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4-1-21 作者：韦纯束
韦纯束在中央的直接关怀、领导和中央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我区于一九八三年四月全面开展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对于加强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实现长治久安，促进“四化”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目前全区的处遗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任务还很艰巨。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整党，在整党中继续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做到善始善终，对前段工作进行一次初步小结，是很必要的。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扬成绩，进一步统一思想，解决存在问题，继续前进，更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一、对前段“处遗”工作的基本估计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对区党委的领导班子从组织上作了调整。这是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一个重大决策。新的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从实际出发，提出处遗工作的主要目标和要求，以解决好死人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和清理“三种人”为工作重点。回顾十个月来的处遗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年四月至六月，区党委召开了两次带关键性的处遗工作会议。以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指示为指导思想，联系我区“文革”以来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分清大是大非，统一思想，提高对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的认识。同时采取了果断的组织措施，调整了部分单位的领导班子，把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仍在台上的“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以及一些阻碍处遗工作的领导干部，从各级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并且从各方面抽调力量，调整、充实和加强处理遗留问题工作的领导，层层派出工作组到下属单位帮助、督促开展处遗工作，可以说这是打开局面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七月至十三月，这半年时间主要是根据中央领导“七·一”指示精神，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和贯彻好经中央审批的区党委54、55号两个政策文件，排除各种干扰，扎扎实实地解决打死人问题和平反冤假错案等具体问题，这是做到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局势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第三阶段是今年元月份以后，转入定案处理为中心，扎扎实实进行核查“三种人”和继续落实各项具体政策的阶段。总的来讲，十个月来，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各项指示，成绩很大，效果显著，整个形势比原来预想的还好。但是处遗任务尚未完成，局势稳定，但未巩固，今后的工作仍很艰巨，对形势不能估计过高。
前段处遗工作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第一，通过反复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分清大是大非，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逐步统一到六中全会《决议》上来，从政治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区“文革”遗留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与前区党委一些领导的思想路线不够端正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认为广西“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的错误看法，危害极大。因此，开展处遗工作后，我们首先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反复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和《邓小平文选》，联系实际，深入讨论“文革”是不是一场浩劫，以及广西“文革”中有没有一条正确路线这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六月工作会议上，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产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广西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讨论提纲）》，对拨乱反正起到积极的作用。使大家明确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灾难深重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广西死人多，灾难深重，根本没有什么“正确路线”可言。是非明辨了，对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对潜伏着的尖锐矛盾，以及一些地方正在出现动乱苗头看得更清楚了。原来有些同志认为“‘文革’已过去多年，水过湾、船过滩，过去了的事不必再挑起来搞了”，现在认为“潜伏矛盾是客观存在”， “非解决不可了”，为在处遗过程中为断排除各种干扰打下了思想基础。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前段工作成绩很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进行了拨乱反正。
