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3 作者：刘少奇, 邓小平, 彭真, 周扬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扬刘少奇：现在开个会，请中宣部的同志以及文艺界的同志来，谈一谈文艺问题。请周扬同志谈一谈。
周扬：文艺问题，主席最近写了批语。前年十中全会的时候，少奇同志就讲了，在文艺战线上有一种资产阶级的现象。去年主席说，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要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刘少奇：十中全会讨论了反对修正主义问题，那个没有上公报。）这一年多来，主席很注意文艺问题。文化部也讨论了一下，做了一些工作。根本问题，就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前提下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文代会就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得迟一点。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承认这个方向，提倡这个方向，同实行这个方向，坚持这个方向，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距离，有的时候就是违反这个方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坚持这个方向。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真正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个方向。为什么这个方向不能贯彻执行得很好？我想，少数人就是根本反对这个方向的，不管他是公开的形式，或者隐蔽的形式，他就是不赞成这个方向，他就是要搞资产阶级方向，封建主义方向，对于我们的方向，他根本抵触，尽管口头上赞成，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个认识问题。包括我们领导，包括我们自己，也包括我在内，并不是都认识得那么很清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那么很坚定地坚持这个方向。（彭真：也有一个领导没有抓紧的问题。）我看最主要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在认识上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而就指出，我们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在看起来，主要是个大众的问题。主席说，大众的就是民族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就是为当时的抗日、民主、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政治目标服务的。同样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解放前和解放后有变化，现在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刘少奇：性质变了。）这是一个根本的历史阶段的变化。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那个时候的为工农兵服务是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当然，那个时候的文化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思想，但是，那个阶段的文化，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指导的思想，只是其中的因素，当然是起决定作用的。而开国以后就不是因素的问题了，全民的文化都应当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刘少奇：时代的问题，一个民主革命时代，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整个文化不只是包括文艺，而且包括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在社会主义时代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过去是反帝反封建，而现在要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现在是反帝反封建，也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而反资本主义是主要的，因为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反对的目标不一样了。还发生一个对旧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过去还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开国以前和开国初期，还是民主革命性质，比如不要把头，不要封建的太落后的东西，现在则是要把旧有的文化改造成为适合于社会主义的需要。时代变了，经济基础变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跟这个基础相适应，就是说，现在的上层建筑必须也是社会主义的，如果上层建筑不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半社会主义的，半资本主义的，就不能适应。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变化。这个变化，在认识上不是很清楚的。
