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5-30 作者：薄一波
薄一波这次会议从二十六日开始，今天就要结束了。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和谈到的一些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几天来，与会同志围绕着中指委《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和余秋里、王鹤寿同志的讲话，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整党工作的实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包括一些自己不同的看法，敢于把心里话讲出来。这个很好。开会就是让大家讨论问题，发表见解，特别是党内的会议。为了搞好党的工作，各种意见、看法都可以讲，有些不同的声音，互相进行争论，则更好。因为这有利于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利于集中正确的意见。会议就是应该这样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发扬党内民主。我们要把这种好的风尚坚持下去。如果会议开得很沉闷，大家不想或不敢各抒己见，听不到一点不同的声音，搞得鸦雀无声，那就不好了，那就有些不正常了。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讲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如此，党内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这次会议原定的两个议题，一是实事求是地评估全国整党工作，二是讨论今后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和任务。这两个议题，是全党上下，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很关注的。解决好了，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为党的十三大的胜利召开有重要意义。到十三大时，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研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了。总之，这次会议，。既是三年半整党工作的基本总结，又是新时期党的经常性建设的新的起点；既使全国整党做到了善始善终，又为今后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体现了中央抓好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决心。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会议是开得成功和比较圆满的。
中指委对整党工作总估价，在报告中已经写得很明确。主要精神是要求把实际情况摆清楚，是则是，非则非，作出客观评估。这是在对三年半各级整党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和认真的分析，才作出来的。去年十一月，中指委派出了十四个调查组，分赴各地开了百多次调查会，写了几十份调查材料。今年三月，又召开了十一个省整党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和部分联络组组长会议，听取意见。中指委办公室对整党总结的起草，前后经过了几个月之久，反复斟酌，数易其稿。既考虑了第一线领导同志的意见，又考虑了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的意见；既听取了搞整党工作的同志的汇报，又听取了广大党员，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的反映和呼声。应该说，作出这样的总估价是郑重的，也是比较客观、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因而，是可以为全党大多数同志，为党外广大群众和朋友所接受的。
还要说明的，中指委《关于整党的基本总结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是经过中央书记处会议认真讨论和同意的，根据讨论的意见，又作了不少重要的修改，最后报请中央和紫阳同志批准的。报告中指出，“这次整党是有成绩的，有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的成绩还比较显著，而且一期比一期整得好些”。说“一期比一期整得好些”，是合乎实际，也是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逐步深入、日趋成熟的过程，整党工作也不例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如此。“一眼看去是真理”，不一定是真理，要辩证地一步一步深入，才能认识真理。第一期整党开始对党内情况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新时期整党又缺乏经验，第二期整党就有了一些进步了，第三期整党对党内情况的认识提高了，经验也更多了一些。第一期整党中还受到了不小的干扰。比如，在思想战线要反对精神污染，是小平同提出并经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的，但刚刚搞了两个月，个别领导同志抓住有些扩大化现象的辫子，就不让讲了，从中给打断了。又比如，整党任务的第一项任务“统一思想”，其内容本来是多方面的，中央整党决定规定得很清楚，但后来实际上只强调了一条“端正业务指导思想”。业务指导思想是要端正的；但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对外开放对内也开放、搞活经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二一国两制等等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统统置之度外，不认真组织党员学习，真正统一认识，就完全不对了。还比如，明明发现有些部门和单位的一些人是“三种人”，或犯有严重错误的，或者有其他一些严重问题，但就是不处理，或者处理不下去，表现了软弱涣散。中央、国家机关有五十六个部委向书记处汇报了整党工作。每个部委的汇报材料大体都有二十来页。可是，其中谈整党的大都只有一、两页。这一、两页中，大多又是讲的“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打官腔。基本建设差多少钱、缺多少材料，需要中央给予帮助等等。这不是有点文不对题了吗？所以，我们说第一期整党中，有相当一些部门和单位的整党搞得不太好，这是事实。应该如实地写。这就叫做实事求是。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部门和单位的同志不想把整党工作搞好。因为受到了个别领导同志指导思想上失误的干扰嘛，再加上其他一些复杂原因。应该指出，第一期整党中也有不少单位的整党搞得是好的。好就是好，这在总结报告中也如实地写上了。
