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4-1-21 作者：周一峰
周一峰（记录稿）
同志们：
我是一个广西人。这次作为中央工作组回到家乡搞“处遗”工作，蹲了九个多月，就准备在这两天离开广西了。今天就算来向同志们告辞吧！晓光、纯束同志要我讲几句话，我就提几点希望吧！
第一点，希望从这次一会议起，从上到下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负责同志在广西汇报会上的讲话精神，抓好各项工作。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是对广西的“处遗”工作的基本总结，同时对广西今年的全面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些指示很有针对性，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精神，我想广西面临的工作很多，其中主要是整党，要在整党中善始善终地抓好“处遗”工作；要按“四化”的要求配齐各级领导班子；还要抓工农业生产，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如何抓好这些工作，中央负责同志在讲话中都作了明确的部署，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我们广西今年的工作一定能抓好，取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双丰收。我想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广西广大干部群众一定不会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第二点，希望正确领会中央负责同志对广西“处遗”形势的指示。中央负责同志对广西“处遗”形势讲得很具体，我想概括地说就是两句话：广西“处遗”工作成绩很大，但是不能估计过高；局势稳定，但是还不够巩固。我们能在短短十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把广西“文革”当中发生的严重、复杂问题揭开了，而且还解决了一大批问题，取得这么大成绩，正如中央负责同志讲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处遗”工作量还很大，要圆满完成，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还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工作。这就是习仲勋同志讲的，广西的“处遗”工作只走了一半的路，还有一半路更艰苦，而且最后一步是关键，搞不好将会前功尽弃，毁之一旦。去年，我们广西“处遗”工作解决杀死人间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农村解决得更好些。但是，问题的解决还不巩固，有的还有反复。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也还存在不平衡，甚至也还有少数死角。最近荔浦县有些苦主把发给他们的“处遗”经费退到区里来了，而要求捕凶手。鹿寨县前几天有二十多人来南宁上访，他们说只要区党委负责同志说一句话，到底“处遗”工作还搞不搞了，如果说还要搞，就立即回去；如果说“处遗”结束了，就要求解决问题。还有不少县反映，年终来信来访有所增加，可见县以下“处遗”工作解决好一些，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还要做。县以上单位的“处遗”工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主要集中力量搞农村的（因为死人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农村），所以县以上单位的“处遗”工作比农村稍差一些。正因为这样，县以上单位，特别是区直单位，目前还有一些“三种人”或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还在台上，其中有的还属于危险分子。从这些情况看，中央负责同志对广西“处遗”的估计是正确的，是实事求是的。我们在讲形势的时候，成绩要讲够，要有信心把工作搞好。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后的任务是复杂、艰巨的，不能盲目乐观。对形势的看法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这就是说前段时间的“处遗”工作到底是过头了？还是不过头？有的同志说过头了，他们主要认为停、免、撤审查干部过头了。仲勋同志在听取我们汇报中，就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处遗”工作是健康的、正常的，并没有过头。我认为仲勋同志的说法是正确的。据去年12月底的统计，我区停、免、撤审查和回避、调离的干部共×千×百多人，其中停、免、撤的有×千×百多人。上述×千×百多个干部占广西干部总数六十八万八千多人的百分之零点八三。我们最近听苍梧等县汇报，所谓犯一般错误，并非说错话，批斗打了几耳光或者去抄了人家的家等这些错误，而是有一定罪过，其错误都产生有后果的。所以，宋任穷同志说了广西的一般错误在别省区就是犯严重错误了。当然，我们拉下台的干部中，也有可能不该拉的而拉了下来，不过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从广西“处遗”工作的全局看，我们前期采取停免撤或者回避、调离的方法审查一批干部是正确的，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这样做也是按中央的部署进行的。如果我们“处遗”开始，不把杀人上台的人拉下台，“处遗”局面就难以打开，群众也没有信心。我曾跟中央负责同志讲了我的观点，说过如果不是中央对原来的区党委进行调整，不把原来的那几个书记免职了，上来几个同志，我们中央工作组再有天大的本事，也难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对审查的干部不再采取停免撤的办法，这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打开了局面，在方针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具体做法照样可以达到审查干部的目的。根据一些地区的汇报和典型材料的分析推算，全区需要背靠背审查的干部大约有一万五千多人，加上停免撤的一共有二万人左右。这个是不是过头了呢？不能说过头。广西“文革”期间被乱打死、迫害致死的人达八万六千多人，此外还有约十万人被打致伤致残，因冤假错案受迫害二十万人以上，所以现在要审查的二万人是实事求是的。据中央负责同志说，广西在“文革”中所发生的问题后果比黑龙江的严重。黑龙江搞揭批查，已经清理了一批“三种人”，但是他们去年还背靠背审查了一万二千多人。总之，我们在“处遗”工作中，停免撤一批干部完全是必要的。晓光同志昨天说，对广西的“处遗”工作估计得重一些有好处，但也不能看得太重。我认为晓光同志的这个意见是对的。我们看形势一定要客观，要实事求是，如果讲我们的工作过头了，那就不要再做工作了，这是问题的关键。我特别多说这个问题，目的是使得我们能正确地理解中央负责同志对广西形势的估计，认识到中央负责同志的估计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
