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2-7-7 作者：邓小平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
国内嘛，有这么一句话：大好形势。这句话讲了以后，有些人就不赞成。他们不赞成是有道理的。我们要说清楚，所谓大好形势是什么？是从什么角度来讲的。
所谓大好形势，是指大形势、政治形势。蒋介石给我们分析了个大形势，赫鲁晓夫也给我们分析了个大形势，就是讲我们是“一堆干柴”，这也是从政治上来估计的。在他们看来我们要垮台了，新疆一搞或台湾海峡一搞，到处都要揭竿而起，纷纷响应，共产党就垮台。因此他们说我们是大坏形势。我们说在政治上还是大好形势，这个大好形势是说，问题虽然比过去多，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人民是团结的，正因为问题多，确实很困难，一定要承认我们人民的生活很不好过，口粮不够，肉食、油那么少，吃、穿、用都缺乏，而且是严重的缺乏，这个事实不能不承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保持现在的局面，这是不容易的，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我们的人民总的来说还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能够领导大家一步步地好转的，能够克服困难好起来的。所以我们说政治上是大好形势，垮不了台。
但是，在经济上形势是大不好。所有的原因今天都不讲了。这个时期采取了一些措施，应该说总的情况比前一个时期好一些。所谓好一些，并不是说我们的生产有什么发展，是说我们的调整工作开始见效了。至于吃、穿、用的问题，一下子还不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调整方针搞下去，就有可能缩短一点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时间。现在我们确实有一个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问题。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包括青年团的同志在内，要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步骤、方法搞得好可能争取好转的时间快一点。所谓快，无论从农业来说，或者从工业来说，恐怕是三年、五年或者七年，不是马上就好的。这几年我们确实做了一些蠢事啊，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这几年我们作了很多蠢事，别人不骂，我们自己要骂。现在的情况还不能一下改变过来。主要决定于农业的恢复上。农业不恢复，工业就不能恢复，更不能发展，吃、穿、用也解决不了。吃，是农业，穿也是农业，用主要也是农业。你们都是各地来的嘛，你们在这次会上也反映了很多情况，农业的恢复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有的地方一年、两年能够恢复，有的地方要五年才能恢复，有的地方甚至要七年才能恢复。如果我们搞得好，也可能三年变一年，五年变三年，七年变五年。最近中央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的问题很多。不管工业恢复也好，农业恢复也好，总要一步步地做。现在应该说我们的病，比较复杂，也比较重，有了病乱投医就要出毛病。现在主意很多，太多了也不行。主意要多，但是下决心要谨慎。现在问题一大堆，几乎没有一个措施是没有副作用的。有些措施很好，很灵，但是总有副作用。譬如卖高价的东西。现在看来有一部分东西高价是可以的，有的就卖不出去。总的说来我们的高价政策还是好的。我们的物资不足，高价的东西使我们回笼了不少货币，不用这个办法，我们的票子多，物资少，回笼不了。搞高价东西要有副作用的，大家也有反映。其它任何一个措施也都是有副作用的，我们谨慎一点，慎重一点，它的副作用就少一点。现在只能走得益大，损失小这样的道路，十全十美的事情是没有的。要采取一些稳妥的办法，抓住要害。如卖高价的东西，真正能够大批回笼货币的就干，得不偿失的就不要干。我们今年得到了这么一条，要抓关键的东西。
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还是要从农业着手。我们搞了一段调整工业，调整不起来。农业搞不好，工业没有希望。把农业搞好，要有一系列的政策。
农业要恢复和发展恐怕是两大问题。一个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是工业支援农业。一九五七年时，粮食是××××亿斤，去年是××××亿斤，今年晓得能不能搞到××亿斤。气候问题也很多，象江西是出商品粮的地方，今年遭到大水灾，湖南也是大雨，也还有一些地方旱。今年的情况总的看来不比去年差，就是达到了××亿斤，还要再增加××亿斤，才能到五七年的水平。应该如何恢复起来，恢复到××××亿斤。如果有××××亿斤，应该说比一九五七年好过，因为一九五七年我们不大会用，现在有了一段痛苦的经验，我们就比较会用了。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我们也吃饱了，城市也够了，那时还出口，现在又不出口，现在的城市人口要减到和那个时候相当，一是用什么办法，要多长时间，才能把粮食恢复起来，二是如何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再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就是说能够得到××万担棉花，多少油，多少烟叶和其它的经验作物，这就要研究一下。
