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3-21 作者：[待确定]
【现将二七机车车辆厂XXX同志介绍的“关于清查5·16的基本情况和做法”印发给各单位，供领导运动的同志和搞5·16专案的同志学习、参考。本件系内部材料，请注意保密，严禁外传，定期收回。-- 中国科学院“一打三反”办公室，1971年3月30日】
今天，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们二七机车车辆厂（按：以下简称二七厂）清查5·16的基本情况和做法，由于准备得不好，没有稿子，讲错了，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下面汇报两个问题：
一、二七厂清查5·16的基本情况。
二、二七厂清查5·16的基本做法。
二七厂清查5·16是从去年2月18日开始的，到现在经历了两个阶段：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阶段；举办学习班，进行专案审查阶段。
从去年11月至今，对5·16骨干分子的罪行作了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使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2月18日至3月下旬，这一个多月时间，主要是搞大检举、大揭发；从3月下旬到5月初，开展了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深刻地批判了在前一阶段运动中揭发出来的5·16罪行，以肃清其流毒。
从去年5月初到10月份，这一阶段的重点是举办学习班，进行专案审查，集中地搞了14个骨干分子。11月，中央对清查5·16有新的指示，我们对14个骨干分子的罪行作了进一步的清算，开展了比前一阶段更加广泛、深入的革命大批判。目前，这项工作仍在进行。
经过一年来的斗争，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到目前为止，对二七厂的5·16组织的主要成员及其主要罪行已基本上查清楚了。二七厂的5·16组织是直接与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相联系的，是在戚本禹的直接领导和操纵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是主要的一条线，叫“首都5·16兵团二七厂特支队”；还有反革命分子周景芳在北京市工代会的一条线。周景芳在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通过铁路系统，伸到二七厂从事反革命活动。铁路系统、二七厂的5·16头子是徐铠。所以，也可以说，铁路系统这条线的5·16反革命活动是在戚本禹的直接领导下，由徐铠进行策划组织的，这条线叫“首都5·16兵团铁路系统分团二七厂特支队”。
二七厂的5·16组织是在1967年5月中旬，即中央“5·16”《通知》公开发表时正式成立的。但是，它的筹备策划工作在此以前就进行了。据有的人交代，说是2月份就有了；还有的讲，4月份就有了，说法不一。可见，他们在中央“5·16”《通知》公开发表以前就在地下从事反革命阴谋活动了。
据二七厂的5·16骨干分子交代，他们成立5·16兵团有以下几个理由：
1、说我们文化大革命形势不稳定，中央不能控制局势，中央还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没有被揪出来。这是恶毒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把矛头对准总理，企图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
2、说“左派”队伍不统一，战斗力不强，要重新组织“左派”队伍。
3、群众组织不能领导群众组织，缺乏一个核心领导。这也是恶意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为什么说没有领导呢！言下之意是，只有我5·16兵团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别的组织不能起“核心领导”作用。因此，它的成员必须是老“造反派”，造反派精神强的，群众组织的头头，包括一部分当时的当权派。
在二七厂参加5·16组织的都履行手续，即填表参加，有介绍人。5·16反革命集团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什么成立5·16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实际上，他们是干着反对四个“保卫”的罪恶勾当。它的组织并不严密，在二七厂是成批地发展的，共分为三批：第一批是1967年5月中旬发展的，均系骨干分子，原来这个厂的“红色造反团”的12名核心成员都参加了；另外，有两个人名义上不是核心成员，但实际上起着核心成员的作用，加起来有14个人。此外，尚有几个不是核心成员，但他是围绕核心成员工作的，如管机要材料的、秘书、打手等，这样合起来共有20余人。这一批发展得比较严格，规定了内部纪律，有些表还呈报了周景芳。戚本禹知道后说，这样不行，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发展。徐铠说：我的表不够，只能发展几个领几张。戚本禹说：你那里有印刷厂，可以复制嘛！第二批是1967年6月上旬发展的，对立的一派与左派群众没有资格参加。第三批是1967年6月下旬发展的，其成员一部分是原来“红色造反团”里的队长以及从跟他们跟得紧的人中挑选的。除发展上述这三批成员以外，在1967年7月前后还个别地发展了一些。据有的人交代，7月份以后再发展就更不那么严格了，登记个花名册就可以，但为数不多。
5·16反革命组织存在的特点是有保护色的，它是利用群众组织作掩护的，它既不挂牌子，也不公开设立机构，不另起炉灶，而是原班人马在原来的岗位上起作用，披着合法身份的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原来“红色造反团”的宣传部、组织部、作战部同时又是二七厂“特支队”的办事机构。每个机构都安插有核心成员。他们干的最诡密的活动，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而只有少数人能够参加。
