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1-9-14 作者：胡乔木
胡乔木省委学习班的同志给我提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都很大，我恐怕不容易讲好，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吧。
第一个问题：我党六十年来为什么“左”的错误经常发生，而且占主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反“左”的，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却一直犯“左”的错误(这个话稍微说重了，我照题目念)，这种现象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决议》在分析毛泽东同志错误时，为什么不提阶级根源?
这确实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不但在《决议》通过以后，以前也常常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领导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不仅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各国的党在历史上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成立共产党就是要革命，要夺取政权，下这个决心不容易，要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一切，但是下了这个决心以后，政权怎样才能夺到手，这条路怎么走法，这是很难避免走错路的。这条路怎么走，并不像从南京到上海，有一条现成的路，只要坐上火车或轮船，就可以到了。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时，他也是经常犯错误的。共产党比孙中山高明，但也不是高明得不犯错误。对于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各种可能遇到的失败，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个方面也是准备不够的，经常准备不够。这个准备不够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是必然的。马克思、恩格斯也经常犯这种错误，对于革命的形势估计得比较乐观，希望各地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哪个地方起来一个革命，就认为这个革命有成功的希望。列宁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两样。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那时列宁和当时俄国的共产党都认为需要西欧各国的革命来支持俄国的革命，因此就经常希望西欧的革命能够胜利，在这方面发表过很多文章，认为西欧的革命一定会起来，一定会成功。西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确实发生了一些革命，但是结果跟列宁预想的不一样，这些革命都失败了。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列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认为这些革命要起来。斯大林那时的共产国际也是这样，老是希望这个地方的革命成功，那个地方的革命成功。既然领导革命，当然希望成功，希望是一回事，能不能达到，怎么样使这个希望变成现实，又是一回事。所以在夺取政权时容易犯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夸大主观的力量，夸大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夸大敌人的困难，而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这一点在一九四五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面也曾经说到。为什么党内发生这些左倾错误，都是希望革命要早些成功。但是，如何使得革命真正成功而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在这方面注意得太少，不注意调查研究，不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可以说，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客观世界跟自己的主观世界发生矛盾，主观上的各种想法成为一种臆想。这是因为对革命缺少经验，对社会政治力量实际上的对比没有科学的估计，这种情况是在夺取政权斗争中最容易犯的一种“左”倾错误。
除了这种“左”倾错误以外，还有两种“左”倾错误。一种就是夸大党内的敌情。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左”倾错误，就是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夸大，用我们现在的习惯说法就是无限上纲。对党内斗争，党内的意见分歧作了一种不适当的、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因此就进行了“左”倾的党内斗争。这个不是对敌人，是对自己。在对敌斗争的困难条件下，敌人当然是想方设法要打到我们党内来进行破坏，我们不得不在这方面提高警惕，但是这种警惕性常常变成一种无中生有的猜疑，后来就不仅是猜疑，而且是判断，是断定了。这也是一种“左”倾，这种“左”倾在中国党内，在外国党内，都曾经产生过严重的损失。刚才说的这种错误，都还是属于主观跟客观的不一致，就是主观的认识不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事物在时间、空间里运动，如果我们走到正确位置的前面去了，这就叫做“左”倾，就脱离群众了，如果落在群众的后面，就是右倾，这是“左”右倾的一种情况，这只能解释一种情况。“左”倾并不都是革命者的认识超前，孤军深入，群众跟不上。有一种“左”倾错误，并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事情本身就是不对的，群众越觉悟，就越反对这种做法。比如说，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这就无所谓跑到时间的前面去，跑到群众的前面去。因为好好的房子为什么把它烧掉呢?你不能利用它?烧掉它谁可以得到好处?谁也得不到好处。像这么一种错误，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幼稚的，可是在我们党内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比方说在解放战争期间，老区土改的时候，就犯过这样盲目破坏财物之类的错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打砸抢，这是更大规模地发展了这种错误。这些根本跟群众的觉悟没有关系。所以“左”倾错误不单是一个我们过高地估计了群众的觉悟，有些事我们本身就做错了，群众无论怎么觉悟都不会赞成，越觉悟越不赞成，只有群众完全不觉悟才会盲从，才会跟着我们干这种蠢事。所以“左”倾错误有几种情况，几种不同的情况，最后的这种情况就不属于主观的认识同客观的形势是否符合的问题了，这里面包括一种逻辑思维上的错误，或者称作一种假言判断上的错误，你提出来的这种行为的标准本身就错了，所以做出了错误的行为，这同群众的觉悟毫无关系，这是我们自己的认识上的错误。毛主席曾经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是没有犯过“左”倾错误，比方在江西的时候反对AB团，他也参加过，他也杀错了一些同志，由此他得到了教训，不能随便杀人，党内不能杀人。但是，党内的这些过火斗争，在延安时期也犯过，谁都知道所谓抢救运动。这个抢救运动，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有一两年，恐怕有两三年时间。当然，还是毛主席认识了这个错误，许多材料送到他面前，开始他还相信，到后来，材料里涉及到的许多人是他周围的人。他说，别的人我不知道，连我自己身边的人都不相信了?这些人跟我一起工作、生活、斗争这么久，这些人我还不了解吗?他们的历史我也了解，所以他就发觉这个抢救运动是搞错了，因此就要求停止、纠正，并且向所有斗错了的人道歉。