第二，在组织上采取了果断措施，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坚决把那些仍在台上的“三种人刀、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和妨碍处遗工作开展的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迅速打开了处遗工作的局面，也为进一步清理“三种人”打下了基础。
我区由于在十年内乱中所遭受的灾难特别深重，“文革”遗留问题又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组织不纯和“三种人”占据领导岗位的情况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文革”期间参与杀人的党员有两万人，打死人后入党的一万人。区党委召开四月会议后，各地采取了停、免、撤职审查或回避、调离等组织措施，其中停职的一千九百一十二人，免职的二千四百九十九人，撤职的三百五十五人，回避的五百七十五人，调离的二百六十二人。在这些干部中，有厅（局）级七十五人，处级一百五十五人，县（科）级一千一百六十三人，公社（区）级三千零一十四人，一般干部（多是国家基层单位领导，不是领导的是极少数）一千一百三十八人。
在上述干部中，大体上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地地道道的“三种人”，他们中多数又与杀人有牵连，有的还是亲自参与杀人，罪恶严重，不为群众所宽恕，需要依法判刑的人。二是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需要审查和说清问题的人。这类情况的人中，大多数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后受提拔重用，进了领导班子，三中全会以后仍执迷不悟，继续坚持派性，搞“左”的那一套，群众强烈要求把他们拉下台来。三是反对甚至故意歪曲中央解决广西问题的指示，或者派性严重等方面的原因，严重阻碍处遗工作开展的人。事实证明，如果不采取这些断然措施，就不可能迅速打开处遗工作的局面，就要严重脱离群众。而一经采取上述措施后，许多地方出现了干部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的情况，有的群众来信来访说，“我们现在才真正相信区党委搞好处遗的决心”。这就是很好的说明。
第三，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拟定下达有关政策文件，妥善处理死人问题，对消除“文革”带来的严重后果，愈合十年浩劫所造成的伤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经过将近十个月的工作，基本弄清了我区在十午动乱中死人情况，据现在的统计，全区死人八万六千多人，其中七万多人又是在非武斗的情况下以残酷手段打死、杀死以及迫害致死的（包括杀俘虏），后果十分严重，加上长期没有得到严肃认真地处理，遗属与凶手之间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冲突，一直是我区不安定的因素。不少遗属不断上访上告，有的甚至直接找凶手“算帐”。全区去年五、六月间发生类似现象就有六千多起。
中央对我区处理死人问题非常重视，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从去年六月会议就开始研究有关政策，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处理“文革”中打死人问题的指示，关于处理“文革”中被打死者遗属经济善后问题的决定（即区党委54、55号文件）。这两个文件经过中央领导同志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非常细致地逐句逐字地帮助我们审查修改，因而是两个非常好的文件。各地在贯彻这两个政策性文件中，也花了很大的功夫，投进了巨大的力量。全区有十几万人参加“处遗”工作，如玉林地区仅这方面就动员了三万多人，平均每死一人就有四人去做工作。
各地在贯彻两个文件中，紧紧抓住了两件事：一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及时逮捕那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捕不判不足以平民愤的杀人凶手和主谋者。全区到一九八三年底，共逮捕了“文革”中的杀人凶手八百五十七人（不包括一九八三年四月以前捕的二百六十七人）。在逮捕这些人时，群情振奋。许多群众还给区党委、给中央工作组、甚至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衷心的感谢。二是本着处理遗留问题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原则，紧紧抓住愈合伤痕这个中心环节，组织了强大力量，深入公社、大队，分别召开了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遗属会、凶手会，并逐村、逐户登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蒙山县城关镇有个凶手，在工作组耐心的教育下，他真正认识了错误，前后登门四十三次向遗属认罪，终于感动了遗属，取得了他们的宽恕。凡是工作做到了家，都出现了共饮和气酒，开诚相见，共弃前嫌的动人情景。有些遗属原来认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一堆黄土千年恨，子孙后代要报仇。”现在他们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同住一条村，共饮一井水，关门不见开门见，如今凶手认了罪，道了歉，我们一定顾大局，不记前仇。”上林县因害怕遗属抓打而外逃的一百三十七名凶手，均已应召回来安心生产。凤山县有两兄弟，因“文革”受迫害，一直躲逃在深山不敢出来，过了十多年“野人”生活，如今告别了莽莽森林，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愈合伤痕工作的巨大成功，又为贯彻“少捕少判”创造了条件。昭平县盘古大队罗姓在“文革”中被打死二十人，六十名遗属多年来不断联名上书、上访，要求惩办凶手十八人，经过落实两个文件精神，积极搞好愈合后，除县里捕了一名指挥策划成批杀人的主犯外，对其余凶手不再要求逮捕了，并联名向中央、区党委写了感谢信，赞扬党的政策英明。全区按照政策文件列举的“七种人”对号入座，各地要求逮捕四千人上下。现在看来，全区需要逮捕法办的，有可能控制在一千五百人左右，至多也不超过二千。原来遗属对杀人凶手不受惩办、不认罪有气，对政治没有平反有气，对生活困难不解决有气。通过贯彻执行两个政策文件，这三股气消除了，全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各地在贯彻落实两个文件中，坚持政治平反与经济善后相结合，实行综合解决，效果也很好。因为“文革”中被打死的人多数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长期株连家属，他们被当作反革命家属看待，多年抬不起头来，有的遗属伤心地说：“文革”以来，我们就象砍下来的黄麻，既被剥皮，又挨水泡，不但被弄得家破人亡，还不时受到迫害。”