二七厂的5·16反革命组织在戚本禹的直接操纵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1967年这一年中干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简单地说，它的罪行可列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具体地说，它就是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企图把周总理打倒，来架空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罪恶活动是多方面的，有的制造反革命舆论，搜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从大革命时期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捏造了一些无中生有的黑材料；有的利用夜深人静之际，大肆散发反动传单和张贴反动标语，并把这些材料上送给反革命分子戚本禹。他们在反对周总理的同时，大肆吹捧戚本禹，胡说什么戚本禹是年轻的史学家、政治家，现在已经代理总理的部分工作，等等。这方面的材料很多。在北京，铁路、邮电、财贸、工交等系统，都有他们的人。他们从周景芳那里领来了一些攻击周总理的黑材料，把它大量印发，在深夜12点钟以后到闹市区，如王府井、西单、前门等地散发，张贴。这些问题已基本搞清楚。
二七厂的5·16反对周总理是以铁道部为反革命基地的。他们搜集了周总理自建国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对铁道部、交通部的历次指示、批示。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障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在铁道部成立了一个业务监督小组。戚本禹对此恨之入骨，妄图反掉它，由5·16来领导铁路工作。因此，他们对业务监督小组进行了百般刁难和破坏。反革命分子戚本禹竟然叫徐铠组织人与业务监督小组对抗，想把他的人打进业务小组，并搜集周总理对业务小组作的指示，最后把材料上送给戚本禹。他们于1967年1月22日夺了铁道部的权，破坏“5·8”大会，“8·19”晚上围攻中央首长。毛主席派周总理传达中央对铁道部的指示，戚本禹却大肆叫嚣说：这个大会的成功，就是你们的失败，所以，一定要组织力量控制会场，不能让会议开成功。会上，徐铠亲自指挥，捣乱会场，致使会场上出现多次骚动，大会没有开好。他们散发传单，不仅一般成员参加，核心成员也亲自出马，据徐铠交代，他参加过3、4次。他们散发传单后，接着就制造舆论，戚本禹就对他们讲：你们总结一下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一些人是怎么打倒的？有这么几个阶段，先造舆论，然后贴标语，搞材料，提出打倒，中央表态，这对周总理同样适用。5·16把矛头对准周总理，妄图架空无产阶级司令部，开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后连这个遮羞布也不要了，有的就公开赤膊上阵。当然，这些活动是在地下进行的。他们在地下组织收听敌台广播，用帝、修、反恶毒攻击我们党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语言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些恶毒的语言不能在这里讲。它是5·16反革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此来看，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与我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与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对5·16反革命罪行揭得越深，才能对它越恨，才能更加感到毛主席提出清查5·16决策的英明伟大，从而更加自觉地投入运动，更加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批判5·16罪行的过程是一个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的过程；也是一个宣传党的政策，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
2、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军乱军。这一阴谋活动也是在戚本禹的直接操纵下进行的。1967年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命令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戚本禹就已经开始进行反对三支两军的反革命活动。1967年6月6日，反革命分子戚本禹来到二七厂，当着群众的面散布对三支两军的不满情绪，他对群众讲：到现在为止，你们这个厂还实行军事管制呀！实行军事管制对你们来讲，不是很光彩的事，我是很不愿意你们实行军事管制的，但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尽快解除军事管制的局面。这是直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戚本禹还讲：一开始，我们就与中央有分歧，有人用三支两军来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认为，三支两军是错误路线。他还恶毒攻击：三支两军是把群众、造反派夺得的权在群众手里转了一圈，走了个形式，又回到了解放军手里。他又讲：三支两军是不相信群众，压制群众。甚至把帝、修、反恶毒攻击的语言也搬来咒骂，什么“军事独裁”呀！“军事专政”呀！等等。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军民鱼水关系，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毁我“长城”。5·16反革命集团明明知道，进行文化大革命，一条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一条是靠人民解放军及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他要想篡权，有解放军在就不方便，按他们的话讲：看他们穿着军装，不敢动他们，他们有权。有的竟说：他们是拿着枪的刘邓，惹不起！
