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3-5-3 作者：李瑞山
李瑞山我们这次会议，是传达贯彻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召开的兰州军区、陕、甘、宁、青、四省（区）赴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精神，深入进行批林整风。现在会议就要结束，根据省委常委讨论，就会议情况和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讲以下意见。
这次会议从三月二十一日开始，到明天（五月四日）结束，共开了四十五天。到会六百三十五人，有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中的党员，各地、市委和省革委会各组、局的主要负责同志，省军区、驻陕部队、军委总部驻陕单位和军事院校的师以上和部分团级主要负责同志。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冼恒汉同志，参加并领导了我们的会议。
会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遵照“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方针，认真贯彻了兰州军区和四省（区）赴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的精神，紧密联系陕西地区实际，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教育挽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贼船，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并使到会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会议开得是好的，取得了很大成绩，是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通过这次会议，将促进我省和驻陕部队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
会议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了中央通知传达的六个中央文件，反复学习了中央[1973]15号文件，并把学习文件贯穿会议的全过程。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兰州军区、四省（区）赴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很重要，很及时，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四省（区）广大军民的极大关怀。汇报会议产生的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十五号文件，为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指明了方向。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通过学习，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以及在陕西地区反映的严重性，提高了对批林整风重大意义的认识，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加深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决心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以中央十五号文件为武器，集中对林彪反党集团在陕西地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认真清查了同这些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揭发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揭开了有关单位的盖子。在党的“九大”，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及其死党在我省特别是西安地区一些单位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西安列入所谓“借用力量”，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这个问题基本上弄清了，使我们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我省尖锐反映的认识更加明确、具体了。
会议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既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又做到热情耐心的帮助，揭、批、帮紧密结合，下功夫挽救他们，达到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在与会同志的严肃批判和热情耐心的帮助下，犯严重错误的同志，立场和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绝大多数同志作了较好的检查交代，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受到与会同志的欢迎。姚长川、刘凌同志在北京作了较好的检查交代，回来以后，继续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又进一步检查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态度是好的，大家表示满意。刘江亭同志回来后，经过大家严肃的批判和耐心的帮助，立场基本上转过来了，作了较好的检查交代，但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朝鲁、张志广及其他一些同志，也都作了较好的检查交代。白辛夫、马如飞同志，以前态度一直不好，这次会上有进步，检查交代了一些重大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楚。还有个别同志也作了一些检查交代，但态度不够好，向党交心不够，希望他认真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对没有讲清问题的同志，我们仍然希望他们彻底转变立场，向党交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此外，一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当受骗，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也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教训。