象刚才所说，看来一个是农业本身的问题，一个是环绕农业的其它措施问题。农业本身，现在看来主要还是从生产关系上解决。你们在小组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全国也还有个别的公社实行社所有制，群众不愿意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也有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比较多的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责任到田”、“包产到户”、“五统一”等等。在这个形式下面，有的实际是分田到户，不过现在分田是不合法的，现在看来，各种形式的分田到户恐怕不只百分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分田到户晓得他搞什么。名义上还是集体核算，实际上已经不是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怎么解答，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大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无非是找出一个道理来。看来，生产关系究竟是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形式在那个地方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那种形式，就应该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都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经常讲的一个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打仗也是一样，我们之所以打胜蒋介石，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路子打，就打胜了。总的来说，实际上也是这样，非退一步不能前进。我们工业也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在退，是在退，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实际上是在退。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充分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我们在考虑，当然我们全党应当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譬如说，尽量保持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这也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或叫做分田到户，要它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加以全国统一。有些东西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的，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应该有运动，比如土改运动，但是也有个阶段的不同和方法的不同啊。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上面所说的都是在农村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政策，这就是考虑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怎么才能繁殖起来，农民也比较满意，一面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一面多给一点。
总之，要巩固集体经济，就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问题。当然，也还有一个工作问题，领导问题。农村主要是调整生产关系，我们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想来，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
要恢复农业，还有一个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工业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就是城市人口多了，农业恢复不起来，不但工业搞不起来，工业上的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不了。城市人口多了就养不活，就要挤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来。我看到你们的记录里也反映了口粮问题。城市里多一千万人，就是四十亿斤粮食，多二千万人，就是八十亿斤粮食，多三千万人，就是一百二十亿斤粮食。一百二十亿斤，看起来平均一个人每个月二十几斤，实际上是了不起的，因为出粮食的地方全国只有那么××多个县啊。
现在是两个口粮问题都涉及到体制问题、精简问题。一个是城市人口挤农民的口粮问题。要从这方面打主意，就是在去年下决心减了××万人的基础上，今年、明年再减××万，甚至于更多一点。当然，这个问题带来很多麻烦，青年团的麻烦最多，减的人当中你们的人最多。如果这样的要求真正能够实现，城市人口就相当于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多也多不了多少，可能多××万。再一个挤农民口粮的，就是公社以下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有的占农业的工分，有的就是吃国家的公粮，比如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干部是吃国家的公粮的，生产队的干部有一部分记农业工分，有的还多吃多占，搞特殊化也就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同志到江苏去调查，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个保长。