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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穷陈野苹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日期:1979-6-9 作者:宋任穷, 陈野苹

宋任穷、陈野苹

宋任穷同志说: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中青年干部座谈会,两个会议都快要结束了。看了简报,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落实干部政策的成绩应当肯定。不是有个赵积善同志么!我们做干部工作,落实干部政策也是积善。粉碎“四人帮”以来,干部工作的成绩,要充分肯定。粉碎“四人帮”以前,不少同志也做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那时阻力很大,“四人帮”千方百计进行阻挠,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但很难办。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有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伟大成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放手地来做,实事求是地来做。不粉碎“四人帮”,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粉碎“四人帮”,这是大局,是个前提。有了这个大局,有了这个大好形势,我们才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

另外还要看到,中央组织部自从胡耀邦同志来了以后,去年一年开了许多小型座谈会,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划分了政策界限,提出几条标准,为落实干部政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做了很多工作,改变了风气。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也是很辛苦的。不象郭玉峰那个时候,工作是做得不好的。去年这一年,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又继续抓落实干部政策。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这一年多以来,我们各级组织部门的同志,包括搞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志,搞清查工作的同志和其他方面工作的同志,是很努力的,做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

第二个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看到,落实干部政策要做到善始善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从数字上看,“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案件解决了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个数字不一定靠得住,要完全搞好,还有大量工作。善始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关键是善终。有些案件、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好,需要继续解决。特别是思想工作要做好。据同志们反映,这方面的工作量也还是很大的。例如生活照顾呀,安排职务适不适合呀,家庭还有些什么困难呀。三中全会以后,湖南、山西,他们抽查了一下,一个是百分之八,一个是百分之十四,结论还不合适,这就是工作量。还要扎扎实实地很好复查一下。三中全会以前和三中全会以后,有些不同,比如河南的问题,三中全会以前没有怎么动,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河南的问题不好解决。那个时候,做出那样的结论,是费了很大力量的。但三中全会以前做的,现在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来衡量,就大大不够了,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真正解放了,有些结论又要修改。毛主席有这样两句话,华主席也是这样讲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三中全会以后,同志们这样认真抽查一下,有百分之八,百分之十四不合适,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这并不是组织部门没有做好工作,并不是同志们的问题。山西、湖南这样抽查了一下,我看其他地方也很有必要这样做。最后还要验收一下。关于验收的标准,胡耀邦同志不是讲了几条么。现在有些结论应修改的就修改,不该留尾巴的不留,没有申诉的也要主动解决。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案件,包括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还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有搞错了的。这几方面的案子,该复查的还要复查。五七年反右派的问题,有两种:一种是改正,一种是摘帽。五九年反右倾,比较容易解决,工作量不大。湖南这方面的案件比较多,有两周(周小舟、周惠),还有彭德怀、黄克诚同志。这个案子比较好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案子不是都搞错了。突出的是贵州,带有特殊性,贵州解决的比较好。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案子,不一定再来搞什么平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肃反、土改,还有男女关系、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处理轻一点重一点,没有必要统统翻一遍。至于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错开除了党籍,错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错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子个别解决,其他不要翻了。我同耀邦同志讲了,可以搞个界限,写个报告,中央批一下。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变化,处理稍微重了一点,就不要再动了。三反五反,不搞一下不得了。我们刚刚进城,不刹住那股风不得了,还有肃反、土改、统购统销,是必须搞的。粮食统购统销是割断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还有农业合作化。我看这些时期的案件,还是本着这个精神来搞。哪些需要复查,哪些不搞,需要有个政策规定,个别案件个别解决,大体上这是个界限。有的乱搞女人,情节严重,开除了党籍,现在改为留党察看两年,他还不干,还要官复原职,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事实确凿,他还这样胡闹,干脆维持原案,开除党籍。当然,首先还是要教育、说服,做好思想工作,不要拿我讲的话去压。个别无理取闹的,不教育不处理不行。

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有没有个结束的时间。我看由各省作些调查,根据工作量自己规定为好,全国不能一刀切。比如哪些案件什么时候搞完,到了八月组织工作座谈会,你们各省自己定下来,不搞一刀的。

还有公安、法院部门的逮捕、判刑案件。最近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要讨论通过一个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试行半年就正式生效。现在还未最后通过。在这半年时间内,各省要把这些案件清理一下,抓紧解决。过去康生、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现在虽然有一些人归队了,但检察院人手不够,法院也要调整加强一下,将来还要成立司法部。一个公安部门,一个法院,一个检察院,我们组织部门要为他们三个部门加强一下力量。

