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9-1-18 作者：胡耀邦, 周扬
胡耀邦、周扬一、这个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
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今天开始了。先讲一讲召开这个会的由来和开会方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思想理论战线面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同组织上的清查同时进行的。两年多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个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打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思想体系同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大搏斗。在前年八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为了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由于种种不同的情况和原因，在我们党内，特别在思想理论战线，对党中央提出的这个重大理论原则问题认识上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虽然赞成中央关于“完整、准确”的提法，但认识并不深刻，甚至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点。
到了去年五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去年六月二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批评了那股反对实事求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潮，使这场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和理论工作者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场讨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此十分关心。这一场讨论，已经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去年九月，《红旗》杂志社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召开这样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达到弄清是非，增强整个理论宣传队伍的团结。会议大体上分两段开。第一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的一百多位同志参加，各省市也派来一位联络员。会议从今天开始，开到二十六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二月一日接着开，开到二月十二日左右。休息几天后，进入会议的第二段，拟用中央的名义召开，再开十天左右。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扩大到四五百人。第一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段以大会为主。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副主席作报告。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我们建立了一个十一人的领导小组。同时还邀请了二十一位长期在我们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前辈、老同志，请他们作指导。在我们这个会的同时，还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能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以收到上下呼应、互相交流的效果。
二、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
两年来，我们党领导的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不但在政治上、组织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和科学界，对林彪、“四人帮”的大量反马克思主义谬论，如“天才论”、“一切从本本出发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全面专政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论”、“儒法斗争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冲破了他们设置的各种禁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分清了被他们搞乱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
这两年的思想理论工作，就它的规模来说，就它的战斗作用来说，就它对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延安整风以后理论工作做得最出色、最有成绩的两年。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两年理论工作为什么取得这样伟大的进步，根本原因是斗争的需要，人民群众实践的需要。人民对于理论工作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关心。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三个问题的讨论，吸引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参加。理论工作象今天这样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活动，是历史上少有的。“四人帮”搞什么群众理论队伍，那是假的，实际上是愚弄群众。我们放眼世界，象中国人民这样关心理论问题，这样有理论兴趣的民族，不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讲到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兴趣时指出：“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同志们，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中迸发出来的理论兴趣，不正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在这两年中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支队伍在战斗中前进，进步是很大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发表创见的闯将。应当看到，这两年的思想理论战线并不平静，有过那么几次风浪。这些同志在斗争中冲锋在前，不愧为思想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们敢于实事求是，破除迷信，顶住种种非难和指责，不怕飞来的帽子和棍子。他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这种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一批优秀闯将的出现，增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力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我们要认真地培养、提高他们，使他们在理论宣传战线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要总结这两年理论宣传工作的伟大进步和理论宣传队伍成长的经验。同时也要看到工作中的不足，看到我们理论宣传战线上还存在的严重缺点和问题。当前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我们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症结在哪里？我看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轻视实践，轻视群众。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实行毛泽东同志教导的眼睛向下，去倾听实践和群众的呼声，而是昂首望天，只从本本、文件和上级指示出发，甚至只相信自己那个小圈圈，不同人民往来。这当然是很危险的。这样的理论工作就失去了源泉，必然走到斜路上去。
意识形态战线是容易犯错误的一条战线。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更容易犯错误。我们应当允许在理论问题上犯错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进行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也应总结经验教训，有所进步。我们要提倡对理论问题的不同观点的争论，提倡对理论文章的批评和反批评，真正发扬民主学风。
理论战线上怎么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近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一篇叫《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风气》，一篇叫《团结起来向前看》。两篇都是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写的。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我是赞成的。我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去年搞了组织工作以来，脑子里经常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么个大国，“打倒”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什么样的数量概念？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打倒的只能是极少数。我们现在脱产干部已经有一千七百万，今年年底可能要到一千九百万，同罗马尼亚的人口差不多。打倒百分之一，就是十九万，打倒百分之二，就是三十八万，不得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什么叫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还是九十九以上？第二个问题，可不可以说所有的干部都是难免有缺点甚至有错误的，或者过去没有犯过错误今后也可能犯错误？这是两个性质不同但又互有联系的问题。一个是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个是所有干部都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正因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一定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决不要轻易把一个干部打倒；正因为我们的干部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的，所以又要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象毛泽东同志教育我们的，如同洗脸一样，要天天洗。
我还想起毛泽东同志讲过的两段话。一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这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浦安修同志讲的。我相信毛泽东同志当时是这样讲过的。他老人家在经过一个时期后总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第二段话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答复。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我听了这句话后，一夜没有睡着。我曾多次想找毛主席谈谈，想问一问这句话。我觉得毛主席讲这个话是意味深长的。那天他还说，这一次中央委员只到了五十六个，许多人没来，我希望下一次来的更多。可是“九大”来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只有五十四个，少了两个。毛泽东同志的一生，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他对待问题，有许多事情，我们还不宜匆匆忙忙做判断，匆忙判断往往容易吃亏。这两段话我听了很感动，有很多想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容易。特别是理论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别的批评，同政治路线的批评，同党性的批评，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它的特点，要研究清楚。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要分清是非。分清是非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搞得更有说服力，防止片面性，允许有更多的时间考虑，使理论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做得更好，更健康，不犯或少犯错误。
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象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反党文章”、“反党小说”、“黑画”、“黑戏”的帽子。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有些同志把“革命就是批判”这句话，理解得很狭窄。批判是扬弃，吸取好的，排除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还有鲁迅，不但批判了许多人，还推崇了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对许多作者并不认识，但评论作品时，从不抓住作者的片面只语，无限上纲，而是看整个作品的主要思想倾向，区别它是好东西、有价值的或者是坏东西、毒草。我们要发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和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兴旺发达起来。