这反映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群众对干部多吃多占、特殊化很不满意，当“保长”了嘛。这部分人是大量的，据说是一千几百万，一个数目是一千六百万（谭震林：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五百万），有的估计是二千五百万。如果把这部分人砍掉一大堆，从我们的体制问题上来解决，那么占农民口粮的人就可以大大减少。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农民的口粮一增加，饲料就有保证，就可以养猪，大牲畜就可以不再死亡，而慢慢地发展起来。当然，也有生产关系问题，如耕畜怎么养法，是私养为主，还是公养为主？总之，一是要保住牲口的命就是了，二是要多生几条。
所谓体制问题，除了城市减人以外，还有一个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关系问题。这也算是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央也考虑过多少次，现在省委的同志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主张。实际上是把大队一级取消，公社和大队两级除了领导领导，计划计划，检查检查，推动推动，不管钱，不管粮，包括商业，将来把供销社搞起来了，它也不管。现在每一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吃公粮（杨尚昆：东北是八百人）。每个公社平均有几百人吃公粮，这是很大的事情啊。现在设想把公社留下来，这个东西总不能勾掉。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的性质、任务都恢复到大乡的那个程度，挂两个牌子，一个是公社委员会，一个是乡人民委员会。或者就叫公社委员会，这个关系不大。过去叫政社合一，可以不挂两个牌子。我们设想大队一级变成一个人，就是只搞一个“保长”。现在大队一级有这么多人，管不了好多事情。过去一个村子两个人，补贴一下，因为他自己可以生产嘛。还是要自己搞生产，不要当“抓壮丁”这出戏里的“王保长”，国家可以补贴一点，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是采取老办法，就是规定一个数目，从村里出，也可以。将来有些大队可以合并一下，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人员可以减少，实际上有那么多人也没有好多事情干。总还要有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还有一个文书，工分由国家补贴。这样就可以把农民负担的口粮大大减少了，而且最大的好处是改变了党和群众的关系。现在干部的特殊化是很厉害的。总之，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加以解决，这个事情是非做不可的。一个是精减城市人口，一个是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实际上，有的地方搞包产到户、责任到户的，分田到户的，还搞什么呢？凡是搞成这样的地方，还搞什么自留地呢？还搞什么借地渡荒呢？这些手续都用不着了，可以简化手续了，这些繁琐的事情就减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人直接去参加生产了，所谓吃领导饭的人越少越好，尽量少，这样就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减少，解决一个很大的矛盾。但是，即使这样，国家还是要相当数量的商品粮。我们还是逐步的来，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就有希望了。精简这是一大政策。
我们刚才说大好形势，我们有勇气说这个话。从精简来看，乱子有，有请愿闹事的，也有说怪话的。但是，我们真正做了工作，大多数人是赞成的，现在实际上我们在一步步地做，做得比较好，只要我们向群众交心，绝大多数群众总是明白的。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首先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爱国的问题，首先是这两条，不赞成这两条，那还搞什么呢？我们过去是搞错了，我们承认，群众说怪话，也应该说，埋怨也是对的。这几年我们做了许多蠢事情，还是毛主席所讲的，人家不骂我们，我们自己也要骂。要承认错误，群众还是会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的。有一部分人因切身利益受了损害，不服从大道理，但是最后总是要赞成大道理的。我们要做艰苦的工作。我们精简了×××万人没有怎么费力。（杨尚昆：到今年六月已经减了××××万）。城市职工减了×××万，城市人口还没有减那末多，如果狠狠地抓一下，就是××万的样子。
再一个是工业支援农业。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服务于农业需要的生产。别的方面减得，这方面减不得。譬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究竟哪一样东西合用，还搞不清楚，哪一种拖拉机合用，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自己实在是该检讨，不检讨有什么办法！拖拉机这里造，那里也造，但是用不了几天就坏了。什么型号用于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又譬如水利，这几年国家投资，连地方投资在内，有×××亿，有很多劳力并没有算钱。如果搞得好，搞得正确，道路走得对，可以少花钱，还见效。现在我们花了这么多钱，而灌溉面积却减少了，并没有增加。现在是怎么帮助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就是把原来的水利工程修修补补，有的沟渠占地多，又不能用，是要填平的。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我们在考虑，现在基本建设少了，把铁道部、地质部的浅钻机拿来，在平原地区钻它一钻，钻个百把公尺的井，然后按一个套管，按一个小马达。总之找那么一些出路。又譬如肥料。化肥究竟搞哪一种，也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南方、北方，哪个地方适用于哪种化肥，也没有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要真正得用。
