可惜就是没有总结。”大概会前他的老婆向他介绍过某幼儿园不错，于是他接着说:“××幼儿园不错嘛，那些小孩子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哎，这方面的经验还没有，赶紧抓！”当场吩咐秘书处立即组织人前往调查，限十天之内搞好上报，而且还表示“要亲自抓”；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算是搞“成”了，也上报了，但中央根本没有理睬。
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李再含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指示，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对群众组织要实行“一碗水端平”的无产阶级政策。李再含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后，李再含搞一派掌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用心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一九六九年元月中旬的一次研究××县问题的会议 上，遵义×××同志介绍了他去××市与×××、×××等同志谈解决××县问题的情况，介绍××地区驻军是按“一碗水端平”的原则来处理××地区两派的。李再含听了之后。就大发雷霆，恶毒攻击说:“把人家先联合了，再通过清理坏人把人家搞垮，这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作风。我们不搞那一套!”××同志反对李再含调八县民兵攻打××县一派的意见，李再含就骂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他还说，“两派掌权是名义，一派掌权是实质。××省不就那样，××省他端平啦?端不平的。”元月十八日在贵阳地区工宣队大会上，李再含就公开讲:“不能笼统讲‘一碗水端平’。‘一碗水端平’没有阶级内容，不能到处都‘一碗水端平’，这是个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元月十九日零时，李再含把《新贵州报》、省广播电台等单位的头头叫去，对他们讲：“什么‘一碗水端平’，人家要搞垮革委会了，还能端平吗?”接着要他们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大造舆论，把所谓“右倾翻案妖风”打下去，要报社写“有分量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在李再含的这个黑指示下，《新贵州报》发表了“用战斗来保卫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誓做红色政权的坚强后盾”、“人民得到的权利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誓死保卫西南春雷”等一系列大毒草，用极其反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毛主席关于两派联合的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的英明指示。
一九六八年七月，李再含为了造“三反一粉碎”的反动舆论，在刘安民的提议下，亲自把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炮制的“五个回合”作为省革委文件下发全省，要人们“学习”。事后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中央发现，康老亲自打电话给李再含进行批评，对中央给予的这个批评，他只是在开一次核心组会议进会场时，边走边说，“康老同志说我们下发的那个‘五个回合'是上当了。哈哈!上当了。收回收回。”根本没有检查和纠正“三反一粉碎”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央军委通报批评他擅自调动部队和镇压兴义地区革命群众的严重罪行，李再含进行了封锁，根本不讲中央军委批评内容，在核心小组会议上只是说：“兴义问题，云南告了我们的状；我们不怕，我们要把 ‘真相'上报。”接着指使×××搞了一个 所谓“真相”，上报中央，下发全省。没隔几天，他又在核心小组会上说：“×政委打电话来说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那多了。'确实云南、四川比我们多多了。哈哈！不就是死了几个人嘛，有什么了不起。”他根本没有接受中央的批评，而是对抗中央，坚持自己的罪恶行径。
中央为解决贵州问题和教育李再含本人，一九六九年二月中旬至三月六日召开了“二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对解决贵州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英明指示，关于“八一八”组织，中央明确指示，是跨行跨业的组织，要撤销；关于“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中央明确指示要承认；关于铁路问题，中央明确指示交由四十一师负责军管；对李再含本人，中央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李再含却大耍两面派，“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他一回到贵州就猖狂地对抗中央。声嘶力竭地一一推翻中央的决定，李再含就是破坏二月会议的罪魁祸首。三月七号，正式开会传达中央“二月会议”精神。刚一开始，就在怎样开这个会的问题上争起来了。省军区有的同志提出建议省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分别开，李再含坚决不同意，他说，“省核心小组嘛，不是外人，有什么不可谈的!”省军区首长高姿态，还是同意合起来开。接着李再含在传达中央精神的这个问题上又耍了花招，他再三推脱，要×××同志传达。第三天，李再含又在×××师同志参加会议的问题上大耍了花招。七号那天。×××师同志要求参加会议，李再含拒绝了。八号上午，会一开始，李再含又突然提议说：“我昨天晚上又考虑了一下，×××师同志参加这个会的问题要研究一下。”大家都说：“还是你定定吧！”他说：“不，这是大家的事，核心小组、党委常委同志都在。集体领导嘛！”接着要大家举手表决，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除我二、三个人反对×××师参加会议而外，其他都同意。李再含见“集体领导”对他很不利，大家一放下手，他就改口说：“我又考虑了，我放弃我的那个提议，我不同意×××师参加会议。”先后不过三分钟的这场表演 ，真是丑恶到了极点。在传达过程中，李再含更是进行破坏和捣乱。一会说“中央没讲这句话”，一会又说“不是这么说的”，一会又拍摄桌子起来吼叫，公开翻案。例如当×××同志传达到中央关于承认“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的指示时，李再含就说：“关于‘四一一’组织问题，只是邱副总长一句话‘政治上要翻身’其他没别的。”当传达中央关于撤销“八一八”组织的指示时。李再含就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说：“‘八一八'跨什么行?跨什么业?我在改正错误的时候，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哎！我没坚持!”
