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1-4-24 作者：[待确定]
中央专案办公室传达了李部长的指示，要我来向中央各部、委一些负责同志和做专案工作的一些同志汇报一下我们二七厂清查5·16的情况，由于我们对主席思想学习得不好，思想革命化的程度很差，同时原来认为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把一些情况向首长汇报一下，以便得到指示，没有想在这样的会上汇报，所以讲的问题没有把握，汇报中很可能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到会的首长和同志们给我们指示、批评。下面汇报三个问题：
一、关于二七机车车辆厂清查5·16工作的情况；
二、谈一谈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作法；
三、关于组织处理的几点设想。
1.二七厂批判反动的极“左”思潮、清查5·16运动是从1970年2月28日开始的，至今已达14个月，大致分3个阶段：1970年2月底至5月初，主要是发动群众狠批反动的极“左”思潮，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而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为清查5·16作了思想、组织和材料等方面的准备；1970年5月至11月，在群众运动的声势下，举办了重点任务学习班，即5·16骨干分子的学习班，这实际上就是专案审查，采取了学习班审查与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同时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审查罪行，弄清内幕；去年12月到现在主要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搞“四抓”（主谋、头头、罪行、后台），从而进一步掀起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的新高潮，使运动加速向纵深发展。
2.今年的情况。到目前为止，我们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二七厂的组织、人员情况已基本查清，14个骨干分子已全部落网，其中除个别人态度有反复外大多数基本上向人民缴械投降。二七厂5·16头子徐恺（原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工代会核心组副组长）交待8次，翻案7次，从去年11月至今已基本上稳定并认罪了。他是二七厂5·16的罪魁祸首，是直接受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指使的，是二七厂14个5·16骨干中最顽固的一个。我们厂有38个连队，厂里的5·16分子有派到北京市各个地区的，如原铁道部、邮电部、北京市工代会以及钻进各级领导班子的约有150多人，大部分已交待，向人民靠拢。受蒙蔽参加5·16的一般成员不少人交待时，痛哭流涕，表示要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决裂。据我们摸底和掌握的大约还有1/5的一般成员没有交待，尚待继续对其进行工作，促其坦白交待，轻装上阵。
3．二七厂5·16的特点和主要罪行。二七厂5·16反革命组织是直接受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操纵的。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戚本禹——徐铠；一条是戚本禹——周景芳——徐铠。其总后台是戚本禹。它成立得最早，发展最快，扩散的面很广，起的作用很坏，手段也极其狡猾阴险。它成立于1967年5月，称“首都5·16兵团铁路系统分团二七厂特支队”。所谓“特”，就是有“特权”，可以自己发展组织。1967年6月初，戚本禹亲自到二七厂向徐铠秘密布置任务，提出了“积极、慎重、秘密、少而精”的发展方针，并限期要他把队伍组织起来。二七厂的5·16组织分三批发展：第一批是这个厂的“红色造反团”的核心成员；第二批是各车间的头子；第三批是“红色造反团”这个组织里所谓“杆”派，即所谓积极分子。他们扩散的面很广，在北京有原北京市“工代会”的，铁道部“工铁筹”，还有二七公社，京西地区包括丰台、石景山、昌平，以及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它的手段极其阴险狡猾，他们规定5·16组织、人员不公开，不打旗帜，不另起炉灶，而是让原班人马在原来的岗位上起作用，披着合法身份的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其反革命罪行大致可概括为五条：
第一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妄图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收听敌台广播，用帝、修、反的无耻谰言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甚至连解释毛主席诗词也不放过。还叫嚣要“清君侧”。“清君侧”是封建帝王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搞的，就是要清理帝王身边的人。而5·16反革命组织搞的“清君侧”是极其反动的，是妄图清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人，真是反动透顶。反革命两面派戚本禹说：“某某是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可以大胆怀疑，对某某可以提出打倒”。并把打倒某某作为造反精神强的标志。大肆收集中央首长的材料，从大革命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把它印成小报、传单在深夜四处散发、张贴，在二七厂不少于4000份。公开提出打倒某某人，要某某人“血战到底”，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徐铠等人还组织围困中南海（徐是副总指挥），名为“揪刘”，实为“保刘”。
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还制订了陷害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反革命计划。
