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96-9-0 作者：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周林
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1964年下半年，在贵州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家喻户晓的“四清”运动。这场运动至今已30多年过去了。但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由于某种原因，当时党中央对贵州的“四清”运动未作结论，以致多年以来，对贵州的“四清”问题，一直纠缠不清。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就“四清”运动鲜为人知的情况，公诸于世，了解真相，澄清是非。
1964年8月至1965年11月，贵州开展了一场吓人听闻、宣称“贵州烂了”，并在全国各省、市及军队抽调两千干部支黔的“四清”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书记、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团长李大章同志直接指挥的。参加工作团的是从中央各部和军队抽调来的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和西南局各部、局的大部分干部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工作团，这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四清”工作团一进贵州，就掀起了一场祸及全省、轰动全国的“四清”运动。
1964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昆明对贵州、云南两省地、州、市委书记以上干部作关于“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报告，还听了“桃园经验”报告。晚上，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书记处常务书记李大章等向刘少奇主席汇报贵州的“四清”运动，我作为西南局书记、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却没有通知我参加，使我感到情况不妙。果然，李大章等人从昆明回到贵州，自恃有“尚方宝剑”，立即责成贵州省委召开县级以上干部大会。贵州省委于1964年9月6日至10月7日，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开会那天，中央工作团的100余人坐在场，当时气氛非常紧张，有如临大敌之感。而我这个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却不知道这上百人的工作团来贵州到底干什么？！大会开始，李大章同志要我作检讨。我还是诚诚恳恳地就我工作中的错误，再次作了自我批评。李大章同志听后，板着面孔职责我的检讨不能过关，决定由他自己向大会作报告。
第二天，我坐在旁听席上，恭听了一整天。晚上仔细思量，不觉恍然大悟。原来，李大章同志的报告是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对贵州大兴问罪之师的宣言。李大章同志的报告中，把贵州解放以来的所谓问题，归结为三点：一是一个根子不正（指建党的根子没有扎正），二是两个不彻底（即镇反、土改不彻底），三是三关未把好（即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他在报告中还说全省“组织不纯的情况较为普遍而严重”，“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反革命气焰嚣张”等等，一句话“贵州烂掉了”。李大章同志认为，贵州自1963年开始的“四清”、“五反”运动，走了过场，必须“从头做起”，“贵州需要补课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阶段有些工作没做好需要补课。就是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不少问题，也需要重新再来。”对贵州的这个估计和分析，竟然出自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书记李大章同志的报告中，使在场的贵州县以上的干部大为震惊！因为李大章同志的报告把贵州解放以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西南局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全盘加以否定。难怪贺龙同志在北京得知贵州“四清”运动的情况后，也不赞同李大章同志对贵州的看法。当李大章同志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与西南几省的领导去看望贺龙同志时，贺龙同志当面职责问他说：“大章同志，你在贵州胡说什么一个根子不正，两个不彻底，三关未把好，贵州烂了，请问你把我们老西南局的同志置于何地？！”李大章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还把这件事作为“贺龙包庇周林”的罪行，在报上公开批判贺龙元帅。
李大章同志说“贵州烂了”到底有何根据呢？原来是根据省公安厅某个人的诬告。他在诬告中，一口咬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同志包庇市公安部贪污黄金大案，原贵阳市市长秦天真同志是“叛徒”等等，纯属莫须有的罪名。而中央“四清”工作团的的负责人就以此宣称贵阳烂了，贵阳市是“小台湾”，是“贵州的缩影”。“贵阳市委已形成反革命两面政权”。这件事轰动效应之大，使中央震惊。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国家机关、四大军区抽调两千名干部到贵州，对全省区以上领导实行层层夺权。
从昆明回来以后，李大章同志在省委会上，又要省公安厅某个人到会上揭发。我当即指出他编造的谣言是恶意中伤。所以，贵州的“四清运动”，开始是以贵阳市为重点搞“四清”，大搞人人过关，整得天翻地覆。他们根据省公安厅某个人诬告贵阳市场公安局贪污黄金大案之事，查来查去，查无实据。于是，在贵阳“四清”工作团负责人的带领下，抄了市委书记伍家谟同志的家，当时伍家谟同志已被隔离审查，伍的爱人也不在家中。据说是在伍家谟同志的报纸堆中，发现一张写有“中华民国万岁”的纸条，就以此认定伍家谟同志是现行反革命的证据，下令逮捕了伍家谟同志和市公安局长孙登善同志。当时李大章同志如获至宝，他拿着所谓的反标照片给我看，说：“你呀！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恨不得一棍子把我打死。但我一生清白，不怕鬼。
关于诬告秦天真同志的“叛徒”问题，在“文革”开始后，又被造反派批斗，并被关进监狱。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1973年中央派鲁瑞林、郭超两同志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在研究解放老干部时，省公安厅诬告秦的那个人，仍说秦天真同志是叛徒。当时，负责秦的专案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当面驳斥了他的诬告，这才真相大白。鲁瑞林同志明确表态解放秦天真同志，上报中央。同时，决定将诬告人调离省公安厅，这样的人怎么能搞公安工作。
