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2-10-13 作者：邓力群
邓力群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
马洪同志在这个会上的报告，乔木同志前天的讲话，都很好，我完全同意。
同志们要我发表一些意见。昨天同会议领导小组的同志商量，准备就下面六个问题讲些意见。也可以说是代表领导小组同志发言。讲得不准确，有错误，由我个人负责。尽管是领导小组讨论过的意见，也只是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问题，这次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是一九七八年、七九年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继续。那两年的规划会议和规划工作，对于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无论是学科的建设，队伍的组织，学术研究的成绩，这几年来，都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当然主要靠各级党委的领导，靠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但是也不能否认七八年、七九年规划会议和工作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各科研单位的组织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计划性，大家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工作就好做多了。八○年、八一年这两年没有开规划会议，少数同志还在做规划工作，但是全国范围的规划停下来了。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来讲，这是个缺点，我们抓得不够紧。现在十二大开了，社会科学的规划工作再次提上了日程。这次规划座谈会，同志们都认为，开得很必要、很及时。我们相信，经过这次会，加上会后的工作，一定会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志们建议写一个会议纪要，就讨论中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或者说已经讨论得比较成熟的问题，形成一个文件。领导小组同志同意这个意见。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中宣部同志负责起草纪要，定稿后采取某种适当方式转发下去。
第二个问题，会后，各级各类社会科学单位都要立即着手制订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五年和十年规划。要使它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入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今年十一月间将召开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讨论和通过“六五”计划。明年还将提出和讨论“七五”规划的要点。我们国家的计划，比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不仅是经济的计划，还包括了社会发展的计划。本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应该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等，过去也有这些方面的指标，但是作为计划来说很不完备。从“六五”计划起，不仅要包括经济，也要包括社会的各个重要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育、科学、文化等等。“六五”计划中有专门一部分写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同志们很高兴。还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进行修改，以便使这一部分能够比现在写得水平高一点，列入“六五”计划。但是很明显，这一部分尽管写得相当好，也还只是个纲要，或者是叫作方向性质的东西，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备的、比较切实的五年规划以至于十年规划。所以我们的规划座谈会，只能说是规划工作的重新开始，不能认为开了这么个会，写了一个纪要，“六五”计划中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改好了，我们的规划工作就算完成了。大量的规划工作还在会后。这中间也包括，要努力使“七五”计划中社会科学事业这一部分比“六五”计划大大地前进一步。请同志们回去切实地商量一下，报告省委，看应该怎么样组织力量，在八、九个月的时间里，抓紧把社会科学事业在本地区今后五年的发展规划认真地搞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十年发展规划。
党和国家已经决定把教育、科学作为战略重点。这里所说的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起草中央十二大的报告，这个观念是非常明确的。会后我们又反复问国家计划委员会，他们也明确肯定，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今后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如果国家的计划或者计划的战略重点只有自然科学，没有社会科学，那么这个计划，这个战略重点就没有全面地体现出来，就会是有缺陷的、片面的，而不是完整的，因为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缺了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计划的进行，必不可免地会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甚至于会造成某些障碍。认识这一点很重要。这方面还要作些宣传工作。我们有相当多的同志，一讲到科学，很容易想到这大概就只是自然科学，没有包括社会科学。如果说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理解还多少包含一点道理的话，那么到了十二大以后，还是这样看问题，还想这样解决问题，那就应该说是落在时代的后面了。
怎么样搞规划？领导小组提了这么几点意见。
（一）乔木同志的讲话帮助我们打开了眼界，在我们面前展现了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事情，过去不知道的学科，或者需要研究的东西，他讲到了。有些比较零碎的问题，经他一讲就更系统了。社会科学工作，究竟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前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对于我来讲，听了讲话后更明确了。所以请同志们回去以后，好好把乔木同志的讲话进行传达，组织讨论。同时要在讨论的基础上多找一些学者、专家来开座谈会。应该说，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景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不少学科、不少方面，我们的知识不够，而搞规划这样的工作，不吸收真正有学问、有知识的人来参加，只靠我们自己，不可能是全面的。各个地方都会有这门学科、那门学科的学者、专家。希望回去以后，组织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教育系统的、产业部门的、党政机关包括领导机关的、党校的真正有学问、有专长的人谈谈，向他们求教。
