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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日期:1971-8-11 作者:陈伟

陈伟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今天把我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自己对运动的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可能有的地方不正确,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今天主要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三个问题:

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清查“五·一六”的一些指示精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十分重视,曾先后做过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审阅姚文元同志准备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读到“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一段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指的是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一切“五·一六”成员。这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加上的,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定性了,是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一定要把它揭露出来。

随着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又不断地及时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例如一些单位,它本来有“五·一六”,可是他又不认真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有一些同志从极‘左’跑到极右,它不清查五—六。”在清查“五·—六”过程中,有极少数的单位对“五·一六”出现一风吹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出:“对‘五·一六’的问题不能一风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多次提到“五·一六”的问题,比如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五·一六”的问题,在接见其它一些国家领导同志的时候也讲到“五·一六”的罪行,尤其是反复讲了“五·一六”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罪行。同志们在这方面过去都听过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非常重视,从运动开始,到运动过程中凡是出现—些什么问题、出现—些什么倾向的时候,毛主席都非常及时地做了明确的指示。

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也非常重视。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就专门讲了一段。林副主席是这样说的:“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把“五·一六”阴谋集团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楚了。这些人是他们的核心,也就是“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也指出了他们的罪行,就是“三指向”,“一挑动”。

以后,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林副主席又做过好多指示,同志们可能都听过传达了。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深挖“五·一六”都非常重视,特别是总理、康老、江青同志经常不断地对深挖“五·一六”做出指示,经常讲这个问题。这些指示同志们过去都听过传达了。今天就不再重复。

中央首长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都概括了。十三号文件是总理起草的,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十三号文件后面附了审查干部的决定,也就是九条方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三年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总理多次讲过,非按九条方针做不行。只有按九条方针来办,才能把“五·一六”的问题搞清楚。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有的单位学习以后,他们归纳了“四抓”,“搞好几个区分”。这是一些单位的学习体会和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一)“四抓”:

一是抓罪行,这是本质。有的单位是这样理解的:“五·一六”为什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因为它犯有“三指向”的罪行。这是关键,这样就具体化了。罪行是本质,你有罪行,犯了罪,我就清查你。

去年十月份前后,那时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为什么先是出现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呢?这是因为没有抓住清罪行这一条,而是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填了表没有,履行了组织手续没有。搞神秘化等,就是因这些造成的。

现在,在清查罪行的过程中,有些单位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逐步加深了认识。从这些单位清查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致有三部份人,三种情况。

一种是核心骨干。这一部份人就是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所讲到的,都是一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坏人,有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有的是一贯收听敌台广播、搜集帝修反攻击我们的最恶毒的语言,在背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第一种人数量很少,在一个单位也超不过十来个。像“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这样一个大厂,这类人大概是十来个。这是“五·一六”的核心骨干,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不一定要履行参加“五·一六”手续,也不一定填表。

第二种情况,有的人有个人野心,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这部份人是跟着干坏事的。一些单位理解,这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胁从者、从犯。因为他想升官发财,投靠那些野心家,上了他们的当,跟着干了坏事,这部份人为数也不多。

第三种是受蒙蔽的,在“五保卫”旗积下受蒙蔽参加的,这是大多数。他们听说有个“左派”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党中央的,他不了解内幕,不知道阴谋,稀里糊涂参加了。象有些工厂的老工人,他听说有个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这个组织,非要参加,人家说他保守,他还非要参加不行,最后填了表参加了,他不大识字,表还是别人给填的。新华印刷厂一个老工人,因为人家不让他参加,他还追到人家厕所里去,人家走到哪,他追到哪,非要求参加不行。像这些人完全是受蒙蔽的,其中有好多老工人、党团员,这些人根本不了解阴谋,完全是受了蒙蔽。

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击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阴谋家、野心家,打击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是打击的重点。当然,对于这些人,只要他们坦白交代得好,也可以从宽外理,有立功表现的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如果不抓罪行,一开始就抓组织,追查填了表的,结果都是一些老工人,历史上没有问题,什么罪行也没有,这个方向就搞错了。所以,总理指示抓罪行,这是本质。有些人没有填表,象我们知道的孙正、姚登山、吴传启、潘梓年,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光追履行手续的话,恰恰是上了他们的当。这些人干了坏事,但是他们没有填表。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示要抓罪行,这是中央反复指示的政策。一开始就笼统地追组织,结果伤了好人,重点搞了受蒙蔽的,把坏人放过去了。而通过抓罪行就把坏人抓出来了。