会议通过学习文件和揭发批判，并以一些犯错误同志为戒，总结汲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三个基本原则是我党五十年来诗词路线斗争经验的高度总结，深刻地指出了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深入批林整风的有力武器。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一伙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团结，林彪一伙要分裂；我们要光明正大，林彪一伙要搞阴谋诡计。总之，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就是背离了三个基本原则，忘记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离开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跟了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离开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年来没有认真读马、列的著作，没有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分不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对林彪一伙三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仅不加抵制，反而广为传播，跟着吹，跟着跑。我们一定要汲取这个严重的教训，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林彪一伙是大搞分裂活动，搞阴谋诡计的。但我们有些同志，拉山头，闹宗派，画圈圈，搞摊摊，以“小常委”取代党委的集体领导，进行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的团结；有的不尊重地方党委领导，违法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努力加强党性锻炼，自觉地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从一些犯错误同志的教训中，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作风问题同路线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同志身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如严重骄傲自满，热衷小道消息，不走正道走歪道，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抱粗腿，找靠山，搞宗派主义等等，是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纠正不正之风，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次会议，在中央召集的兰州军区、四省（区）汇报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一伙在陕西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基本上查清了“借用力量”的问题。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第十次路线斗争在陕西特别是在西安地区的反映是十分尖锐的。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反革命政变纲领，把西安列为“借用力量”，他们对西安的一些单位是下了功夫的。林彪及其死党黄、吴、叶、李、邱的黑手，早就插进了一些单位。“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死党鲁珉、于新野、刘沛丰、刘锦平、胡萍、朱虚之、陈庞以及反革命别动队“小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二十多人，频繁地窜到一些单位，猖狂进行分革命阴谋活动。并指使其亲信，拉拢、利用一些单位的极少数同志，为他们的反革命阴谋服务。
林彪死党及其亲信，为林彪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他们竭力鼓吹林彪的“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反党纲领，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出笼前后，特别是在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九月这个时期，他们更加猖狂、露骨地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
他们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散布种种谣言和诡辩，进行对抗。他们说：“今后的斗争，可能因为有人提出学习马、列而否定林副主席的功绩”，“不准讲“最高指示”、“顶峰”，是一股逆流”。有的公开攻击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胡说什么“马克思有伟大预见，但比较“空”；列宁有尖锐的发现，但比较“旧”。白辛夫等人还明目张胆地规定什么团以下干部不要学习马、列。有的甚至借口战备轻装，强迫部队烧毁大量马、列著作。当下面同志抵制他的错误时，他还说什么“我在学校十三年也没学马列”。“带着书有啥用”。他们一方面反对学习马、列，另一方面又大肆传播林彪一伙的黑书、黑报告，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思想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们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反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叫嚷“基本路线的提法不妥”，散布林彪一伙的“路线问题，就是拥护谁，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的谬论，鼓吹要跟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竭力宣扬根据林立果黑报告炮制的《路线、政权和世界观》那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而对讲阶级、讲阶级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题为《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的反驳文章，则非常害怕，咒骂这篇文章是“极左思潮”，“派性文章”，并视为向他们反击的“政治信号”和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组织地疯狂地进行攻击。他们还大肆散布“路线问题说不清”、“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说不清”、“改造世界观说不清”、“路线教育是空的”等谬论，反对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他们顽固坚持林彪的“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反党纲领，狂热地吹捧林家父子。他们攻击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拒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批判。他们大讲“天才”，胡说什么“有人过分强调实践，否定天才”，“不承认天才，就是否定无产阶级领袖”，“就将走向反面”。他们采取大量印发林立果“将用报告”等反革命小册子、党委和支部作“决议”、召开各种会议、办“学习班”、搞展览、派人“取经”、排演节目、向林彪一家写“表忠”信等手段，大刮吹捧林家父子的反革命妖风。他们到处传播林彪死党周赤萍的黑书和林彪一伙炮制的篡改党的历史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材料，吹捧林彪是“天才指挥员”、“常胜将军”、“光辉榜样”、“真理的化身”，为林彪树碑立传。他们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吹捧成“最好的领导、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榜样”，是“第三代领袖”，“是我们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叫嚷：“承认不承认林立果是天才、全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他们竭力宣扬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胡说什么这个黑报告“对政治、经济、哲学各个领域都作了透彻的分析，是最高水平的讲用报告”。仅空军通信学校从一九七一年三月至八月，就印刷、传抄林立果的黑报告和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史》等黑材料一万一千七百余份，广为散发，并把它作为所谓路线教育和形势教育的材料。空军通信学校甚至公开放映林立果“语录”，规定每月最后一天为纪念林立果黑报告的“学习日”，胡说什么“行星围绕太阳转，我们跟着林立果走”。