第二条，大肆攻击三支两军，阴谋策划大“揪军内一小撮”，妄图打烂无产阶级专政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毁我长城。戚本禹三番五次地对徐铠等人胡说什么“三支两军一开始我们就同中央有原则分歧，分歧就在于造反派掌权还是军队掌权”。又说：“文化大革命有两个侧重，前一阶段主要是揪党和政府内的一小撮，现在是揪军内一小撮。各大军区都有一小撮，你们要迅速组织力量到各大军区摸情况，主要是掌握材料。现在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了”。并煽动说：“‘揪军内一小撮’的胜利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利胜，是当前的大方向”。徐铠领会了这些黑指示以后，马上组织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组织，有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组。大肆煽动反军、大肆造谣污蔑，甚至用帝修反的语言恶毒攻击三支两军是“军事独裁”、“军事专政”，“越支越乱，破坏革命、生产，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三支两军是把群众、造反派夺得的权在群众手里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解放军手里”，“是带枪的刘邓”，“军内走资派比地方走资派更危险”， “现在是清理‘军内一小撮’的时候，是决战的时候”，甚至说：“要联合全国的反军派大干一场”。
第三条，大反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反革命分子戚本禹的指使操纵下，5·16骨干分子徐铠疯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大肆散布反夺权的反革命谬论，胡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夺权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势下夺权斗争的开始”。还说：“北京是首都，北京市是实权，我们要控制北京，进而掌握全国，要不断地夺权，夺一批掌握一批，核心是个“夺”字，关键是个“权”字，要夺得彻底，掌得牢固”。他还说：“要抓基层，打好基础，上下配合，自下而上”。他们夺了北京市工人阶级的权，大反铁道部军管会及业务组，他们抢劫了铁道部18箱战备档案，盗窃铁道部西南三线建设要图，其中有部分材料已落到香港国民党特务手里。他们冲到北京市公安局竟狗胆包天地将庄严的五星红旗扯下来换上了他们的派旗。
另外，他们还到天河劳改工厂煽动劳改犯暴动，徐铠对他们说：“现在起来造反，这是大好时机，不可丧失，否则一辈子翻不了身，就犹如石沉大海。你们造反，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回去可以说徐铠是你们的后台。”于是劳改犯回去就说：“徐铠是我们的第一司令。”徐铠还煽动说：“他们说你们是牛鬼蛇神，你们是不是牛鬼蛇神？”结果，劳改犯都上去打军管人员，有的被打得3个月不能上班，几天内组织了20多个反革命组织，有40％的劳改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更可恨的是徐铠竟把进人民大会堂的票发给劳改犯。
第四条，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一系列伟大战略部署，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从二七厂一个5·16骨干分子的一份计划里，可以看出他们是怎样破坏和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计划“1年准备，2年发动，3年建设，4年成功”。
所谓1年准备，就是要加速发展5·16反革命组织，计划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尤其是上层建筑，党、政府和军队，以城市为主，农村进行试点，贯彻“积极、慎重、秘密、少而精”的方针。积极就是不要消极保守，要对组织负责；秘密是当前形势的需要，是一种斗争形式；少而精就是不能贪多、贪快，要注意质量，不然要丧失战斗力。他们发展严格，制定了反革命标准，要出身成份好，造反早，从而把队伍建成拉不垮，冲不断的钢铁队伍。他们认为没有这支队伍，兵团的任务就完不成。其成员主要是造反派和干部。
所谓2年发动，就是得造舆论，进行较量，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大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以实现其首先控制北京，进而指挥全国的黄粱美梦。
所谓3年建设，就是筹建全国各地的革委会，要破格提拔首都5·16兵团的成员，输送干部到中央和全国各地。
所谓4年成功，就是到整党建党、召开“九大”、“四届人大”时，参加5·16的，要有不少人参加，其中一批有才干的要进入中央。
他们搞了一个提前完成4年计划的3年计划，即1年发展，2年大干，3年成功。
他们还搞了一个反革命纲领，秘密草案18条。
5·16反革命组织有约法三章：头头要顶住，干事不暴露，剩下一个人，也不当叛徒。一旦有谁当了叛徒，就干掉他全家。这些家伙搞了个退却计划，销赃灭迹，潜伏活动，千方百计钻进领导班子，妄图卷土重来。所以他们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个别发展个别订，集体发展集体订，谁发展由谁去订，妄图瞒天过海，长期潜伏下来，以便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们阴一套、阳一套，在大联合、三结合、清队、整党中进行活动。在二七厂还有个说法，说什么“我们与江青同志‘9·5’，讲话和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提到的5·16不是一回事，我们是戚本禹领导的工人阶级的5·16，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的”。他们还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清队中，有的人还进行秘密串连，他们认为能胡说的就胡说，使他无法查对；能推过去的就推，推不过去的就推到被打倒的人的身上。他们说什么“70年代学习，80年代再干”。
由此可见，5·16是一个非常阴险的反革命组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一整套反革命纲领、纪律、策略，是以反革命两面派面目出现的。他们是集帝修反之大成，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他们的领导成员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叛徒、刘少奇的黑秀才，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套班子。他们的矛头是“三指向”：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其罪恶目的是反党乱军，阴谋篡夺党政军大权，破坏文化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完成大叛徒刘少奇未完成的反革命“事业”。