现在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应当说，现在的文学艺术，有相当多的东西还是同社会主义适应的。主席说，不可轻视这个成绩，这一点要估计到。十几年来，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少的适合社会主义需要的，适合人民需要的东西。十多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空前的，是过去历史上不能比的。现在长篇小说销到一百万册以上的不少。《红旗谱》、《红岩》，出到六百万册，《青春之歌》也突破一百万册。过去历史上，就是鲁迅、郭老、茅盾的长篇小说，也只是销到几万册。时代变了，需要不同了。电影也有一些好的。这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到。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东西不适应社会主义和人民的需要。这种不适应的情况，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东西太少了，还不能占领阵地。新的不来，旧的不去。要拿那么多作品，才能够占领。（刘少奇：描写社会主义的少。）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描写过去的事情，比如写抗日战争的，那还比较多一点。（刘少奇：《红岩》是描写解放战争的。写新民主主义时候的革命斗争故事多，而描写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跟反右派的少。描写大跃进的有一点，后来把它搞掉了。描写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太少。《朝阳沟》，《李双双》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就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有的时候占一下，以后又不行了，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又来了。
这里有一个领导问题。前几年大跃进的时候搞了好多东西，也反映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也产生了一些好的东西。反映新的事物本身有点困难，从领导来说，对新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支持不够。新东西总是比较幼稚一点，总是比较粗糙一些， 如果不顽强地支持它，保护它，就搞掉了。在文化工作的领导上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象主席所讲的，也有一些对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兴趣，对于社会主义的艺术不成兴趣。因为旧的东西是多少年了，几千年、几百年了，它比较成熟。
再有一点，就是在认识方面没有看到新的东西占领阵地，不经过反复的、激烈的斗争，是不行的。如果设想很容易占领阵地，是不合乎实际的。比如开国以来，坏戏跟好戏经过好几次斗争。开国的时候，处理了二十几出坏戏，反对了那些落后的东西。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时候，那些东西又来了，一九五七年又反了一次坏戏。去年又反了一次坏戏。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要经过反复的斗争，新东西才能巩固。从领导方面来说，对于这个反复的阶级斗争还不够敏感。他们回想一下，右派进攻的时候，那种斗争形式是公开写文章反对社会主义，而在三年的困难当中，这种形式比较少，因为他已经有经验了，他晓得采取公开的诽谤社会主义的形式来进攻我们，一定会很快地遭到打击。现在是采取另外一种斗争形式，就是离开社会主义，搞死人，古人，洋人，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挤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占领阵地。比如鬼戏，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赞成和颂扬鬼戏的文章有二百篇之多。这代表一种势力，它对于旧东西总是要尽量地保护它，鼓吹它。（刘少奇：赞扬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说过去的那些东西有高度的水平，而公开鄙视社会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说社会主义的东西粗糙，文化低。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斗争。）
我们现在简单回顾一下开国以来文艺方面的思想斗争。从《武训传》开始，有《红楼梦》批判，反胡风，胡适批判，反对右派，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在文艺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里有属于人民内部的，有属于敌我性质的，但性质都是属于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斗争，都是直接在主席、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的意义，现在看起来是很明显的。象胡风那种理论，在苏联是很吃得开的，现在苏联的理论还没有胡风的理论那么完整，那么高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这一段的斗争，主要是做了一些扫清基地的工作。扫清基地以后，怎么样生长出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同群众不结合。反右派以后，我们提出同群众结合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一九五七年以后，又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到一九六○年下半年。第二段，是一九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这是调整巩固阶段。大跃进这一段，因为总路线提出了，全国人民的确是有革命干劲，革命情绪高涨。文学艺术在当时不管有多少粗糙的东西，站不住脚的东西，但是的的确确是反映了当时群众的革命干劲，表现了一种很可宝贵的革命精神。（刘少奇：雨后春笋一样地跑出来了。）民歌，剧本，出了很多新的东西。《朝阳沟》是一九五八年的产物，这是站得住的。还有一些该加工的没有加工，把它否定掉了。电影也有一些好的。有一些电影反映的事情不一定那么正确，但是那个电影还是很好的，比如写（甘肃）引洮（工程）的《黄河飞渡》，事情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个电影看起来是很激动人心的。还有，那个时候跟群众也比较结合。这两点，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现在也是应该肯定的。
