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8-26 作者：区济文
区济文我们这次核查工作会议发了六个案例，大家讨论一天半，六个案例中有五个是区直机关的，只有一个是市里一个工厂的。为什么把这几个案例拿到这次会议专门研究？区党委在几个月前讲了，我们区直机关端正党风要做全自治区的表率，但我们区直机关有些案件卡住了，结不了案，这主要是对这些案件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事实是清楚的，但看法不同，定性处理意见就不统一。因为这些案件定不下来，影响别的案件，不好定，也影响了对干部的使用。五个案例里面，有一个案例是讲到在“文革”中的政治情况还没有查清楚就任用为处级干部了。“文革”中的情况都没有考察清楚，是不能任用的。经过今天上午整党办公会议讨论，认为对这个人的使用，不符合中央的规定，应该撤销提拔任命这个干部的决定。凡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的，不能进领导班子，这也是中组部组通字（1984）1号文件规定的。使用单位光看到他能干，不考虑到政治上的标准，是不符合革命化条件的。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还有相当的一些人的问题都应改正。经过对几个案例的讨论，大家对核查定案的政策有了统一的认识，这样我们继续深入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在看法上，就能够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中央在六月间召开了全国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会议，对几年来核查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根据会议精神来布置我们全区的核查工作，今天想再讲几点意见：
第一、要正确认识“处遗”、核查工作的深远的意义。
我们这两天核查工作会议，专门解决清理“三种人”政策的具体化的问题，虽然是研究六个案例，但是带有巩固三年多来的处遗、整党、核查“三种人”工作成果的意义。通过这次全区的整党工作会议和核查会议，使我们认识到，当前广西政治局势总的来说是稳定的，但是还潜伏着危害安定团结的危险因素。陈辉光同志、金宝生同志在讲话中指出：现在全区整个局势是稳定的，人心所向，安定团结，但还存在不安定的因素，主要是有些“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不认错，不认罪，有的甚至攻击、否定处遗，打击处遗干部，特别是少数造反派头头无理申诉，态度横蛮，干扰处遗、核查工作。我们少数领导同志对这些严重干扰处遗、干扰安定团结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制止不夠有力。还有少数干部，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老干部，支持犯了严重错误、不认错、无理申诉的人，甚至为其四处奔走说情。还有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志，对自己家乡的处遗情况不甚了解，也盲目支持少数不认罪、不认错的人无理申诉，甚至带头在那里散布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言论，干扰处遗政策的落实。区党委领导同志的讲话，是经过区党委常委讨论过的，明确地指出了这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三种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特别是其中少数造反派的头头的无理申诉，这是危害我区安定团结的因素，也是闹地震的因素，翻腾的因素，闹翻案的因素。对于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对于打击处遗干部，否定处遗工作的现象，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制止，要不要采取断然的措施？有的领导干部对这些干扰处遗、干扰安定团结的行为，不闻不问，或者是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不加以制止，或者是制止不力，致使一些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也跟随犯“三种人”错误的少数造反派头头一起闹思想反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动态。这些人的无理申诉信是杀气腾腾的，重观了当年造反派的那个脾气，用的都是“文革”的语言。这些事情不仅是区直机关有，各个地方都有。所以对当前的政治局势，需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要在党内统一思想，要看到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潜伏着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对于这些现象，需要我们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头脑清醒，排除一切干扰，这才会有安定团结的局面。处遗、整党的成果，核查“三种’人”的成果，才能够巩固。北海市有个叫林武的干部，对处遗不满而闹法庭，梧州市有一个干部攻击、打击处遗干部；玉林地区医院有个护士长为她丈夫报复处遗干部，不给留医，连人道主义也不讲了。北海市委、梧州市委、玉林地委对于这些危害安定团结，否定处遗，打击处遗干部的问题都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作了严肃的处理。如果让他们任意在那地方闹事，就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