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以后，北京召开了支持武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会。徐铠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戚本禹看时机已到，就把反军的步伐加快了，他告诉徐铠：要组织力量调查各大军区，进入铁道部。并说：陈再道难道只有武汉有吗、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没有？许世友、张国华、韩先楚、黄永胜怎么样？这些大军区都有人在揪走资派，学生已经下去了，你们怎么办？这时徐铠提出：我们工人搞这些合适吗？戚本禹说：看你们的感觉了！7月底8月初，他们向各大军区派出了“工作组”。8月底9月初，“工作组”先后回到了北京。他们整了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黑材料，由徐铠把它直接交给了戚本禹。这些情况，戚本禹的秘书陈XX可以作证。
3、把矛头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这方面他们是有一些反动舆论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全城军民都欢欣鼓舞，热烈庆祝，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5·16反革命集团却很不高兴，心里十分难过，大肆散布反动舆论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并不标志着夺权的胜利，而是在新形势下夺权的开始。公然提出二次夺权。还说：北京市是实权，中央的权是虚的，只有掌握了北京市的权，才能控制全国。他们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黑纲领，说什么关键是夺权，夺要夺得彻底，掌要掌得牢固，要自上而下地夺，下面是基础，上面指挥下面。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目的就是想彻底夺权，把各级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在进行这一活动中，他们搞了一些试点，二七厂就是其中之一。戚本禹不只一次地对徐铠讲：你不要尽在外边跑，要把二七厂的基础权掌握在手里。铁道部是中央几个部中重要的一个部，你们要介入，把权夺到手。徐铠负责夺权的单位有两个：一个是铁道部，一个是北京市工代会。他在铁道部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从1月22日假夺权、“5·8”大会到“8·19”围攻中央首长，掌握了一些实权。当时，他能够左右一些单位和群众，气焰十分嚣张。徐铠直接要求戚本禹撤换军管会，戚本禹就讲：你们只要拿出材料来，撤换容易嘛！煤炭部军管会不是我派出的嘛！在戚本禹的指使下，徐铠搞了大量的黑材料。
徐“三指向”以外，徐铠在戚本禹的指挥下还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如盗窃国家机密，盗窃西南三线建设的机密，把铁道部的战备方案抢了二、三十箱藏在二七厂。他们将机密材料一书包一书包地送人，有的到现在没有下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以调查吕正操的罪行为名，到西南三线地区大肆进行阴谋活动，调查铁道部在三线的建设、铁道兵的驻防情况，三线的战略地图，三线驻军的团以上干部的名单。他们出发去三线前，通过原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借了大量机密档案材料。据了解，他们在三线搞回的部分材料有的在香港反动报纸上登出了。这些损失是无可补救的。现在，这些人已承认罪行，至于这些东西是怎样搞到香港去的，还不清楚。
另外，他们还煽动劳改犯暴动。北京有个天河修造厂，其大部分成员没有公民权，更没有权利参加文化大革命，戚本禹派徐铠到那里大肆煽动他们闹事，公然称他们为“工人同志”，说：你们造反精神最强，不利用这个机会起来造反，犹如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一句话就把这些人煽动起来了。徐铠说：军管会说你们是牛鬼蛇神，你们是不是牛鬼蛇神呀？结果劳改犯都上去打军管人员，连军管组长也挨打了。有的人被打得3、4个月不能上班，将广播站也砸了，并把压面机拆了当武器，几天内，成立了20多个反革命组织，有40％的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扬言要血洗天河，把天河踩烂。徐铠走后，街上马上出现了“徐铠是我们的司令”、“徐铠是我们的总后台”等标语。他回厂后，还到处吹牛。
还有挑起西单商场武斗、第二毛纺厂武斗，围攻中南海，等等，这些罪恶活动他们都参加了。
通过一年多的群众运动，二七厂有20多起大案件被破获了，有的也找到了一些线索。去年2月18日至10月份一直是搞14个重点对象，对一般成员没有动，在批斗14个重点人时，一般成员参加批斗，起来划清界限，控诉5·16骨干分子的罪行，结果有不少人交代了问题。每次对骨干分子的批斗后，都有一批人起来交代问题。当前仍然是搞14个重点人的罪行，有的已几次见群众，有的是面对面的斗争，有的是背靠背的斗争，将罪行公布于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对态度较好、能交代问题的，则要把人与问题区别开，党的政策历来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但对罪行必须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这对本人也是一个挽救。这样一批判，使广大群众看清了5·16的罪行，使群众对5·16恨得起来。对各车间的5·16头头现在已大部分弄清楚。到目前为止，5·16的一般成员基本没有动。