这些遗属最大的要求是在社会上不再受歧视，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一视同仁。各地对被害者一律给予了政治平反，并逐户登门送去平反通知书。许多遗属接到为其死去的亲人的平反通知书后，流下了热泪，激动地说：“感谢党和人民政府为亲人昭雪了沉冤，使我们在政治上重见天日，这是用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搞好经济善后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央拨给我区三千万元的善后经费，对解决困难，促进生产，稳定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各地在处理死人问题上，成绩很突出，特别是搞好愈合伤痕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一个创举。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抓紧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大大促进了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
平反冤假错案，也是我们这次“处遗”工作的重点之一，去年六月会议后，区党委作出了平反五大冤假错案的决定，随后各地成立了专门小组或指定专人抓落实工作。这件事虽然相对地抓得晚了一些，但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据柳州、钦州、河池三地区，梧州市和柳铁的统计，“五大”冤案和其他冤假错案株连三万九千六百九十八人，到去年十二月底已平反二万一千九百七十三人，占总人数的55．5％。其中梧州市进展比较快，“反团”案已平反了98．4％，“五·一六”案已平反了97．2％，其他冤案已平反了83．3％。农村中因“反团”案受株连的人，许多已在搞好愈合伤痕工作中给予了平反。
第五，各地在相对集中很大精力、抽调大批干部搞好处遗工作的同时，结合搞好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抓经济工作。一九八三年各地虽然都遇到各种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成果不够理想，但全区农业总产值预计仍可达到八十五亿五千万元，比全面发展的一九八二年还有所增长，粮食总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预计可达九十四亿元，比一九八二年增长百分之六，其中轻工业可增长百分之四，重工业可增长百分之九；全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社会治安也有了很大好转。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中央对解决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的决策、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区党委和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和各地的老党员、老干部，都很辛苦，认真地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应该肯定。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遗留问题较多，情况非常复杂，时间又如此短促，有许多问题还来不及去解决，因而我们今后的“处遗”任务还很重，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走了一半的路程，而今后的一半路将更加艰苦。
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清理“三种人”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情况复杂，工作量大。前段时间全区已经拉下了一批包括有“三种人”的干部，但还不彻底。特别是要清理那些比较隐蔽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难度更大，需要做很多工作。对已拉下来的“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的定案结案，工作量也还很大，对那些犯有错误和一般错误的干部的解脱工作，也都需要进一步抓紧抓好。
（二）平反冤假错案也还有大量的工作。有的地方才刚刚开始抓，少数单位甚至还没有开始搞。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还有一个清理档案的问题，这个工作量也很大。
（三）贯彻两个政策文件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愈合伤痕问题，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要巩固成果，没有搞的，或者没有搞好的，还要进行补课，特别是城镇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双管单位，一般来讲都比农村差，需要进一步做工作；经济善后工作中被抄没收钱物的清退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要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继续搞。
（四）工作发展不平衡，还有死角面，有些单位至今还没有打开局面。特别是一些业务部门直接管辖的企事业单位和二层机构，要进一步帮助他们把“处遗”工作开展起来。
（五）经过十个月来的反复学习和拨乱反正，分清大是大非，不断增强党性，公开闹派性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派性是一种顽症，要彻底清除派性的影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还要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
二、在“处遗”实践中的几点体会