有些单位体会到,只要把罪行搞清楚了,组织问题不是那么难搞的。如果一开始就搞组织,就要犯扩大化的错误。现在看,有些单位面搞得那么宽,就是这个问题,敌人乱供乱咬,有可能伤了好人。搞罪行,这是本质。当然,组织问题也要搞,就是那些受蒙蔽的老工人,也要说清楚,但是不作为重点。

二是抓罪行怎么抓?就是抓重大案件,通过清查重大案件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点是通过清查罪行而形成的,通过清查案件形成的。抓罪行主要是抓重大案件:清出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密谋,搞清他们的阴谋。

在北京地区,当前主要是抓三大重点案件,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围困中南海,一个是“揪军用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它的阴谋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把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搞紧张,他们好趁机混水摸鱼,进行反革命夺权。参加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有一万多人,但知道这个阴谋的是极少数的人。所以,清查火烧英国代办处就是要清查知道阴谋的那些人,清出谁是主谋和幕后操纵者。现在很清楚,就是姚登山、周景芳。姚登山的后面就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他们搞的。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只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就行了。当然,也说明他们当时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少一些,毛泽东思想多也不会受蒙蔽。不能在清查重大案件中间去清查群众。

这个案件很有进展,基本上可以结案了。看来在“火烧”四周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火烧”的),就是到今年八月份可以结案。

围困中南海也是一个大案件。这个案件也有很大进展。要求十月一日结案,现在看,有希望,还可能提前。围困中南海,真正目的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表面上打着的旗号是“揪刘少奇”,实际上它的反革命目的是为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施加压力。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他们的反革命夺权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也是极少数。参加围困中南海的有二十万群众,绝大多数不了解真相,因为说是“揪刘少奇”,谁敢不去?哪个组织要不去,就是保守组织,那时谁都怕说是保守组织,就要揪刘少奇,就赶快去,不去人家揪出来了,就没有你的份,这样去参加的也不少,这是受蒙蔽、受欺骗的。那时反革命野心家王、关、戚、“小小老百姓”又钻到了中央文革里,他们又公开支持“围困中南海”,其欺骗性就更大,因此广大群众完全是受蒙蔽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阴谋。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好同志,受了蒙蔽。当然,他自己也要接受这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受蒙蔽。通过清查这些案件,主要是清出坏头头,清出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是清群众。当然,群众也有个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问题,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比方说,他怎么去的?谁让去的等等,说清楚就行了。

三是抓阴谋。阴谋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就是搞阴谋的。真正搞阴谋的人是极少数的。清查搞阴谋的,不会伤害好人,也不会犯扩大化的错误。围困中南海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那是很少的,过去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这些人是知道阴谋的,这些人是和王、关、戚,“小小老百姓”挂钩的,“小小老百姓”有时候阴一句阳一句在那说,他们就心领神会了。

“揪军内一小撮”同样是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十二期中那篇社论大毒草出来以后,那时跟着叫“揪军内一小撮”的人也不少,也有人到外地去“揪军内一小撮”。“五·一六”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军队搞乱,作为配合他们的反革命夺权的一部份。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发生的三个重大反革命案件,是有机的配合,是很大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宴会,陈毅同志走至蒯大富这些人面前向他们敬酒,说向小将们敬酒,向你们学习。戚本禹这家伙随后就走到蒯大富等人面前小声地说:“敬酒就敬酒,别忘了同他们斗争。”戚本禹所说的他们,是指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这就是搞阴谋。戚本禹这一句话,蒯大富他们就领会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阴谋是要害。谁是主谋,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坏头头,谁是“五·一六”骨干?就是他们知道阴谋,就是要找重大事件的阴谋是什么,光去抓表面东西,不去找阴谋,就不能击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

四是抓重点。所谓重点,就是重点案件、重点单位和重点人。重点人就是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对抓重点抓得很好,去年十—月后,卫生部搞得很好。就是抓了重点,抓孙正,斗孙正,批孙正,分化瓦解其他一些人,面没有搞的过宽。如果搞的过

