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4-2 作者：吴德, 黄作珍
吴德、黄作珍一机床看来搞得还不错，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群众运动提供了许多线索，大批判也没有间断，几个案子都抓住了，有的已经基本查清。抓住了重大案子，抓住了重点人，这就抓住了重点，你们厂里两派是怎么分裂的，他们之间的变化关系搞清楚了，后台也比较清楚，你们和二七厂一样，上线都很清楚。这个问题还可以写一写，把问题写得更清楚些，此外，你们厂里还有几件事情，残杀红卫兵问题等，也都比较清楚。你们抓住重点，把线索一步步理清楚，这就是经验，其他单位都可以这样做，关于一部联的问题，可以联系起来，认真研究一下。
当前的问题是研究材料搞罪行，现在搞“五·一六”看来搞物证很难，如果你查出来的那个表（北灯沙登挂交出来的“五·一六”分子集体登记表底稿），查一查是真的话是很重要的证据，要注意留证据。火烧英代办处时抢来的东西，像国旗、文件、大印等都应该拍出照片来留作证据。
现在看来“五·一六”两派都有，不是一派有，至于多少不定，对于“五·一六”如何认识，有许多问题要认真研究，原来说加入“五·一六”是秘密的，单个填表参加的，现在看来又有集体发展加入的。原来说这个集团很秘密，现在看来并那么秘密。原来说是少数人参加的，现在看来又是大量的；还是少数骨干是秘密的，一般问题又不大秘密？还是上边严，下边宽？还是开始秘密，后来又放开了？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很好的研究。
现在都讲有表，可是到现在一张表也没有发现，如果不是一个很秘密很秘密的组织，为什么一张表也没有剩？有一个单位说是印了4000张表，可是下落一张也不清楚，而好多单位又证实有表，二七厂也证明这个问题，对于表有没有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反正我们是要抓它罪行，不去追那个表。
现在出现了这样几种情况，有组织有罪行，无组织有罪行，有组织无罪行。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也要做些分析。
对于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和极“左”思潮有什么区别？你们要注意研究这些问题，在一件事情里头，一个重大案子里头，也有各种不同情况，要弄清楚谁是主，谁是从，哪些是受蒙蔽的，是什么叫骨干？骨干也有大骨干，小骨干。还有幕后操纵者和后台的问题也得加以分析。幕后操纵者和后台，一般都是和反革命、走资派联合着的，有的是当权派。现在中央各部都有后台。如何构成幕后操纵者和后台，情况很复杂。有的只是当权派表了个态，因为那时也围着你，表了态他就高兴了嘛！有的支持了一派，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站到了一派；有的是伸了手的，到处伸手，而且伸的很长。他们有野心，野心很大，像戚本禹、姚登山这些人都是手伸得很长的，是有野心的。反正这个问题很复杂情况很复杂，要认真搞清楚。主要是看他们是不是搞阴谋活动，而且是秘密策划搞阴谋活动。有人说罪行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三红”，也有的说话动是阴谋的，矛头是“三指向”的，也有的说是阴谋活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有阴谋，有反革命目的等等，究竟怎么个说法？你们再好好研究。
当前在运动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叫“五·一六”名称，有的不叫“五·一六”名称，可实际上是“五·一六”组织，如部队的叫“火种”、“斗罗”等。北京也有这种情况，如“一外”刘令凯那个组织，它就叫“616”。有的名称叫“五·一六”，实际上是他不是真正的“五·一六”组织，是公开的群众组织，这些都要注意区别。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要进一步落实政策。落实政策首先是在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落实，什么也没有搞清楚，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去落实，我们考虑落实政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运动过程中，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逐步体现党的政策，搞点标兵，开宽严大会，区别对待等等。当前后一种作法可以搞一搞。但是，只能搞搞标兵，不能搞多了，不能搞一批。搞标兵是为了推动运动发展，为了稳定人心。搞标兵也要注意搞清，就是搞错了也不要紧，搞标兵可以试一试，但是不能一风吹，不能搞“三不”。有的单位过去就搞过一风吹，这个是错误的。有的单位搞的标兵，后来也翻了，有的从宽的也翻了，从严的也翻了。政策杠杠也可以做些研究。二七厂过去提出三条，××部也提出过5条，但是，他那五条都拖了个很长的尾巴，实际上等于没有，你们也可以做些研究，但是必须要报来经过批准。
“五·一六”和我们的斗争是隐蔽的，要注意几个特点，很多问题他不讲，你只好慢慢对付。有些公开的事情，并不难查清，如火烧英代办、围攻中南海、冲公安局，群众参加的这些，公开干的事情，容易弄清楚，但是阴谋部分查起来就比较困难，查阴谋不容易的，要一层一层的剥皮，越查越深，越深越难查。
现在都在搞“五·一六”，都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五·一六”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是糊里糊涂的不太清楚，因此，还要把许多问题都联系起来分析研究，才能逐渐把问题搞清楚，但这还是需要时间。
要搞好这个运动，总的要求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但当前特别需要强调领导亲自动手，首先要认真学习十三号文件，贯彻落实十三号文件的精神，按十三号文件精神去做，十三号文件是周总理亲自写的，是毛主席批准的，要认真的学习落实。“九条方针”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总结了我党多年的经验，特别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要好好学一学。