在贵州“四清”运动中，工作团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打击、陷害了一大批干部。他们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夺了贵州省、地、市、县的各级领导权，接着成立了以李大章为省委第一书记、钱英为第二书记、陈刚为第三书记的新省委。顷刻之间，贵州的大批干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止、革职，有的遭到开除党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关进监狱。我这个省委第一书记被停止反省，我兼任的省长一职也由李立接替。省委苗春亭、赵欲樵、何仁仲、汪小川等同志被停职。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被逮捕，市委第二书记夏页文同志被斗争，并戴上修正主义帽子。市长紫龙同志被撤换、批斗。朱厚泽同志（市委宣传部长）被开除党籍、工作籍，下放劳动，等等。这场以一个省委的各级领导班子“烂了”，进行全面夺权斗争的“四清”运动，波及面之广，受害者之多，造成灾难之大，实属罕见！
1964年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贵州省组成了以李大章为首的代表团，进京开会。在这次会议上，贵州代表团没有按惯例安排人代表贵州作大会发言。周总理得知贵州代表团无人作大会发言后，问李大章同志是何故。李大章同志回答说：“贵州已经烂了，就不必发言了”。周总理听了，很不满意地说：“全国形势都大好，怎么你们贵州就不一样呢？！”周总理当面指定徐健生同志作准备，代表贵州发言。此事，无意对李大章同志是当头一棒！
在贵州代表团进京开会之前，我曾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个申述报告，由省委机要科送交邓小平总书记处。这个报告的内容，首先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再次向中央作检讨。但对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团长强加于贵州省委的许多指控：贵州自解放以来就存在“一个根子不正”，“两个不彻底”，“三关未把好”，“贵州烂了”，“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等胡言乱语予以驳斥，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我认为在党中央和老西南局的领导下，贵州省的剿匪、镇反、土改、肃反等各项政治运动，搞得是比较好的，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李大章全盘否定贵州解放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贵州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县以上干部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蜕化变质的是极个别的。所以我不同意“贵州烂了”，更不赞成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夺权斗争。贵州自解放以来，省委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本不存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错误问题。当时，邓小平总书记将我的报告批发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呈报毛主席。因此，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在京的中央领导才知晓。
毛主席得知贵州“四清”运动情况后，于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找在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局的几位领导人去谈话。毛主席问李大章带了一些什么人去贵州搞“四清”，李大章汇报说有陈刚（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等人，毛主席听后，当面向李井泉同志宣布：“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李井泉同志向毛主席建议说：“周林同志在贵州已经被搞臭了，不好工作，不如调西南局。”由此可见，毛主席、周总理、邓总书记及中央政治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贵州“四清”运动“左”倾错误做法是不赞成的。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批评了这种形而上学的、形“左”实右的错误作法。贵州的“四清”问题，应当说毛主席已经解决了。但为什么当时贵州“四清”运动的错误作法，却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呢？其原因是“四清”工作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拒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因为，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撤走“四清”工作团，恢复我的职务，这无疑会使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处于难堪的境地，而刚刚组建的新省委更是可想而知了。更为难办的是从全国各地调来贵州的两千人的问罪之师，如何向贵州广大干部交代。中央工作会议后，李大章和工作团的负责人从北京直接去成都中共中央西南局，去商量工作团的撤退问题。
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贾启允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三书记，陈刚不再代理贵州省委第三书记职务。这时李大章同志回到贵阳，一方面作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撤离贵州的准备，一方面又在贵阳省人民政府大礼堂和省军区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李大章在会上作报告，但他拒不传达毛主席对贵州“四清”工作指示，仍就（注：原文如此）大谈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说贵州农村的单干（包产到户）多达70%，仍就认定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为了寻找结论依据，又从省委机关抽调大批干部到各县农村大反单干。但是，查来查去，贵州农村的单干只有5%。就连贾启允同志到农村去调查后，也承认贵州农村的单干只有5%。怎么也达不到李大章同志所说的70%，相差十倍以上。所以，我坚决反对李大章同志强加于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的结论。
