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2-5-16 作者：[待确定]
【1972年4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责令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在南郊宾馆召开扩大会议，纠正“运动”扩大化、搞逼供信、违规违纪造成众多非正常死亡的问题。这是对聊城全区500多万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会议，聊城人都称之为“南郊会议”。 山东省委、省革委的负责人对聊城地区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很重视，杨得志司令两次到会讲话。会议召开半个多月后，1972年5月13日，对上述问题负有主要责任的聊城地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领导，聊城军分区司令员王成连、政委衣景清在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临清县清查“五?一六”与“一打三反”运动中不完全统计的死亡人数是137人，聊城地区管辖的8个县加上地区直属单位一共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呢？137×9＝1233。王成连司令、衣景清政委的错误的确严重。
8月5日，山东省委对临清县委、县革委进行了改组：县委第一书记刘之忱全职休养；县革委主任、县委书记张敬轩撤退返回县武装部；从省城新派来一位新的县委书记主持工作。】
这次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在济南召开，开得不错，一些长时间争论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会议中间，聊城地区各县的同志也来到省里办学习班，这样有利于上下结合、互相促进，有利于更好地统一地、县两级的领导思想，有利于及时地把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这次扩大会议是一次决定聊城地区形势发展的关键性会议。关于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办法，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写了报告，省委已作了批示。现在，我代表省委常委讲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聊城地区的形势，去年5月我和白如冰同志、何志远同志到聊城去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了全区形势是大好的，现在看形势仍然是好的。一年来，通过深入开展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通过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和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发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整党建党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都取得了成果。战备工作、民兵工作也做出了成绩。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开展，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197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亿斤，比历史最高产量还多一亿多斤，实现了粮食初步自给；棉花也获得了丰收。工业总产值比1970年增长了20％。工业、农业和其它战线都有一些先进单位。如毛主席亲自批示的石门宋大队，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西王大队，都是很有名的。这次来参加学习班的张金平同志所在的张盘大队搞得也很不错。这个大队是个老先进单位，在王效禹篡权期间，被破坏得很厉害，党的“九大”以来，生产连年增长。去年粮食亩产达到850多斤，棉花亩产153斤，对国家贡献比较大。再是听说聊城轻工机械厂、高唐电厂、莘县糖厂，也是比较先进的。
但是，聊城地区的领导工作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成连同志和核心小组成员、原地革委政治部主任衣景清同志犯有严重错误，以致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路线、政策和省委的有些指示得不到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为我们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却错误的认为“九大”路线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把“九大”路线同党的基本路线对立起来，借口“突出”党的基本路线，不认真贯彻党的“九大”路线。在他们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抵制和反对“九大”路线的谬论，如“讲团结就是搞合二而一”，“‘九大’路线不完整”等等。对这些奇谈怪论，一直未能彻底批判。毛主席规定的党的阶级路线是：在城市“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在农村“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这条阶级路线，正确地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但是，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却硬要依靠“受压”的，以致混淆了阶级阵线，助长了资产阶级派性。在对待党的政策问题上，他们不顾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注意政策”的谆谆教导，对落实党的政策，很不认真，很不严肃，制造借口抵制省、地1970年8月落实政策会议精神的贯彻，甚至公开为打人、逼供信等违犯政策的行为辩护，助长了违法乱纪的歪风邪气。在对待党的领导问题上，他们党的观念薄弱，不尊重党的一元化领导，不尊重集体领导原则，不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严重损害了党的团结。在思想作风上，他们存有严重的不正之风。毛主席的“一?八”重要批示，是向刘少奇一类骗子甩的一块石头，狠狠地击中了他们一伙的要害。毛主席并向全党指出：“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但是，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个别同志，却不在全区认真进行自我教育，反而发出指示，大搞所谓“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转移了斗争方向。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的错误是严重的，是在对待党的路线政策和组织纪律上的严重政治错误。
我们说聊城地区形势好，最根本的是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三支两军人员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的，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给全区的工作也的确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的形势下，在省委的不断帮助、督促之下，他们的错误只能起一定的干扰作用。如果不是他们的干扰，形势的发展将会更好。
对聊城地区的问题，省委是重视的。去年4月新省委成立后，第一次常委会议就研究了解决聊城地区的问题。5月省委常委就委托我和白如冰同志、何志远同志到聊城去进行帮助。我们去后，听了各方面的汇报，进行了调查研究，讲了5点意见。这些意见，不是我们几个人的意见，是代表省委常委的意见，是反映了聊城地区的军队、地方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现在看这些意见还是对的。那时，聊城地区领导上的问题已经是相当严重，但我们在讲的时候留了余地，对有错误的同志是正面说服、耐心等待，希望他们能够自觉地认识和改正错误。后来，我和袁升平同志、省委常委的其他同志、省军区的负责同志，又和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谈过多次，秦和珍同志、耿宏同志又去检查督促过。但有关同志对这些批评意见和帮助并没有听得进去、接受下来，实践证明并没有改正错误。这也说明我们帮得还不够，帮得还不到家，我们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次不得不把大家召集到济南来，花些时间，集中解决一下。通过这次扩大会议，大家有了基本统一的认识，这对搞好聊城地区的工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毛主席教导我们：“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所以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原因在那里，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认真加以研究、总结。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我们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的指针。根据这些原则，我谈一些看法。