他们用造谣污蔑的反动宣传，妄图欺骗和煽动一些人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大搞什么“路线交底”，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路线斗争复杂”，“军队受压，秀才得势”，“斗争的实质，就是捍卫林彪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的问题”，要解决“跟谁走的问题”，“不要等问题明朗了再觉悟”，“不要到时候不知枪口对准谁”。空军通信学校张志广等人，还秘密传播谣言，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你别看党章上写上了林副主席是接班人，有人认为自己是接班人”。叫嚣：“今年（一九七一年）秋天要向“右派”发动一场政治攻势”，“在林立果的领导下，惊涛骇浪志不移，海枯石烂不变心”。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忠卖力。
林彪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活动中队西安地区是很重视的。一九七零年二月，他们把王绍渊派到兰州军区空军，到职前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亲自跟他谈了话，林彪死党江腾蛟向他交代反革命任务：“你到兰空后要把部队抓到手里，要想把部队抓到手，首先要抓干部。”“上海、杭州是我们的“根据地”，你到兰空后像办法把西安搞成“游击区”，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大了。西安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把西安搞好后，就可以和成都连起来。”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死党胡萍和林立衡于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五日和七日先后窜来西安，企图为林彪选择黑据点。一九七一年三月，江腾蛟又一次交代王绍渊，到西安、临潼了解一些空军单位干部情况，“做做工作”，“他（指林立果）好到那里活动活动”。
在“571”反革命政变纲领出笼后，他们更急于想把西安抓到手。林彪死党和“小舰队”的一些骨干分子，频频窜到西安一些单位，积极进行反革命拉拢活动，妄图在西安建立反革命据点，拉一些人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林彪死党于新野、刘沛丰去成都，途经西安停留一夜，由姚长川同志接回，于新野就住在姚家，晚上同姚进行了密谈。七月，于新野、刘沛丰交代兰空参加所谓某部现场会的人转告王绍渊，要他把一个空军单位抓一抓，说那是个心脏地区（指西安），影响比较大。一九七一年八月，林彪死党鲁珉到兰州，与王绍渊策划后专程来西安，对姚长川等同志进行反革命游说，并给姚十本林立果的所谓“报告”。事后鲁珉分别给王绍渊和刘世英打电话说：谈得很好，姚态度明朗。于是九月二日在兰州，王绍渊又与姚长川进行了一次谈话，继续进行反革命拉拢活动。
此外，林彪一伙不断派人到我省不少单位，以挑选工作人员为名，进行特务活动。
林彪一伙采取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在西安他们所属的一些单位安插重用亲信，通过“划线站队”，排除异己，或利用老山头、老首长、老部下等关系，采取吹吹拍拍、封官许愿等手段，向一些单位派进一些人，拉拢一些人，控制了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有些人早就投靠林彪反党集团，爬上了贼船。白辛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邱会作，邱封他为西办“正确路线的代表”。第二军医大学等单位的宋峰、张志超等人，都因文化大革命中死保邱会作有“功”，得到邱的赏识，成为邱的亲信，被邱重用在关键岗位上。他们都对邱会作感恩戴德，无耻地吹捧、巴结邱会作，说什么“是总后四代部长中最好的部长”，“是全国的后勤部长”，“邱部长的指示就是毛主席的直接声音”，“紧跟邱部长就是紧跟党中央”。他们还搞了所谓邱会作“语录”。白辛夫还把自己的命运同邱会作连在一起，说：“邱部长不倒，我就倒不了，邱部长倒了，我也倒。”空军通信学校马如飞、张志广等同志，追随林彪死党王飞、朱虚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根据林彪死党、亲信的“路线交底”，在通校搞“选线、选人、选领导”的阴谋活动。对调出去的干部，也一一交代：“路线斗争复杂，不要走错门，认错人，乱拜佛”，并以“路线觉悟高”、“好首长”、“好领导”等黑话，交代新单位的黑关系，叫嚣什么“累散骨头架”，也要紧跟林立果“执行最光荣的使命”。王飞、朱虚之从该校物色了一批对“林立果感情深得骨干”，准备比分到空军一些单位，妄图加强对空军通信枢纽等要害部门的控制。黄、吴、李、邱一伙，于一九七零年三月十九日，背着中央开黑会，并指使刘凌同志排斥打击所在部队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控制领导权。他们大肆宣传林贼的“领导班子就是政权”的谬论，借调整领导班子为名，控制领导权，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
在他们控制的一些单位，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画圈圈，搞摊摊，拉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人，以“小常委”取代党委的集体领导。在“小摊摊”内，互相吹捧，互相包庇，专横跋扈，凌驾于党委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党的团结。他们大搞以我为核心的“划线站队”，谁拥护、追随他们，谁就是革命的，就倍加重用；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革命”。对反对过他们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林彪死党邱会作、吴法宪一伙直接指挥他们在第二军医大学、空军通信学校等单位的极少数亲信，私设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专案，采取制造谣言、捏造事实、严刑逼供等反革命手段，制造了大量反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阴谋陷害中央领导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林彪死党邱会作经过精心策划，将第二军医大学由上海迁来西安，为所谓清队“创造条件”，并派亲信宋峰等控制了这个单位的领导权。叫嚷：“谁也不能插手”，“一切归口到陈庞”。借清队大挖所谓“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同志。一九七零年六月，他们通过严刑逼供，渣取口供，秘密地建立了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的所谓“十号案”。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邱会作一伙指示宋峰等抓紧、加速“十号案”的反革命活动，搞了大量黑材料。邱会作就带着这些黑材料上了庐山，准备在会上抛出来，向党发动进攻。他们在庐山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仍贼心不死，一九七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邱会作还“批示”：“此案要耐心搞，搞细致、扎实，不要着急。”宋峰一伙秉承邱会作的黑指示，继续抓紧进行这一罪恶活动。