指导思想：遵照毛主席关于“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和林副主席关于“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的指示，以及中央去年“3·27”通知与今年2月8日13号文件精神，特别是毛主席制定的九条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为武器，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入手，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狠批极“左”思潮、清查5·16的人民战争。
在深挖5·16的过程中，既要深挖，又要防止过“左”；既要抓紧，又不要扩大化，一风吹，坚决把清查5·16运动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基本做法：
1.狠抓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断提高人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在运动中始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教育群众，把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放在首位，用毛泽东思想来焕发广大革命群众参加战斗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把运动搞好。根据我们清队、整党以及历次运动的经验来看，没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昂士气的队伍是无法打仗的，尤其是面对文化大革命中一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两面派的反革命集团5·16作战，这个问题就更加重要。为什么？首先是广大革命群众对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与极“左”思潮认识不清，所以就恨不起来，斗不起来。在造反派中极“左”思潮是普遍的、大量的，与5·16混在一起，经纬不分。从一年来的事实证明，5·16肯定犯有极“左”思潮的错误，但犯有极“左”思潮错误的不一定是5·16。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擦亮眼睛，认识和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从根本上来提高人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当前斗争的需要，也是今后革命斗争中长期起作用的一项根本的思想建设。针对一些存在的“左”比右好，“左”是“革命”，“左”是“认识问题”的错误认识，组织大家学习了党史，介绍了我党历史上3次大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所带来的危害，并组织大家进行忆苦思甜，形成了人人谈路线斗争的高潮。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彻底揭发批判极“左”思潮。深挖5·16，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一切、鉴别一切的能力，把极“左”思潮批得臭不可闻，将5·16的反革命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清查5·16，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是有斗争的，有的人不想做思想工作，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认识，继续组织搞大批判，不同时间提出不同要求。这一工作现仍在进行中。这样做，越学越批，觉悟越高，界限越清，斗志越旺，进展越快。广大群众是深深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只要把这场运动的目的、要求给群众讲清楚，是可以提高群众的能动性的，只要觉悟有了，办法多得很。功夫要用在提高觉悟上，有了觉悟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2.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二七厂的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要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必须以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为锐利武器，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在群众起来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以后，领导上不给群众划框框、订条条，有什么揭什么，揭什么批什么，是什么定什么。由浅入深，由小到大，事必联人。去年3个月的大鸣大放，写了几千张大字。从去年2月召开动员大会到现在，出了几万张大字报，通过揭发极“左”思潮的事实，自然形成了重点。我们是大刀阔斧，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现在极“左”思潮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但是，在群众和干部中也出现过各种活思想，有的群众担心革命和生产会出现反复。我们说，于其将来乱，不如现住乱，乱不可怕，乱了可以治嘛。有的干部怕再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好了疮巴别忘了痛”。针对这些错误思想，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进一步提高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
3.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孤立、分化、瓦解一小撮阶级敌人。
党的政策就是区别对待的政策，没有区别就不能做好处理人的问题。我们认为应注意掌握以下四个区别：
①对一个群众组织钻进了极少数坏人与这个群众组织要加以区别；
②对5·16分子干反革命勾当与造反派犯错误要加以区别；
③对5·16骨干分子与一般成员要加以区别。怎么区别？我们认为主要是看其罪行的轻重，1943年中央关于审干工作的决定中有详细说明。这里有个罪行问题，什么叫罪行？就是搞罪恶阴谋、破坏活动，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一些上纲上线的都是罪行。此外是极“左”错误，或严重极“左”错误，我们认为骨干是一小撮，不能把圈划大了。一般成员是指那些受蒙蔽、上当的，他不知道5·16的罪恶目的，不少人是在“四保卫”的旗号下参加的，没有干什么坏事，有错误也只是一些极“左”言行。如：有的人去搞打、砸、抢，上了车还不知道到那里去，下了车不知道干什么。