三月七号晚，在开会之前，我跑到李再含家里，问“‘二月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想了解一下‘二月会议’的所谓“真实情况”。我话音刚一落，李再含便挥着手，边站起边说：“哎！‘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为了破坏中央的指示，他还制造混乱，恶毒攻击二月会议，他说:“××办事组、××军区的那些人，经常找他(指省军区首长)，谁知他们搞什么!反正我哪也不去。”李再含在进行这一场反动的自我大暴露之后，便装死躺下。他说：“我不行了，我要有自知之明，另请高明!”李再含有“自知之明”吗?没有，一点也没有。他把自己看做是贵州人民的所谓“救世主”"。他在所谓“检查”中有一段自供：“我有一个经验，我不在，贵州就乱；我在，贵州就不乱。”真是贵州出的“夜郎”!不知耻的东西!
三月二十五日深夜，李再含（在北京)指使××同志由北京打电话向我讲：“撤销‘八一八’组织，不是中央精神”，“对李再含一批二保三看根本不是中央方针”。三月二十八日，××同志同×××司令员和×××军长受中央委托，来贵州传达三个文件。一见面，××同志就讲：“李再含向你们问好，你们辛苦了，但要坚决顶住，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不能马虎，马虎不得。”四月中旬以后，李再含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更是每天不断，后来干脆约定每天晚上十一点我在他家等电话。李再含多次讲“撤销‘八一八’组织不是中央精神”，“对李再含一批二保三看不是中央方针”，要我们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几次要我们在家的要准备挨骂，不要轻易改变自已的观点，动摇自己的信念。向在家常委发出黑指示还嫌不够，还把同样内容的电话打到省革委秘书处，由秘书处打印传向社会。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央对贵州广大军民非常关怀，看到贵州局势严重，“九大”一闭幕就于五月五日召开第二次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
五月二十三日中午(即五月会议期间)，李再含突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方才总理打来电话，称‘四一一’为群众组织”我说：“真的?”他说“真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我耳朵没毛病。”当晚中央首长接见了我们，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是一回事”。五月二十四日，李再含在七楼会议室召集开会，用他的反动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李再含开始说：“中央这回明确了，×××是革命群众组织，太家看看怎么办、各把自已的想法谈一谈。”我发了言，××、××、×××等也接着发言。大家都认为：“再不承认‘四一一’组织不行了，回去要承认，不管怎么样，这条得办。”对大家的表态，李再含是很反感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刚一说“回去宣布‘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李再含就很惊诧地对我说：“噢?你也承认‘四一一’是群众组织！”很明显，李再含自己不承认“四一一”，也要大家不承认“四一一”，要大家跟他一道对抗中央。大家表态完了，一直没有吭声的刘安民开始讲话了。他说:“‘四一一’嘛，我们承认是得承认，但公开宣布我认为有问题，我的意见是‘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因为各单位的‘四一一 '情况不一样，笼统承认不行，他们的情况，他们本单位最了解，让他们回到本单位去，是什么算什么，是什么承认什么。”刘安民的这一鹅毛扇子，很得李再含的赏识。刘安民的话音一落，李再含就举着手说:“我认为刘安民同志的意见值得考虑，笼统了有问题，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这样‘稳妥’些。”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再次接见我们。会上，中央首长要求我们表态。我们欺骗了中央，只说回贵州后。一定要承认“四一一”是革命群众组织。而且表示要到据点里去做工作。李再含也表态说：“要亲自出面做工作。”但李再含这个反动的两面派典型，篡改中央指示的老手，一走出会场，在回京西宾馆的路上就说：“这回可明确了，看中央想的，哪有承认‘四一一’组织的意思!”