宽,就搞不深。

上面讲的是一些单位他们对十三号文件的一些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二)搞好几个区分

第一,区分是非。对一件事要区分是非,这件事,究竟是是还是非,要区分。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是清罪行,也可能出现扩大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是复杂的,必须首先弄清楚,每个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凡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对,凡是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是错的。区分是非,不能离开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区分是非,要根

据中央当时的指示来区分。凡是按照中央指示做的,就是对的,违背中央指示的就是错的。如六七年“一月风暴”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毛主席的号召,那么在那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

来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就应该肯定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一方面。但有些单位,中央几次指示,有些单位的权不能夺,但有些人他就非夺不可,这就是错的,有的就是反革命夺权。要认真搞好研究分析,才能把是非搞清楚。

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罪行。把错误搞成罪行,那是扩大化;把罪行搞成错误,那也是不对的。极“左”思潮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五·一六”罪行,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怎样区分?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得很清楚。有些单位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条,是看他是不是在“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他们的操纵下或者和他们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也就是说挂不挂黑线,这是一条。

第二条,要看他是不是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五·一六”是搞阴谋的,要看他是不是搞阴谋,是不是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有一些坏家伙,他也搞“三指向”、搞阴谋,但他没有跟王、关、戚挂钩。这类反革命,他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三·二七”通知中讲的很清楚,不要以为只有一个“五·一六”’,别的反革命就没有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也搞了一些阴谋,可是他的罪行不是“三指向”,他是为了搞垮那个组织,搞派性,他虽然也是搞阴谋,但那不能说成是”五·一六”。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具放分析。再一个是,清查他们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的因为受极“左“思潮影响,对军管会、军宣队,甚至军事机关,也可能是领导同意,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提过意见,这些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不能笼统地把这些都说成是反军乱军。要把这些同反军敌军、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意见。如果是因为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说过错话,做了错事,就不能说是反军乱军,不能说是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把两者区别开来,不能把极“左”思潮说成是“五·一六”的罪行。

第三,再一个区分,就是要正确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比方说和王、关、戚,有的是属于正当的工作关系,有的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两者要很好地区别。既不能把正当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也不能把反革命阴谋勾结,说成正当的工作关系。

第四,还有,要很好地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骨干说成是一般成员,更不能把骨干说成是受蒙蔽的。当然,也不能把受蒙蔽的,说成是骨干。

关于这些关系怎么区分?有些单位是这样领会中央精神的:区分哪些是骨干、哪些是一般成员、哪些是受蒙蔽的,主要是根据罪行,而不以是不是履行了参加“五·一六”的手续为依据。如果你是“五—六”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管你参加没有参加,履行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都是属于骨干。相反,有些老工人,他完全是受了蒙蔽,并且可能还填了表,你能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吗?不能把这些没有罪行、受蒙蔽参加的人,定成“五·一六”分子,那样就是扩大化了。

以上这些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区别,十三号文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搞得好不好,领导很重要。九条方针的第一条讲的就是叫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看来,领导亲自动手和不亲自动手效果大不一样。哪个地方如果领导亲自动手,那个地方的运动就能够健康地发展;如

果不能亲自动手,而是空头指挥,那么运动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单位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也有的单位是有教训的。

二、对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的几点认识。

有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认识的,他们认为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在认识。我感到这个提法很好,有一定的道理。你对这场清查运动认识正确不正确,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怎么认识,这是能不能把这个运动搞好的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些单位的同意们提出了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搞好这个运动,首先要坚决,就是说要树立把这个运动搞好的信心。如果这个单位有“五·一六”,就要坚决把他们搞出来。当然不是每个单位都有“五·一六”。一部分单位有,一部分单位就没有。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分析,如果有就要坚决清查。在开始搞的时候,有些单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感到现在形势大好,大联合,三结合,都搞好了,如再搞“五·一六”,耽心引起波动,耽心破坏了大好形势。实际上这些耽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些单位有“五·一六”,你不把他挖出来,是一大祸害。他们专门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把这些家伙搞出来,大联合,三结合,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都搞不好,因为他们在那里搞破坏嘛。只有把这些人清查出来,革命、生产才会越来越好。这些单位过去一直是“老大难”单位,问题—直得不到解决,但是把“五·一六”挖出来以后,“老大难”的问题就解决了。总之,有坏人在里边,搞什么也搞不好,清查“五·一六”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来搞,真正贯彻十三号文件精神,不会引起波动,也不会搞乱,只会越搞越好。敌人就是这样,你打打他,他打你。特别是“五·一六”这些家伙,他们是搞阴谋的,如果使他们隐藏下来,过几年以后,一遇时机,他们还是要搞鬼的。所以,要坚决把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挖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二,要正确认识这个运动的目的,以及这次运动的复杂性。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它不同于一般的斗争,不同于一般的清队,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比较复杂。