他亲自在大会上，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向大家承认错误、道歉。在华北的土改运动中，毛主席纠正了“左”的错误，但是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间，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很彻底。现在应当承认，当时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连中农的土地都要平分。毛主席作过解释，说中农受了一部分损失，但又得到了一部分利益，利益跟损失相抵，还是得到的利益比较多，因为推翻了地主阶级。但是，这个办法还是错误的，所以后来毛主席就纠正了这个办法，取消了平分的办法，以后新区的土改就不采用，因为这样要扩大打击面。所以，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也不能说毛主席没有犯过“左”的错误。不过，这些确实是很短暂的，比方像抢救运动，确实是康生这些人搞起来的，并不是出于毛主席的发动，但是，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相信了康生，支持了他，以后才纠正了这些错误。历史需要分析，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也不是一直犯“左”的错误，这种说法把问题搞得太简单化了，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确实是犯了不少，因为这时已经夺取了全国的政权，这时的错误影响比在江西、延安、华北都大得多，因为影响到全国了。
革命时期的“左”倾，也不能都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来解释。一九四五年的决议里讲了很多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同时也讲了小资产阶级从狂热转为消沉，因此就左右摇摆。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间犯这种“左”倾的错误，一九四九年的决议也分两方面说了，一方面是认识上的原因，一方面找社会历史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就找到了小资产阶级。这是讲抱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参加到党内来的人，还从保持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产生了这些错误。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也有的不能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因来解释。如果没有详细的历史分析，就轻易地运用这么一种分析方法的话，就很可能犯一种实用主义的错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哪个错误要分析，有一个现成的解释的方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我们要研究，小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究竟有没有这一种愿望，如果说有的，那么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当然，小资产阶级也要分很多集团、不同的阶层，小资产阶级本来是一个阶层，它内里又分了许多小的阶层，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哪一个集团也没有这么一种要求的话，我们就不好随便地贴这个标签。随便贴标签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庸俗化。历史唯物主义本来要求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不是像贴标签那样。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容易犯“左”倾，但也不是说没有右倾，确实犯过右倾的错误，这也是历史的事实。有的时候，右倾的错误也非常严重，这一方面用不着多说了。
我们先从社会主义革命看，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间，也有一种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的急于求成的错误，这种错误也跟民主革命时期犯错误的情形一样，都是希望早一点成功，同样是夸大了一个方面，贬低了另外一个方面，对客观世界作了片面的、歪曲的理解，这样子就会作出一种有偏向的决定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是两方面的“左”倾错误：一个是政治上，也包括文化上，就是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客观的、充分的、全面的认识，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容易误认为又来了什么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的影子笼罩着很多同志的思想。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必须仔细地重新认识，要用一种学习的态度来认识的一个问题。这个学习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自己建立起来一种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社会，但是，不等于自己对它有充分的了解，这很不容易。一男一女结成夫妻，也不容易互相充分认识，也经过一些曲折，最后才能充分了解，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同样，这个新的社会尽管是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不等于我们就能完全地认识它。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以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最理想的社会，应该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合乎理想的，所以才有社会主义运动，所以才成立共产党，都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帆风顺地前进。假如有困难，那是天灾或其它物质方面的困难所造成的，而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像社会主义以前那样的冲突，这是很自然的。说实在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而且有两大类的矛盾，即敌我矛盾跟人民内部的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还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一个已经认识了的事物。可是，已经认识了的事物，不一定就能够永远正确地认识它。在另外一个情况下，本来已经认识了的东西，又不认识了，又发生了错误的认识。所以，认识是一个曲线，不是那样很容易达到目的。一九五七年毛主席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原则，可是不久，就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我们现在用不着详细回顾这段历史了。从这个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这个怪物(或是叫魔影)，就很长时间笼罩着我们的党了。一九五八年好像没有进行什么阶级斗争，实际也进行了，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反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些都是一九五八年进行的。