总的指导思想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清查5·16的教导和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同时，既要有把5·16统统挖出来的决心，又要防止敌人乱咬乱供，制造扩大化；既要注意把运动抓紧，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又要防止操之过急。
根据二七厂的具体情况，下面讲一下具体做法，供同志们参考。
从思想教育入手，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首先是发动群众，解决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活思想。从运动开始到现在，干部和群众中的活思想一直不断，这些活思想都属于认识问题。干部中又分新干部和老干部，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一些冲击，经过斗私批修，现在有的结合到了领导班子，他们不大胆，存在一个“怕”字，怕群众说是报复。有的人总结了所谓一条经验，因为文化大革命初期，搞了一些过火斗争，坐喷气式、戴高帽、头上扣痰盂，所以有的讲：“今天不点头，免得今后再低头”。实际上是怕再被游街、戴高帽，实质是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不理解。他们总结经验，没有总结到关键上、要害上，过去之所以受到群众的冲击，是你没有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不突出政治。今天，毛主席发出了清查5·16的战斗号令，你不带头领导运动，将来必然要低头，是错上加错。带头不带头是捍卫不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问题。通过教育，使他们提高了思想认识，觉得怕群众报复是个人私心杂念作怪，是以个人的私心来衡量群众的觉悟，是不对的。新干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结合的工人干部，认为过去是群众，是工人，讲话随便，现在当了干部，讲话就不能随便了，等等看，群众表态后确实是那么回事再说。这也是怕字当头，归根到底是一个私字，都是不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相信群众。你过去是工人、群众，今天又怎么不是群众了呢?还是群众，不同的是当了领导。领导更应该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冲锋陷阵，如果在群众的后面搞投机，群众表态了再表态，不就当了群众的尾巴了吗！
群众中的活思想也是多种多样的，一部分群众是出于好心好意，认为二七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抓的点，过去的混乱局面，经过几年来的斗争，广大革命群众与军管会一道，认真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革命与生产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觉得不错，满足于现状，担心清查5·16会使生产出现反复，对不起毛主席，另外名声也不好。这是缺乏阶级斗争观念，固步自封的表现。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是求风平浪静，四平八稳，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是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战胜来自“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三年来，二七厂的变化，也是斗争的结果。今天毛主席提出了清查5·16，我们在这个阶级斗争面前能退缩吗？！讲了这些道理以后，使他们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认识到你不向敌人进攻，敌人就向我们进攻。军管会表了态，我们不怕乱，如果乱了，这说明我们过去的工作做得不扎实，与其将来乱，不如今天乱，乱了再治，这也是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相信二七厂的广大革命群众经过路线斗争教育，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觉悟提高了，资产阶级派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克服，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中的绝大多数是能够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他们是能够分清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还有一部分人，过去参加了群众组织，资产阶级派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克服，已经走上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害怕今天参加批判5·16再陷入资产阶级派性的圈子，重犯过去的错误，所以特别小心谨慎，不敢讲话，想试试看，走着瞧，认为不能再犯错误，要接受教训。我们说，这些同志的资产阶级派性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克服，但实践可以证明，你的派性是不是真正克服了，这对你是个考验，如果没有克服，暴露出来也好嘛，可以帮助你纠正。假如不积极参加斗争，有派性隐藏在脑子里，能说明你没有资产阶级派性了吗？你如果抱着个人主义或其它不良动机来参加运动，就不会有好的结果。资产阶级派性没有消除的人，对清查5·16很高兴，认为报仇的时机到了，过去你整我，现在我也要好好整整你。这是个别现象，经领导和群众的批评、帮助后已得到了克服。