这里不仅要想到头十年，而且要想到后十年，不仅要考虑本省、市、自治区或者自己这个学科，自己这个系统，而且要考虑到全国，以至于全世界。把我们的眼界放得更宽一点，学科搞得更细一点，时间想得更长一点。我个人的意见，有些问题即使十年、二十年还没有条件列入规划，也不妨列出来，使我们知道十年、二十年内要准备条件，来开拓一系列新的领域。这里要强调的是，必须找确实有学问的人、有专长的人，不要找那些光知道空想、海阔天空地谈一通而又定不下一个题目的人。我们党里也有这种空谈家。有学问的人、有专长的人，才知道某门学科的重要，知道其中的甘苦，知道需要创造什么条件和怎样创造条件。这对于我们很有好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科学发展的规模。乔木同志讲，我们同外国有可比的部分，有不能比的部分。就发展规模来讲，有相当多的学科，相当多的问题，我们还没开始。找找这个差距，对于我们搞规划，会有好处。
（二）有了远景，有了广阔的视野，就要进一步考虑和研究实现的步骤。要搞清楚，哪些五年之内就应该着手，哪些前五年应该准备条件，十年才可以着手进行。要坚持斯大林讲过的工作方法：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求实精神。满足于广阔的前景而缺少求实精神，规划搞不好。步骤的制定，项目的开列，人员的配备等等，都必须同本地区的工作，同全国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紧密结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向党政领导机关、计划部门请教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打开眼界、贯彻求实精神必经的途径。这就要了解本地区的全面计划，了解本地区在执行全国计划中的重点。为了完成地方和国家的五年和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人员应该干些什么，要承担什么任务，承担什么责任。
这些年来，地方也好，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好，其他研究单位也好，在配合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些地方社会科学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当地党政机关、计划部门的高度重视。乔木同志七九年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得力助手。这个要求，对地方也完全适用。应该说，有些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关，在这方面做得比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好一些。有的同志讲，他那里党政机关、计划部门的一些同志不太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这种事情一定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是不是可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单位未能有意识地使自己成为当地党委、当地政府的得力助手，未能做出确实受到当地领导承认的成绩。当地党政部门、计划部门给我们什么任务，不论大小都应该勇于承担，而且做出成绩。如果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今天不重视，明天会重视的。只要各地方的社会科学院都积极地经常地得到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的领导，全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就能得到可靠的保证。
（三）求实精神中还包括制定规划、承担任务，要考虑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条件。不仅要了解国家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系统的力量，还要考虑教育系统、业务部门、党校和干校、军队研究单位以及党政领导机关、群众团体研究单位的力量。每个省委都有个研究室。要对这些分布在各条战线上的力量进行全面调查，有些什么机构，有多少人，从事哪些项目的研究等等。这样就可以看清楚，国家或地方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哪些我们承担得了，哪些眼前还承担不了。承担得了的，就要马上办起来；眼前承担不了而计划又要求我们承担的，就要准备条件。所以一方面要积极要求党政领导机关、计划部门向我们下达任务，提出题目，另一方面，也要主动提出建议，主动承担任务。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在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的执行中做出了贡献，取得了成绩，那么，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就不仅是切实的，而且是一定有前途的，一定能够更好地发展的。
（四）这次会议以后，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分学科召开全国范围的学者、专家的会议，首先制订各学科的发展规划。在这个基础上汇总起来，制订各个学科协调发展、而又有助于保证重点的，切实可行的总的规划。首先是五年的，然后是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要使这个规划能够列入全国的总计划，成为它的不可分割的、密切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各个地区也采取类似的办法，照顾地方的特点，考虑地方五年、十年的需要，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要各有特点，发挥地方优势。经济建设如此，社会科学研究也如此。视野要宽，列入规划的东西一定要可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五年、十年的规划，要能作为本地区五年、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规划制订出来了，希望给我们通气，送点材料。这样便于全国的综合平衡。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学科、有些问题，各个地方都列了，难免重复劳动。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可以请有关同志协商，做适当的分工。
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知识不够，另一方面由于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这次的规划，全国的也好，地方的也好，难免是不完备、不准确的，需要在实践中随着认识的提高，有所修正，有所补充，使它逐步完备、逐步准确。我们很同意大家的意见，今后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规划会议，检查本年度规划执行的情况，布置下年度规划的要求，从而使我们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以至更长远的规划，越来越完备、越来越准确。我们还要通过规划的制订、执行和检查，来密切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密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和其他中央一级研究机构的关系。地方也是同样。总之，要通过共同讨论，共同决定我们应当承担的任务，制订规划，共同检查，相互督促来完满地执行规划，以求得社会科学战线的各个方面、各个系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这样来协调我们的关系，加强我们的合作，改进我们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比较合适、比较有效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十二大已经明确规定，我们的经济建设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不是也要经过两个时期？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景一样，社会科学事业的前景也是很好的。我们为此而高兴，受到鼓舞，感到信心百倍。可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们现有的机构，现有的力量，不但同前景来比差距很大，而且同经济建设发展的现有规模相比也很落后。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比经济建设各方面的基础要小得多、薄弱得多。所以前十年一定要把基础打得牢靠一点，这才能有利于将来的大发展。