众所周知，贵州也与全国一样，自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速度、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成灾。再加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粮食供应紧张，农村出现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但早在1960年5月初，周总理到贵阳视察时，我就向总理汇报了农村出现非正常死人的问题。同年5月16日，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遵义、湄潭、金沙等地发生浮肿并及非正常死人情况，并就遵义、金沙事件作了检讨。省委认为事件的发生，是与省委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疾苦的错误分不开，承担领导责任，并请求中央给予处分。5月21日，中共中央批复省委报告，免于处分。同时明确处理这一事件的原则与方法。指出：对发生问题的县、市，应着重安排好人民的生活，治疗疾病，保证不再发生非正常死人事件；对发生事件的地区，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训，不要过于追究事件的责任，要教育广大干部，处分少数干部，杜绝重犯此种错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省委对遵义事件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安排善后工作。并对遵义地委有关人员作出处理。之后，1960年11月20日至12月9日，我在省委二届二次全会（扩大）及1962年2月27日至3月12日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再次就遵义、金沙事件作了检讨。1962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7000人大会期间，毛主席找了河南、安徽、山东、甘肃、贵州等省的省委书记在一桌吃饭，询问农村情况。当时，我又向毛主席检讨了1960年2月24日，贵州省委向中央呈送的《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错误地认为农村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去了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中央批转这个报告后，在全国造成了严重后果。毛主席说：“那个报告是我批转全国的，我也有责任”。毛主席主动承担责任，使我非常之感动。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贵州省委所犯的错误免于处分，使我们放下包袱，领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认真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左”的错误，省委先后召开了全委会，地、州、市委书记会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共产风”和平均主义。同时调整农村所有制，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根据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放宽农民的自留地等一系列生产自救的措施。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下马一批工矿企业，精简下放三十万工人回乡，加强农业第一线。由于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64年与1962年比较，全省粮食由63.23亿斤增加到91.13亿斤；征购后人均留粮由215斤提高到439斤；城市的猪肉已敞开供应，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贵州省委所采取的这些生产自救的措施，恰恰与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领导人的看法不一致，他们认为是“城乡资本主义泛滥”，是省委领导人的右倾。这就是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领导人与贵州省委之间的根本分歧。
本来，贵州省委在“大跃进”中所犯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已经作了处理。由于贵州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经过三年的调整，已经改正了“左”的错误，度过了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全省的形势已经好转。谁知刚纠正了“左”，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又来算老账，其目的是为了整人。
1965年3月，李井泉同志到贵阳，首先找我谈话，其调子和李大章一样，仍要我承认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我当即表示不同意。因我早已下了决心，要想了结轰动全国的无头公案，只能是他们承认错误。我始终认为：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兴师动众，在贵州大搞夺权斗争，打击迫害一大批干部的作法是错误的。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后，更坚定了我的信心。这并非是属于我个人问题，而是涉及贵州广大干部十多年艰苦奋斗的功过问题。因为他们全面否定了贵州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解放以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各级党组织的带动下，经过1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怎么不顾事实，怎么能同意他们所作的结论呢？！