中发[1982]55号文件明确指出：“三种人”“数量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一有适宜的机会，他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再次危害党，危害人民。”“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必须具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我们过去三年半的实践证明了中央的指示是正确的。广西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是中央书记处直接布置的，直接指导的，广西的处遗工作每前进一步，都是中央书记处直接研究的，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来解决广西的问题。尽管广西的处遗工作比外省区晚了六年多的时间，区党委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部署，全区动员了十万人左右来参加处遗工作。一九八三年我们采取措施把台上的“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撤下来，这对广西来讲是震动很大的一年。对于这些措施，“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是百般地阻挠和对抗的，他们吹“冷风”，说“处遗”搞坏了，搞糟了。党中央和区党委对这问题作了严肃的处理。所以一九八四年的定案处理是比较平稳的一年。后来到了一九八五年又出现了一些反复，他们千方百计地想钻政策上的空子，钻组织上的空子，妄图翻烧饼，总想把处遗定案一风吹。有的地方的领导同志头脑也不夠清醒，如个别县在一天内就复议了九十四个案件。最近，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到下面去了解，有一个县三天内复议了六十个案件。还有个县在八四年定案处理的时候，不夠坚实稳妥，处分面大了，处理人过多，但到去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应处分的又不处分了，这就搞乱了，所以这个县到现在局势还是不安定。去年区党委针对出现的这些情况，曾经召开过会议，采取紧急的措施，提出了清理“三种人”的定案处理工作的具体政策。对于犯错误的人的处理，中央整党决定规定事先不能定比例，不能定数字。这是吸取了解放以后多次的政治运动的经验。去年年初，曾一度提出定百分比的问题，那是不妥当的，不符合中央整党决定的。自治区和地、市、县都要实事求是，按中央批准的政策办，都不能定比例。
第二，要实事求是解决好漏查、漏定和畸轻畸重的问题。不要提“查错”的口号。从我们广西这三年多处遗和清理“三种人”工作的基本情况来看，还是做得比较彻底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个别的地方、部门、单位也是有漏的，还有些死角。从死角这方面来看，这些年来，人员调进调出，原单位和现单位相互不通气或通气不够，现单位对调进的人员在“文革”中的历史情况不了解，原单位又联系不上，或者原单位把案情介绍了，现单位又不相信，或者看法不一致，这就给漏了。这些人甚至在现单位被当作“优秀”干部了，被提拔了，当了中层干部。这些问题，应当通过联合办案实事求是统一认识，把问题处理好。死角的另一种，双管单位，地方也管，业务系统也管，事实上大家又不管，漏了。或者是管了，但定性，处理畸重畸轻了。很多案件处理不好的教训是不能实事求是的尊重发案单位的意见。发案单位的干部群众，心里着急得要死。但是，在现单位，就是认为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双管单位还有好多类似的事。死角的地方还有一个，集团性的案件问题，集团性的案件不是全案来结案，而是各搞各的，这也出现漏和畸轻畸重问题了。
从核查的重点对象、危险人物来看，我们有没有漏的，有没有畸轻畸重的？有几种情况要重视：第一种，对那些当年响当当的、干了坏事最多的造反派的头头，该定严重错误或者是该定“三种人”的，或者是该定严重违法乱纪的，没有定，漏了。自治区一级、地委一级、县一级的什么兵团的司令部的司令、常委，犯了“三种人”错误或罪行，没有给他定性，是有漏的。我们自治区这一级的，几个大的行业，汽司、建司、铁司这几大司令部和所谓野战军，这几大司令部，我们曾经把汽司那个大司令部漏了，后来经过了查漏以后，才又把它查出来，司令部的政委还没有处理呢，漏了。这个漏是不是个别的现象，请各地、市、县查一查。你那县里，当年“文革”中干坏事很厉害的那些造反派的头头，该定“三种人”的，该定违法乱纪分子的，该定严重错误的，到现在没有处理的，有多少？把名单排一排。为什么漏了？关键是领导，有的是看法不一致；有的是受说情风的影响，只就一个案件中一个人单独定论，丢了全案平衡整案结论的原则，造成了案件的畸轻畸重或漏了“三种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甚至个别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该定性没有定性反而被提拔到领导岗位，造成干部思想不安；也还有一些是有派性或有人保，一保，就把犯严重错误的人保下来了，该是定严重错误的就变成犯有错误的了，该处分的就免予处分了。第二种，在重点对象、危险人物当中，漏了年轻的、有大专文化的、“文革”时当了造反派头头干了很多坏事，打死了人，应该是定性“三种人”或犯严重错误的人。