为了打好基础，为了将来的更大发展，现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队伍，有一个整顿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在五千多人，经过多年的考察，有些同志确实不大适宜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他们的长处在别的方面。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充分考虑这些同志的长处，做出妥善安排，使这些同志能够在别的战线、别的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我不了解地方上的情况，是不是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问题。与此有关，还有个机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些机构是空架子，行政人员不少，研究人员却很少。这就要加以调整，或者加强、充实，或者合并。
所谓整顿，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整顿、学风的整顿。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的大体上有两类同志：一类有较多实际工作经验，但是理论准备不够、专业知识不多；一类理论准备比较好、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是实际工作经验和对社会实际的了解比较差。后面这类同志占大多数。这两类同志都有个思想整顿、学风整顿的问题。地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不大了解，是不是大体上也是这样。
在思想整顿、学风整顿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讲过很多深刻的、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要遵循的道理，这是同志们都熟悉的。我只想向同志们推荐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宝贵经验，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都要向两位老一辈革命家学习，但是也要考虑自己的情况，在学习中有不同的侧重点。
去年起草六中全会决议的时候，陈云同志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讲，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间，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建议多学一点哲学。那个时候他在生病，利用休养时间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包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他自己觉得，学习以后收获很大，思想上的进步可以说发生了一个飞跃。七大以前，他去边区财经办事处做负责工作。当时在延安的同志都有这么个印象，他去以后，边区的经济工作很快就有明显进步。日本投降以后他到东北，任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那时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集中精锐兵力向东北解放区进攻，长驱直入。陈云同志建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接受了这个建议。长春失守，我们军事上很困难，杜聿明甚至想进攻哈尔滨。面临严重局势，陈云同志又建议开辟南满的战线。这个建议也为东北局所接受，为中央所接受。他自告奋勇去当南满分局书记。从此以后，就形成两条战线：北满一条战线，南满一条战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由于两条战线协同作战，我军南北配合，牵制敌军，国民党的部队被我们调动，疲于奔命，很快扭转了战局，提前解放了全东北。全国解放以后，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他的主要言论，收入《陈云文稿选编》，已经出版两本。大家读了，都认为，在经济问题上，陈云同志提出的方针政策，不但过去曾经指导我们取得显著的成绩，而且现在对我们的工作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又读了《资本论》，读了《列宁全集》中十月革命后的各卷。三中全会以来，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有很多意见、建议，也为中央所采纳，并且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读了十二大关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部署各有关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其中体现的指导思想，同陈云同志在解放后各时期我国经济工作中坚持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也有充实和发展。
第二个榜样是张闻天同志。这次会议发了张闻天同志四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出发归来记》。这篇文章讲他从事调查研究所得到的体会，诚恳地检查了自己过去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大家知道，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转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从此以后，他一直拥护和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他在延安做过很多的报告、讲话，也写过很多文章，都是维护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的。这些都说明他在政治上确实转过来了，说明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是保持一致的。但是也应该承认，他的思想作风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他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他的理论活动，绝大部分还是从事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宣传、解释和论证，很难说有很多理论上的创见和发展。一九四一年，他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向中央要求，组织几个同志一起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前后经过一年零四个月，到了晋西北，到了绥德、米脂、写了大量调查报告。