在运动中，来自敌人方面的干扰也很大，散布了不少反动舆论。戚本禹曾经把他的黑手伸进到二七厂，破坏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二七厂搞得一塌糊涂。戚本禹的黑爪牙徐铠在这个厂干了大量的坏事。我们讲：二七厂的阶级斗争情况很复杂，有没有5·16我们不敢肯定；但是可以肯定，二七厂的极“左”思潮不仅有，而且相当严重，并有大量的罪行。徐铠却散布说：二七厂没有5·16，极“左”思潮有也不严重。可是，他们心里又十分空虚，一边说二七厂没有5·16，一边却暗地里互相抱头大哭。1970年2月18日晚上，他们订立了攻守同盟，把老婆、孩子托人照应，有的喝生死酒，吃同盟饭，照像，等等。从这些现象可以分析，你没有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他们搞这些东西是不打自招，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在万人大会上讲：过去订立攻守同盟是错误的，从今天动员以后就不要搞了。再搞，谁先报告了就是从，谁不报告就是主。讲了以后，有的还是一边订立攻守同盟，一边报告，早晨4点多钟订的，到5点多钟就来报告了。当然，也有订了不讲的。开始让他们活动活动，不让他们活动也不好，能控制地让他们活动有好处，但到了一定阶段，就不能让他们这样搞了。
为了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从3月下旬到5月初，我们组织全厂职工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介绍了我党历史上三次大的“左”倾错误路线（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为什么要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呢？我们发现二七厂有部分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能够认识，恨得起来，知道右倾就是向敌人投降，叛变革命；但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认识不清，它究竟坏在哪里，讲不出来。认为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做得过火点是可以的。我们讲了党的历史上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损失，在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100％，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同仇敌忾，深深感到“左”倾错误路线一点也不比右倾错误路线好，它同样起着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用，同样是不共戴天的大敌，必须把它打倒。广大群众把极“左”思潮与“左”倾错误路线挂上钩，知道它的根源是一个老祖宗。大家回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一系列伟大战略部署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看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每前进一步，都是与“左”的或右的错误路线不断进行斗争的结果，认识到了极“左”思潮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大危害，对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严重性，进而更加激起了对它的仇恨，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的新高潮。
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后，自觉地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照前一阶段揭发出来的种种罪行，清楚地看到这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阶级敌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群众就纷纷起来说：什么小将犯错误，你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这是认识问题？！是小将犯错误？！你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反军乱军，目的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失去的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但为什么又提出要二次夺权？这一系列有原则性的问号，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能够掌握政策的，当时点名批判的只有十几个5·16骨干分子，其他人是上当的，只要斗私批修就可以了，要有区别，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有的群众划不清，公开提出点名怎么办？我们领导上只给讲指导思想，讲党的政策历来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么一讲，群众对这些政策很快就理解了，所以点名的并不多，就自然而然地将重点形成了。车间里的5·16分子一般的都不点名，也曾出现个别车间点名过多的现象，但一经发现就马上纠正了。我们厂一共40多个支部，都搞得比较好。