紫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说，完全同意总结报告对全国整党工作所作的基本估价。并说：“三年整党，取得了成绩。尽管有干扰，有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他分析整个报告，得出了这个看法，我感到很高兴。这是对我们搞整党工作的同志、对有关部门有关地方的很大支持和鼓励，也是对我们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的鞭策。不过，我觉得，我们自己对所做的工作，在估价时，采取既如实又谨慎的态度，留一点余地，更好一些。不要因为领导同志的赞扬和鼓励就自满自足起来。我想大家也不会是这一样据自己整党的实际情况，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主动权留给下面，这比较好，容易切合实际。二是这样做，有利于促进各级党组织学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活的灵魂。这对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很有好处。我们过去有过不少这样的经验教训，一讲到成绩和存在的缺点、问题时，我们一些同志常常是不假思索，不作分析，总喜欢用什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二八开、三七开，主流与支流等等来对待，几乎成了一种习惯，一种套套。历史的事实说明，这样做，效果和群众的反应并不好。表面看来，是想充分肯定成绩，鼓舞大家前进的信心，实则容易脱离实际。特别是那些工作搞得不好的单位，可以借此来掩盖问题和缺点，“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当然，问题就是问题，缺点就是缺点，客观存在，最终是掩盖不住的，总得要解决的。不解决，群众就不会满意，拖的时间愈久就会愈被动。三是有成绩讲成绩，有缺点讲缺点，而且具体地讲，实实在在地讲，成绩不要说得太满，缺点、问题要讲够，可能会给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带来点压力，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不是什么难堪的事。认清了缺点、问题，脑子会更清醒，知道还有许多工作要继续努力去做。工作有压力，就会集思广益想办法，把压力变成动力，才能把党的建设继续向前推进。因此，敢于点明缺点，提出问题，不会使干部和群众泄气的，也并不是表明我们虚弱，恰好是说明我们党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团结群众去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正是郑重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列宁早就讲过这个道理。我们党也一再教育和要求党员干部懂得和掌握这个道理。这样做，必定会使群众从我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中看到力量，看到希望。
总之，中指委对整党工作的总的估计，是综观全国整党情况作出的。各地区、各部门的党委，如果确有把握认为自己领导的整党工作的成绩，比这个总的估计高，那么完全可以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应有的估价。但是，所作估价要力求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在广大党员、党员干部中通得过，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有些同志在讨论中说得好，总结不是为了向中央交帐，而应该对全体党员负责，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
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经验，深深感到把存在的问题摆出来，好就是好，不是就是不是，群众就气顺，我们的工作也会更谨慎些。“满招损，谦受益”。讲得太满了，就难免产生盲目乐观。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一有盲目性，就没有多少主动性了，也就不怎么自由了。我们这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程度不同地都有这个经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是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两个基本点。这个问题很重要。对此紫阳同志已讲过多次了，并且讲得很充分。在我们这次会上的讲话中，紫阳同志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大家一定要好好领会，全面正确地把握住精神实质。我在总结报告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这里再一次加以强调。两个基本点是互相统一，唇齿相依的关系，缺少哪一个都不行，都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把它们看成是互相排斥的。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走上片面的极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和建设就会迷失方向，不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停滞不前，就没有出路。改革改什么？就是改僵化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模式。不改革，就不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群众就没有积极性，经济就搞不上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不开放，不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利用外资，就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就要落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搞不好的。当然，改革、开放、搞活也不能搞得太急，看准一步走一步，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决心要大，工作要谨慎。而这样做，最终也才能搞得快些。做一切事情，都要符合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到全国的不平衡状况。在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利用外资的同时，要十分注意抵制各种消极腐朽的东西，决不能搞什么全盘西化。大力发扬民主，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不能走到资产阶级三权鼎立上去。党和国家机制要保持活力，核心是年轻化。