大跃进时候的文学艺术，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缺点，就是当时的作品里边也反映了当时工作中间的一些缺点错误，比如几天几晚不睡觉，“共产”风，浮夸风，有些虚假的东西，那些也反映了。（刘少奇：满腔热情要跃进，结果碰了钉子，后来又改正。对于人民内部的缺点不是不能批评，但批评不是暴露，是教育。）现在倒是很需要写这样的作品，写点大跃进里面的革命精神。（刘少奇：大跃进碰了钉子，后来改正就好了。人民中间的缺点错误，党内的缺点错误，我们从来都是不禁止批评的，可以批评，而且提倡批评，提倡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但是，不是暴露的问题，而是为了改进，为了教育群众，不是跟暴露敌人一样来暴露人民群众。暴露就是为了打倒，你打倒人民群众，打倒工农兵，那怎么行？但是，他有缺点错误，而且有相当大的缺点错误，应该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来教育人民。）当时是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了，比如搞跳舞来表示干劲，把一本书丢到地下，书上写“科学”两个字，说科学害死人，这样就不好了。当时这类的东西不少，有这个方面的缺点。但是，当时主要的方面是好的，有革命精神，而且。有些作品现在还是站得住的。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采取了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办法不那么恰当。北方人民作诗之类，那是做不到的。后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粗暴也要加以分析。现在看起来，恐怕至少有这么三种情况：一种，他的意见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强迫人家。还有一种，他的意见是对的，方法简单一点。这应当说他基本上还是对的，他的意见对嘛，总是意见为主嘛。还有一种，意见也对，方法也对，但是保守的人看起来觉得粗暴。凡是改这个，改变那个，不管你怎么样客气，他不想改变，你要他改变，他就说你是粗暴。（刘少奇：另外一种粗暴，就是那个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他粗暴得很。苏联的文艺界粗暴得很，我们这里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些东西也粗暴得很。要注意那种反对我们的粗暴。胡风也粗暴得很。）有一种革命方面的粗暴，还有一种反对社会主义方面的粗暴。
所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下半年这一段，主要的方向是好的，精神是好的，而且有好的作品，但是有简单化的缺点。
一九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一段的情况怎么样呢？一九六○年开了第三次文代会，肯定了大跃进。一九六一年开了全国文艺工作会议，开始注意纠正工作中的不民主的现象和粗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确实是有的。有反对社会主义的粗暴，我们的粗暴也有。比方有很多演员都想自杀，连常香玉这样的人都觉得很难混下去了。写《朝阳沟》的那个同志也整得相当厉害。一九六二年文艺八条，主要是强调百花齐放，强调民主作风。这方面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刘少奇．整《朝阳沟》的作者什么？）批评他五个一贯，批评他右倾，自由主义。
一九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一段纠正一下这些缺点错误是必要的；强调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一下艺术上要民主，还是有好处的，对促进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两为”和“两百”总是摆不好，强调“两为”，就不能“两百”；强调“两百”，就不能“两为”。现在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一强调“两百”，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恢复起来了，他们是只要“两百”。所以，强调一下“两百”有好处，但是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右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领导上和工作上注意不够，也有当时的一种空气。那次彭真同志讲了经济上的单干问题，政治上的“三多一少”，文化艺术方面就是“死人”多，社会主义少。（刘少奇：演历史戏跟外国戏，就是演外国人和“死人”，比如演什么《茶花女》，演十八、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那些东西里面，社会主义的东西是没有的，有一些民主性的东西，但是那个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刘少奇：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不过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起过一段进步的作用。其中有些艺术标准是可以吸收的）恐怕吸收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当然，研究可以大量研究。（刘少奇：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到底起什么作用？群众看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那个消极作用比正面作用大得多，它不是促进工农兵团结，而是促进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些理想，资产阶级也没有做到，而且永远不可能做到。）
