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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

日期:1979-2-4 作者:孙冶方

孙冶方

我不久前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回来,看到人家解放后,一心一意建设了三十多年,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硬性地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把我们国家搞成目前这个样子。我们同南、罗不能比,更不能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作为中国人,作为共产党员,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吃香,国家这样落后,实在使人痛心,想起来都要掉眼泪。对于这一切,毛主席要不要负责?都说成是刘少奇的过错,太不公平。至少这十年和刘少奇没有关系。我同意90号简报上李洪林同志的发言。我同意小平同志的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确切地理解这句话,是说没有毛主席就不能在一九四九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即使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也迟早总是要胜利的。毛泽东同志过去讲过: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付出的代价很高。希望今后在建设时期少付一些代价。事实怎样呢?事实是在困难时期,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死了千千万万的人。我们所付的代价比任何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高,甚至超过了苏联。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不能损害他的伟大。他的伟大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同样,一九五八年以后他的极“左”思想和错误也是抹煞不了的。不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账搞清楚,我们就不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前进。正如为了更好地往前走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来的路一样。我们要为第三世界作出榜样,希望将来他们革命时,不要再产生第二个波尔布特。主席曾经说过,西欧国家和美国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呢?是因为那里生活太好了。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与“越穷越革命”的理论有关系。西欧和美国的工人之所以不起来革命,我看是因为苏联、中国的榜样不好。搞阶级斗争死那么多人,生活水平那么低,生产发展不如人家,你比下去了嘛。(林韦同志插话:在我们这里革命本身就是目的,人民生活的提高倒不是目的。)

主席的话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原来就讲错了。比如,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说,我们现在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这和旧社会差不多。我们知道,经济学上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等等范畴,说的都是生产关系。怎能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旧社会差不多呢?这话如果是我孙冶方或任何别的人说了,岂不要被打成大右派吗?

又比如毛主席说:要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哪有与政治无关的思想(指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哪有没有思想的政治?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怎么能分清呢?我们的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但始终没有执行。就从反右说起,最右的右派无非是主张“轮流执政”,既然宪法保护言论自由,人家可以这样讲嘛。我们也可以批嘛。反右的结果是人们不敢讲话、不能讲话,不讲话怎么能分清是非呢?主席听不到大家的话,再加上个康生“判决”,事情就搞坏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在于要分清是思想、言论问题还是违法乱纪的问题。言论自由要保护,违法要依法处理。我这样讲大概是会惹人的。听说张耀祠说,他不“心慈手软”,我也不怕再进秦城。顺便说,康生的问题,我也还是要揭的。据说汪东兴在中办说过,谁再讲康生问题,要关起来。如果还是要他当家,我难免再被关进去。

又比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是刘少奇“塞进”八大决议的,怎么说得通呢?实际上这个话并没有错,我记得斯大林就这样讲过。(林韦同志插话:列宁讲过近似的意思。)当然斯大林讲得不完全,计划、管理方法等等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问题也是需要不断改进的。但是既然经过革命,生产关系已经大大改进了,主要的任务就成为发展生产力。主席过去很强调发展经济,特别是毛选第四卷多处讲到取得政权以后就要讲发展生产问题。以后天天讲阶级斗争,和过去的思想是矛盾的。

我很赞成马洪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是真正懂得搞经济建设的。有个柯庆施,对经济工作一窍不通,胡搞,但主席很看重他。三年大困难后,陈云同志根据耕畜繁殖的速度等,认为农业的恢复必须有三几年时间,后来事实证明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但柯庆施认为陈云的意见右了,保守了。基本建设要缩短战线,打歼灭战,这是主席自己多次讲的。根据这个意见,经总理亲自审定,下了一些项目,当时主席也是同意的,但是后来主席却出尔反尔,大批“下马风”,实际上矛头是针对总理的。

第二种是原来并没有讲错,但真理再向前跨过一步就变成谬误。其中有些东西是主席自己强调过分的。例如,“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运用到建设事业上来大不妥当。物极必反,强调过分,使得本来正确的东西反而被否定了。

例如“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我还能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的话,我要把这一条写进去。中国落后,没有那么多现代设备,继承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旧的,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半土半洋,搞许多中小型的企业,不能只靠买许多大洋设备,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我们是需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我们有丰富的劳动资源,小、土企业可以使用那些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工资低些,但是,这个原则是有限度的。这就是小、土企业不需要高价的设备,可以使用比较简单的不熟练的劳动,工资比较低,当这两个方面节约的开支可以抵消小、土企业不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这个限度以内,是合乎价值规律的,而且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胡闹,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搞“后院炼钢”,后来搞每个省、每个专区都办汽车厂,浪费了多少资金,多少原料!这样,由于强调过分,结果把本来正确的方针、原则否定掉了。