要讲效能，一经决定就能做，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改革不能丢掉优势。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监督作用。总之，对于两个基本点，我们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自觉地真正地把它们统一起来，决不可以各持一端，不能只强调一点，不顾另一点。我国总的形势很好，学生闹事问题已经过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问题也已解决；但这使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丝毫不能放松。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人们的影响是长期的，要缩小和消除这种影响，既要靠正面教育，更要靠我们把工作搞好，以越来越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在总结报告中引用的小平同志同西班牙工社党副总书记、副首相格拉的一段重要谈话中，讲到了“我们主要是反‘左’”。这个指示，大家也一定要认真地深刻领会，正确掌握它的含意和精神。我的领会，小平同志讲“主要是反‘左’”，中心意思是再一次告诫全党同志，“左”的东西在我们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根深蒂固，非常不容易纠正。因为“左”倾错误盛行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前后二十年。“左”的思想在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少同志中已成了一种习惯。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拨乱反正，主要是拨“左”倾错误之乱，纠正了多少年，但它的影响仍未彻底消除，一有机会就冒出来。所以说，“左”的东西难改，比较起来，右的东西容易解决些。我们要继续认真地反“左”，但这并不是说，纠正右的错误倾向就不重要了，更不是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已搞得差不多了。小平同志反复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全盘西化的倾向，还要进行五十年、七十年，要贯穿于开放、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我们必须按照中央和小平同志确定的方针，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
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提醒全党：对“三种人”，“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要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去，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意又说：“最危险的是‘三种人’。”“他们是一段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因此，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搞得好不好，是衡量整党工作走不走过场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三年半整党中，全党动员了二十万人专门搞核查工作，大家克服种种困难，排除种种阻力，辛辛苦苦做了大量工作，同其他整党工作一样，是有成绩的，对成绩一定要充分肯定。这次全国共清出了五千多“三种人”。还清理出四万多犯严重错误的人。这就是成绩嘛。但是，这个数字是大是小，是否符合实际？还需要请同志们认真想一想，看一看。核查工作遇到的情况很复杂，难度很大，取得现在这些成绩，的确不容易。但也应看到，不少单位在查处中确实存在偏松偏宽的情况。有的“三种人”至今还占据着领导岗位。这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事例作根据的。小平同志把这叫做隐患。浙江省委的一位领导同志就说过，有的地方把“三种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人，把犯严重错误的人定为一般错误。既然定为“一般错误”就用起来、提拔起来了，而且有的在短短几年内，一级一级往上提，甚至提到了高级领导岗位。我看这种现象，大概不是一个地方和部门存在。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从全党来说，清理“三种人”的工作还没有完，还不能与整党同步结束。各级党的组织部门要继续管起来，随时发现，随时认真查处，不可留下隐患。这次会上不少同志指出，对这个工作的进展不要估价满了，否则容易丧失警惕。
这个问题，在总结报告中，已经作了一些论述。这里再补充讲点意见。
陈云同志讲过十二个字：民主生活，德才兼备，五湖四海。“民主生活”，是讲各级党委内部的政治生活，必须真正发扬民主，努力实现和保持民主化的科学要求。“德才兼备”，很清楚，是讲我们要坚持党一贯强调的任用干部的正确原则。“五湖四海”，也很清楚，是讲要扩大选拔干部的视野，范围，不能搞山头，搞派性，搞关系网，搞小圈子，搞亲亲疏疏，一定要广开求才之路，精选时英，任用贤能。古人说的“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遐迩”，讲的是有道理的。
干部要能上能下。“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能上能下也是我们党经常强调的一个原则。事实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不少地方和部门，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实际执行起来，就走了样，结果常常是不管实践证明适合不适合，一旦上去了，就下不来了。下，不只是指犯错误的干部。干不出成绩，能力很差，不能胜任领导工作的，也应该下。不可迁就。这一届是中央委员，到下一届，并不非得是中央委员不可。不行的，就得下。除安排不当、专业不对口需要调整，调到其他适合的领导岗位上的情况外，凡是应该下来的，不管是犯了错误的，还是平庸无能的，都不能搞平调，不能从这个领导岗位刚撤换下来，又调到另一个同级领导岗位上去。既然在这里不称职，换到那里就突然称职了？对于这些人，要分别情况，有的可以降职使用，有的降职使用也不行的，就让他去当一般的工作人员。现在各地各部门，对这样的干部搞平调的现象可不少。群众把它叫做“挪动个窝，照样做官当老爷”。这种做法，实在是有害无利。一是有悖于干部“能上能下”的原则；二是会继续贻误党的工作，继续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三是让这样的人占据领导岗位，妨塞贤路，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素质不可能提高，不可能保持活力。