我们体会到，之所以要搞路线斗争教育，是因为部分群众中有模糊认识，需要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搞出几个5·16分子仅是一个方面的收获，而不是全部。不论哪一次运动，如镇反、肃反、反右，等等，挖出几个坏人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但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
通过一年多时间的斗争实践，群众认识了什么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极“左”思潮，什么是5·16分子，等等，提高了广大群众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懂得了革命与反革命，延安与西安的区别，这比单纯挖出几个5·16分子的收获要大得多。结合路线斗争教育，还进行了形势、阶级教育。
下面谈谈专案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总的原则是，遵照毛主席革命路线，群众办案，不要搞神秘化，要发动群众揭发罪行。转入专案以后，怎么与群众相结合呢？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1.给交代问题的人办学习班，不是普遍地办，而是对重点人办。二七厂14个5·16骨干分子，只给6个人办了学习班。有的不办学习班能够交代问题的，就不一定办学习班；对非办不可的那还是要办，象徐铠这样的人物，不给他办学习班很可能影响到兄弟单位的“批清”运动，对专案工作会带来麻烦，就非办不可。当时，社会上就曾有流言蜚语，说什么徐铠是革命小将犯错误，又说，徐铠自杀了，等等。为了使运动不受干扰，为了保障除铠的人身安全，防止敌人暗杀，对他举办了学习班进行审查。给他办学习班大部分时间是让他学习，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指示以及党的政策。要把学习班办成真正的学习班。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读书，不看报，头脑里没有毛泽东思想，只知道搞打、砸、抢，他们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都不知道，为了反革命活动的需要，有时也用几句，但都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根据这一情况，要给他们补这一课。在学习班里，大量的时间是学习，追查问题的时间很少，比如一个星期学习6天，留一天叫他谈学习收获。可以根据他的活思想有针对性地选学毛主席的著作、语录，经过学习，叫他谈收获。如果他在学习中不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这不要紧，就再让他学习，同时给他讲，林副主席指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你是不是符合林副主席指示的要求？1次、2次、3次、4次，一直到10次、8次，如果他还不联系实际，就要提出批评嘛！慢慢地他也可以联系实际，交代一些问题。我们的态度是，允许他交代问题，但不想从他的嘴里掏问题，一般不追不逼。从谈收获到联系实际交代问题，交代一个问题，我们就要搞清他一个问题，然后再叫他学习，谈收获。办学习班对重点人进行审查，群众怎么参加呢？我们将车间里的工人派去经常给他们讲形势，检查他们的学习和交代问题的情况。老工人一到学习班里就讲：我们受工人同志们的委托，来检查你的学习学得怎么样！你学了什么？有哪些收获？现在思考哪个问题？交代了什么问题？你准备交代什么问题？工人同志第一次去是给他布置任务，第二次去就检查他的学习和交代问题的情况。如果他不能兑现，可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指出他违背毛主席的教导，是说话不算数。老工人还给他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工厂的形势，比如一个月出了多少多少火车头、车皮，生产形势比你当权时好了多少倍，现在给你机会学习交代问题，你那份生产任务我们担当了，而且除了你以外，其他几位陪着你的同志的生产任务也担当了，就不要你操这份心了，以此来促使他交代问题。有的老工人还给他忆苦，忆阶级苦、民族恨。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出身是好的，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你讲到生动的地方，他也能痛哭流涕，对这一部分人进行阶级教育是有作用的。还要给他讲党的政策。当然，讲的内容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总之，这项工作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具体做法：
（1）对罪行严重、但态度比较好、能交代问题的，给他机会让他自己向群众交代问题，交代了一、两个问题后，群众及时地向他讲明政策，指明出路，以促使他彻底交代。给这样的机会他是高兴的，使他看出为自己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创造了条件。然而，在这些人交代问题后，要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不能因为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对他的罪行有所原谅，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2）对罪行严重、态度恶劣、继续对抗群众的，采取揪斗、批判的办法，把他弄到群众面前，由群众揭发批判他在学习班的种种对抗表现，揭发他交代了问题又是怎么推翻的，在哪个问题上向群众耍了什么花招，由群众进行批判，老账新账一起算，不允许他讲话。在这一部分人中，有的人也能交代一些问题，但不是全部，也采取揪到群众中去揭发批斗的办法，也给他一定的机会向群众亮相，可以提几个问题问他，你是不是这样的？他说是这样的，好，就不要再问了。揭发时，要有意识地给他留有余地，不一定一下子原原本本都讲，讲个基本情况或某一个情节就可以了，使他感到以后还有机会坦白。有的如表示不愿被同伙揭发后再交代，要求自己交代，则可以让他下去交代。有的说，上次这个问题我忘记了，现在要求继续交代，就让他继续交代。他彻底交代，彻底欢迎；部分交代，部分欢迎。只要他有交代问题的表示，就给他交代问题的机会，使他知道最后定案是有区别的。