一九五八年还发生了反对反冒进，党内发动了有非常长远影响的错误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对党内也发生了影响，有好些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但是这个影响比较起来还是小的，对党内来说，一九五八年反对反冒进，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这个不仅仅影响到党的经济政策、经济工作，而且影响到党内的生活，影响到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因为从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后，党内的集体领导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反对，而且党内在一九五八年出现一些人宣传“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有个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当时就没有人敢反对。这个同志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了。当然，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毛主席确实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作了很大的努力来纠正，这是很认真的。毛主席深深感觉到，他领导经济工作还是外行。在召集庐山会议以前，毛主席已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讲，经济工作看起来还是要陈云同志他们来领导。这个话也不是假的，毛主席说过多次。从一九四九年就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生疏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学习。毛主席也进行了一些学习，比如说《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产物，可惜这种学习没有坚持到底，还往往过于匆忙地下结论。凡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些方面，就尽量夸大，而不利于自己观点的东西，就尽量否认，或者贬低。一九五九年纠正经济工作方面的错误以后，在庐山会议的后期又发生了批判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样以后，就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引到党内来，不但引到党内来，而且认为党内的阶级斗争比党外的、比社会上的还重要。这当然有一个发展的历史，我们现在没有可能详细写出这样的编年史来，讲出逐年逐年的发展。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些，一些地主保留了一些变天账啦，或者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时有些地主说了一些什么话啦，其他的事情，实在也很少。因此，阶级斗争到哪儿去找呢?后来就越来越到党内来找了。很出名的一件事不是就发生在江苏吗?“夺印”就发生在扬州，于是就成了全国的一个相当标准的公式了。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夺印”的问题还是限于基层，而且，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也倾向于不赞成把它夸张得很厉害，当时毛主席说，基层组织有百分之二十烂掉了。刘少奇同志说不止，恐怕百分之三十也下不来。少奇同志对当时农村的形势估计得比较黑暗。这也是发生在江苏，他给江渭清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江渭清同志在江苏工作这么久，也不了解江苏的情况。所以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扩大到党内来，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并不是说只有毛主席是犯错误的，其他的人是正确的，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事实。少奇同志确实在估计基层组织变质这个方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过于极端了，并不是不存在一些社会矛盾、经济矛盾，不是的，而是把这些矛盾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都说成是敌我斗争，就完全弄错了。可是，这种错误由于我们党过去斗争的历史而形成的习惯势力，很容易产生，几乎就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这不是少数人，中央作出这些估计也是根据许多地方的反映，这是客观事实。这些地方的报告到现在还存在中央档案馆，是不能修改，不能否认的。这是互为因果，互相助长的。当然不能要地方同志负主要责任，还是中央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央先提出一个对阶级斗争长期性的很不恰当的、很过分的一种估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嘛；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那么地方上当然也就抓了，抓了也就“灵”了。这样就出来很多的典型，很多的报告。所以，这段历史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那段历史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这段历史的投影。这个投影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阶级斗争是存在，是有，问题是扩大化了。所谓扩大化，就是一部分是有的，一部分是无中生有，数量上扩大了，性质程度上也扩大了。到《二十三条》的时候(这《二十三条》也是中央跟地方很多同志一起研究制定的)，对全国形势的估计为，全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全国普遍地都存在这个危险。底下就说这也不要紧，只要我们认识这个危险，我们就可以跟它作斗争，就可以改变过来。现在大家头脑完全清醒了，这完全不是事实，怎么会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一九六五年初存在全国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呢?社会主义改造后，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矛盾，没有正确的认识，有些矛盾不但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而且是社会主义的正常的发展，健全的发展，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些事例是用不着详细说了。从《二十三条》就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以不断升级，一个支部书记或公社主任不能算了不得的当权派，再往前走就走到党内、军队内、政府内、文化界内各个方面都存在资产阶级代理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由小当权派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当权派了。上升这么快，当然有种种原因。批评《海瑞罢官》的过程，是促进大升级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毛主席早已对中央政治局不满意，提出两个独立王国，现在证明了。上海《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北京都不登了，这还得了，这成什么样子了?可见这不是支部书记烂掉了，不是一个支部烂掉了的问题了，政治局都烂掉了。因为这样，就要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引到党内，即党内的阶级斗争。现在回顾起来，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究竟有没有哪一个案件能成立，是一个问题。当时举出来的一个例子是甘肃白银厂，现在已经完全平反了，报纸上发表消息了，说是完全反错了。原来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典型的白银厂这件事，引起毛主席作出这个判断，说白银厂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在什么地方?就在冶金部，就是王鹤寿，因此就把王鹤寿同志的冶金部长职务撤掉了，下放到鞍钢。把过去的阶级斗争，盲目地引用到新的时期，不但是引用到新的时期的社会上，而且引用到新的时期党内来。