加强对专案人员的领导，搞专案的人容易产生两种思想：一个是搞神秘化，脱离群众，专案如果脱离群众就搞不好，好多事情群众是知道的，通过群众是可以搞清楚的，群众就是不知道内幕也知道现象，也可以给你提供线索。如果脱离群众，专案就搞不好，也不能教育群众，现在我们的数字很大，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接受历史的经验，记得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时候，领导一动员，很多人都跑到台上去交代，甚至痛哭流涕的说自己是特务，那时候我们还年轻，也没有见到过特务，感到很奇怪。事后经过审查，很多人都是假的，那时候就是开始看不到蚂蚁，后来弄得遍地都是蚂蚁，搞得特务多如麻。有的单位说是坦白交代，这些是不是都靠得住，也不一定。现在搞得数字多也不要紧，一般成员不要动，只要我们认真宣传党的政策，落实党的政策，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就不会发生问题，对于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各级领导要敢于出来制止，不制止是不对的，就是没有原则。专案人员的另一个思想就是像主席曾经批评的捉虱子那样，总想多捉几个虱子，有的专案人员，他搞的那个东西不准人家怀疑，人家一怀疑他那个东西，他就不高兴，因此，专案不能没有，但是一定要和群众结合，专案人员一定要提倡唯物，提倡辩证法，提倡阶级分析，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主席所讲的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首先要分清是非，分清是了是非还要分清轻重，要贯彻主席稳、准、狠的方针，稳、准、狠是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过解释的，稳过了就右了，狠过了太左了，关键是突出一个“准”字，要搞“准”就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认真做阶级分析，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什么叫实事求是，主席专门有个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搞“五·一六”也有它的规律性，要研究这个规律性，这方面都做得不大好。现在掌握了不少材料，但是却不大研究分析材料，一定要注意研究问题，一方面要加强专案力量，专案人员要加强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搞群众性的研究，可以多组织些研究，在研究中要注意，不要人家承认就高兴，不承认就噘嘴。有些问题不要怕反复，反复几次没有什么坏处，有时反复还是好事情。现在我们的情况是，既不认真研究材料，又怕人家推翻，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有的没有把重点放在抓幕后，抓骨干上，轻信口供，这样就容易上当，因此要提倡研究问题，敢于找出矛盾，使问题深入下去。
清华大学他们就做得好，风格很高，他们对有个人感到他交代自己不合理，多次引导他推翻，告诉他，你讲的不是真话，你交代的问题不符合逻辑，你讲自己的东西是假的，不能叫人相信等等。但是这个人还是不推翻，说是自己亲身参加的，说什么也不推翻，后来他们就又把他所供出来的同案人，从外地都找来，让大家来说这件事情，结果大家都说没有这回事，最后他也就推翻了，像这样的事情，推翻了就好。
搞专案的人一定要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一定要历史地、唯物地、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不能够主观想象。不要搞片面性。要注意搞阶级分析，如果不全面地看清，就可能因为我们抓“五·一六”，揭发一些问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混进了坏人，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不是因为搞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才被揭露出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历史翻个。例如“捍卫团”的问题，不能因为你没有参加“五·一六”就什么都是正确的了。“捍卫团”在那时候还是偏保的，他们在后头是和走资派联着的，在那时候要冲走资派，走资派压造反派，因此要历史地看。“捍卫团”就其成员来说，很大多数都是好人、党员、老工人、干部较多，他们是後革命的。造反派里面，大多数也是好人，但是混进了坏人。有的开始造反还不错，但是后来被坏人利用了，上了王、关、戚的当，犯了错误，像这些问题，要辩证的看，发展地看，有些干部也要注意，不能因为今天抓“五·一六”就把过去执行资反路线也说成是正确的，这是两回事。你执行资反路线这是错误，群众冲过你，批准过你，这是对的，像我们这些人都执行过资反路线，受过批判，做过检讨的。我们那些检讨是算数的，不能不算数。
要提高警惕，敌人会耍许多花招，开始不说，以后又多说，故意把水搅混。还要警惕敌人杀人灭口，搞阶级报复，制造事故，破坏生产。
总之，我们要注意研究问题，一定要抓住重点，要把重大案件搞清楚，把重点事件、重点人抓住了，运动就可以搞稳了，揭出来的人多不要紧，我们不要去动他，希望你们注意研究问题，认真提出一些问题来，大胆提出问题来，只有提出问题，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才能把问题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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