在工业方面，根据中央既定的方针，要着重地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譬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本来一九五七年时，我们已经决定从日本购买维尼龙的资料和设备，后来耽误了。据说年产一万吨的维尼龙，只要二千九百万美金，其中六百万是专利。每套产一万吨，一万吨是五千万公尺，二米宽，就等于一亿公尺，一亿公尺折合成布是三亿公尺，平均每个人半尺。而它的效用、耐用的程度至少等于布的三倍。如果我们搞来了十套，那在全国不就解决了大问题？十套值好多钱呢？最多是四亿美金。四亿美金折合十二亿人民币。这就可以解决人民的一半穿的问题。现在要着手解决，我们再穷也要搞。有了这个东西，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棉花可以减少一些，另一方面可以搞一些交换。现在我们没有东西和农民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总之，工业方面也要搞吃、穿、用。
当然还有市场和物价问题。市场要管好。中央已经决定把全国的供销合作社普遍搞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这件事情还不够热心，不知道是忙别的事情了，还是认识问题。总之，这件事情不搞起来，就没有力量组织多种多样的生产。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是交易问题，而且是组织生产的力量，可以使农民增加收入，增加市场供应，同时还可以同自由市场作斗争。譬如你能够收购的东西，他拿去卖，可以换回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现在只靠国营商业人员坐在柜台上做买卖，那不行。
商业问题，物价问题等等，问题很多，复杂得很，今天就不谈了。这方面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只有九全九美，七全七美的办法。根本的是物资问题。由于我们实行精兵简政，压缩集团购买力，我们搞一点高价的东西，组织了一点生产，现在我们的财经情况、货币情况是好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有好转。有一段时间，票子根本不值钱，农民对票子没有兴趣，东北有个例子，有个农民到街上去买一把镰刀，本来卖五角钱，他丢了五块钱就拿走了。
总之，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釆，城市人口精减以后，把城市人口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好好地搞，还是有希望的。现在看来，我们慢慢地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来恢复的。所谓短的时间，也不能很短，而是比较短的时间，就是五年变四年，七年变五年、四年或者三年。我们是可以找到这么一条道路的。总之能够在五年内，就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或更短一点时间，使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总可以比过去好一些嘛，过了三、五年，我们总聪明了一点。因此，对这一段应该怎么看，我们在中央的扩大会议上已经讲过了，第一是不好的事情，我们搞了蠢事情，党的威信、国家的威信，在国际范围内，在国内，都受到了影响，都受到了损失。我们的朋友——好心好意的人耽心我们，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他们兴高采烈。但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少奇同志的报告、主席的讲话都承认，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只要我们冷静，缺点和错误就可以减少一些，但是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有了这一段，正视这一段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我们讲这个话并不是要原谅自己。我们根本不原谅自己。中央说，这些错误，首先中央负责，毛主席说他要负责，这个话讲够了。我们严肃地把经验总结起来，好处是得到了经验。这个经验不只是从这几年的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中得到的，很可能在这几年艰苦奋斗中得到克服困难的经验。我看，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可以得到很丰富的知识，得到经验。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革命确实是打胜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恢复建设一直到一九五七年又确实是比较顺利的，欣欣向荣，我们全党就不谨慎了，产生了自满情绪。我们的好传统，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历来所提倡的好传统丧失了，损坏了，减弱了，所以我们提出恢复传统的问题。当然，也有提高，也有加强，也有发扬，但是确有个恢复的问题。