④5·16骨干分子中顽固抗拒与坦白交待的要加以区别。
对5·16骨干分子的做法：
①主要是要弄清他的界行，要自始至终，搞不彻底不罢休。要把每件事情搞得一清二楚，不能马马虎虎，不能满足于交待组织，那是错误的，不要急于搞组织，先搞组织容易顶牛。我们认为，只要把他的界行搞得一清二楚，不承认组织也可以定案，当然尽量做到使他承认组织。如果抓不住他的罪行，即使承认了组织，也容易翻案。在清查罪行过程中，一方面促其彻底坦白交待，同时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内查外调。首先，发动群众大量揭发线索，但线索毕竟是线索，要进一步查证；其次，发动知情人（同伙）揭发内幕，这是关键的一步，要做大量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分化、瓦解、教育、争取工作，第三是促使重点人自己坦白交待。这三条缺一不可。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促使他彻底交待问题，使其内在因素起变化。
②办骨干分子学习班，也叫重点人员学习班。重点人员不是一律都办学习班，我们认为对罪恶大，态度恶劣的要办。学习班有的是走读学习班，也有的是隔离学习班（也叫住读学习班），总之各类学习班要少办，能不办的最好不办。我们体会，对重点人办学习班实际上是专案审查，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先是让他学习，不急于要让他交待问题，要比耐心，比毅力，不能只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还要让他学一些主席的哲学著作。同时结合进行阶级、形势、政策教育，请老工人给他忆苦思甜，也可向他传达一些文件，让他参加批判会。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天搞打、砸、抢，不读书，不看报，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不知道。所以必须让他学习，要向其灌输主席思想，对这些人也有一个提高觉悟的问题。这些人都是青年人，很多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为什么他们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除了主观原因外，也有客观原因，主要是主观原因，个人主义恶性发展，跟着坏人走入歧途。对他们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促使他们改邪归正，正视现实，认罪服法，重新做人。
从思想教育入手办重点人学习班时，学习班要与群众的声势紧密配合起来，不能只是让几个人陪陪他，根据需要，可小可大，小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可以采取个别谈话，进行面对面或背靠背的大会批判，针锋相对，短兵相接。在斗争中，要立足于斗，罪行是斗出来的，当然斗不是蛮斗，要有理、有利、有节，对他的无情批判与彻底揭发是对他的最大挽救，开会可事先给他打个招呼，以使他有所准备。
学习班可办可散，不要旷日持久，不要泡磨菇，达到一定目的以后可让他回去，如需要可再办。主动权掌握在领导手上。不要把他弄得精疲力竭，可叫他出去看看北京市还有没有不搞5·16的，也叫群众知道他是5·16分子，这样看起来很宽，实际上很严，这种工作不是少数人能做好的。
③关于选择突破口和做知情人的工作问题。这对运动进展有很大关系，如果突破口选择适当，就可能起连锁反应。要物色既能影响全局，态度又较好，正在动摇中能接受群众帮助的，我们把二七厂5·16的一个组织部长争取过来了，现在他成了我们清查5·16的参谋，实际上成了我们的“除奸干部”。这个人是立了功的。批判重点人的方法有两种：对罪行重、态度较好的，让他自己讲，群众批判，对罪行重、态度不好的，群众对他进行揭发性批判，必要时可让知情人在关键问题上当面作证，但不能轻易用知情人。
对5·16一般成员的做法：
对5·16一般成员总的政策是争取的政策，要“毫不动摇的，千方百计的，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通过狠揭、狠批5·16的滔天罪行，提高其觉悟，促使一般成员划清界限，自觉交待问题，而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攻下来的。我们采取了正面教育，提高觉悟，划清界限，不追不逼，自觉交待的方法。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快。一般成员原则上不点名。有的讲，他不交待真是气死人。这说明工作未做好，你没有涵养，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如果需要动，应由支部研究，经党委批准，不能轻易动，要有控制的进行。
对交待出问题的5·16一般成员，也要防止一风吹，一是要让他写出书面材料；二是要见群众，在一定会议上交待（根据影响大小）；三是交给群众讨论处理意见，报请党委审查，然后批准公布。材料装不装档案？我看是要装。
1.阴谋活动，有罪恶，证据确凿的五一六骨干分子至今拒不认罪的，要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实行群众专政。这是极个别的。
2.有阴谋活动，有罪恶，证据确凿的5·16骨干分子，本人态度较好，能坦白交待，揭发检举，表示悔改的，可以把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属于此类情况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也给予出路。
3.受蒙蔽参加5·16的一般成员，追随5·16骨干分子犯有罪行至今拒不认罪的，定为5·16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以观后效。个别情节严重的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这不叫专政，被监督劳动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被群众专政的不能回家）。
4、受蒙蔽参加5·16组织的一般成员，没有罪行，已经坦白交待，写出书面材料，在一定场合进行斗私批修或他是5·16骨干分子能彻底坦白交待、彻底揭发检举，而有立功表现，并已经取得群众谅解的，可以不按5·16分子论处。这些人已经结合到领导班子的，一般职务可以不变，是党员也可以保留党籍，视情况给予必要的处分。
来源：中国科学院“一打三反”办公室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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