这种情况所以发生，除掉是由于一种习惯势力以外，也由于革命胜利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计。一九四五年估计革命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胜利，但是到一九四九年，革命就胜利了，超过原来的估计。并不是说一九四九年不应该胜利，而是确实胜利了，一些人觉得过去对困难估计太多了，对自己主观力量估计不足，这样就对党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威力估计过高，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所谓“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当然，这话不能当作一个讽刺，共产党是要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外一种人间奇迹是创造不出来的，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那种人间奇迹永远也创造不出来。革命的胜利来得这样迅速，这样就发展了一种骄傲情绪，关于个人的宣传也就越来越高，发展到像一九五八年在中央就不太容易平等地跟毛主席讨论问题。所以每个领导同志都要接受这个教训，这个危险哪!并不是说一定要做了中央的主席才会有这个危险，哪一个在相当范围里面掌握一定权力的同志都有这个危险。过高估计自己的作用，滥用自己的权力和威信，这样就会走向反面。
在经济上的“左”倾，也同革命时期急于求成的心理一样，希望革命能够很快地实现。也希望建设能够很快成功。谁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大国，这个希望完全是正确的，可是要达到这个希望，要实现这个希望，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这样落后的、人口众多的、情况复杂的国家，要很快地赶上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当时不是提出十五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在钢铁等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吗?当然，英国现在是一种走下坡路的情况，但是中国同英国仍然很难进行简单的比较，有一些方面中国的条件比英国有利，有很多方面英国仍然在中国前面，科学、技术、文化这些方面，中国还是远远不如英国，所以要超过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很不容易。希望尽快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自己尽快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苏联是世界上第二个大国，它不是也不断提出口号、指标，老也实现不了吗?苏联早已提出超过美国，到现在也没有超过。所以也不能说这方面的错误就是中国犯，别的国家也同样会犯，也犯过，或者还在犯。经济上的这种左倾，当然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缺少经验，但是同骄傲自满的情绪，过分夸大主观的作用，并且不能够容忍更谈不上接受正确的意见有关。毛主席并不是不了解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比他熟悉，比他谨慎，可是毛主席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简直把他当作所谓党内的右派，这好多同志都是这样讲的了，也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这样讲。
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用阶级根源来说明?因为这不单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人们(包括各阶级)曾经长期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并由此产生一系列荒谬行为，现在知道这是错误的了，但这个错误有什么阶级根源呢?没有，这就是认识的错误。它的确不是哪一个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讲了好多小资产阶级的根源，我预先就讲了，这个问题要进一步分析，不能认为一九四五年作了决议，这个问题就完全解释完满了。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所发生的错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路就走错了，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问题本身就提错了。因为人犯错误，并不都是因为有个什么阶级根源，不但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会犯错误，就是在阶级社会里，人犯错误也不能都说是由于阶级根源，如科学家搞试验经常要犯错误，你说这是什么阶级根源？这是胡扯。学生做习题做错了，也不能说是阶级根源，就是老师犯错误，也不能说是都有阶级根源。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用哪个阶级的根源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究竟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谁能够答复这个问题？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究竟存在哪些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当然还存在一些阶级，现在也存在一些阶级，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等，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种行为，这个十年的历史，符合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你说符合无产阶级利益?大家不承认，这不成问题了。你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哪一点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讲不通。好多资本家被扫地出门，搞得家破人亡，这怎么说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呢?说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究竟什么阶级是小资产阶级?我们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小资产阶级，天上掉不下来，地上原来存在着，还有它的残余势力，我们还可以讲。我们不是讲封建地主阶级的影响到现在还存在吗?是不错。可是，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说农民吧，“文化大革命”符合农民的利益吗?是农民要求取消自由市场、自留地?这些办法，符合哪一省农民的利益?这是讲不通的。那么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符合知识分子利益吗?“文化大革命”恰巧是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打倒了，不但打倒，有许多人都打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凭空捏造出来一个阶级根源，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避免给毛主席安上哪一个阶级的帽子，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任。假如我们作这样的分析，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并且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受我们这个决议的灾难。结果认为我们的党里还有什么阶级斗争，还有什么阶级，因此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的历史，恰恰证明了，社会上一个人犯错误，以至一个党犯错误，不能专门从阶级去找根源，如果这样找，我们也无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要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下去，还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能用阶级斗争去解释的问题，硬要用阶级斗争去解释，那么，在我们党内就要没完没了地进行阶级斗争。