第三个问题,关于思想教育问题。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组织部门目前所担负的艰巨的工作和光荣的任务。我们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工作机关和助手,不仅要把揭批查和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这个任务搞好,而且我们要很好考虑整个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要做调查研究,提出意见、方案,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落实干部政策这方面,我们出了很大的力,但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这个任务,还有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任务。落实干部政策善始善终,现在关键是个善终的问题。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的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虽然新的任务来了,但落实干部政策不能草率,不能收摊子,不能松劲。不但不能松劲,而且要加劲,要搞得更加扎实一点,更加细致一点,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善终。如果一松劲,可就不得了。所以,这一条一定要抓紧。后边的案件都是最难的,不能松劲。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是全党、全国人民赋予我们组织部门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一定要抓紧搞好,不能松劲。

要开好八月份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讨论如何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问题。华主席早在去年就考虑要搞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那时候来不及。现在已经两三年了,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议了一下,总的提法,大概是这样的几句话:整顿党风,增强党性,健全党委的领导,巩固党的团结,把我们党的建设搞得更好。总的精神是这样的,是这次八月份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要解决的,包括落实干部政策,培养中青年干部,整顿党风,发展党员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发了通知,不多谈了。华主席很赞成,不仅赞成,而且认为必须开这个座谈会。如果会议开得好,文件写得好,就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就靠大家了。我们大家一起座谈,共同努力,写出一个万字左右的东西来,另外还要写出几个决定。解放以来,我们只开了三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华主席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搞得不象样子了。我们一定要好好整风,把我们党建设好。我们完全有条件把我们党建设好,这是迫不及待的,请各省市区党委和组织部门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所以,我们组织部门现在不是可以歇一下,而是工作任务越来越紧,越来越重。各级组织部、各级党委也是一样。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十多年,我们要拚着老命干才行。我今年七十岁了,还要拚老命干。我们工作不能放松,要抓得紧,抓得细。这次我们整顿党风,是思想整风,既不整人,又要提高,又要解决思想问题,这是很费劲的。我们决不能再整一批人。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的助手,要把工作搞好。这个重大任务,我们要担当起来。我们的任务不是松了,而是很紧很紧。正如毛主席说的,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新的任务又来了。要使所有做组织工作的同志都向前看,鼓足干劲,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这是我们组织部门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另一方面,对于被落实政策的干部,要多做思想工作。除了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之外,很重要的一条是思想工作要跟上。他们很多是老同志,要起模范作用,发扬延安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搞好传帮带。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干部在落实政策以后是很好的努力工作,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在落实政策中间,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无理取闹,要官复原职。要好好教育,不能这个样子。都要官复原职,怎么复法。这是不正之风。不能这样,即使是个别的,也不好,要做工作。

第四个问题,对青年干部的培养问题。现在看,有些青年干部确实是好的,有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打砸抢的首恶分子以外,对一般青年干部,我们要出于真心爱护培养,区别对待。有的可以在原岗位上,这些不可能太多;有些需要带职下放,下去锻炼。这些同志本质是好的。但是缺乏领导经验,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象我这个人,是当兵的,在连、营、团工作过,这样起来的,但我有个弱点,没有在地方上当过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主张青年干部先搞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当车间主任、厂党委书记,没有搞过这些工作,一下子拿到省委、地委作领导工作不行,他们自己也感到为难。对青年干部要真正爱护。在下去之前,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要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商量,不要急急忙忙,一下子拿下去。要使他们真正知道这样是爱护他们,培养提高他们。

要在全党大讲党性,党的观念,组织纪律性,大力克服派性,把党风搞好。我们组织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带头做好这项工作。组织部门不准有派性。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主观主义,有些党委都有派性么、我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派性也难免,现在我们要解除疙瘩,加强团结。组织部门如有派性,我们培养、提拔、调整干部就不好办了。没有派性,看一个干部才能公道,只有无产阶级党性才是唯一的标准。