第三点，希望认真学习中央整党文件，坚持党性，增强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善始善终地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当前突出的是坚持事实求是的群众路线。我们的“处遗”工作还有大量的问题要解决，因此希望各级领导更加深入群众，关心受害者的问题，实事求是地按照党的政策，及时给予解决。王浩同志昨天到南宁一些单位访问了苦主，有个苦主当场就给他递了申诉书，据了解他申诉的问题的确还没有得到解决。南宁市有个厂的采购员，他有一个姐姐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有几年来多次申诉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来后，到明园找了我们，我叫秘书将材料转到所在单位处理，问题才得以解决。可见，“处遗”工作是相当复杂的，有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想去解决，而是情况不明，难以下手，也就拖了下来。我们提倡领导关心苦主，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第四点，希望遵照中央负责同志关于严格掌握政策界限的指示精神，从实际出发，做好定案处理工作，定案处理是个复杂的工作，要坚持专门机关人员和群众相结合来搞好核实材料、定案处理。在定案处理中，对犯同样错误的人处理要力求做到大体平衡，上下处理大体一致。不过，对老干部犯错误的处理要特别慎重。有的老同志定“三种人”并不冤枉他，但是他毕竟有三、四十年的党龄了，接近离休年龄或离休了，他前大半段是革命的，对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后半段犯了错误，虽属于“三种人”的错误，但在处理时，只要他们认错，不再搞派性活动，正确对待处遗，符合这些原则的，一般不宜开除党籍。在农村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对农村中的老党员犯错误也应本着上述原则处理。我听了昭平县的汇报，全县农村要开除一百六十七个党员（不含清除出党的五十人），这里面难道都没有一个老党员吗？有的同志已有三十多年的党龄了，过去一贯表现又好，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这样的老党员如果可以不开除党籍的，就不要开除党籍。在定案处理中，还要做到亲疏一视同仁，不要对不熟悉的人就按政策办事，而对熟人却碍于情面，不按政策处理。耀邦同志对广西工作指示中说到，有的人如果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就不要再纠缠。耀邦同志讲的就是要我们对犯错误的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同志有历史问题，可是直到现在连一个字也没有检查，其中有的还是区里的头面人物，凡持这种态度的人，都要严肃处理。现在有一种现象很不好，同样犯了错误，官越大越难放下架子检查。我听到从农村回来的同志说，在农村有不少人在“文革”中参与杀人，这次要他们说问题，他们说的比竹筒倒黄豆的还干脆。他们说出了自己怎样参与杀人的经过，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讲得声泪俱下，不仅感动了工作组的同志，也感动了苦主。象这样的同志认错态度好，确实又是老党员的，如果还开除党籍，要是我处理就下不了这个狠心。相反我们区直机关有的同志对自己的问题认识很差，不想悔改，有的写检讨是为了应付，说些不痛不痒的事，不愿把错误讲出来，象这样的同志怎么搞弥合？怎样使人谅解？反过来，对他本人又有什么好处呢？对这些同志我们还是从爱护出发，做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耐心帮助他们很好检查认识自己的问题。
第五点，耀邦同志在广西汇报会上的讲话，其中对晓光同志的优缺点公公道道地作了评价；仲勋同志对纯束也作了评价，说他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很有进步，有经验，肯动脑子，工作很出色。希望晓光同志和纯束同志要紧密配合，作为一、二把手相互协作搞好工作更有助于区党委的团结。同时，希望区党委加强集体领导，按照整党的精神，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真正做到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达到高度的集中。这几个月来，区党委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改进得更好一些。
在这次汇报会上，中央负责同志也讲了一些话。希望各级党委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老同志在整党、“处遗”中的作用。同时也希望老同志在整党、“处遗”中继续努力。我们老同志正如耀邦同志讲的，千辛万苦，千难万难都过去了，现在千条万条支持青年干部上去是第一条。广西各级领导班子，如果能够把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配好了，广西政治、经济上的飞跃发展就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同志们，我这几个月来的工作难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请同志们在我离开前或离开后给我指出帮助。这次我回到江苏，可以说人在江苏，心还是向着家乡——广西。我愿意为家乡的繁荣昌盛继续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祝同志们在今年取得更大的胜利。我的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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