为什么犯这么大的错误?研究来研究去，还是现在《决议》的说法比较妥当。我们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都认识不足，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比较短的时期，可以比较快，虽然不像一九五八年想象的那么快，但也不是很远，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可以战胜世界上的资本主义。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落后，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党内民主生活的不健全，我们对历史上的教训忽视了。人是很难牢记历史的教训的，比方一九四五年的《决议》里面批评“左”倾错误时讲：“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的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这不是说得很清楚，说得非常明白吗?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教训，自己写下来的，在七大党的中央全会前夕通过的，而且是授权七大以后的中央再作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才公布的，我们大家都参加讨论的。说得这样清楚的话：“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不就是后来所说的斗争哲学吗?毛主席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对英国的蒙哥马利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有八亿人口，怎么就接下来不斗行吗？假如中国只有八百万人口，是否不斗还可以?因为有了八亿人口，一定要斗掉它一批才行，是不是这样?这种话完全是一种武断，根本没有逻辑，用三段论式也不完全，大前提在什么地方？小前提在什么地方?一九四五年的《决议》说：“在组织方面，……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对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的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这些历史经验大家都忘记了，我们现在确实应该把这个历史教训好好记住，永远记住，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记住，使新提拔的中青年干部永远记住。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认识我们革命是为什么?人民革命是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几十年，牺牲那么多同志和群众是为的什么?为的就是要改善生活，旧社会活不下去，人民才会革命，如果革命成功了，还是活不下去，革命不是变成了盲目的吗?革命不是变成完全没有目的了吗?所以革命成功了，首先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解决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非常明显的，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能够和它比较的。现在我们是否面对着这个问题呢?当然面对着这个问题。本来早已应该解决的，早已应该把全国工作中心放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耽误了一、二十年的时间，怎么能够再继续耽误下去呢?不能再继续耽误了。有的同志说，人们生活的需要和生产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这不能成为当前主要的矛盾。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人类并不是永远都要处在这么一个状况，处在一个人民生活的直接需要不能满足的状况，不是这样的。当然人民的需要是不断提高的，这是不错。但是有一个时候，人民的需要不是那样的迫切了，这种社会是不是存在呢?这种社会完全可以存在，并且在相当的范围内，甚至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人民生活没有那样迫切的困难，像什么几代人住一间房子里面，像什么没有道路，没有桥梁，不能够走汽车，等等。工人上班坐自己的汽车，这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成了事实。那个时候，人民也还有物质需要，但不会成为像中国今天面临的这种矛盾，这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存在这样一个矛盾，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美国自己也承认，实际上也是这样，它是世界上消耗能源最厉害的国家，浪费能源，浪费各种消费品最厉害的国家。皮鞋穿一星期就不要了，就要换新的。所以，不能够把我们今天人民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的情况，看成是任何时候都同样迫切地存在，不是这样的。那么这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应该承认，我们现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冲突。有矛盾，但并不是一种对抗的冲突。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关系还不完善，有许多环节不合理，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能够发展生产力。有人说社会主义不行，应当进入到共产主义，这就是胡扯。我们现在的物质生产力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这完全是一种幻想，信口开河。我们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感受到我们现存的基本的生产关系、也即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是一种妨碍。这个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认为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就是过去我们在二十多年中间犯错误的一个理论上非常重要的原因。不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是总觉得生产关系不对，也不是按照生产力的需要去改善生产关系，而是把生产关系搞得乱七八糟，愈搞愈不能发展生产力，还认为革命前进了，还认为离共产主义更近了，这种思想已经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左”倾的指导思想，耀邦同志说，从中央的指导思想上来说，拨乱反正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等于说具体工作，其中包括思想工作、理论工作都已经完成，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很多“左”的思想没有解决。