回贵阳不久。在一次省军区干部大会上，×××司令员、×××政委高姿态，做自我批评，而李再含却在这个会上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第一次军区党委扩大会反对我，第二次军区党委扩大会也反对我。怎么样?打倒了吗?没有。我是打不倒的，我也不想倒，我是打不倒的‘不倒翁’!我准备再挨打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在去年九月上旬“汇报团”期间，在中央已经对他进行了批评之后，他还在省革委组会议上说：“我坚持我还是‘不倒翁'，我也不想倒，倒了我还要爬起来。”李再含不但在贵州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祥，这个李再含反动到了何种程度！
也是在回贵阳不久，大约在六月上旬，李再含向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李再含说:“这次“五月会议”开的很好，中央对贵州问题的看法有了委大的转变。以前我们报的少，人家报啥就是啥。”他不但要贵州部队来个“根本转变”，而且要中央也来个“转变”。李再含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还是在北京时，在讨论回贵州后如何传达中央指示的过程中，省革委、省军区、两师共同一致商定中央首长讲话的一句原话不作传达，不向外传。五月二十六日回贵州后，大家再次重申了这点，李再含也重申说:“大家都在这里，一致协议，要遵守嘛!”第二天，他和他的秘书整理了中央首长讲话记录，写出传达稿，并交×××政委原原本本地传达。×政委本想叫李再含传达，但李再含说:“你是政委，这个讲话谈部队的事多，我不大好讲，还是×政委你传达。”这样×××政委就一字不掉地按传达稿照读，把共同协商不做传达的一句原话也照读了。这可不得了，李再含回来就大发脾气说：“×政委为什么传达这句话，这是大家协商的，这不是不按协议办事是什么?产生一切后果由他负责。”这还不算，接着他就写电报给中央说：“×××政委不按协议办事”，告×××政委一状。直到去年九月中央解决贵州问题的第三次会议上，还在告这个状，喋喋不休地讲：“没按中央指示办事的是他们，是×××，他把那句话给传达了。”其实，这是李再含一手搞的鬼把戏，是李再含搞的一个阴谋。其一，是他和他的秘书整理出的传达稿将原话有意保留；其二，他很想传达，妄图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以达到他反军乱军的罪恶目的；其三，他自己不传达，推给×政委，说什么“这个讲话谈部队的事多，我不大好讲。还是×政委你传达”，李再含既捞了个所谓“高姿态”；又给×政委一靶子!其四，他生气是假，高兴是真。李再含搞的这手，不是一箭双雕，而是一箭几雕了。
在六月上旬，李再含为统一原核心组在“四一一”问题上的宣传口径，他公开篡改中央指示，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绝密文件，把五月二十四日那次黑会上确定的对“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反动方针，用文件固定下来。李再含多次在会上讲:“‘四一一’掌权不行。他们掌权，干脆我们下台。”在核心组会议上，也公开地有这样的议论：“以后，‘四一一’要选好的，三五个委员，一两个常委，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坐前排，坐汽车自己来。”
在这样一个反动方针支配下，我根据李再含“要找一个典型”的黑指示，选择了贵州汽车大修厂“×××”为所谓“典型”，经李再含同意，我亲拟批语，推广全省 (所谓黔发 [69]77号文件)。李再含对“×××”极为欣赏，他在六月末七月初的一次核心小组会议上就公开讲：“解决 ‘四一一’问题，有三个办法:一个是安顺的办法，一个是遵义的办法，一个是‘×××’的办法。‘×××’的办法最好。”他幻想着推行“×××道路”的政治欺骗办法，在全省贯彻他的“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反动方针。李再含在会上还说：“黔发[69]77号文件有一个美中不足，如果贵州汽车大修厂革委有一个相应的东西，对‘××× '表示欢迎，这样就完整了。”并指示要给汽车大修厂革委做工作，要他们写个东西，再批转全省，以表示“×××道路”的“成功”。就是说，以便对全省人民进行更大的政治欺骗。这个罪恶活动终因一些同志抵制，没有搞成。另一方面，李再含一回贵阳就定了调子：“‘四一一’我是没信心，总有一部分人要走‘南宁’道路。”
李再含清楚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群众正在觉梧，他开始感到自己有些不灵了。他根据自己搞“独立王国”的反革命经验，首先确定抓稳定和加强骨干力量的工作。于是，省革委、省军区、两师会议一结束，在六月五、六号，他就指定×××、×××和×××在花溪301小别墅给支红派的所谓“钢杆”开会。由于心中有鬼，把会议开成了绝密的。为了“保密”，饭在外面做，偷偷送进屋子里面吃，甚至门口不准停车子，更不许与外面接触。致使许多单位光知道人参加开会，但不知在什么地方。在内容上，传达了中央首长讲话的全部内容(包括不准传达的军内部分)。关于会议的目的，×××在向李再含请示时是这祥说的:“现在支红派头头心里没底，我们得赶紧抓，不抓乱了套可就麻烦了，得给太家鼓鼓劲，得给大家交交底。……”李再含欣然同意，并就在这个会议进行中间(6月8日－ 6月18日)赶忙制定了对“四一一”革命群众纽织“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绝密文件，由×××拿到会上进行贯彻。通过这一措施，把贵阳地区的八个片区和主要厂矿就基本上控制了。
李再含为加强“反右”，决定把中央首长对部队同志的讲话也对地方人员进行传达，妄图把中央首长严格要求部队做的某些批评，利用来为他反军乱军服务。当时，中央首长对部队同志的讲话稿不在贵阳，李再含就决定派人坐飞机出省取回进行传达。李再含反军乱军之心真是到了切切不可忍耐的程度。在这个会议上，还将对“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总体上承认，主动权交给基层革委”的绝密文件进行了贯彻；怕泄露“天机”，怕留下辫子被抓住，只让××同志在会上宣读，而在下发的××同志讲话稿中，又删去了。李再含的黑心是多么不可见天呀!