我们说是好事情，就是说这几年向我们泼了一瓢冷水，这瓢冷水把我们泼醒了。从这瓢冷水中，不只是提出了恢复的问题，而是提出了更深远的问题，不但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作风，讲老实话的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作风，而是提到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就是涉及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主席在中央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讲到特殊化的问题，就讲到搞得不好，可以变质，可以搞成法西斯专政。毛主席讲得很深刻了，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或者说斯大林那时已经是了，而是说我们搞得不好就有可能成为那个样子。无产阶级专政厉害得很，它比资产阶级的权力更集中，势力更大。所以，民主集中制如何恢复，如何发扬是个根本问题，不光是党、团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制度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毛主席所讲的，要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政治局面，实际上就是民主集中的问题，把民主和集中发扬起来，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真正是优越的，人民的积极性真正充分地发挥起来，特殊化的问题、特殊阶层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党就可以避免变质。我在中央的扩大会议上讲到变质问题。党员可以变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变质，党也可以变质，不是不能变质。这个道理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一段教训，譬如农民讲“养了很多保长”，叫保长，这不是变质？！农民叫我们的干部是保长，这是完全脱离群众，不得人心嘛。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把这一段的经验加以总结，提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我们也有变质的问题，不要以为我们的党，我们这些人就不会变质。我们这一代，再有二十年就差不多了，就去见马克思去了，二十年以后，我们很多“保长”要当家了，怎么样呢？又变成什么状况呢？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种变质，他本身已经变质了。这个人要自己再变过来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看起来，过去我们说苏联的现象不好，出国的人回来就反映，现在我们还不是一样有一些。斯大林过去搞余粮征集制，我们考虑，很可能斯大林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按照合理出价采购的，后来征不够，就采用了余粮征集制的办法。所以，我们想一想这条道路很有味道，不要放过这个经验，不要以为苏联出现过的现象，我们就不会出现，甚至也不要以为南斯拉夫出现的现象，我们就不会出现。毛主席经常提醒这个问题。有了这几年出现的这些事情，对我们就有好处，我看，将来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有国际意义的。我们现在所讲的范围，不只是就事论事，不只是就哪几个问题去解决问题，而是更深远地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这样的问题提出更多的意见来。
这几年，人民埋怨，该埋怨。骂我们的也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你搞得再好，他也骂，章伯钧、章乃器就希望你垮台，任何时候都希望“蒋委员长”回来，帝国主义回来，重新来统治我们。但是大多数人就是因为切身利益吃了苦头，该骂嘛，骂一下好。我们从这里得到教训，慢慢恢复对我们党的信任。我们是可以搞好的。所以这几年的经验很重要。
当然，总结这个经验总还是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要解决，一系列的步骤要采取。我们要谨慎，但是要采取措施。刚才说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副作用，没有一件事情不涉及到更多人的切身利益，没有一件事情是皆大欢喜的。就精简来说，减人是农民欢喜，被减的人不欢喜，安插被精减的人，有的农民就又不高兴，可能多数人是欢迎的。所以应该提出，党、团、政府要深入细致的、艰苦的工作，要耐心的工作。工作是很艰苦的。要说接受教训，这一段也有个好处，就是恢复我们过去做艰苦工作的作风。艰苦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也要恢复起来。没有一件事情是皆大欢喜的，特别是减人，一个减人，一个安插，这边减，那边要安置。你们会议上是讲安排问题。学生不能升学也是一个安排问题。你们讲了几个数字，都是大数目。精减当中差不多有×××青年。你们要做×××人的工作。毕业生不能升学的也有×××万，对这些人也要安排，也要做工作。城市里还有××万人要就业。还有一个数字，就是三千万农村知识青年。小知识青年，他们有文化要求，提出这个问题也有必要，他有一点本事，如果走不到正道上去，就出坏主意，搞“自由市场”，那也不利。三千万知识青年是了不起的力量。这个工作是最现实的工作。