要从思想政治路线上找教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治上的两条路线是以思想上即理论上的两条路线为基础的。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则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我们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制和战胜修正主义路线，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所以在对待党的路线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思想上的原因就是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对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导致了错误的行动。当时，在聊城地区，影响“九大”路线贯彻的障碍，是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是自恃“反王效禹有功”、“一贯正确”的思想作怪，是执行政策上的形“左”实右。而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却作出了相反的估计，颠倒了是非。他们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把资产阶级派性最严重的人看成是路线斗争觉悟最高的；把批评他们自恃“一贯正确”，说成是“为王效禹翻案”；本来“左”得不轻，却还嫌“右倾”，搞什么“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毛主席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而“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这种教训是很深刻的。我们党内第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低估工人、农民的力量，为当时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使革命归于失败。李立三则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搞“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王明标榜是什么“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以为了不得，把本来是“左”倾的立三路线，说成是右了，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推行了一条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了更大的危害，把根据地基本上搞光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搞反革命政变，也都是以对形势做错误的阶级估量作为“根据”的。他们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自以为登高一呼，就会八方响应，似乎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就要大乱，他们就可取而代之，结果是自己彻底垮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很好的反面教员。他们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世界观，思想路线上的唯心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我们的同志犯错误，和这些机会主义者虽然不同，但是从认识论的根源来说，是有其共同点的。如果不克服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那么，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很容易执行错误的路线，就有滑到机会主义泥坑的危险。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刻苦地读马列的书，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有的同志也读了一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但是没有真正读懂，不会应用，特别没有联系实际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因此，看书学习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指导行动。
要从阶级立场上挖根源。毛主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立场问题是一个革命者的根本问题，立场错了，就必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发生错误。上面说到的对形势的不同的阶级估量，就是来源于不同的阶级立场。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对党的路线、政策就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党的“九大”路线，集中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对“九大”路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热烈拥护，坚决贯彻落实；一些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从自己的小山头的利益出发，对“九大”路线，则采取抵制的态度；而一小撮阶级敌人，则对“九大”路线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疯狂反对。阶级敌人反对党的“九大”路线，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为什么对党的“九大”路线也采取错误的态度？这也不能不从阶级立场上去找原因。因为他们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脱离了党的立场、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立场不对头，所以他们对党的路线和政策总是感到别扭，感到不合口味，甚至自己另搞一套。例如：党的“九大”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本来是完全一致、有机联系的，有的领导同志却采取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等手法，荒谬地把两者对立起来，其实质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如，党的各项政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是团结群众、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而有的领导同志却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按照一派一己的需要，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割裂开来，把开展运动和落实政策对立起来，以自己的一套时而“左”时而右的东西，取代党的政策。在对待群众的政策上，毛主席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所做的指示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这个指示，发表将近5年了，可是在聊城地区有的领导同志至今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不是对原来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都作阶级分析，正确加以对待，而是还在分这个派、那个派，分“跟形势的”、“不跟形势的”，以拥护不拥护自己来站队划线，拥护自己的坏人也可以当好人，有不同意见的好人可以当坏人；有些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如冠县劳模张金平、王玉贵、刘兰盈等人）不信任、不依靠，甚至打击压制；而有的强奸妇女、为非作歹的恶霸式人物却被当做骨干力量。在干部政策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而有的领导同志，却往往不问历史情况、政治表现，跟自己的就随意提拔重用，持有不同意见的，就排斥、压制，动不动就搞臭、轰走。在整党建党中，有的领导同志不顾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员条件，不按政策，随意“吐故”，搞“突击纳新”，甚至把没有入党的人定为新党委候选人。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的领导同志对打人、骂人、刑讯逼供甚至致死人命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包庇纵容，打死人的主犯可以逍遥法外，明明是把一个原副县长打得致死，却硬要说是自杀致死，嫁罪于人。这些所作所为究竟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是适应那个阶级的需要，是专谁的政？