在磊庄会议上，李再含还演了一场“引退”的丑剧。磊庄会议是六月十五日开始的。在磊庄会议开始之时和开始之前，李再含曾几次说:“我也有错误。在会议上，我也要做自我批评。”文化大革命几年来，李再含不但未做自我批评。而且连“我做自我批评”的这一句话也未讲过，向来都是别人“错”!这回要做“自我批评”，要算是“高姿态”了吧!不，他开的是空头支票，他耍的是一个使人难以想象的无赖手段。磊庄会议，由于他亲自督战，一开始就反所谓“右倾翻案妖风”，一开始就反军乱军，很快点起火来。李再含见大势已成，目的确能达到，很是高兴。为了逃避检查，他就演了一场“引退”的丑剧。六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我和××同志见到李再含的秘书，我们问：“你怎么回来啦?”他说：“唉呀!你们看看，李政委就是抗不住刺激，几天没睡好觉，昨天在磊庄又把被子烧了，坐不稳，站不牢，说话也颠三倒四，……看不行了，我把地送回来休息。”第二天，我和××同志到他家，见她神态恍惚，有气无力，像刚从棺材里出来似的。李再含见我们去了，小心小气地说：“不要紧，……昨天发了一夜烧，医生给我吊了盐水，退了下来，现在才三十八度多，好多了。……会议上，请××同志照顾一下。”他的老婆也在旁说七道八，不外乎说，“受刺激太大”，“得不到休息，劳神过度了”"罢了。我和××同志也看到房子里又是盐水架。又是药瓶子，不老少。……李再含很像重病在身，以至我们建议他去北京三0一医院进行治疗。在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贵州班上，省军区的医生揭发了:李再含根本没有病，根本没发烧，吊的根本不是什么盐水，而是葡萄糖!这是李再含为了逃避“自我批评”这一“关”耍的鬼把戏！
当时工作班子是处理日常事务，更主要的是贯彻李再含对抗中央、镇压群众的反动政策。工作班子有××、×××和我。对工作班子的要求，李再含在分班子的会议上对我说：“老孙，你前一段在家顶的 ‘不错’嘛，跟××同志再值一个月的班，不要到下边去了。”意思叫我“顶”。跟谁“顶”?跟中央“顶”，跟革命群众“顶”。这就是李再含对工作班子提出的反革命要求和反革命部署。
李再含关于武器、据点的方针是早已明确了的。还在磊庄会议前 (六月上旬)，李再含就在会上说:“康老都说了，一派有武器，另一派也千方百计地搞武器。”这句话是康老在批评我们不承认支红派有武器时说的，意思是要老实承认支红派有武器，要我们去收支红派的武器。而到李再含嘴里，竟成了搞武器的“理论根据”。李再含对中央首长指示就这样进行公开的歪曲。
李再含还公开说：“基层搞一点(武器)就搞一点，不然要吃亏，尽挨打。”当某个单位的部分人员找李再含要武器时，李再含边笑边说，“跟我要武器？我告诉你们，走上层路线是行不通的!”接着用加重语气说：“我相信你们自己有办法。”当我和××同志向他报告工厂已经造出冲锋枪时，李再含哈哈大笑说：“以前陈璞如搞枪搞了几年也没搞出来，现在才几个月、几天就搞出来了，工人就是有办法。”
关于据点问题，在六月中旬李再含就几次说过：“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不打他，他打你，躲是躲不了的。”当我们向他反映下边要求“明确 ‘四一一’是什么组织，如果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坚决不干”时，李再含说:“××(省)两派是中央早就定了均，可是人家还在斗，××(省)××地区打的可凶哩!××(省)的造反派是斗出来的。佩服！佩服!”李再含就这样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安顺××(组织)被踏平(六月二十八日)后，李再含就将安顺和铜仁做了对比，他说:“两种办法，两种前途；铜仁就右倾，结果吃了个大亏!”他把×××叫到家中训斥，大发雷霆，并骂自己是“瞎了眼，看错了人”，不该让×××去当铜仁地革委主任。七月四日，开完核心小组会，待部队同志退席后，他又开会说:“我现在正式提出，我主张调安顺地区几个县的民兵去解决××(县)问题。”有同志说:“那不又成了第二个赤水?”不同意他的意见。可是李再含坚持说：“哎!错了我负责嘛!”没隔几天，刘安民到了安顺，贯彻了李再含的黑指示，调安顺一派的武装对××县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贵州水泥厂一打下来，李再含就做出黑指示：“组织力量，恢复生产，做好善后工作。”在该厂有一个烟囱冒烟后，他就叫《新贵州报》报导所谓“大好形势”。实际上李再含订了由群众出面打，打了之后就做善后工作， “恢复”了生产要宣传的一整套方针。