三、伟大的转变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
我们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时候召开的，应当着重讨论一下理论宣传工作怎样适应这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我提出一个初步的考虑，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不是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尽可能地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是不能背离的。我们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当前，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以极左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花很大的气力，从思想理论上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从各个方面肃清他们的流毒，这是顺利实现伟大转变的思想条件。
今天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的，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我们要议一议，在思想理论上还有哪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应当继续破？还有哪些禁区？还有哪些精神枷锁？包括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来不及阐述清楚，后来又被“四人帮”严重歪曲了的思想理论问题，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等问题。康生、张春桥起草的那个“九大”政治报告，在理论上有许多错误，“四人帮”的很多谬论是从那里来的。这些理论是非不分清，会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束缚，成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绊脚石。关于这个问题胡乔木同志有个意见，将作为材料发给大家。同时希望同志们在这次会上议论出一批需要继续解决的问题，有些题目，希望作了研究的同志，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
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要认真地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使理论宣传工作者从思想上来一个转变，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例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搞，如何搞经营管理，如何加快农业的发展。最近，中央写了一个一万五千字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否从理论上全讲透了？特别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何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真正做到理论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如果根本不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在空中，当作神，那就等于打着招牌招摇撞骗，只能叫做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如果结合得不紧密，只能叫做半马克思主义，至少不能算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紧密结合。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是很困难的，要下很大的苦功。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至今革命没有成功。我们的党和毛泽东同志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中国革命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林彪“四人帮”破坏这种结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要恢复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工作方向，要坚定不移地朝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四个现代化紧密结合这个方向前进。这是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向。离开了这个方向，都是邪门歪道。我们一定要排除各种障碍，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怎样才能坚定不移地朝着理论工作的唯一正确方向前进呢？我想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一定要认真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没有这一条，我们拿什么去同实践结合呢？我们拿什么指导现代化建设呢？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要站在科学的高峰，没有理论指导是绝对不行的。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不但不能放松理论工作，而且必须更加重视理论工作。必须使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形成一套完整的路线、方针、政策、办法，使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不要再让什么样的政治骗子牵着鼻子走到邪路上去，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切不可忘记。理论宣传工作干部自己应带头学好理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建议半年以后，全党的理论宣传干部，从宣传部长起，都来一次开卷考试，考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得请秘书代劳。
第二，一定要认真面向实际。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可不可用个形象的说法，就是要背靠马列，面向实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我们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离。但是理论如果不面向实际，不去解决实际问题，那就不叫背靠，而是躺在马列上面睡觉了。所以理论一定要面向实际。面向什么实际？要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经验教训的实际。实际的范围宽广得很。我们不能只是一时一事地面向实际，而是必须长期地、不断地下苦功去面向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就是实际，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级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理论离开了实际，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失去理论的生命线。所以我们必须到实际中去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使自己的头脑丰富起来，永葆理论工作的生命力。
第三，一定要解放思想，带头搞好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优良学风。最根本的，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反对本本主义。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坚定地实行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彻底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理论工作的天地无比广阔，理论工作者要有勇气，有远见，敢于从实际出发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树立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反对为个人私利出卖原则的恶劣学风。
我想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认真地做到了这三条，就一定能够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赶上人民群众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丰富实践，并且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
加强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要出成果。要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和理论著作。粉碎“四人帮”以来，前年出了一批理论文章，去年也出了一批，对于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要不断努力，今年再搞出一批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并着手搞一些理论专著，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了把理论工作搞好，请所有报刊、各级宣传部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对于有份量、有影响的重点理论文章，不要匆忙发表，要深思熟虑，研究清楚。例如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现在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但去年党内有那么一股思潮，就是“一切照办”；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现在上访的问题上。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这是主流。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但要研究这个别人是什么思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到一种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我们党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有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是以讲抽象的“民主”为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现有四条：一、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二、离开发展生产搞改善生活。三、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四、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有这四条，能算马列主义吗？我看不能算。这叫什么主义？可不可以叫民主个人主义倾向呢？可以研究。当然，不管怎么样，有三条一定要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在这方面我们是吃过亏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民主个人主义者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朱自清、闻一多曾经都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后来不是变进步了吗！有些青年思想活跃，敢想问题，但敢想问题不等于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把敢想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者划等号。要用马列主义引导他们，要找他们谈谈，帮助他们。类似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但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重点文章不要匆忙发表。第二，要多走群众路线，多找人审查，提意见。反复思考再加群众路线，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错误是免不了要犯的，但这样做了以后可以少犯错误。
今天我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算做这次会议的引子，意思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努力把这一次在伟大转变中召集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好。
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
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历史学家黎澍说：
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藉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许涤新说：
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说：
二十年来国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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