在这里，我想再强调一下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我们的干部，包括一些高、中级领导干部，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的理论水平并不高，或者不很高，必须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政策水平。这次会上，有位省委负责同志举了个例子，说他们省有一个县委书记去沿海参观，回来后问他有什么体会。他说，看来四项基本原则不冲破，经济搞不活。还有一个县委书记说，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搞不清楚！能搞到钱就是好主义。这样的人还能当我们的县委书记？当乡党委书记也不行。这种思想理论水平，怎么可能领导群众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当然，我相信，这样的领导干部是少数，但也不会是个别的。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是工作繁忙，任务艰巨，越要重视和加强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政策学习。
理论要创新，要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不然马列主义就没有生命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必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改革、开放、搞活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怎么结合呢？首先必须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懂得，就必须学习，否则，就谈不上结合。学习了，懂得了，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我们当前建设和改革串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如果不学习，连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创新和发展出来的东西，就很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如果学习理论，只是书本上来书本上去，不去联系发展着的社会实践，不去研究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我们有些同志，所以对错误的倾向、错误的东西，如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反科学的、消极的、腐朽的东西，识别不清，甚至上当，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或缺乏理论根底和实践根底。还有的同志喜欢看风向、摸气候，除了思想意识、思想作风不纯等原因外，没有或缺乏理论根底和实践根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致心中无数，弄不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哪些事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它是提高我们干部的素质和领导工作水平的必由之路。
我们党在国家处于执政地位，再加上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政策，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外部有严重的压力。无论在白区，还是在根据地、解放区，每个党员和干部，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参加党的人大多有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有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英勇奋斗的强大动力。那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生活，客观上帮助我们党淘汰了那些不坚定分子和投机分子，广大党员和党员干部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政治思想素质较高，战斗力较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很多党员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手中掌握了权力。为人民掌权，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有少数党员在掌了权、当了“官”以后，渐渐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过不了“权势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党的肌体的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为升官发财钻进了党内。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又有一部分党员经不起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参与甚至带头搞歪风邪气。党风不正的状况，与党员素质下降密切相关。经过三年半整党，党员素质有所提高，党风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党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还相当不少。具体表现在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纪律松弛、自由主义，以及公开向党伸手要官要权、争名争利的极端个人主义等方面。对此，群众意见很大。这些阴暗面、不是一次整党所能解决的，要继续高度重视，继续努力克服，决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以为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
陈云同志多次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如果不把党风搞好，就有变质的危险。我们应当从党执政后地位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入手，不断深入研究党风综合治理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整党工作既已基本结束，那么从现在起，各级党委和党务工作的职能部门，就要把党的经常性建设及时地认真地抓起来。各级整党工作机构撤销前，要抓紧把遗留问题处理好，把工作交接好，不要脱节。
（此件原载中指发[1987]2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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