在七月上、中旬，李再含说：“贵州的造反派锻炼太少了，太老实了。不管什么事情，不敢斗争是不行的。”
关于一线二线。李再含为了突出自己，在过去他是经常出头露面的。五月会议后变了。自五月二十六日从北京回来起，至八月二十二日去北京止，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他才公开露面两次。第一次是六月十三日在省革委简易礼堂和基层革委头头的所谓“会面”，在这个会上，他向大家表示“问侯”，说什么“你们大家辛苦啦!”这实质上是在群众面前把他不在贵阳这段时间内的重大事件，如我挑起的“四·二五”大武斗，四月二十八日成立“捍三红”，“五·一六”彭先胜屠杀革命群众，都进行了肯定。第二次公开露面是七月二十八日，在六广门体育场。他怕群众怕得要死，这次连他的法国“四0四牌”专用轿车都不敢坐，而要坐普遁甚至旧一点的“华沙”。怕死这一点，也是不去某地开党代会的一条原因。我曾问他“为什么不去××(地方)开党代会”，他说：“××，我才不去！那个地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能下毒手！”李再含真已陷于四面楚歌的绝境。
六月中旬，就在他家，他向我和××同志公开提出，“根据现在情况，我不宜直接出面，我在二线为好。”接着，“哈哈”大笑一声，自我陶醉地说，“幕后指挥！”他的确是幕后指挥！关于武器、据点的反动政策，就是在他家交待或研究的。与“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的每次座谈时间、地点、内容、方式，如“分别接见”，“对××要提出警告”，“调子要高高的”等等，都是李再含亲自交待的，要我、××、×××、×××等出面执行。
在七月五、六日，李再含为了加速一派群众的武装速度，以执行国务院文件国发 (十五)号文为借口，从××军区关于收缴、修理、整顿武器的“通知”中断章取义，捞取稻草，提出发放武器，组织“民兵”，当场成立了发武器小组，并指定由×××和×××负责。第二天一个晚上，就批准下发二千四百多枝枪，并要省革委保卫领导小组和××分区连夜下发。在这个会上，有同志向李再含提出了发枪要向中央请示报告的问题，李再含说:“边报边发，发错了，××(军区)负责，我们是执行××(军区)文件。”李再含还说：“既然中央叫组织民兵，民兵当然不能空手守卫，必须有武器，组织民兵守卫就包含着武装民兵。”这就是李再含所惯用的偷天换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伎俩。
七月中旬，在核心小组部分成员会议上，李再含明确提出“要工人立即进城，稳定局势。”并要求据点“无论如何不能拖到八月。”他不仅提出要求，而且还提出了具体办法。具体办法是：“一千人带袖套在外面维持秩序，一千人拿武器在后面藏着，见‘四一一’的人出来就捉。”其实他这一套在前约一个星期，即七月九日，就背着核心小组早已布置给工代会了。他在这个时候再拿出来，绝不是出自于什么“尊重集体领导”，而是求得所谓“集体讨论通过”，以备事后“集体”为他承担罪责。
会后第二天，我、××、×××就急忙找工代会前来汇报，并全面地开展打据点的计划、物资、队伍、武器、舆论的准备工作。
从七月初起，我、××、×××、×××等按李再含的黑指示与“四一一”革命同志开“座谈会”，至七月中旬已经进行了三次(平均不到一周一次)。李再含还专门指示把××同志的“谈话”大量印发，传向社会，“以正视听”，以便造成“省革委接见多次啦，没办法啦，群众愤怒啦，只好打……”的这样一种反动社会舆论。即李再含的“接见的次数越多，我们就越好说话，越主动”。实际上，用这种“接见”向“四一一”革命群众下了公开镇压的通牒令。
七月二十五日，清电据点被“踏平”了，对延安路据点的攻打就在眼前。在这个时候，李再含召集××、××、我和刘安民等开会。一开头李再含说:“现在情况复杂，变化也大，有些事情要随肘研究，看来像以往隔好几天才开一次会已经适应不了这种形势。现在定下来，两天开一次。参加的人嘛，有的看病，有的不在家，就这些同志，不是核心组会，咱们学中央的，叫做‘碰头会'。”这是李再含搞的一个大阴谋，这是李再含对中央的严重对抗。中央在五月会议上，确定四十一师张琦等同志参加核心小组，是非常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但李再含出于独霸一切、占山为王的个人野心，他对每次以“多数压少数”来否定张琦同志的正确意见还感到不够，觉得这样不能保证杜绝泄露他的“天机”。李再含几次讲:“我们有点什么事，四十一师马上就知道，四十一师搞什么我们连个底也摸不着。”李再含为了不让张琦同志知道，打出“学中央”的旗号，搞“碰头会”，企图通过这种“碰头会”把张琦同志“碰”出去。李再含搞这种“碰头会”，实际上在核心小组内又建立他能一手控制的“核心”。实际上，他偷偷地改组了核心小组或在核心小组之上又秘密建立了一级政权。李再含多么阴险!多么胆大妄为!