这样做的结果，背离党的政策越来越远，路子越走越窄，圈子越划越小，脱离了干部的大多数，脱离了群众的大多数，就连他们口口声声要依靠的那一部分人也脱离了大半，自己孤立了自己。前几年，资产阶级政客王效禹，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建立，粉碎了一小撮牛鬼蛇神篡权的迷梦，他就叫嚷“左派受压”，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逆流”；当清理阶级队伍清到他们一小撮狐群狗党的头上了，他就叫嚷“复旧”了，“整了造反派”，又在全省大搞了“反复旧”。这两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夺权运动，给全省的革命、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王效禹为了实现其篡权复辟的阴谋，以自己站队划线，对群众支一派压一派，制造分裂，挑动武斗，甚至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会儿说他们是逆流的“后台”，一会儿说他们是复旧的“根子”；还搞群众组织领导党，“吐疏纳亲”，把不是党员的人上报为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对王效禹搞的这一套，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当时曾进行过抵制。但当自己掌了权以后，却又在某些问题上犯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那种错误。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摇摆性，站错了立场，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毛主席说：“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必然反映到党内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一定要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各方面表现出来。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所谓“革命性”，是党内产生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们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就必须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做无情的斗争。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锻炼、教育、改造旧社会遗留给无产阶级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分子。”毛主席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来说，只能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影响、改造、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袭、腐蚀我们党的肌体。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我们有的同志由于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够坚定，不但无法抵制、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小山头主义等等反动思想，反而容易作他们的代表，用他们的思想来影响、改造我们党。这是很深刻的阶级斗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那些要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人“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我们希望犯了错误的同志，好好从立场上找原因，并且坚决地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沿着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革命到底。
要从党的观念和组织纪律性上作检查。“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就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党的观念薄弱，在某种程度上只顾小山头的利益，不顾党的利益，自行其是，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他们不严格实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而往往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乎自己口味的就服从，不合乎自己口味的就敷衍应付、歪曲、抵制。不仅省委有的指示他们不听，毛主席、党中央有的指示，他们贯彻得也不坚决。甚至违背党的统一纪律，讲假话，耍两面派，搞非组织活动。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主要武器之一。一个共产党员，不执行党的纪律，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不搞自我批评，不去联系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能是资产阶级派性十足，无产阶级党性不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显著特点。严格遵守统一的组织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必须完全保持党的纪律，否则一切都会陷于污泥中。”列宁说：“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毛主席对加强党的统一纪律，作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在战争期间，毛主席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党的铁一般纪律的加强，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去年到外地巡视期间，又一次指示我们，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现在，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空前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有其更为重大的意义。如果对党的组织纪律不服从，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发展下去，那还不是搞“独立王国”？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就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这10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什么原因呢？“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我们一定要同一切违犯党的纪律，破坏党的统一的倾向作斗争。“要团结，不要分裂”，“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正确认识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执行党的路线的关系，不断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自觉地服从党的统一纪律。
要从思想作风上放包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要有一个好的思想作风。作风不正，路线就会走偏，工作就会出问题。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所以犯错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骄傲自满，听不得不同意见。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工作中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认识错误，不改正错误。聊城地区的问题省委早有察觉，并多次指出过：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内部有些同志曾一再提过意见；广大干部群众也提出过不少批评。但是，有关的同志对这些批评、意见，不是采取欢迎的态度，虚心接受，而是固执己见，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如果这些同志有点自我批评精神，能够听进一些不同意见，问题决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为什么听不进不同意见？主要是因为他们背着“一贯正确论”、“领导高明论”、“骄傲有资本论”的包袱，把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为人民立新功的思想给挤掉了。