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要从全局考虑一下。

一个是经济上的三年调整,看起来时间很长,但是各方面的工作,是很紧很紧的,决不能松。政治局开会研究进口问题、就业问题。现在,就业问题各个地方都存在,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广州、成都。现在看来,解决就业问题,光靠全民所有制不行,要搞集体所有制,搞手工业合作社,广开各种门路来解决。最近我看了北京崇文区搞得很好。一个退休老工人,带几个人,在自己家里搞,搞出口手工业,比如搞彩蛋出口。还有刺绣,一张手绢,搞一点花,绣上长城留念几个字,只是一块钱的东西,拿到长城去卖,一张卖五块钱,搞外汇。这些活,聋子、哑子都能干。搞手工业,搞集体所有制,能解决很多人,北京已经安排了三万多人。有的还训练会计,训练司机,训练旅游服务人员。你要一个司机,我交给你,你给我多少训练费。这样的活工资一个人一个月少的搞三十元,多的搞到六十元。不搞集体所有制、不搞手工业,青年都流落街头不行,大搞集体所有制、手工业才行。有的还采取每人一个存折,每人一月存一块钱、两块钱,一年存十几块钱或几十块钱,存几十年,到退休时,存折还是你的,发还给你。这是个很好的社会保险。青年就业问题要搞出个新的局面来。三年调整的任务,包括就业问题要搞好,任务很重。组织部门要了解全面的任务,孤立地搞组织工作不行。

第二个,要保证三年调整任务的完成,必须把党风、党的建设搞好。党风不搞好,经济上调整的任务就没有保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整顿党风不是孤立的任务,这是保证三年调整,保证实现四化,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搞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我们组织部门的工作,不能光搞“门市”,要想得远一点。当然应付门面是必要的,目前有许多“门市”工作要做。但是,我们的眼光要看得更远一点,思想要更开阔一些。

第三个,是中青年干部问题。有的同志说中青年干部不缺,不缺也有个培养问题。现在省委书记六十岁以上的人比较多,有的七十多岁快到八十岁了。快八十的人了,工作起来确实有困难,不是说他能力不行,而是体力不行,不但手脚不行,精力也不行了。到公社要人扶着下去总不好吧。现在,要有五十多岁的人,四十多岁的人到省委。当然是要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才行。这十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有些青年人脑子里装的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东西比较多,当然不能怪青年。就是有些中年干部,老的干部也受到影响。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灌进青年的脑子里去,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挤出来,要做艰苦的工作。对青年的培养,要有计划,要有步骤,采取许多办法。现在叫不叫青黄不接?不叫也行。但这些年“四人帮”的流毒,包括犯错误的,没有犯错误的,甚至受“四人帮”迫害的,脑子里一点都没有吗?有些是自觉不自觉的都接受了。什么“专案”呀,搞点逼供信呀,自觉不自觉都有一点。所以,肃流毒的工作,不光青年,就是中年干部、老干部,都是很重要的工作。要经常过组织生活,搞民主集中制,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一把手容易搞一言堂,不同意见,特别是批评的话是不容易听的,表扬的话比较舒服。现在我自己就搞得很好吗?吹不得。所以,讲整顿党风的重要性、迫切性,就是要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工人、社员都能有一个好风气。这样,我们党,我们社会主义就有保证。如果不这样,就没有保证。我们有这个信心,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搞好,我们的党风会越来越好。

我提出上面这样一些问题,把经济调整搞好,包括就业搞好,党风搞好,中青年干部培养好,这几个方面要全面考虑。我们组织工作不可能是孤立的,如果没有饭吃,就业解决不了,我们光在那里整风是搞不好的。这几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组织部门要有全局观念,这样,我们组织工作就可以搞好。

陈野苹同志说:刚才任穷同志讲了,现在我来讲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问题。我看了座谈会的简报,同志们有议论,我作个发言,同大家交换意见。

“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怎么处理?我从冤、假、错案这个概念说起。耀邦同志今年五月八日在一件来信上的批示,其中有一个问题讲冤、假、错案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案件,我们一般用冤、假、错案这个词,因为这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全党都赞成,而且大得人心。“文化大革命”前的错案,我们一般不用冤、假、错案,而只用完全搞错了,或过头了,事实有出入,加以纠正、改正等说法。比如右派,有些也可以说是冤案,但我们不这样说,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如果也用冤、假、错案的名义,也用平反名义,那就离开了这些条件,全党也不赞成,反而使事情不好办了。这点必须说清楚。

从耀邦同志的这个批语中,我们得到两点启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与“文化大革命”前的错案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不同;“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冤、假、错案,是林彪、“四人帮”搞出来的。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为了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打倒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老干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大搞逼供信,大搞法西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本来没有问题的说成有问题,本来不是问题的说成是问题,本来是小问题的说成是大问题,无限上纲,搞出很多“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等等,等等。一查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林彪、“四人帮”蓄意制造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全错的占百分之五十、六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右派改正的不少,上海右派不改正的是百分之零点四,改正的百分之七十,有百分之二十正在复查。右派改正的面很大,但两者相比,有所不同。右派完全划错的是少数,完全划对的也是少数,两头小,中间大。中间这部分人本身是有错误的,但不够有派条件,不该划成右派,搞扩大化了。“文化大革命”中,根本没有问题,特别是历史上的问题,他们可以捏造事实,把你搞得有问题。山西就有人捏造事实,涂改敌伪档案,晋东南革委会副主任陈守创,被打成特务,一九七一年判了死刑,缓期执行。这是林彪、“四人帮”搞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与反右派搞错了的有原则的区别、本质的区别。另外一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中央有个文件,按中央文件定就好了,但中央文件发晚了,有许多地方都定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篡改党的政策,篡改党的历史。南昌起义,林彪是一个排长,井冈山会师,也只是一个连长,他们硬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与林彪会师,真是好笑。