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牵涉面广，政策性很强，在某些问题上，矛盾十分尖锐，情况非常复杂，稍有不慎，便会出乱子。所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态度要坚决，方法步骤要得当”；“问题要解决，局势要稳定”。十个月来，我们遵照中央领导反复强调的“稳妥坚实”这一根本方针，做到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前进，使整个“处遗”工作不断深入健康地向前发展。在实践中我们体会较深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央的决策、关怀和指示，是我们搞好处遗工作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证。中央对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一直十分关注、重视，多次督促区党委抓紧解决。一九八一年以来，中央先后几次派工作组来了解情况，对存在问题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中央书记处对区党委一九七九年一月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关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两次报告，都很快作了批复，对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
全区的“处遗”工作开展起来以后，中央对我们的工作更是关切。可以说，我们在“处遗”工作上的每一重大决策和具体方针、政策，都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帮助下产生、形成和逐步完善的，我们每取得一点成绩，都得到中央的及时肯定和鼓励。没有中央的关怀、帮助和不断给予指示，我们要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把“处遗”工作步步引向深入，把如此复杂艰巨的工作搞好，是不可能的。
第二、贯彻思想领先的原则，组织党员、干部反复学习文件，一搞好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是把遗留问题解决好的重要关键。回顾这段经历，可以说，我们的处遗工作一直是在不断清理“左”的思想、克服派性，排除各种干扰中稳步前进的。通过召开四月工作会议，特别是六月工作会议，在中央工作组的帮助下，以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央的重要批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会议产生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讨论提纲）》以及随后区党委作出的关于平反五大冤假错案，的决定，就是思想认识上大提高、一大统一的重要标志。两次会议和这些文件产生后，也并不是所有认识问题都解决了。如去年七月以后，正当我们贯彻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稳步前进，稳妥坚实”指示的时候，一些人企图否定处遗工作的成绩，从各方面进行干扰。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及时地召开了会议，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肯定成绩，驳斥谬论，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排除一切干扰，稳定了局势。事实证明，只有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增强党性，克服派性，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才能更好地完成拨乱反正，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这个历史任务。
第三、认真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处遗”工作才有可靠的队伍和组织保证。事实说明，哪里采取了坚决有力的组织措施，哪里的处遗局面很快就打开了；相反，哪里仍让“三种人”和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把持领导岗位，哪里的处遗工作就迟迟开展不起来。当然，阻碍处遗工作的，不一定都是“三种人”。因此，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区别各种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停，免、撤、回避、调离等措施。在局面已经基本打开、情况基本弄清之后，一般就不再采取停、免、撤职的办法，改为有问题就背靠背进行审查，这只是做法上适应形势发展而作的改变，不是方针的改变。对于清理“三种人”，是始终坚定不移的。
第四、严格掌握政策界限，做到“稳妥坚实”，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局势。中央指示我们，处遗工作，要“按党处理历史问题的方针政策办”；“广西情况特殊”，要“采取特殊政策”。对于这一条，我们在处理死人问题上是体会比较深的。我区在“文革”中死人比较多，问题非常严重，一定要严肃处理。但是考虑到这些问题是在“文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必须遵照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采取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捕人问题宜少不宜多的方针，区别对待，妥善处理，对与杀人有牵连的人，除了那些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外，凡属胁从、奉命行事，情节较轻，已向遗属认错、认罪，取得群众宽恕者，就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事实已经证明，通过搞好愈合伤痕的办法，消除“文革”给我区带来严重后果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处理“在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了实事求是、区别对待的政策。在查证工作中，我们又推广了黑龙江省委的经验，坚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如实反映问题的性质、情节和程度，不夸大，不缩小，定之有据，否之有理。在定案工作中，强调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于在“文革”中犯了一般错误的同志，不管参加过哪一派组织，通过学习、总结历史教训，实事求是地讲清了问题，不再坚持派性，就给予解脱。所有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仅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大多数，有利于团结搞“四化”。