工作很难做。工作难做，当然是不好的事，但是总的来说工作难做，恐怕是好事。党、青年团应该把工作难做看作是好事。我们的革命怎么革出来的，就是从难中革出来的嘛。我们说高薪阶层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为什么不革命呢？就是他那个阶层不难，他的日子满足了，到了顶了，所以就不革命了。我们有一个美帝国主义，有一个蒋介石，对我们很有好处，再有象印度这样的国家，对我们也并不坏。这些特别是对恢复我们的传统有好处，对建立、发扬和巩固国家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极有好处，可以锻炼我们。我们一定要了解，现在我们的党里、团里，多数人是没有做过艰苦工作的（团内更是如此）。你们一九四九年以前入团的团员还有多少？总不多吧，二千四百万团员中，总不会很多的，算四百万吧，还有二千万人没有经过艰苦的斗争，党也是这个道理。解放以后搞了那么一点民主运动，土改运动，剿了一点匪，没有搞过艰苦的工作，没有遇到过困难。所谓的困难并不是指自己的困难，什么粮食少几斤，衣服少几件，而是说这些人没有被人家骂过。这几年，首先是党员，也有一部分团员，总是站到群众之上，在政治上是一个特殊阶层，居于有权的地位，别人不敢骂，连批评一下都不行，连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都不行，甚至我们的少先队里也都搞命令主义，老爷态度。党员就更了不起了，更威风了，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是很不好的。现在一下子搞得不好了，人家骂起来了，你威风不起来了，过去都正确，现在你不正确了，你的话不灵了。在这个时候做工作，就是要讲个会做，就是要讲个态度正确，就是要讲个艰苦、耐心，就是要讲个说道理，命令主义不行，老爷态度不行，特殊地位不行。这对我们是极有好处的，这就比较好了。我们学会做艰苦的工作，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团员做艰苦的工作。要有民主的作风，要会听话，听难听的话。听难听的话过去不习惯。要承认许多人发牢骚，发得对，该发牢骚，批评我们，也批评得对，而且大量的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他出气该出，出了以后，就完了，让他出。不让他出，也不好，也不行。当然也有坏人趁机捣乱，反正我们心中有数，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是好人，他们无非是发发牢骚，许多批评对我们是有利的，许多意见不一定是积极的，但是他提意见就是积极的。要善于听难听的话，要善于说服，要耐心地说服，要以身作则，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特殊地位上去。至于特殊化的作风，团没有什么份了，但是也难讲，恐怕也有一些。主要是党的问题。总之，只要在群众中真正地做艰苦的工作，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最近中央发了农村和城市的宣传要点，绝大多数工人、农民是好的，有些人觉得党和政府这样给我们交心，讲真话，说老实话，为什么过去不说，他们说我们说迟了，困难的情况讲迟了，早讲就好了，他们并不骂我们，并不责备我们。我们要学会做艰苦的工作。
你们青年团这个会议搞了两个文件。你们给青年的一封信，可以根据那个东西作宣传，是不是广泛地发下去，还是口头讲一下？（胡耀邦：不公开发表）口头讲，有些问题再写深刻一些不要紧，反正是讲讲缺点嘛，搞一点自我批评嘛。党的两个宣传要点都是讲的自我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否则就说服不了人。看来，现在有些措施要给群众讲清楚。以后还有一些措施，要做细致的工作。是不是我们有了几个宣传要点就够了呢？不是的，要告诉我们的党员、团员，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副作用。都要做细致的工作。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困难要更多。譬如一个平反问题，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也会有副作用，有很大的副作用。当然，凡是搞错的一定要甄别、平反，但是搞对了的也平反，那就会在我们党内没有是非，团内也没有是非，搞对了的就不能改变，基本上搞对的，就承认基本上搞对了。另外，平反当中不要伤害了原来的积极分子，要注意这一条。你们团也有这个问题。最近中央书记处在开会时，我听了一件事情，人民大学有个女同志，是很好的，是个党支部书记，过去反右的时候给人家戴了帽子，这个事情不怪她，她相信党的决议是正确的。平反中，对她的问题领导上没有注意，自杀了。这样的事情恐怕是不少的。象这样的问题也要搞细致，人民大学党委忽略了这个问题，至于什么原因还没有查清楚，我们的工作要搞细致，要总结一下这个经验。
青年团的一些问题。
关于团的工作没有什么新的话讲。你们这次会议的简报没有细读，大体上翻了一下。你们的会是开得好的。不是说要议大事吗？是议了大事的。青年团应该关心这些问题。也有同志讲，这个记录只有在北京才能印。以后到处都可以印。不是讲民主集中制吗？在座的青年团干部哪一个不是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单干户”，都有权利议，你一个组织，团的中央全会为什么不可以议？！他没有违反一条，没有反对党的领导。至于批评党的工作的哪些方面，可不可以提？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次还没有，大家还不敢讲。可以讲嘛，讲了不要怕。在组织范围内，我们说，在一个党的小组内都可以讲嘛。团的中央委员会可不可以算一个党的大组，团的一个省委算不算一个党的大组？是党的大组。单单从特殊性的角度解决团的特殊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团是集体的一部分，也算党的一个部分，应该对这些问题关心嘛。应该议这些事情，有意见应该提。我们应该提倡。现在是有些省委不提倡，不开明，就是毛主席批评的，“搞了多少年，还是不懂得民主集主制”。一个党员都可以，一个党小组都可以，团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个道理很简单，说不过去嘛。如果哪一个党委的领导人的态度是这样，就是错误的。当然，青年团从来没有违反过这一条原则，总是在党的领导下面，也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面工作的，这同这一条是不违背的，是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的嘛。