中央领导没有犯“左”的错误，已经清算了“左”的错误，不等于我们的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工作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在思想工作方面，在理论上也还有许多问题要继续澄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上协调，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不协调的地方，这是有的，我们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领域都能够感觉到，也正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是在解决了总的生产关系以后，对于生产关系的许多环节，还没有来得及加以改善，加以完善化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生产关系根本上对发展生产力有什么矛盾。那么刚才说的这两种矛盾是什么关系，应该怎样统一理解?我们现在要调整生产关系，是为着发展生产力，是为着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因此，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是第一位。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第一位的任务。改善生产关系也是服从这个第一位任务，而不能颠倒过来，颠倒过来就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这两种性质的矛盾，就是一个主从的关系。我们现在不存在根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严重矛盾，不需要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取代现有的生产关系，不存在这个问题。当然，生产关系不是完善的，需要我们加以改善，这方面还要做很多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及其三个基本方面，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可否认为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怎样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一观点?
这个问题，在头一个问题的答复里已经讲到了。是的，不错，是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决议》里也这样说。怎样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呢?任何人过去的正确，并不能保证他将来的正确。假如你过去三十年正确，并不能保证你今后三十年一定正确。当然，过去三十年正确，可以为你创造今后三十年继续正确的条件，但是，也可以反过来成为一个包袱，骄傲自满，走向反面，结果呢，不是保证你继续正确，而是保证你犯错误。所以，一个人一定时期正确，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证一个人思想永远正确，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保证。人的主观要不断地正确地反映客观，就得要对不断变化的新的客观世界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学习。毛主席在后期或晚年没有这么做，因此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尽管他过去正确。当然他过去的正确对他后来的错误也不是说没有一点积极的作用，还是有的。所以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面还是做了一些好事，像《决议》里所说的，这与他过去正确有关系。毛主席长期反对在党内斗争中杀人，毛主席不是讲吗，人的脑袋割下来就不能再长起来，不能再安上，不能像割韭菜那样。这一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做到了，他并没有作过哪一种决定要杀掉哪个人，相反，他听说很多关在监狱里的人，受审查的干部，吃不饱饭，等等，他就说这种法西斯的手段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一定要追查。当然，少奇同志死了，彭德怀同志死了，贺龙同志也死了，这种情况确实是林彪、江青背着毛主席干的，刘少奇同志是江青下的毒手，贺龙同志是林彪下的毒手，彭德怀同志的情况也是这样。毛主席要开贺龙同志的追悼会，尽管这个追悼会开得不像样子，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开追悼会，如果不是毛主席下决心，根本不可能。陈毅同志去世后，毛主席亲自去参加追悼仪式。这些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在他的晚年还是起一部分作用的，但是，没有起全部的作用，如果起全部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根本不会发生。骄傲自满，个人专断，这种情况根本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应该承认，对于国内国外实际情况研究很少，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不能说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整个党中央，以及我们整个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当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发展了各种各样错误的时候，在理论上也就发展了许多错误，无论是哲学方面，或者是经济学方面，或者是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都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不详细说了。
第四个问题：怎样理解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我国现存条件下，还有没有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的可能?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思想文化上的破坏活动叫不叫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在经济方面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发展到目前的水平(不单是中国，就是像苏联也还是这样，尽管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我们高)，还不能完全消灭产生贪污、盗窃、诈骗、走私、投机倒把、行贿、受贿等等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原则这类现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还不够，还没有达到任何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就有多少的程度，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的条件下，一些受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严重影响的人(这种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还会存在)，就会去犯前面所说的那些罪。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犯罪的现象，这种反社会主义社会的行为，其中性质严重的，也就是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免不了的，我们必须坚决地同这种犯罪活动作斗争，不然，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不仅从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且在现实的中国，渗入到我们的社会里来。