这就是：“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有了这种包袱，对上就容易目无组织纪律，搞分散主义；对下就容易目无群众，搞官僚主义；对党委“一班人”，就容易目无集体，搞家长作风。应当指出，“一贯正确”的思想，在聊城地区一部分人中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动不动就说“我是站对队的”、“我就不相信，顶过王效禹的能搞形‘左’实右”。去年5月我在聊城的讲话就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把一时一事的正确，做为骄傲的资本是非常有害的。我还要指出：在前一段坚持了一些正确意见的同志，也不要有骄傲情绪。如果你们也骄傲了，那么犯错误就可能临到你们头上。毛主席在《谈话纪要》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我们大家都要牢牢记住，付诸实践。我们的同志，担负一个地区、一个县的领导，担子是很重的，如果骄傲了，工作走了弯路，那就会给一个地区一个县的革命、建设事业造成损失，给人民带来痛苦。因此，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力戒骄傲。”要遵照毛主席的“一·八”重要批示，经常自觉地反骄破满，对人对己都要坚持“一分为二”，不断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初步的检查，虽然认识程度还不够，但只要开始有了一些自我批评，我们就欢迎，希望你们实践自己的申明，并进一步认真总结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因为这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毛主席指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我们大家都要从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同志和个别成员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中，受到教育。我们的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不好的，但是，从中接受了教训，就能增强免疫力，今后少犯或不犯错误，更好地为党工作。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无产阶级风格，不要背上新包袱，不要灰心丧气。毛主席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毛主席和党的培养教育下，革命几十年了，为党出过力，有过贡献；就是在聊城地区，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于他们应当一分为二地看。我们相信，他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实践中改正错误，把教训变为财富，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
关于这次会后的工作问题，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研究提出的意见，省委常委都同意。
你们回去以后，要认真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的“九大”路线上来，统一到中央12号文件精神上来，按照这次会议精神，积极地、有步骤地、稳妥地解决好工作中的问题，进一步发展聊城地区的大好形势。
搞好革命的团结，这是我们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基本保证。去年我们到聊城，曾反复讲过团结问题。当时特别讲到要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加强支左部队的团结。同志间，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希望大家真正从党的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团结的意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讲团结怎么能搞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不是坚持团结，是一个立场问题，党性问题。“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有这样的气魄和胸怀。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项条件，有一条就是“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曾指出：“不管什么人，那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我们必须向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作斗争。要从党的利益出发，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要以实际行动，争做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做到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党委的集体领导。各个部门和各群众组织都要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军分区、武装部应是同级党委的一个军事工作部门，受同级党委和军事系统的双重领导。三支两军人员必须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健全集体领导制度。对这个问题，去年5月我们就曾经指出过，现在看仍有继续强调的必要。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并加强请示报告制度。
解决聊城地区的问题，一定要遵照党的“九大”路线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去做。一定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都要顾大局，向前看，从发展聊城地区大好形势出发，正确处理前段的问题。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主要是统一各级领导的思想，对广大干部、群众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对个别跟着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从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开始，只要认错改错，一律不予追究。在纠正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时，要防止否定广大军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的成绩和大好形势；在指出一部分人的派性错误时，要防止另一部分人闹派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路线斗争情况是复杂的，领导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遇事采取慎重的态度。对广大干部、群众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乘机进行破坏捣乱的阶级敌人要及时予以打击。
为了加强聊城地区工作的领导，经与济南军区党委、省军区党委商量，省委决定派耿宏同志到聊城地区帮助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派孙振海同志任聊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第一组长。为了加强几个县的领导，刘之忱同志除了参与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的一些重大活动外，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主持临清县委的工作上。王合栋同志是冠县县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仍回冠县主持工作。聊城县是地革委的所在地，应当加强领导，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可由牟玉田同志分工抓这个县的工作。
同志们：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毛主席、党中央关怀着我们。全区军民期望着我们。聊城地区各方面的条件是好的，有380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有比较强的三支两军力量，有比较好的土地、水利等自然条件。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党内党外、军政军民和干群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搞好，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聊城地区形势的发展，将不会是慢的，而会是比较快的。我们一定要高举“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排除万难，做好工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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