这次会议里提到党对团的领导问题，这个问题是老问题，过去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的确，党委对团的领导方法有问题，还是要重复讲这个道理。团一定要有自己的系统领导，要有自己的经常工作，包括干部问题，团也要管。团要不要管干部？（彭真：团的干部应当自己管）应当管嘛。当然，调动干部要和团中央商量，官司打不清楚还可以告到党中央。干部今天不见了，明天不见了，今天拉这个差事，明天拉那个差事，那不行，团总要有一个编制。编制方案里有没有团的编制？（杨尚昆：有）团的编制别人不能动。归团管的，比如，哪一级二十个人，哪一级五个人……，就是这么多，缺一个就补一个，党委不能随便增减。以后，不仅青年团，各种群众组织，工会、妇联都是这样，党委不能随便乱增乱减。
工作方法，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批判了所谓一揽子分片包干的方法。什么都搞运动，这不只是团的问题，党也是一样。党不办党，现在我们党的支部生活、小组生活有好多人去管过？这种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党对团的领导，要运用团的组织，不是去运用团的每一个人。反正哪—个地方没有这样作，一年没有作就讲一年，十年没有作就讲十年。这一个原则，我看列宁那个时候就有，列宁就是讲要运用团的组织，我们党的传统也是运用团的组织。都调走了，成了单干户，那何必要青年团、工会、妇联呢！这一点，我们都有错误，总是有错误就改嘛，作了蠢事，就要善于学习，一定要抓组织力量，抓组织力量才真正靠得住，抓一个人是靠不住的。团管理的部队这么大，二千四百万团员、一亿三千万青年、还有一个大头，就是天天犯错误的九千万少年儿童，其中红领巾是五千万，天天犯错误的是没有带红领巾的。团管的部队那么大，不通过组织力量搞那么多人的工作不行。要运用团的组织力量，各个党委要注意团的反映，因为就是不算那四千万没有带红领巾的，还有五千万红领巾的意见，还有一亿三千万人的意见，其中也包括了二千四百万团员的意见，这么大范围出现的问题，表示的意见，是要通过团的渠道反映出来的，你党委不注意，就是没有注意这一亿多人的问题。还有，反映问题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党委应该注意团的反映，忽略了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团对党是可以提意见的，应该提意见，这是合法的，不是搞非法活动，是按照党章办事，并不是党作了决议，团不服从嘛。各级党委要讨论团的工作，那怕一年讨论一次两次也好嘛，讨论得多一点更好。要管团的工作，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一些党委提了意见，也有一些党委比较注意，多数恐怕是有问题的，好像也有个别省委是好的（胡耀邦：省一级是好的），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啊？各级党委以后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注意团本身提出的问题。你们这次会的中心一个是教育问题，就是宣传解释、克服困难的问题，一个是安排问题，一个是队伍问题。应该抓这个问题，这都是很艰巨、很大量、很细致的工作。全体团员能够和党一块，团结青年积极分子作大量的工作。
至于团的队伍，搞了几个条例，我没有看。搞成条例好，搞一点条例有所遵循是好的。一个是农村支部的，一个是厂矿支部的，一个是少先队工作的，好，你们觉得适当就差不多，我们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些条例、“六级办支部”等等都好，没有什么意见。
大概你们比较关心的问题，一个是编制问题，一个是领导骨干问题。你们的意见提的对，编制问题应该提。中央书记处也谈过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团的问题，包括城市里的工会、妇女工作干部，都属于我们的领导骨干，不能减少，我们应该减其他吃农民口粮的人口，这方面不能减人太多，减得太多不利。中央书记处议了这个问题，中央其他同志也不会不赞成这个意见。编制减得太少了不好。你们这个意见是对的。
领导骨干我赞成加强，现在各级党委也要加强。团应该加强，乘整编期间，最好是把各级团的力量调整一下。过去调出的现在又适合搞团的工作 对这方面也比较热心的，可以回到团的工作上去。各级团委的同志还是参加党委好，这个比较合理一点。当然，不参加党委，党的一般的会议还是参加参加好。有的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这种会议参加也没有必要。你们的意见是正当的、合理的。我们支持你们，至于支持的效果如何，还是要你们做工作。你们可以告状，为什么不可以告状呢？不是讲要发表意见、讲民主集中制吗？你们也来点民主嘛。意见都不可以提了？提意见比闷在肚子里好。我看，还是有气就出，出气是对的，何况你们是正确的气，为什么不出？！有哪些气你们可以通过团的系统反映到省委，不行你们可以反映给团中央，团中央反映给中央，我们也可以通报。为什么这方面的事情就不可以反映？不要怕关系搞不好。本来不正常，就争取一个正常，不要维持那个不正常嘛。我以为团的要求并不高，是正当的，我相信道理在团委方面，不在党委方面，我不是讲个别的，是就总的关系来讲的。
来源：
《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文章汇编（第二集）》（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揪邓兵团，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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