为什么比较复杂呢?一个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别,特别是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大好区别的。而且这个问题还须正确区分,区分不好,不是扩大化,就是一风吹。再一方面就是敌人的破坏。特别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他们设下了很多圈套,给你搞的真真假假,真一套,假一套。有的“五·一六”分子就是这样,完全是给你讲假的,把你引入歧途,叫你犯错误,更增加了这个运动的复杂性。

根据一些单位情况来看,只要认真按照十三号文件精神去搞,按照九条方针去搞,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从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有些单位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到现在,一直搞得比较好,比较稳,坚决按九条方针,十三号文件办事,现在罪行和组织问题已经基本上查清楚了。经验证明:只要真正贵彻执行十三号文件、九条方针,也不是那么困难。当然这个运动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运动所以复杂,就复杂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面。

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逐步把它端出来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九月初,把王力端了出来,那时戚本禹还在台上,他还搞了很多破坏活动。把戚本禹搞出来后,还有“小小老百姓”在台上,他仍然搞了很多破坏活动。过去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小小老百姓”总是要人们找表、找组织,有意识把运动引入歧途。为什么他要这样搞?就是为了掩盖他自己,掩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有意不让你去搞。一些单位清查“五·一六”,他不让去挖后台,他胡说,你们不要以为“五·一六”有什么后台,走资派就是他们的后台。那就是说,不让人们去挖“五·一六”的后台,有意把运动搞乱。前—段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倾向,总根子就是“小小老百姓”的干扰,在红旗杂志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检查检查看,你们让小爬虫爬了多少,他使你去搞群众,把运动引入歧途。最后搞不下去了,他又说,过去的事情不说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有些“五·一六”骨干暴露出来了,他不让人们搞他的罪行,而要人们搞他的历史,因为一搞罪行就搞到他头上去了。在这方面也增加了运动的复杂性。但是,如果真正按照十三号文件,按照九条方针搞,是完全可以搞好的。

第三,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是专门搞阴谋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的手法主要是搞阴谋。阴一套,阳一套,从他们的下层骨干,一直到上层“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萧华、杨、余、傅都是这么一个手法,从我们清查出来的他们搞阴谋的秘密文件看,更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陈伟同志谈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和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中的内容)

从以上这些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搞阴谋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从他们的罪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骨干分子完全是搞阴谋的。

1.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了。“小小老百姓”到外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蓬,到帐蓬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本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了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怀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会对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

一面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最早是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提出来的,是关锋他们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们马上把矛头指向军队,说:“军队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到处冲军区,完全是唱反调。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出了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他们又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最大的拥军”“军队支持造反派是最大的爱民”这里的“造反派”是指他们自己说的。

11.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

领袖毛主席曾经提出:对于缅甸的问题我们不怕断交。因为当时缅甸反华。他们却硬迫着和缅甸断交,完全是为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港英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不动武,他们就采取谎报军情的办法,说港英当局打死了我们二百多人,实际上以后查大概是一个也

没有打死,他们为了策划出兵香港,就设置了“四十八小时”的圈套。那时,今天砸了这个大使馆,明天砸那个大使馆,最后把英国代办处烧了,就是为了制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个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三、当前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

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形势,在中央首长指示,十三号文件下达以后,大家方向更加明确,信心更足,不少单位的领导亲自动手,排出了大的事件,纠正了过去一风吹的错误倾向,放手发动群从,进行路线教育,开展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对重大案件联合作战,一点一点地查清、落实,掀起了清查的新高潮。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面前,“五·一六”分子感到不交代混不下去了,不少人交代了罪行,许多受蒙蔽的和一些知情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总的来看,这段运动声势很大,发展很快。重大案件的清查工作,都有很大进展,有他已经结案。联合小组排出来的十五件大事,都有很大进展,有的已经结案了。比较大的三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事件,上层策划已经基本查清,“小小老百姓”他怎么策划的,有好多文件已经查清。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上层策划,现在也基本上查清楚了。围困中南海已快查清结案了。通过清查重大案件,也清查出了一小撮坏头头、骨干和幕后操纵者、主谋。