最后有个总结，就是这次印发给大家的这个材料。这次的调查，延安整风，使张闻天同志对自己的思想作风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觉醒，因而应该说开始了彻底的转变。日本投降，他到东北，在东北工作中，他和陈云等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一九四七年，全国许多地方土改出现“左”的偏向。张闻天同志领导的合江省委基本上没受影响，土改进行得比较健康，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一九四八年，东北大部分地区先后解放，并且连成一片，老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同年夏天，张闻天同志起草了一个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和建设方针的文件，分析东北的五种经济成分，主张分别采取不同的方针，总的说就是经过过渡的步骤，使东北的经济向着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方向前进，提出东北解放以后已进入一个过渡时期，要采取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个文件得到东北局的同意，报到党中央，也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一九四九年二月开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报告的经济部分讲得更完善、更科学了，为我党在全国解放后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里面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同张闻天同志起草的文件是完全一致的，张闻天同志的理论贡献，是应该载入党的史册的。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有理论准备，有书本知识，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一定要诚心诚意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实际经验太少，实际知识太少。认识了这点，就必须象张闻天同志那样，切实地向实际学习。
要承担社会科学研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任务，就一定要下大决心，周到细密地进行调查研究。陈云同志讲，要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调查研究，然后用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出决策。那是讲实际工作。我们做研究工作，情况也许不同一点，但是一定要下决心，对于重大问题，特别是新问题，我们没有知识的问题，我们实际经验太少的问题，应该拿大部分时间先去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以条理、加以深化。这关系到我们今后能否完成任务，能否做出成果。一个机关也好，个人也好，能不能做好工作，这是成败的一条最重要、最重要的条件，这是事情的关键。否则，文章写不出来，意见提不出来，写了、提了，也很难是创造性的、切实可行的。
张闻天同志文章里讲到：“所以，调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阶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才需要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个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做调查研究工作，要付出劳动，付出牺牲。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也会有成功，有失败。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诚实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看你学风改进了没有，是不是真正注意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真正注意了切实的调查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部分的所有同志，现有人员也好，新增加的人员也好，都要把学风搞正。学风搞不正，人员再多也不会出成果。十年内进来的人将来要带徒弟，下一个十年他们就成为老师了，就成为领导了。他们的学风不正，新人进来以后，也要被他们带坏。他们学风正了，新的人进来，就跟着正下去，把好的学风一直坚持并且发扬光大起来。
学风中间还有个问题，就是同中央保持政治上一致和“双百”方针的关系问题。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致的。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可以保证执行“双百”方针的正确方向；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又有助于中央做出决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广泛吸收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使中央的方针更完善、更准确、更全面。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章已经规定了，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允许保留意见，可以向上级直到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也可以专门研究，也可以著书立说。但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无权在公开场合，公开报刊随意发表政治上同中央不一致的甚至相对立的意见。不论他担负什么职务、从事什么工作，这都是起码的要求。否则，党就不成其为一个战斗组织，党就不成其为党了。中央没有做出决定的问题多得很。比如中央决定了，教育、科学是战略重点。我们不允许哪个共产党员公开发表意见反对这一决策。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行动上努力贯彻这一决策。至于怎么样贯彻，社会科学怎么样列入计划，是可以而且鼓励大家各抒己见的。我们这个会议能够说不是百家争鸣吗？十二大确定的东西，很多都要求我们深入地展开，进行讨论。也可以说要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敞开讨论之后，大家认识比较一致了，然后中央做出决定。作为共产党员，把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和实行“双百”方针总看得格格不入，没办法协调，我觉得不合乎我们的实际生活。
第四个问题，由于我们肩负着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我们必须不断地培养新生力量，不断地扩大我们的队伍。