李井泉还带了他的老部下贾启允同志，其主要任务是乱中求治。于是，又成立了以贾启允同志为首的新省委，以安定夺权后的复杂局面。但他们仍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对“四清”中的“左”倾错误做法，仍不作检查，仍坚持李大章同志的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的看法，想以此蒙蔽上下。其实贵州各地干部被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组整得太苦了，可谓结怨难平。以致“四清”工作团毕节分团负责人离开时，曾遭到地委副书记主传谟阻拦，非要他对“四清”中的错误作法作检查。李大章同志在贵阳不辞而别时，也曾遭到省委组织部长罗英同志拦住汽车责问，其狼狈相与来时的威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竟如此之大。这真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65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贾启允任中共党员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李大章不再代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钱英不再代理贵州省委第二书记职务。李大章同志临走之前，曾召开省委常委和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一些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并同意我去参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谈贵州“四清”结论。在会上，对他们强加的种种罪状，我都一一加以驳斥。这次会议，在没有达到他们压服的情况下，不欢而散。7月，贵州新省委书记贾启允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西南局李大章来电，要省委将贵州“四清”运动的结论上报中央，问我对结论有何意见。因为他们仍然坚持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的结论，我坚决不同意，便答复贾启允同志说：“你上报你们的，我有权上告。”因为我知道李大章同志不服输，仍坚持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我早已准备好了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内容主要是不是驳斥他们所谓的“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并把我说的“秧（央）倒搞”，意即对农民宽松一点的土话，认为是右倾论点。同时向党中央表明我坚决不同意他们的所作的结论。紧接着我的第二个申述报告又由省委机要科送给了邓小平总书记。7月中旬，我由贵州到西南局报道，听说他们带着材料去向邓总书记汇报，碰了壁。之后，李井泉同志同我谈话，告诉我说：“贵州的‘四清’问题，小平同志说不作结论了。”显然，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他们所作的贵州“四清”运动结论的否定。李井泉同志还说：“这是大章同志搞的。他对贵州‘四清’运动不作结论，耿耿于怀，食不下咽。”此后，关于四清运动也就不了了之。由于人尽皆知的原因，当时也只好这样不了了之。我这个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也就被这样一场“四清”运动搞下台，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结论。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总有一天会作出正确的结论。
回顾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贵州历史上的一大灾难，他早于“文化大革命”两年，但错误性质是一样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老同志都身受其害，更加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危害。1975年，我与李井泉同志在广东从化温泉相遇，他对1964年贵州“四清”运动的错误作法，当面向我道歉。之后，他到贵阳，又向当年遭受打击的同志表示道歉。我对他这种态度很赞赏，李井泉同志真是个好同志，他比那些死不认错的人要好得多。一个人不怕犯错误，怕的是不认识错误，不改正错误。
1964年贵州“四清”运动，打击迫害一大批干部，许多同志因此吃尽了苦头。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不少受迫害的同志纷纷向贵州省委和党中央写申诉报告，我也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反映贵州“四清”运动问题。1983年12月13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央写了《关于彻底解决贵州“四清”问题的请示报告》。
1984年1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贵州视察，当时贵州省委顾委主任徐健生、省委书记朱厚泽又向胡总书记反映，希望党中央对1964年贵州“四清”运动作个结论，特别对中央“四清”工作团负责人强加给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和“贵阳市委已形成反革命两面政权”的结论，有个明确的意见。胡耀邦总书记当即表态说：“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左’的典型。中央‘四清’工作给贵州省委和贵阳市委所作的两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当我得知胡耀邦总书记的谈话，时正值春节，异常高兴，特赋诗一首：
“四清”“左”得奇，坚持真理稀。
廿年未忘事，今日幸得平。
1984年6月24日，中共中央给贵州省委的中委[1984]30号文《关于解决贵州“四清”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贵州省委和广大干部积极工作，艰苦创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4年贵州的‘四清’运动，是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当时认定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阳市委已经形成反革命两面政权’，这种估计和分析是完全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对贵州“四清”运动所作的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终于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贵州恢复了名誉，我坚决拥护。中共党员贵州省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积极为当年受打击迫害的许多干部平反，做了一件大好事，值得称赞。
贵州“四清”运动场至今已过去30多年了。如今，我已是84岁的老人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不虚美，不掩恶”的原则，认真对待历史，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让后人以此为鉴，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这是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1995年1月初稿1996年9月修改于北京
来源：中共仁怀市委员会、仁怀市政府编《周林纪念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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