群众用大字报揭发、批判在车间没有中断过。革命大批判在专案审查中是一个好形式，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激起群众对5·16的仇恨。对敌人也是个深挖的问题，很多问题在大批判中可以加深一步，有助于把问题搞得更清楚。
搞大批判、深挖5·16要加强领导，这是我们的体会。在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开始时，有个别支部不是在党委、支部的统一领导下搞，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现象，即群众点名多，制止不了。这是领导上的思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认为群众运动嘛，群众愿意揭什么就揭什么。因此，涉及一般成员的名字多，没有把多数人团结过来，达到分化瓦解反革命阵营的目的，伤害了大多数，这是错误的。有一个单位，群众要求支部公布5·16名单，并说，如果支部不这样搞是右倾。这个支部的领导就顶不住了，来请示领导，我们对他讲：你今天来请示这个问题，说明你的思想就处于当了群众尾巴的状态，你对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向群众说清楚的，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哪一个不体现党的领导，不能叫群众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群众这样提出问题，没有责任，这是领导思想不明确。
2、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执行“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和“给出路”的政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能够拉过来的决不推出去。运动一开始，我们就讲清楚几个区别：
（1）对一个群众组织钻进了坏人与这个群众组织要加以区别。1968年9月16日军宣队进厂时就表示：二七厂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各个阶段中都坚持这个态度，去年2月18日动员清查5·16的大会上又重复了这个看法，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坚持二七厂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就可以防止坏人或一时认识不清的人通过运动来否定对方群众组织的革命性，伤害广大革命群众。到目前为止，在二七厂清查出来参加5·16组织的成员都是一派里的，在它的对立面群众组织中还没有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应该强调这个问题。因为领导思想比较明确，所以群众没有歧视对方，很多车间出现了两派群众共同批判极“左”思潮和并肩战斗的标语。
（2）对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5·16分子与犯有极“左”思潮错误的要加以区别。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说，犯有极“左”思潮错误的人并不等于5·16。
（3）对5·16骨干分子与受蒙蔽加入5·16的一般成员要加以区别。
（4）对抗拒交代与主动坦白交代问题的要加以区别。
根据这四个区别，简单地讲一下怎样对待骨干分子和对待一般成员的做法。
首先讲一下对5·16骨干分子的做法。对5·16骨干分子始终坚持群众揭发、批斗，办学习班专案审查的办法。要选好突破口，找出他们中的知情人，即突破一个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人。在这方面下点本钱，费点气力是值得的。我们选了两个人做突破口：一个是在厂内，负责5·16组织工作的，由厂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直接抓，经过做工作，他把二七厂5·16的罪行及其组织情况的内幕都写出了书面材料，这样领导上就做到了心中有数；另一个是在厂外活动的，这个人是管动态的，但也管组织，在他身上花费了3个月时间，支部书记、军代表以及一些群众专门做分化他的工作，厂领导同志也亲自参加这一工作，本钱花得不小，但收获也确实很大。通过这两个突破口基本上将厂内外的5·16情况都搞清楚了。我们每走一步都有战斗方案，每谈一次话也都有一个甚至几个方案，预想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用第二或第三方案。在做他的工作中，我们尽量避免顶牛，给他创造条件，让他讲话。有一个知情人要求交代问题，结果一讲讲了两天半，我们有的同志着急了，他交代半天就提出要休战。领导说，你们要奉陪到底，他一个人你们还不能连续作战呀！实际上是他耍了一个花招，以为我们不会听下去，但我们听下去了。他在两天半的交代中涉及的人很少，而且不是重点人，摆了很多迷魂阵，但也出了不少漏洞。我们根据这些漏洞，理出了一些问题，逐个地把问题弄清了。他说：过去几个月，总的来说，我是事事被动，应付，态度差，现在才感到必须主动交代问题，我前面只交代了一般问题，没有讲主要问题。这时，又叫他学习《矛盾论》。到9、10月份，他又交代了一些重大问题。这样，他取得了我们的信任。从此以后，他交代的问题就比较合情合理。今年1月，戚本禹的秘书交来了一些材料，证明他交代的大部分问题是属实的。