现在来看,运动进展比较快的单位,组织问题和罪行问题已基本上查清,准备结案处理了,有一批这样的单位。

另外,也有不少单位,把“五·一六”分子那些明火执仗的罪行基本查清了。现在正在深挖幕后阴谋部份,深挖他的幕后策划部分,运动正在健康深入地发展。

一些过去曾经出现过偏差的单位,扩大化也好,一风吹也好,这些单位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十三号文件精神,现在进展也很快。

整个运动形势看来是好的,发展的也很快,实际上通过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团结,清除了派性,清出了“五·一六”的罪行和他的反革命组织。凡是这样做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生产任务都是超额完成,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有些单位体会到,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光靠你说,要看你这个单位的政治情绪,要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表现出来。二七厂、化工三厂等其它一些单位,由于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的比较好,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政治形势,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都很好,这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你这一单位在清查中搞得人人自危,再怎么说也不是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九条方针,要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方面表现出来。

现在来看,北京市和中央国家及时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搞得是好的,这些单位有几条经验、体会:

1.是先搞组织,还是先搞罪行;是从搞罪行入手,还是追填没填表?这是保证运动能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凡是一开始就追组织,追填了表没有,面铺得大,运动就受挫折;凡是注意抓罪行,又按照十三号文件,注意了几个区分,这样搞,运动就健康,发展就快,就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2.是认真调查研究,还是轻信口供?凡是认真搞调查研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运动搞得就好,搞的就准。清查“五·一六”关键要搞准,要重证据。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不注意搞调查研究,不重证据,不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轻信口供,在运动中就要上当,走弯路。也有的个别单位走过弯路,搞了一大批口供,一大堆材料,有的搞了一大堆名单,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不晓得。这样案子就难搞。特别是一些坏家伙混不摸鱼,开始不交代,你硬迫他,他交代一大堆。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把你搞得糊里糊涂。

有的是轻信口供,谁交代的越多越好,问题越大越好,他如果不交代或交代的问题小,你就说:“你干什么不好好交代!”就说他态度不好。说是不逼、供、信,实际上还是逼、供、信。态度好坏要区别他是真交代还是假交代,如果谁交代的问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不分真假,那还不把问题搞乱?

面前的不要过大。对有把握的,人证、物证,旁证确凿的可以动,没有这些,就不要动。

敌人是很狡猾的,有时他故意挑动,说你敢不敢公布材料,还有的说你跟“五·一六”斗争不坚决,没有勇气,说你右倾。我们有些同志被敌人愚弄,结果公布了名单,就李××、张××、王××都是“五·一六”分子,但是谁真谁假分不清,搞得人人自危,这是很不对的,这样非搞乱不可,这是上了敌人的当,敌人愚弄了我们。没有分析,只凭口供就动,这是不对的。要搞罪行,通过排案件,把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部份人清出来。这些人为数很少,能量很大。

有些坏家伙就是采取以假乱真的办法,交代一大堆都是假的,把真的掩盖起来,不要上这个当。要认真调查研究,要认真分析。有些东西有记录或物证我们可以分清,物证有些能找到,有些也可能找不到,只要认真分析也可以分清楚是真是假。我们一开始经验不多,也上过当,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在审犯人的时候,有的坏家伙乱供,乱交代,我们光是听。后来向谢副总理汇报时,谢副总理指出:“你们瞎听,他就瞎说!”可不是嘛,他瞎说,你坐着听,不表态,不批他,他就一个劲儿瞎说。有的交代说,有几百人在一个礼堂里参加“五·一六”宣誓大会,墙上挂着蒋贼的象。显然是瞎说。你听了不批,他还瞎说,越说越假。