李再含在谈完“碰头会”之后，他要大家对据点问题发表意见，说:“大家看看，据点问题怎么办啦？我们是五月二十六日回来的，两个月了，还是乱糟糟的!‘接见’几次了，有五六次了吧?” (有人答:“五次了”)接着说:“是啊！已经五次了，像 ‘四一一'那个样子，叫他们回去，就是不干。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哈哈，怪事情！现在人数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些有问题的。……虽然人数不多，但占着据点哪，拖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已是相当耐心了。”李再含见“大势已成”，有人要汀，马上改变调子，举手连续两次用加重语气发表所谓“郑重声明”，李再含说:“我郑重声明:打据点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啊，我再说一遍，我郑重声明:打据点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请示中央。”我和李再含认识近三年来，从未见他发表什么“郑重声明”，更未见他在这样四、五个人面前用举手发表“郑重声明”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意见。散会时，我问刘安民。他说:“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但要‘有理'、‘有利'。‘有理’，就是让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利'，就是确有绝胜的把握。”李再含这样做，是为了在核心小组中再后退一步，逃避罪责。
反革命两面派李再含，在七月二十五日会上举手发表“郑重声明”所装出的假面具，由他自己撕破了。“七·二九”事件发生前，李再含打电话给×××，×××在电话中向他们汇报了工人即将进城的盾况，李再含问“有把握没有？”×××在电话上讲了，李再含还不放心，接着又要×××带着地图到他家当面汇报。他听汇报后，在十一点左右，亲自给工代会下命令要“小分队”进入政法大楼去镇压革命群众。中央当天就知道了贵阳的情况，晚上七点钟就发来了命令，中央命令指出:“省革委、省军区、两师都不能开枪，开枪要犯严重错误。”李再含怎样来执行中央的命令呢?他叫“分头传达”，把中央的命令分成两半，一方告诉一半。当时街上已开始广播中央命令全文，李再含下“令”说：“谁叫他们广播，马上停下来!”就这样，李再含用自已的“命令”把中央的命令封锁了。当时××同志向李再含、核心小组提出衷告说:“不向中央请示报告，你们可要犯大错误。请你们下命令制止。你们这样不请示中央，我坚决反对。我建议不要散会，研究制止工人进城……”李再含哪里肯把会再开下去，前边还等着指挥呢!李再含决定立即散会。这是李再含目无中央、抗拒中央、搞“独立王国”的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央首长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上，在中央再三追问“七·二九”事件的情况下，李再含说：“我要说句公道话，‘七·二九'不光××一个人，光说××是不公道的，搞‘七·二九’的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工代会的×××。”李再含在中央首长面前耍的这套花招，被中央首长一眼看穿了。第四天，李再含亲自炮制了一份所谓“检查”稿来要大家通过。“检查”说:“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关于‘七·二九’事件，我们核心小组个别同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有责任的”，“李再含同志犯了错误，可惜没有把他的个人财富变为集体的财富，以致出现了‘七·二九’事件”。读完了他的所谓“检查”后，他又发表了长篇议论说:“中央批评我搞‘独立王国'，搞‘多中心'，可是我们核心小组的同志也搞‘多中心’贵州到处是 ‘多中心’，贵州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向中央报嘛，就不点张三李四的名了。内部嘛，知道谁搞的就行了。”李再含在“检查”中说，“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完全是假话。在“检查”会下面几次对我说:“我反复考虑了，‘七·二九'的方向没有错，在组织上有错误，急了一点。”李再含就这样耍反革命两面派。