徐铠交代7次推翻7次，他还跑了两个晚上。他回来以后一直顶牛，说他过去交代的问题都没有。我们组织13个同案人对他发动了攻势，有十到十一人准备与徐铠进行面对面的对质斗争，这也是对他们的考验，看他们敢不敢斗，从去年11月准备到今年2月6日。徐铠知道形势有变化，他提出要交代问题，这时，我们不理他。2月6日群众面对面地揭了他不少问题，2月12日全厂开了大会。开什么会，有多大规模，都事先告诉他，并对他讲，你愿意讲话交代问题，可以给你机会，使他可作一些思想准备。我们估计他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可能抵抗，另一种情况是可能促使他交代问题。这个斗争策略是没有什么隐瞒的，可以公开告诉他。2月9日，又开他的斗争会，主持会议的同志问他：你有没有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的要求？他说：“没有！”我们就对他指出：你没有一点辩证法，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认识不到群众对你的批判是从政治上挽救你。这时，他想了一下，又说：我从内心里讲，不愿意接受全厂的批判，但从政治前途讲我愿意忍着痛接受群众的批判，愿意接受群众一次又一次的大会、小会的批判，以转变我的立场。接着，主持大会的人对他讲：不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你不愿接受也得接受，今天主要是看你的态度，鉴于你现在能够交代一点问题，与顽固的有区别，所以今天下边不是把你押上台，而是带上台，有5个问题你可以回答（按：告诉了要他回答的5个问题）。他表示都可以回答，问了他4个问题，只答了3个，有一个问题有犹豫，就把他带下去了。我们开始也有点顾虑，可能他8次交代8次翻案。最后，顾虑打消了。我们认为，他翻案也好，可以把他暴露得更充分一点；不翻案，对斗争更有利。从此以后，他不仅没有翻案，而且又进一步交代了不少问题，现在全厂五大系统对他进行批斗。由此看来，通过大批判，就是顽固的也可以起变化。到目前为止，全厂对他的检举、揭发材料达500多份，300多万字。徐铠说：这么多材料，我能翻得了案吗？现在是怎么与这500多份材料对号的问题。
介绍一下对5·16一般成员的做法。对5·16一般成员的做法，坚持批判、揭发5·16和它的后台戚本禹、徐铠的罪行，启发这一部分人的觉悟，起来同5·16骨干分子划清界限，争取主动坦白交代问题。实践证明，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目前为止，一般成员多数已经交代了问题。我们相信，还没有交代问题的人，也会起来交代问题的。在批判5·16罪行的过程中，对一般成员不允许动，要动须经党委批准。如果一个一个的都动了，对斗争不利。为什么有的人能在大会上主动站起来痛哭流涕地交代、揭发问题呢？这是毛泽东思想与党的政策感召的结果，这比在学习班里收到的效果还要好，起到了团结大多数，分化瓦解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作用。
最近学习了中央十三号文件，对一般成员总的政策是争取的政策，“毫不动摇的、千方百计的、耐心地、热情地”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一般成员要反复讲明他们是受蒙蔽的，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工作。既然是受蒙蔽的，那末与骨干分子的斗争策略就不同，但要讲清楚，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对一般成员主要是看态度，只要他能划清界限，一刀两断，将自己参加5·16活动的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就可以得到宽大，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了推动运动，解除一般成员的思想负担，促使他们交代问题，分化顽固的敌人，要防止犯扩大化的错误。敌人巴不得有一个群众向一般成员进攻的混乱的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乘机造谣说，二七厂有多少多少5·16，妄图搞扩大化，我们没有上这个当。有一个骨干分子交代说：我们想乱供乱咬都说成是5·16，这样就都不是5·16了。我们追5·16，主要是追罪行，不追名单，不追组织。从去年2月18日到现在，一直坚持这个做法，如果骨干分子只讲罪行，不讲组织，那就先把他的罪行搞清楚，搞得差不多了，他就自然而然要交代组织。我们可以对他讲：你交代组织时要慎重，不要乱咬，涉及几个就是几个。当他涉及到一般成员时，不准往下追问，比如问，还有谁？只要他把介绍人讲清楚就可以了。现在已经尝到这样做的好处，可以避免怀疑更多的人。对被揭发出来的人的名单要保密，只要领导心中有数就可以，对下面不公布，多数不动，要动，须经党委批准。对没有动的人，该交给他什么工作还是交给什么工作。但是对一般成员混进领导班子的必须动，有领导谈话，不交群众，等他有见群众的要求时，再见群众，但要启发他的觉悟。这种人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后，有的还可以继续工作。总之，对一般成员的处理要慎重，不要扩大范围，步子要稳，即使最后剩几个一般成员搞不出来也不要紧，因为挖尽与挖不尽是相对的，当然思想上不能留。对确实掌握线索、证据确凿的一般成员，如果他仍不交代，我们不追，但账要记下来，不给他施加精神压力，道理要讲清，矛盾是可以转化的，你如果不交代，主要成员都交代了，剩你不交代，你不就成了死保5·16，成了5·16的骨干分子吗！
总的来看，我们二七厂的运动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问题，上面讲了一些。我们决心按中央十三号文件的精神，坚持“四抓”，把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
1971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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