第三种是讲得对,但没有照着做。毛主席过去非常强调理论不要脱离实际。我早就认为,王明那一伙人脱离实际,搞本本主义,成不了大事,早就怀疑中国革命在他们手里能不能胜利。后来听说毛主席来领导非常高兴。四十年代整风时,我在新四军听到毛主席关于改造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的谈话,认为真是切中王明的要害,对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文化革命这十年,主席是怎么联系实际的呢?例如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这个话讲得很好,从五十年代开始提倡,讲了二十年,结果却是越来越一言堂,而最大的一言堂就是主席自己。他在讲这个很好的话的时候,是针对别人的,是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从最上面的一言堂一直贯下去,贯到省、地、县、社、队。我曾同一个小青年讨论农业问题。我说,第一条要解决社队土皇帝、恶霸的问题,第二条要提高农产品价格。小青年说,第一条你就办不到,县委就是那样搞,你怎么整得了下面的书记?现在好了,三中全会和工作会议上,华主席作自我批评,不搞一言堂,这就好了。

另外,对一些提法或正在批的一些话,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

如“全面专政”的问题。我看现在没有批到点上。张春桥那些家伙的搞法,主要是把专政的对象搞错了,把专政的方法搞错了。关键不在于“全面”二字,无产阶级专政,是讲政权的阶级性质。这个政权应该管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文、教、科、工各个上层建筑领域在内,不能留有真空地带。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或“四人帮”的封建行帮的法西斯专政。难道在这些领域,我们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吗?或者这些领域不搞什么专政,是空白的吗?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怎么搞法。举个例子。马克思在英国生活很久,大部分著作都是在那里写成并公开发表的,他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国际,参加工人运动,还在海德公园骂过英国首相。但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抄他的家。这能说英国资产阶级没有对马克思实行专政吗?当然不是。人家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手中没有真理,还能用这样的方法专政。而我们是怎样行使无产阶级专政呢?我看毛主席的话,有的说得不对。什么“不准乱说乱动”,为什么不能人家说话呢?乱动看怎么个动法,不违犯国法,为什么不能动呢?我们把“专政”的面搞得太广了,以至于“专”到了党内来。好像拧螺丝,越拧越紧,大家都动弹不得。弄得不得人心了。毛主席把英国首相对马克思没有用的办法都用到党内来了。难道我们掌握的真理比当年英国首相还少吗?不是嘛,是把专政的对象和方法搞错了。

又如“继续革命”的提法。乔木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提出了疑义。我觉得那个提法本身并没有错。毛主席讲过,好像列宁也讲过,夺取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说继续革命是继续夺取政权,那是“四人帮”的解释。要继续革命就是要保卫已经夺到手的政权,防止复辟,要不断改进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尤其要大搞技术革命,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证明这话没有错。如果我们不抓“四人帮”,复辟就是眼前了。抓“四人帮”就是一场革命。现在还有“帮四人”,还跟着康生的阴魂转。不继续革命行吗?

还有,关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提法。“整个”、“始终”四个字肯定错了。不然,那就是在到社会主义建成时,一觉醒来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没有阶级斗争了。(林韦等同志插话:毛主席有一句话说,一万年以后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种话是没有经过思考说出的。)据说“始终”二字是别人加上去的,但既然“整个”,那也就始终了。社会主义阶段肯定存在着阶级斗争,问题是谁对谁斗、怎样斗法。

再如“现代迷信”的问题。有的同志讲,现代迷信是林彪搞起来的,我看是把林彪的身份抬高了。文化革命前,我们党内的迷信就盛行了,包括我在内,我对毛主席的信服实际上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追根溯源,现代迷信是斯大林搞起来的,毛主席喜欢它,接过来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是有份的。(林韦同志插话:五八年刘少奇还讲过,我们就是要迷信,迷信毛主席有什么不好呢?)现代迷信、一言堂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现在要纠正过来。

我还有一个看法,毛主席维护斯大林的招牌,怕“丢刀子”,就是维护他自己;维护对斯大林的迷信,就是维护对他自己的迷信。文化革命中江青讲过:七千人大会那口气,直到现在总算出了。我看这话是代表毛主席说的。当年江青她算老几。实际上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承担责任,那是硬吞咽的一口气。我看对斯大林、毛主席都是要一分为二的。至于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还是几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对的不能丢掉,不对的就是要抛弃。

日本人没有“批评”一语,西欧文字中,“批判”、“批评”是一个词。用“批判”一语比用“批评”更好些。问题在于多少年来,我们把“批判”的原意糟蹋了,一提批判就是斗争,不许答辩,“不准乱说乱动”,比法院的判决还厉害。判决还允许上诉,可是被批判了就只许检讨,不许答辩了。要给“批判”恢复名誉。以上我的一些看法,欢迎同志们批判,我只要求允许反批判。同志们批判对了,我感谢。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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