要按照“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特点来分析,因为它是搞阴谋、说黑话的,但只要通过查时间、地点,也可以查出来。首先查在那个时间,这些人干什么去了,在这个地点有没有这些人,在这些时间里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景芳交代,六月二十七日戚本禹把他叫到钓鱼台,给他布置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就查有没有这件事,经过查证有这件事,因为钓鱼台进门登记簿上证明他是那个时间去的,而且是戚本禹叫他去的。第二查了那时的报纸,从他回去后第二天,北京日报就改变了调子,得到了证明,证实有这回事。所以,有些没有人证、物证的口供,要很好地分析。有一种说法,说判断口供可靠不可靠,要有三个人的口供不能对到一块,只要对到一块就是真的。对不到一块,就不是真的。这种说法要分析,要看你的材料公布没有,如果材料没有公布,又没有搞逼、供、诱供、指供,对到一块了,就可能是真的,如果材料公布了,搞了逼供、诱供、指供,那十几个人的口供也能对到一块儿。

还是要靠调查研究,好好分析。至于公布名单的做法是错误的。“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不要公布。现在就是要搞他的罪行。把骨干搞出来,只要人证、物证、旁证俱在,哪怕只有一条、两条重大罪行,就可以做结论。搞了一大堆,一个也没有查清,也做不了结论。一点一点地搞,搞清一件是一件。要先搞已遂的。未遂的要不要搞?也要搞,可以放到第二位。先把已遂的搞清楚。关键是要搞准,特别要执行政策,落实政策。

区别对待的政策要落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好的话,也可能打击面过宽。这次清查“五·一六”要重点打击那些最坏最顽固的骨干分子,主要是打击这些人。对一般成员,要多做教育工作,争取失足者,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大部分是好同志,他们就是不明真相,上了当。对他们更是靠正面教育。主要是打击最坏最顽固的那一小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极“左”反极“左”,加果有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左,表现上是左,实际上是右,形“左”实右。要很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不要怕人家说你右,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怎么是右?要实事求是,不能形而上学,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给定上这个问题,不是搞错了吗?

现在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对“五·一六”分子怎么处理的问题,尤其是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他要处理,如何处理,还是要按照中央的政策。有些单位他们是这样做的,向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对骨干分子态度坏的,要从严处理,态度好的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般的胁从,跟着干坏事的,按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表现坏的,罪行严重的也可以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于受蒙蔽的不能按“五·一六”处理,只要认真交代就算了,一般也不影响他原来的工作,也不影响他的党籍问题。这样做怎么样?请同志们考虑。

3.领导问题。这是关键的问题,一个单位的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的责任心。有一些单位运动搞得很好,就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领导总结经验、抓典型。也有的单位运动搞得被动,出现了不少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领导问题。甚至有的单位运动也了问题,领导还不知道。当然运动比较复杂,不同于清队、不同于搞历史问题,这里真真假假、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是只要领导认真抓就可以搞好。外交部的运动现在搞得很好,基本上查清了。关键在领导,他那儿的情况复杂得很,姚登山直接和王、关、戚挂钩的,火烧英国代办处那个事件也是比较大的。据我们了解,燃化部专案会议开得不错,认真做了总结,交流了经验,交流了做法,促进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4.搞好路线教育。通过这次清查“五·一六”,使广大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了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教育是根本,要敢于拿出时间,对广大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凡是这样做的,运动搞的就出色。即便是有的单位极有“五·一六”,搞一次路线斗争教育,提高群众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五·一六”的罪行,也是很必要的。搞路线斗争教育很有必要,如果不搞路线斗争教育,就成了就事论事,就成了为抓“五·一六”而抓“五·一六”。

当前整个运动是健康的,是很好的。就是有个别的单位掌握的不好,有扩大化的趋势。要考虑一下,出现了的要纠正。当然也有个别单位,明明他有“五·一六”,他不搞,他按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搞“五·一六”,那也搞不好,有“五·一六”就要搞。也有的不发动群众,靠领导同志谈话感化他,不发动群众去批斗,光靠领导谈几次话感化这是不行的。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首先要斗,七斗八斗,要发动群众。也有的给群众划框框,不抓重点对象,这不要提,那不要提,甚至不叫提中央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你清查“五·一六”不提“五·一六”怎么搞?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结果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当然绝大部分运动搞得很好,很有生气,很有成绩,这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广大群众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轻工业部专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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