其次,落实政策是从哪个时候提出来的?是从一九七二年提出来的。提出落实干部政策,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不少,很大,要落实。耀邦同志这段批语把问题说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中的遗留问题,中央发了文件,有规定,现在正在抓紧解决,冤案要昭雪,假案要平反,错案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包括肃反、审干、三反、五反、镇反、统购统销、砍合作社,对于这些历史案件,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来解决。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这样比较完整。有的讲,落实政策就是一风吹,审干办是翻案办。这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集团性案件,本来没有这件事,当然要全部纠正过来。一种是个人的问题,全部搞错了,当然要一风吹,不一风吹就不对。所谓留尾巴,含意有不同。

任穷同志说:一些重大事实搞清了,否定了,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就不要留尾巴了,哪个人工作中没有一点错误呀!叛徒不是事实,但自首变节是事实,写上去,不能讲是留尾巴。

野苹同志说:本来有尾巴的,不是别人给他栽上去的,这不叫留尾巴。大的问题,原则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否定了,找一些枝节问题留上,这就不对了。还有挂起来的问题。有些问题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有两种情况:肯定的根据少,否定的根据多,就不要挂了。还有一种是小问题,枝节问题,可以不挂。真正的问题,该留的不能叫尾巴,不该留的留了才叫尾巴。本来有错误就不能搞掉。

任穷同志说:有人搞了什么俱乐部,这个没有,但要写上工作上的错误,我们不赞成。工作上的错误,谁没有一点。

野苹同志说:要把留尾巴与部分错误属实要留下来的,区分清楚。

根据上面讲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案怎么办?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总的一条,要以当时的情况,当时的条件,当时的政策,来对待当时的问题。比如说,右派改正,不是根据现在的政策,而是根据当时的政策(六划六不划)。有些问题,根据当时的情况是必要的。如三反五反,我们刚进城,党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但有些人被糖衣炮弹打中。

任穷同志说:有的同志讲,现在搞得更严重了。这除了本人负责以外,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不能说现在严重了,就说三反五反不对。三反正反挽救了很多干部。

野苹同志说:进行三反五反是完全必要的,那时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杀一儆百,刹住了歪风。对于历史上的老案,不要普遍复查,而是个别问题,个别处理。处理时要实事求是,对完全搞错了的,应该纠正过来。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错了的就要纠正,这句话并没有错。对历史案件作为正常工作来解决,不要全部翻一遍。现在有的人要翻到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那不行。落实政策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来的。右派改正很多,具体分析就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多人有错误,但不够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大部分搞错了,是冤、假、错案。

根据同志们讨论的意见,可以确定几点:第一,历史案件作为正常工作来解决,找上门来的要受理,要具体分析,不错的要进行教育,要跟他们讲清楚,犯了错误改正了很好,党组织可以量才使用。对于错被开除党籍,错被开除公职、错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要认真复查改正。第二,是由原单位受理好,还是由现在的单位受理好?我的意见,由现在单位受理好,因为相隔时间长,变化很大,有的原单位已撤销。第三,改正后,工作由现在单位解决,就地安排。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适当补助,不补发工资。

任穷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主要是政治上解决问题,不要在经济问题上纠缠。

野苹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有的隐瞒了重大问题,对党不忠诚,也不要补发工资。对于退职退休的,不属复查的范围。“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搞一个文件,要报中央批准。

任穷同志说:经济上的问题,现在国家拿不出很多钱来,也不能要社员出钱,减少当年收入。

野苹同志说:这次座谈会,我们议了几条,内部掌握,经中央批准后,以正式文件为准。

任穷同志说:要做思想工作,尽量不回城市,不仅上海,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要靠做工作,不能靠命令。一般说就地安排,个别工作需要可以回城。“文化大革命”前的案件,主要是两条:一是少回大城市,就地安排,二是着重政治上解决问题,有困难的适当补助,不补发工资。当然话好讲,工作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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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读》(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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