八月二号，中央决定四十一师给“四一一”革命同志办学习班，李再含得此消息后，就对我讲:“你看，中央高明……哎，就让你四十一师给‘四一一 ’办‘学习班’，结果给四十一师背了个大包袱。”过了两天又说：“你看，中央的态度是变化的，杨××就是转不过弯来，卡着五万元不给。”在八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的一个批示下来后，李再含又恶毒地从中挑拨中央首长，并为“七·二九”事件翻案。李再含、刘安民还向我说:“老孙，你到独立师和工代会做做工作，他们有些急躁，有什么错误我们负责。何况‘七·二九’中央还没有做最后结论呢!”指派我到独立师和工代会去做“稳定情绪”的工作。这是李再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严重的犯罪。
八月十六日，中央正式通知: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北京会议来解决贵州问题。李再含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他说:“这次，‘官司'是非打不可的，而且是‘大官司'!”因此，他下了狠心进行准备来打这场“官司”。李再含除争“自己的人”多去而外，又当即布置各部门速搞告状材料。他布置搞一九六九年以来贵州工农业生产下降情况的材料，说什么“在此以前贵州形势是稳定的，生产是正常的”等等，企图把贵州落后的罪责，嫁祸于四十一师，嫁祸于中央。为了证明“七·二九”的大方向是所谓“正确的”，他布置宣传队调查“七·二九”死伤人员的政治状况，企图证明“打死打伤的都是些有问题的人”。他几次发脾气说：“‘七·二九'到底死伤了多少人?我们自己连个数也没有!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结果，。又是所谓真相，又是“调查”，搞了一大堆。为了证明“四一一”革命群众组织是所谓“坏组织”、“大杂烩”，他又布置将“××专案”材料迅速整理，而且将×××同志派往北京，企图利用该同志在北京工作过，熟悉情况，把“××专案”材料直接送给中央首长。为此，李再含写了亲笔信件交该同志带往中央。什么“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共有二、三十份。除了常委们每人一份外，而且给每位中央首长也预备了一份。为了不泄露这些鬼名堂，李再含指令这些材料由秘书集中看管带往北京。因为太多(两大皮箱)、太重，私书×××扛这些材料上飞机时，竟将腰肌扭伤，直到北京会议开完，还没有镶复健康。
八月二十二日，李再含就经过这一番紧张的准备，带着这帮人“整整齐齐”地到北京去了。一到北京，李再含就召集了会议。他说：“回去还不到三个月，哈哈，又来了。这回，来这么多人，中央不会像上次留那样长的时间。两边都检讨检讨就回去了。一个星期，十来天，最多半个月，九月中旬前就得赶我们走，无论如何不会叫我们在这里过国庆。到中央来，就得准备挨批评，中央从来不只表扬一方，批评一方；中央批评一方时，想办法也要把另一方批评两句。批评对方时，千万别吭气，一吭气就挨批。可不能翘尾巴，越翘越糟糕。”李再含根本不想向中央作检讨。会还未开始，他就计算着要溜了。李再含还对我们几个人说:“我们一定要整整齐齐，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不如人家。我们是各说各的，连个统一口径也没有。像上次在中央五月会议上，关于八一八组织的枪枝问题，有的就说一枝也没有，有的说有三、五百枝，又有说有千把枝，……到底多少?中央一看就不像个样于。我们带来那些材料，大家看一看，不了解的要熟悉熟悉，要记住，不要讲时还得拿本本念。”李再含就这样在搞对抗中央、欺骗中央的统一口径。李再含还多次说：“中央爱听工人、农民讲话，×××、×××、×××这些同志可以多讲，哈哈，他们就是讲错了，中央也不责备他们。上次会(指五月会议)上，×××的发言很有劲，中央很感兴趣。哈哈，四十一师最怕×××了。”这一切一切，都是李再含对抗中央的部署。