前年十中全会以后，开始注意了这些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加强剧目的管理，停演鬼戏，进行了关于戏剧的推陈出新的讨论，组织文化工作者下去。到去年下半年，现代的作品在舞台上面就开始多起来了。比方一九六二年的话剧是历史的、外国的东西多（外国的十个，历史的九个），现代的东西很少；去年十月，外国的没有了，历史的只有一个。后来我们感觉，十中全会以后，我们还是抓得太迟了，也抓得不是很有力量，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还是认识不够，还可以抓得早一点。后来，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方向问题上，这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不是一个个别的鬼戏问题，也不是一个个别的外国戏的问题，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说明一个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拿戏剧来讲，你只讲鬼戏问题，老是纠缠不清，比如说是不是要厚神薄鬼，鬼戏就没有好的呀？讲不清楚。（刘少奇：有社会主义的鬼没有？）现在修正主义的文艺里面也有鬼戏。（刘少奇：是个文艺的方向，文艺的性质问题。我们的文艺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艺？是资本主义的文艺，还是封建主义的文艺，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还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方向问题上来，提到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来，提到上层建筑要同基础相适应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上来，提到文学艺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来，还提到反修问题上来，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来看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有一个时期，我们有些同志，包括领导同志，对文艺界的问题，估计不够，觉得没有右派进攻了，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发表右派的文章，觉得还不错，没有看到这些现象里面实际上很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刘少奇：这些戏里面，也有反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式，有隐蔽的反党。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那些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郭沫若同志以前不是写过《信陵君》吗？也是影射反蒋的吧？蒋介石也看不出来，他也不能禁止。这个《李慧娘》是有反党的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田汉写的那个《谢瑶环》，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我想，要从方面问题上来把这两个阶段的经验总结一下，经过调查研究，把这些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至少在领导干部里面，包括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把这个方向坚定明确起来，要采取总结经验，调查研究，发动讨论，经过试验这么一些方法去解决。因为这里面有些是方向性的问题，有些是属于艺术性的问题，理论性的问题也不少。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文艺问题一大堆，中心问题恐怕还是要创作社会主义的东西，要有产品。文艺跟农业、工业一样，没有产品总是不行。就是要有社会主义的好的作品，好的电影剧本，戏曲剧本，能够逐渐地把旧的东西排挤掉。有些旧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但是多了就有坏处。方向明确了以后，就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做艰苦的工作，来搞作品。这里面有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推陈出新的问题。这个口号是在延安提出的，后来到了北京，又加了百花齐放。看起来，推陈出新是整个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新东西从旧东西里面发展出来，新东西代替旧东西，否定旧东西，总是这样一个辩证过程。离开旧的东西，新东西就没有基础，没有出发点。特别是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旧的文化很多，更有这个问题。
推陈出新，其他方面也有这个问题，重点是戏曲、曲艺。（邓小平：电影，我们自己的东西太少了，外国的好多东西很坏。）现在要搞大量的电影。现在全国×多个艺术表演团，其中×多个是戏曲，话剧只有×个。戏曲队伍有×多万，是最大的一个队伍。（刘少奇：整个文化系统有×多万人。）至于业余的，多得不得了。特别是在农村中，都会唱旧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大量的。×多个剧团里面，第一位是京戏（有×多个京剧团），第二位是评剧，第三位是豫剧，第四位是越剧，第五位是川剧。从最近这个时期看起来，在推陈出新的问题上，主要是反对两种倾向：一个是反对保守，一个是反对粗暴。保守，就是多保存一点封建主义的东西。（刘少奇：听说我们各级干部喜欢看京戏，喜欢看帝王将相那些东西。京戏为什么这样多呢？北方干部到南方去，要搞个京剧团。本来广东、湖南、南京那些地方是没有京剧团的。就是因为领导上面他喜欢这些东西，正如毛主席讲的，有些共产党员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而是喜好封建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东西，领导干部一提倡，一喜欢，甚至用挖墙脚的办法，高薪的办法，这些东西就多起来了。）现在戏曲里面有一种倾向，就是对于封建的东西采取不批判的态度，认为大部分是好的。张庚就是一个代表。有人说，封建性就是人民性，宗教和封建道德可以继承。历史界也有这么一种论调，强调封建道德的继承问题，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当然，过去的好东西的确很多，但是大部分是今天不能适用的，适用于今天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不可能是大部分，小部分也还要经过改造。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是领导的问题。演员是好的，包括赵燕侠，她并不拒绝演新戏，问题是要有好的剧本。对于推陈出新的理解也有问题，我们是要推封建之陈，推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而有的人则是推封建主义之陈，出资本主义之新，实际上还是陈。