这个一漏，在机构改革时，有一些人，虽然为数不多，被某些领导看中他能干又听话，选进了领导班子，当了什么长了。这些四十多岁，接近五十岁的人，现在正是上台掌权的人。第三种，在当年是中学生，中专生，现在有的是进了大专了，电大，业余大学，函授大学。“文化大革命”当中，有的是有杀人行为，在打死人问题上，品质恶劣，手段残忍的；有的是趁“文革”混乱之机，以勒索抢劫财物为目的行凶杀人的；有的是有其它的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的。在中学生、中专生有这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得要查清，开除党籍或整党中不予登记，这是不能含糊的。按照中央（1984）17号文件，是要查清楚，要做出结论的。有的地方没有查，也没有材料在案，把他漏了。我们这次还要对文革初期有这三种情况的中学生、中专生，当时年不满十八岁，按中发（84）17号文，都得进行清理。有的有结论了，在结论以后，又发现他是属于“三种人”的错误和罪行的，或者是明显有这类问题，没有结论处理的，按中央指示精神，应该做出审查结论处理，这是重点对象里面的第三种。至于是不是都有这三类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经过清理以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实事求是。第四种，在“记录在案的”工作当中，对造反派的重要的头头，我们已经注意清理，但对于不是学校里面的校一级的造反派头头，有严重问题的，应该清理而我们漏了。这方面漏了多少，现在无法统计，算不清的帐，你们大专院校现在所在单位大家互相配合，把它清理出来。第五，我们区党委整党办今年[1986]1号文件中提到的，在处遗前因“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或罪行，受过审查处理，现在核查属于“三种人”的，怎么办？我们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认为经复查属于错误处理的，予以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处遗和整党中，经查实确犯了“三种人”错误或罪行的，或者是严重错误的人，当时也予以平反，对这些人员是否还重新处理，根据中发55号文件、中央有关文件的指示精神和中指办对这类问题的指示，提出三点意见：
（一）对“文革”中因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员，过去已经做过结论处理，处遗前经复查，已予以平反，现在核查确实属于“三种人”的，应该重新结论处理。
对触犯刑律，已追究刑事责任的，后无罪释放，现在可以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如复查结论把“三种人”错误也一风吹予以平反了，这是不对的，应该对这些犯了“三种人”错误的，在核查中要作出定性结论，是党员的应开除出党，或者是不予登记。复查结论中，对其“三种人”错误和罪行未予以平反，现在又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可不再重新结论处理。
（二）对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受过审查处理的人员，经复查，将其所犯错误，也一风吹予以平反的问题，应区别对待。如本人对其所犯错误作过深刻检查，确有悔改表现，在整党中又作了深刻检讨的，可不再结论处理。但对其中参与重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将其活动如实记载，其所犯错误事实和组织对他们进行结论处理、落实政策的情况等材料，存入本人档案。对拒不认错，无理取闹，无悔改表现的，可以重新结论处理。
（三）属于犯“三种人”错误或罪行的，无论是否重新结论处理，凡在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的，都应进行调整，另外分配工作。凡定性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根据中组部组通字（1984）1号文件指示，不能进领导班子，已经进入的应当调出来另行分配。这是根据中指办核查组的精神定了这几条。多数在处遗以前，都处理过了，并且有了组织结论，一般来讲就不处分了。个别跟这个精神有抵触的，需要处分的，按照文件来办。我们这次查漏、处理畸轻畸重问题当中，重点还是放在年轻又有大专文化的重点对象上，就是中央文件一再指出的危险人物。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出现一些畸轻畸重现象。如对过去搞专案的，因为各个地区、各地方在处理问题掌握标准不太一致，有些畸轻畸重的问题需要在这次对这些案件按事实、政策，综合平衡。在这方面主要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搞专案的，要看有没有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这是一个重点；另一个是有没有蓄意诬陷、制造假材料、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对过去搞专案的问题，主要是看这两个问题。对于那些搞写作班子写反动文章的，搞乱全区的形势，后果严重的人，也需要清理。