要采取种种办法增加研究生，提高研究生的质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今后应该重点为地方培养和输送研究生。也希望各个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凡是有条件的，也招收研究生。更重要的是，各个大学要招收研究生和举办研究生班。教育部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要同教育部门合作。以后大学生的培养、大学生的分配，都要充分考虑到怎样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输送新的人才。还有培养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新的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所同首钢准备合办一个工业所。两方面都有积极性。可以预计，这个新的研究所不但人员编制的问题比现在好解决，而且研究成果也会比现在好得多。现在，大庆已经有研究所、鞍山有研究所。将来的大型企业、联合公司，都会要求成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所，不仅有自然科学的，而且有社会科学的，从两方面来研究提高经济效益等问题。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部门，现在很多都有研究机构，叫研究室或研究所。这些所将来也会发展，也会增加。从长远来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第一线上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会相对地越来越少，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会越来越多。其中势必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整个国家有这个需要，各个地区有这个需要，各个部门、各个企业都有这个需要。所谓智力开发，不仅只是自然科学的智力开发，也包含社会科学的智力开发。工作的前进，事业的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日益被用来解决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新问题，需要有而且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个工作。还要看到，现在工人的文化水平比解放前高了，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将会越来越提高。第一线上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减少下来以后，从文化水平较高、又有生产经验的人们中间，会涌现出一大批可以卓有成效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这个远景是我们应该看到的。眼前就有这样的事实。有一些曾经插队落户的青年，后来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对农村有感情，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自愿要求把一生献给农村工作。我知道的，北京就有五、六十个人。实际上绝不止这么些。我们打了二十八年仗，从军队中培养出，一大批治党、治政、治经、治文的人才。在座的我想也有相当多的同志是打过仗的，后来做党的工作，做政府的工作，做经济工作，做企业管理的工作，做文化工作。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从事第一线物质生产的人，因为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趋势，将会一批一批地转到社会科学研究战线上来，不断扩大我们的队伍。其数量很可能比从大学培养的学生多，其研究能力也可能绝不逊色。我们没有理由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前途产生悲观心理。我们相信，只要前十年准备工作做得好，基础打得好，条件创造得好，后十年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发展。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布局或学科的布局，总的来讲，以后重点就是放在发展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摆在北京，也不合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要增加一点人，更重要的是调整、整顿。以后发展主要是在地方，地方要成倍地发展，长远来说，要几倍地发展。我们一个省，比有的国家还大。现在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总共才五千人，其中研究工作人员只有三千多人。这与我们的事业不相称。很可能有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所以各地方要明确重点发展什么，哪些要有，哪些让人家去研究，本地就不设了。不要求全。这只能靠同志们同地方党委、政府、计划部门商量。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要适应这个要求。地方的建设也应该各有特色。紫阳同志讲过，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培养，任务的承担，也必须同各省、市、自治区建设要有特色这个状况衔接起来。我们有了每年的规划会议，可以交流情况，交流经验，交换意见。搞几年，慢慢就会把我们机构的设置、任务的安排搞得越来越合理。
第五个问题，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研究人员三千四百多人，辅助工作人员八百九十人，行政工作人员一千一百多人，合起来五千多一点。我们设想，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辅助人员、行政人员，到一九八五年达到一万人，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都已同意。请同志们注意，力求不要再增加行政人员了，多增加些研究人员和必要的辅助人员。要增加这么些人员，就需要有人头费、研究费、办公费，也需要盖点房子，有点基本建设投资。根据二十三个省市的统计，到八五年，所有这些合起来要两亿多元。关于人员、经费，财政部、劳动人事部的同志表示，这是应该的，以后要在现有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以满足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这里还没有包括教育系统的研究人员，各个部门、企业和党校系统、干部学校系统的研究人员，还有军队系统的研究人员。这都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增加。
社会科学的经费要专立一个户头，同自然科学、同教育分开来。财政部同意专拨一批款项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前几年还有一部分钱没用出去，他们同意不上缴了，作为基金的一部分。过去每年给了一定数量的补助金，以后不但不减少，而且也要逐年增加。现在的问题是，有了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就要有人来管。要制订一个条例。请大家先提点意见，然后我们再补充。
第六个问题，同志们要求成立全国的社联，我们意见先成立一个筹备组。筹备组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社联，全国性大学科的社联。究竟搞多少个大学科的社联，还要再议：由这些单位选举代表，召开全国社联的代表大会，选出若干同志组成领导机构。领导成员有些是兼职的，有些是专职的。全国社联组成以后，做些什么事？乔木同志说，自然科学每年都有评奖，是不是将来全国社联作为工作里的一项，一年评一次奖。其他还有什么事，请大家想一想，随时告诉我们。全国社联是群众性团体，照道理应该同全国科协是一类性质、同样级别的团体。
我讲的这些，凡是领导小组讨论过的，有个表达得准确不准确的问题；领导小组没有讨论过的，我补充了一些意见，就更没有把握了。同志们觉得哪些意见可以吸收就吸收。尤其希望同志们对不妥当的意见提出批评，我一定诚恳接受，予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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