×××同志受李再含的指派，带着李再含的亲笔信件，大约和我们同一时间(八月二十二日)去北京上送“××专案”材料。当时，中央已在军内颁发了“八·二0”命令，对部队人员的外出作了严格的规定。送“××专案”材料的同志到北京后，受到北京卫戌司令部的查问。这个同志讲明了来历，并拿出李再含的亲笔信件作证明。接着，卫戍司令部向中央请示，中央军委打电话问李再含，李再含回答说：“我没派人到北京，更未写什么亲笔信。”这样，送材料的同志就变成了持“假信”的“可疑”人物，当即被拘留。后来，该同志向中央交出李再含的亲笔信件，中央派人拿此信当面向李再含进行核对，在铁的事实面前，李再舍才不得不承认，人是他派的，信也是他写的。八月二十六日晚，中央首长接见原省核心小组成员。接见前，李再含向大家说：“你们要讲话，不要到时候谁也不讲，中央就不知道。”李再含要大家给他对抗中央打头阵。李再含又说:“‘七·二九’嘛，我的意见是不讲。搞不清中央现在是啥态度，先听听中央的再说。”接见开始了。中央首长说:“你们来好几天了。今天政治局同志委托我和×××同志和你们见见面，听听你们的意见。……以你们看，贵州形势怎样?如果说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怎样解决?”当时，没人吭声。中央首长说：“李再含，你讲讲，你说说你的看法?”李再含有些紧张，过了好大一会，发言了：“这个、这个嘛，……吭吭”，以大约五秒钟一字的速度还是:“这个、这个……”，中央首长有些生气了，说:“你讲吧!你讲吧!”李再含用手指着自己的大阳穴划圈，嘴上只好说:“这个、这个”磨时间，脑袋里现编词儿应付发言。又因为还“搞不清中央现在是啥态度”，怕说错露了马脚，一时也不知说啥才“保险”，所以陷入了这种狼狈不堪的境地。后来，李再含说：“贵州问题，不在贵州，贵州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军区)，因此贵州问题根子在××(军区)。在部队换防以前，贵州形势一直是好的，工农业生产是稳步上升的，只是以后出了问题。……”李再含还是没有编出新词儿，开始按他准备的材料讲了。中央首长跟着就问：“根据什么这样讲?你摆出几条来我们听听。”李再含不得不停止背他的那本豆腐账，“吭、吭”又咳了几声，接着又是“这个、这个”，过了好长时间，李再含才说:“贵州铁路自从四十一师军管后，问题很大，不听我们指挥，不给我们贵州运输物资。……最近一个时期，生活用品的运输也进行了刁难，致使我省吃盐都成问题。盐价高涨，听说六盘水和兴义地区某些县要×元×角才能买一斤盐巴。对工业物资的运输就更成问题，汽油奇缺，致使工业受到……”李再含想了半天，又说：“××军区今年七月份开了党代会。在选举党委的时候，有不少人反对我，不让我进党委，×政委坐卧不安，向大家做工作说:我们应该团结李再含，虽然他犯有错误；有些犯有‘二月逆流’错误的人，毛主席还准予他们进入中央委员会。……。×政委说我犯有错误，把我和‘二月逆流’的那些人相比!”李再含连“犯有错误”这一点都不接受，谁说他“犯有错误”，他就对谁极大不满。谁说他“犯有错误”，按李再含的反动逻辑，谁竟成了贵州问题的根子。
“八·三0”接见和“九·二”大会后，在中央首长的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面前，原核心小组多数成员不得不丢开李再含那一套，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问题，虽然还不认真，还不彻底。李再含清楚地看到了大家情绪发生非常的变化，清楚地看到他众叛亲离，“独立王国”的末日到来。但他并不甘心。在九月四、五日的一次省革委会议上，李再含还歇斯底里地狂叫“现在我还坚持：我是‘不倒翁’我也不想倒，就是倒了，我也要爬起来。”反动透顶。更为卑鄙的是他进行的自我表演。他卖乖似地说:“哎，你们都不知道我会唱京戏吧?京戏，我会唱，也很喜欢；我还会拉二胡哩!我给你们唱一段听听。”中央在七千人的大会上批评他，他还唱京戏，企图以此来给原核心小组其他成员打气，以便跟他一道对抗中央，死守其“独立王国”。（此揭发材料，有删节)
（揭发李再含材料之十二，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1970年12月）
来源：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香港：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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