对于漏查漏定和畸轻畸重的问题，怎么解决好，第一，需要回头看，各县回头看各县的，各地、各市回头看各地、市的，区直机关回头看区直机关的。把漏查漏定和明显畸轻畸重的名单排列出来。第二，对过去有争议的案件在定性上明显的畸轻畸重的，把名单排出来。第三，要写好大事记，大事件。从大事记、大事件当中把漏查漏定的查出来。我们现在写大事记，有些县把重要人物漏了。当年造反派的司令、常委、作战部长等等，都把他们漏了怎么行呢？在大事记里把各个组织的状况都给它写清楚，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是哪一派，重要的人物当时是怎样活动的，如实地写出来。就象桂林市写的大事记，文革初期的，我看写得不错，但“文革”中后期的派性活动问题写得就不够具体。桂林市的大事记中韦国清、黄云同志都是榜上有名的，如记有黄云同志怎么样挨关到看守所的，哪一天关进去，为什么关押起来，哪天放出来的。从大事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造反派是怎样迫害老干部的，所以写好大事记是个很重要的事情。第四，双管单位的漏查漏定，畸轻畸重，党组织在地方的，以地方为主，有关单位来配合。第五，调进调出，双方面有争议的，协商解决，解决不了的话，由调出的原单位的上级党组织来负责召集调进单位、调出单位开会研究全案平衡，如仍得不到协调一致的意见，可与区党委整党办核查组联系联合办案。希望在这次核查会议之后，能把漏查漏定、畸轻畸重的问题解决好。
第三，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的贯彻执行中央的处遗、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政策。中央对处遗、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政策，在一九八二年55号文件提出：“既要坚定，又要慎重。”因为当时的局面没打开，还是处在调查研究的阶段，碰到的问题并不多。到一九八四年在方针上加了一句话：“既不漏掉，又不要扩大化”。要注意到两个偏向，漏是不允许的，扩大化也是不允许的。到去年，中央核查工作会议又提出来，侧重在查漏，查漏掉的。今年六月核查会议提出不漏、不错，要防漏防错。我们在处理案件当中，在清理工作上要做到不漏不错，以什么为正确界限呢？我考虑第一，要严格区分“三种人”和“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这个界限，就是说，既不要漏掉“三种人”，也不要把非“三种人”定为“三种人”，这也就是留在党内还是清除出党的界限。第二，按照广西的实际，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要区别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与犯有错误的人的界限。这也就是能不能让他进领导班子，或者要害部门的界限。第三，要区分犯有错误和一般错误的界限。就是说对犯有错误的结论要进干部的本人档案，犯一般错误的，所有材料在中央没有答复之前，保存在各级党委核查组。
对于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的问题，需要从全面进行综合的分析，从这一天半的讨论案例当中，看来大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对政策的理解、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对案件的定性处理这个问题也看得比较清楚，比较准的。从大家讨论的案件归纳起来有六个问题：一，事实、情节、后果要搞清楚，材料确凿可靠，要搞准；二，看是一时一事还是屡干坏事，这一时一事当中也要看问题的情节和后果；三，要弄清本案有关人员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主要责任者和非主要责任者，要分清；四，是品质恶劣，投机钻营，有政治野心，搞阴谋诡计，还是受“左”的影响很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五，看现实表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六，看认错悔改的态度以及对处遗态度如何，是否还搞派性活动。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解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我们也解剖了一些疑难案例，还解剖过一些集团性的案例，对克服“三种人”闹反复，搞翻腾，维护安定局势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准备再解剖一些在我们区直机关的，通过解剖这些案件，进一步落实处遗的政策。在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对犯错误的干部的使用及干部交流问题。金宝生同志在全区整党工作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对派性没有解决的个别单位的个别干部要调整出去；对刑满释放的人员要给生活出路。大家在讨论当中提到领导班子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具体问题，金宝生同志后来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也都一一答复了，地、市委领导同志，都向大家传达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今天讲这三个意见，可能有些观点上有错。误的地方，有哪些讲得不妥当的，希望同志们批评纠正。
来源：《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三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198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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