从外面，比方说从香港、从澳门、从台湾，这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在世界上还占绝大多数，它们必然要从各方面影响我们，而我们实行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增加对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腐蚀作用。所以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相当的时期里面是不能消灭的，这是客观的事实，并不是永远不能消灭。在刚才说的那些条件改变了，就会消灭。那些条件总归会改变的，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在政治文化方面也是一样，台湾、港澳以及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从外部，而且从我们社会内部、我们国家的内部来进行破坏社会主义、危害社会主义的各种阴谋活动。对于这种阴谋活动，我们决不能够麻木不仁，决不能够低估，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的情况下，总归会有一些人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在政治上文化上的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不能因为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否认这种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范围内，它确确实实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既不是我们所能捏造的，也不是用我们的幻想就可以把它消灭的，说它不存在，它就不存在了，这没有办法，它是客观的事实。照这样一看，是不是阶级斗争就很危险了?今后怎么样才能不扩大化?似乎这个界限就很难区分了。这个界限还是可以区分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只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就可以既不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不去幻想阶级斗争熄灭。
这种资本主义势力还在同我们进行较量，还在破坏着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于在我们党内也不能说没有人被拉下水。我们不要去抓党内资产阶级，但是我们要承认确实党内也有一些干部被腐蚀了，有极少数人被腐蚀得相当厉害，这些人我们要坚决地跟他们斗争，也就是说要坚决地挽救他们，不能视而不见，这种人很危险。对于青年一代也是同样。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估量过高，它也不可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占优势，没有这种前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已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二十几年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巩固了，尽管有些环节上还有漏洞，但是整个地说起来我们有优越性，资本主义再在中国复活是没有这种可能了。首先，我们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着，这个共产党不是豆腐做的，她是钢铁做的，她是跟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尽管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友好往来、友好合作，那是另外一回事。想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那么除掉特殊的范围，除掉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很小的范围，那是不影响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大局的，各种敌视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非法的，至少基本上是非法的，也有一部分活动是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不过主要是非法的。另外，只有极少数人可能从资本主义那里发财致富。资本主义不可能给中国十亿人民以出路。任何现实的出路，资本主义都是不能给的。它只能给极少数受腐蚀被收买的人，或者是它的特务，这些人总归是少数。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但是，我们也不能够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也不行。因为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在实实在在地给人民以利益，每天在给人民以物质利益，而这种利益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给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既要提高警惕，也没有任何理由悲观失望。
第五个问题：《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根据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党中央对我国生产关系的具体模式有些什么设想?
这个问题我没有权利说更多的话。因为决议是中央通过的，决议说那么多，我也只能说那么多。中国现在是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它已经有自己的特点。简单的说起来，就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之下，加强企业的自主权，管理的民主化，发挥各种责任制，增加市场的作用。发挥责任制我们要看到这一点，中央七十五号文件讲到东北现代化的农场不存在这一点，要修改，因为报刊上已经登了，东北的最现代化的农场也可以实行，实行拖拉机手的责任制，同样表现了优越性。工厂也可以实行责任制。所以我们的思想需要不断地解放，需要不断地学习。在工业、农业、商业领域里都可以实行责任制。承认集体经济在非农业经济里的作用，农业部门以外的集体经济在中国会成为一个稳定的经济形式，同时还有一定范围的个体经济。这个一定范围的个体经济，我们也要看得远一点，不要杯弓蛇影，不要那么担心。苏联、东欧那些国家，他们经济管理体制也有许多毛病。这个我们不去说它，但是就像苏联这种比较大的农场的条件下面，个体经济的作用苏联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实际生活。确实，集体农民的个体劳动对保障城市的供应起了很大作用。其他的国家，比方东欧保加利亚，根据种种材料看起来，他们在东欧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他们也很注意发挥个体副业的作用，至于像南斯拉夫、匈牙利这些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一定范围的个体经济不可避免，这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个体经济，它是附属于社会主义经济，附属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不是独立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外的，当然这也需要有正确的管理，如果没有正确的管理，也会走到邪门歪道上去的，那是另外的问题了。以上种种都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向前进，逐步趋向于成熟的标志，而不是什么退回到新民主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这个问题也只能说到这样。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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