空军通信学校马如飞等极少数人，在林彪死党吴法宪、王飞、朱虚之一伙直接指使下，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制造了一个所谓有人整料林彪一家材料的“三零四”假案，朱虚之提出要“从“三零四”突破挖上线”。他们狂妄叫嚷：“主要抓大幕后”，“要挖全国、全军的大后台”。为了榨取黑材料，他们对干部实行残酷迫害，下令“弄成聋子、瞎子”，“硬是要敲开嘴巴”，就这样炮制了污蔑陷害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军政府则同志的黑材料二千二百余份。其中一部分材料送交死党刘世英保存，一部分材料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由朱虚之亲自带回北京。这些“材料”涉及中央委员二十四明，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总后装备研究院得个别同志在后勤学院工作时，就以搞“反革命集团”为名，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搜集了攻击污蔑几位老帅的黑材料，送给陈庞。一九六九年调到装备研究院后，又以搞“516”为名，大抓后台，搜集反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空军第一专科学校的个别人，也以抓“火种”为名，搞了反中央领导同志的给材料。
黄、吴、叶、李、邱一伙，一方面密谋策划，大整饭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另一方面千方百计销毁他们自己的罪证材料。一九七零年初，他们通过参加原总政军管组工作队的刘江亭同志，以清理档案，处理“有毒素”的材料为名，明目张胆地销毁了大批总政的文件档案。刘江亭将一份黄永胜同一名女特务有关系的材料送给黄永胜看，然后按照黄的黑指示，将这份材料销毁了。林彪一伙要毁灭这些罪行，是蓄谋已久的。一九六七年，李作鹏曾对人说：“就凭这些材料，再过几年之后，还可以把我们李、王、张打成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他们多次索要这些罪证材料，没有要到。他们通过刘江亭达到了目的，毁灭了罪证，同时还以所谓“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罪名，来打击、迫害揭发过他们问题的干部和群众。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死党黄、吴、叶、李、邱一伙，在西安一些军事院校和军需工厂竭力推行以我为核心，“划线站队”，省和支左委员会的领导，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原则，对他们有过抵制，并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向中央写过报告。这样黄、吴、叶、李、邱怀恨在心，反诬陕西“支一派，压一派”，支持“反吴派”、“反邱派”、“反对三军无革派”等等。
他们采取造谣污蔑，挑拨离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手段，攻击全省军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三支两军工作，破坏党、政、军、民的团结，咒骂省和驻军的一些领导同志，干扰、破坏陕西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邱会作说：“陕西这个谜没有解开”，“革命形势好，生产不好，不可理解”，“派性是官办的”，“不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面貌”，把陕西的形势说成一团漆黑。一九七零年上半年，邱会作还专门派人到西安一些国防工厂，搜集省和支左部队领导的所谓“派性”材料，并公开在下面表态，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制造混乱，使这些工厂的革命和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通过安插在西安的亲信散布流言蜚语，污蔑“陕西这个班子不是好班子”，“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污蔑一些领导同志是“516的后台”，是“极左思潮的根子”，是“一小撮坏人的保护伞”。白辛夫多次向邱会作一伙告阴状，污蔑省委和支左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空军通信学校和第二炮兵技术学校的极少数人，在林彪一伙的指使下，搜集整理了污蔑省委和驻军一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阴谋陷害这些同志。他们大搞挑拨离间活动。一九七零年三月，黄、吴、李、邱对刘凌同志说：“陕西、二十一军有些问题，不能一屁股坐在一起。”一九七零年七、八月间邱会作派人从北京调陕西一些国防工厂支左的部队干部介绍情况时说:陕西支一派，压一派，是一派掌权，这是有后台，后台是谁，你们去想，你们去扭转这个形势。这些同志到陕西后感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的挑拨破坏遭到多数同志的抵制；有的同志工作中感到很为难；也有极少数同志一直对省得领导有对立情绪。当然这些同志是没有责任的。邱会作还挑拨一些军兵种、国防工业机部和陕西的关系，对他们说：陕西的事“要小心”，“我就不敢沾”，“土地爷，惹不起”。他们还通过亲信到处抓权，挑拨省革委会内部的关系，挑拨上下级关系。总之，他们竭力破坏党和军队的团结，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571”反革命政变纲领出笼后，林彪一伙为其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需要，加紧了对陕西的挑拨、破坏活动，妄图要其亲信篡夺陕西省委的领导权。一九七一年五月，邱会作又派人来搜集“材料”，因为没有达到目的，邱对来调查的同志很不满意地说：“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你连个小动作也不会搞。”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军委国防工业会议上，他们经过精心策划，捏造罪名，由黄永胜、邱会作亲自出马，破口大骂陕西，什么“麻木不仁”啦，“不要党性”啦，“不负责任”啦，“在那里搞自己的一套”啦。黄永胜还气势汹汹地说“就是对陕西不放心”，一语道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从以上情况可以清楚看出，黄、吴、叶、李、邱一伙竭力攻击陕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挑拨、破坏党和军队的团结，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了扫除障碍，妄图把西安作为他们所谓的“借用力量”。
九届二中全会后，他们抵制批林整风，根本不批陈，搞什么“上下一锅煮”，把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开散布“批天才要慎重，这个问题不易说清楚”。“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一伙的罪行，一不揭，二不批，玩弄各种手法，进行抵制和破坏。白辛夫通风报信，提前向宋峰透露了中央【1971】57号文件的内容，并说：我们的头头也陷进去了。宋峰一伙即秘密地销毁了一些反革命罪证。张志超对一些人说：“我感觉最近有不祥之兆，有个什么力量要搞我们”，“我准备被抄家，树立信心斗下去，没有什么了不起”。宋峰叫嚷：“这场斗争打个平手都不行，非打个彻底翻身不行”，“十号案说不定还会爆炸呢”。张志广对人污蔑说，空军大院是“右派光开会，左派不敢动”。有的在传达林彪叛党叛国罪行大会上，别有用心地念《龟虽寿》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当责令其停职检查时，他竟然唱“贼鸠山，要密电”，誓“把牢底来坐穿”。他们竭力捂盖子，保自己，批林整风不准联系本单位实际，压制揭发他们问题的群众，污蔑说是“有私心杂念”、“想翻案”，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组织“反击”。他们借口批林，抵制批林，甚至公开为林彪一伙鸣冤叫屈。叫嚷对林彪“不能全盘否定，要一分为二”。刘江亭说什么“林彪不打倒，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林彪打倒了，扫地出门，像擦玻璃一样，怎么擦也擦不干净”。恶毒地攻击、反对批林整风运动。