第五、贯彻群众路线，把方针政策交给群众，使处遗工作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实证明，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如搞好愈合伤痕工作的经验，首先就是上林、资源等地群众创造的，是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结合的产物，为我们处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死人问题，找到了一条如何坚持少捕少判，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局势的出路。在搞愈合伤痕工作中，各地也广泛运用了群众的力量。如贵县依靠一千九百多名老党员、老干部、老社员参加的劝导组，配合一千多名国家干部，结合落实政策，做愈合伤痕的开导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使局面很快地由被动转交为主动。
第六、由于各项工作任务很多，必须处理好“处遗”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特别是与经济工作和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的关系，做到紧密结合，互相促进。如果等到处遗结束才进行调整班子，那会使工作更加被动落后，而且对处遗工作的开展也不利。在实践过程中，我们还深刻体会到：对调整领导班子和作好定案处理工作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左不得，右也不得，急于求成不行，慢慢来也不行，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纵观全局，统筹兼顾，善于结合，妥善安排。
以上这些，是从正面总结出来的经验体会。如果从反面来总结，可以看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教训也是很多的。如在掌握情况方面，特别是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我们就做得很不够。由于核实材料不够，有时还会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作出错误的判断。又如，对处遗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在工作部署上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毛病。对条条块块如何紧密结合，抓得也不够，致使一些单位无人管，出现死角面。在具体工作上注意了处理打死人问题，而对伤残问题注意不够，没有及时予以解决。对犯错误的人的思想转化工作也还做得不够（包括对那些思想有抵触、态度不端正的人的批评教育做得也不够）。这些问题都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克服。
三、关于继续搞好“处遗”工作的意见
按照中央的要求，春节后，即在今年二月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党，跟上全国整党的步伐。为此：
（一）要明确整党和处遗的关系，通过整党进一步把处遗工作搞好。我们搞处遗的目的、内容和整党没有什么矛盾，前段的实践证明，处遗是为整党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整党又是善始善终完成处遗任务的动力和保证。因此，在整党中因势利导、顺理成章地继续把处遗工作搞好，巩固和发展处遗的成果，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在某些方面，如清理“三种人”，纯洁组织，还有可能比外省搞得快一些。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和决心。
（二）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安排：自治区部委厅局以上单位从二月起开始全面整党（领导班子未调整的先调整好领导班子）。地、市和区直部委厅局以下单位，也要着手做好整党准备（各地、市拟在第三季度开始整党，县和厂矿企业、事业、学校、科研等单位，拟于今冬开始整党）。未开展整党的区直单位及地、市、县，除按中央指示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整党文件，边学边改外，应继续抓紧把“处遗”工作搞好。与此同时，各单位都要抓紧继续完成机构改革工作。
（三）关于组织领导机构：区党委即将成立整党办公室，下设四个小组，即处遗小组、核查“三种人”小组（定案处理小组）、秘书组、联络组（或叫调查研究组）。凡还未设立整党机构的，则保留现有处遗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照常开展工作。今后各地市县的处遗机构里，要设有核查“三种人”小组。区党委整党办公室今后直接与区直各战线、厅、局及地、市的整党、处遗机构联系。区党委过去派出的工作组，将作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开展整党和继续搞好“处遗”的需要。
（四）不论是已开展整党或未开展整党的单位，领导班子都要有明确的分工，设立两套人马，一套抓整党和处遗，一套抓经济和其他工作。耀邦同志已经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尚不理想，一定要想办法搞上去。经济工作搞不好，就会变成政治问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件头等大事。去年，我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把处遗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后就要把搞好经济工作摆在第一位，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
（五）关于定案工作，一定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继续抓紧抓好。
（1）由易到难，先抓好两头。一方面先把那些非常明显的有代表性的、停免撤又比较早的头面人物处理好；另一方面对那些犯有错误或一般错误的干部，抓紧弄清问题，尽快予以解脱。属于不太明朗的中间状态的（主要是指严重错误和“三种人”之间的），则可稍放后些，一个一个来办，但也不能久拖不决。凡是定案处理的，一定要作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检验（材料一定要与本人见面，不要怕有反复）。
（2）鉴于定案工作量大，我们的力量又有限，今后对背靠背审查的干部要加以控制。要按干部管理权限，归哪级管就由哪级批准。
（3）要严格掌握政策界限，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和区党委的有关规定，对人的处理要做到既严肃又慎重，既不能放过一个“三种人”，又不能扩大化。区党委上次召开定案会议时，讨论制订了几条政策界限，这个文件经过这次讨论修改确定后再印发下去，仅供领导参考，不作为正式文件。这次会议印发的几个案例，和已印发到县的外省的几个案例，各地应认真参阅，这是严格掌握政策界限的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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