我上面所说的六个方面，都是指林彪死党、亲信以及积极追随他们犯了严重错误的极少数人所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至于干部和群众中有些同志由于路线觉悟低，不了解情况，看过或传过一些黑材料，听过一些政治谣言，做过一些错事，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批林整风中，注意汲取教训就是了。
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十二日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指出：“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是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一伙把西安列入所谓“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是个别的。就是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也是极少数。而且会议表明，经过耐心教育挽救，其中绝大多数同志是可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认真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的。林彪及其死党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他们策划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已经彻底失败了。他们在我省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也已被揭发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通过批林整风运动，使我们更加认清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真面目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激起了对他们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大大激发了我们的战斗意志，进一步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战备、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和全国一样，我省的形势越来越好。
一年多来，我省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彻底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流毒，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任务还很繁重。批林整风是一切工作的总纲，仍是今年的中心任务。“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各级党委必须充分认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和在我省反映的严重性，要认真克服“差不多”、“没有啥”的错误思想，真正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摆到头等位置上，继续抓紧抓好。现在我就如何传达贯彻中央十五号文件和这次会议的精神，讲几点意见：
毛主席指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这厮批林整风的根本防震。批林是解决敌我问题，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关键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批林，解决敌我问题，分清大是大非，才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样，搞好整风，解决人民内部问题也就有了思想基础。
首先批林，要紧紧围绕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要对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进行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揭露矛盾，揭开盖子，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是批林中应当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单位的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
首先批林，矛头要始终对准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把矛头指向群众。不要乱用“上挂下联”之类的口号。对干部、战士和群众在思想上、认识上合工作上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要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去解决。不要不加分析地把这些都说成林彪路线的影响。至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带原则性的思想认识问题，要严肃对待，正确地予以回答和解决，不能听任错误思想和消极情绪泛滥。
首先批林，要防止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毛主席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重点是要揭发批判“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们反党、反“九大”路线，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为了搞清发展过程和历史关系，可联系“九大”以前的历史，但不是重点。要注意防止纠缠历史旧账，搞派性，争谁正确，闹不团结。否则就会把严肃的路线斗争变为个人是非问题，走偏方向。要把仇恨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揭发他们，控诉他们，批判他们，分清敌我，团结对敌。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是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林彪路线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右的路线。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林彪路线的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可以玩弄各种手法，他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也是行“左”实右，其实质是极右的。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假象所迷惑。
在大批判中，要以毛主席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从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上，揭深批透。要批判他们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党夺权，从根本上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判他们叛党叛国，头像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成了叛徒卖国贼的罪行。批判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用“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反对”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揭露他们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的反动实质。批判他们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另立中央，分裂我党、我军的罪行。批判他们搞阴谋诡计，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在部队还要彻底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林彪路线的实质，在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理论纲领和“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反映得最集中、最露骨，应作为批判的重点。通过大批判，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彻底肃清林彪路线的影响。
要把大批判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大批判要深入，关键在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时，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克服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纠正不正之风。
这次会上，我们基本查清了林彪反党集团在我省的主要阴谋活动，解开了有关单位的盖子。但是，他们在我省一些单位的罪行很严重，影响很大，清查工作任务还很艰巨。各级党委必须抓紧、抓好、抓到底，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及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楚。清查工作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军级单位要按照要求，切实加强清查小组工作。地方上凡立专案的，要报省委审批。要把清查工作与深入开展大批判结合起来，提高干部、群众的路线觉悟，肃清流毒和影响。清查工作要注意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具体分析，抓住重点，区别对待。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把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人同上当受骗犯错误的同志严格区别开来，把与林彪一伙有反革命勾结的人同过去与他们有过正常来往的同志严格区别开来。对因上当受骗，说过把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主要是要与他们讲清问题，认真作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只要他们这样做了，就不要揪住不放。更不可搞层层检讨，人人过关。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待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方针。毛主席还教导我们：“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及时说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只强调批评斗争，忽视团结，活着只强调团结，忽视批评斗争，都不能达到这样两个目的。对任何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我们都要采取热情帮助，教育挽救的态度；但是对他们的错误一定要深入揭发，严肃批判，在路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这样才能拉他们下贼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团结也就有了思想基础。如果我们不揭、不批，就丧失了原则，捂了盖子，害了同志。在批判斗争中，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起哄，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主席指出，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我们要看到认识提高有个过程，甚至会有反复。犯错误的同志对有的问题一时想不通，或记不清，我们可以给时间，再等待，个别地帮一帮。只要犯错误的同志真正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转变了立场，作了认真的检查，我们就要热情欢迎。继续信用，工作上给予支持。
犯错误的同志，必须不坚持自己的错误，靠自己把问题向党讲清楚，错了就检讨，改了就好。路走错了，可以回头，继续革命。这次会上有的犯错误的同志向党交心不够，不是把所有的主要问题都交代清楚了。我们仍然希望他们回到本单位作出认真的检查交代，只要把立场、感情彻底转变过来，就可以把问题说清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深入批林整风中，我们必须彻底揭发林彪一伙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拉山头、搞宗派，搞“划线站队”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断增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时刻注意党的团结，防止资产阶级派性干扰。要提高警惕，及时揭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广大指战员，在粉碎刘少奇、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在三支两军中，经受了锻炼，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人民立了新功。我们必须把个别犯错误和他们所在单位广大指战员区别开来。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进一步开展“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活动，做好拥军爱民和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
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我省形势也是大号的。在大好的形势下，各级领导同志要更加谦虚谨慎，不要忘乎所以。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做好各项工作。对中央十五号文件和省委这次会议的传达，第一步传达到县团，由各地、各单位集中进行传达；第二步口头传达到党员干部和农村党支部书记。各单位要根据农忙季节和工作情况进行具体安排。军队传达问题按兰州军区部署进行。
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加强战备，切实做好各项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要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打理支援农业，切实加强陕北工作，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尽快改变我省农业落后面貌。加强基础工业，搞好国防工业，安排好轻工、市场。积极发展文教、卫生、体育等事业。这里关键在于有一个很大的干劲。要振作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工作。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强团结，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室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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