在推陈出新问题上，现在是不是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提倡演新戏，我看这是促进戏剧革新的很好的办法。真正要革新，首先是内容的革新，然后才是形式的革新。内容引起革新，剧本变了，舞台艺术自然也会跟着变。没有新的内容，很难变。所以，现在看起来，抓现代戏有很大的好处。我们想一想，×多个戏剧团，如果只表现封建，那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戏剧能不能发展下去，要看它能不能表现现代的生活。（刘少奇：就是为新的经济基础和新的政治服务。）演员演历史戏，他就欣赏帝王将相那些作风，他演现代戏，演向秀丽，她就要学向秀丽。（刘少奇：红线女不是很弱吗？她演刘胡兰，她就要学刘胡兰。）
在演现代戏的问题上，要注意这么几点：
第一，现代戏要提倡，还要搞好，注意质量，不要盲目追求数量，追求数量的结果，站不住，反而使演员失掉信心了。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现代戏都站得住，至少十个里有两三个要能够站得住。（刘少奇：要做艰苦的工作，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再拿出来。）
第二，提倡现代戏，对历史戏、传统戏还是不要偏废，还应当继续搞些好的传统戏，历史戏。现在，现代戏的比重很小，还没有超过一半。（刘少奇：历史戏要整理，而且要能够为今天所用，古为今用。有一部分古为今用的，还有一部分总结历史经验的。）（邓小平：历史上反映人民智慧的，包括将相智慧的，比如《将相和》，就是好的。）（刘少奇：但是有很多要经过改造。有些历史戏改得不好，比如《李慧娘》、《谢瑶环》之类。）京剧演现代戏是比较困难一些。
二、文化部门过去对剧目的管理太差了。剧目是每天同群众见面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常常忙得很，但对于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管。最近文化部门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了，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这些方面，管这个生产品。这个生产品同物质生产品不一样，它要影响人的精神的。所以，要加强剧目的管理。
剧团究竟怎么搞，恐怕需要有一个全国的比较长远的规划。现在有×多个表演团，业余的更多，如果都向旧戏发展，那怎么行呢？现在每一个县都有县剧团，但是它不能下去。为什么不能下去呢？因为它要自给，它就要往外跑，它就要跑外省，跑北京，不往它那个县里面跑。当然，这里有经费上的问题，也还有思想上的问题。每一个县群众的经常的娱乐主要是县剧团，如何改造县剧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剧团成分很不纯，有国民党军官，有妓女，有劳改犯，没有人管。
三、要搞一个编剧队伍。话剧是新的，联系生活的，而戏曲里面有很多旧的人，思想意识也是旧的，他也不下去。恐怕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象杨兰春这样的政治上比较好的编剧队伍，我们的戏曲就能够站稳。否则，你讲改革剧目，而那个剧目就是掌握在不可靠的人手里，那就不行。
四、戏剧革新，要依赖艺人的自愿，采取合作的办法，不要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我觉得，演员还是很不错的。（刘少奇：演员是跟我们合作的，他们在旧社会是那样，他们现在比较好了。）象常香玉这样的人，对我们也是好的，她现在是党员。
其次，是民族化的问题。音乐舞蹈怎么样搞成自己民族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假定说推陈出新的重点是戏曲，那么，民族化的重点就是音乐舞蹈；推陈出新问题上主要的是反对保守，那么，民族化问题上主要的是反对崇拜。有的人，就是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把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高不可攀的，只能向它看齐。演一个《茶花女》、《大雷雨》的配角都感觉不晓得多么舒服，演《白毛女》就没有什么味道。这是一种殖民地思想。这十多年，我们反对了这种思想，但总还是有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情况。
外国的东西要不要？肯定是要的。话剧、电影、音乐、舞蹈，都是外国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外国的。问题就是要反对那个崇拜。（刘少奇：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那个教条主义相当厉害，总理多次反对过那个东西。（刘少奇：也可以用外国的芭蕾舞演中国的故事嘛，只能演《天鹅湖》呀？日本人就用芭蕾舞演了《白毛女》，中国用芭蕾舞演《朝阳沟》好不好？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也搞了一点社会主义的戏，如《带枪的人》，还有一些，不过斯大林那个时期也搞那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彼得大帝》那些东西。苏联搞了这么多年，我看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少。斯大林讲了文化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实际上他们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多：民族形式，也就是《彼得大帝》、《天鹅湖》之类。）跟我们的京剧一样，他没有大胆革新精神。艺术工作中受外国影响比较深的就是音乐舞蹈。音乐历来是搬外国的，中国历来没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外国的东西不能拒绝，要吸收，但是一定要批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也吸收嘛。现在对亚、拉不发生崇拜的问题，（刘少奇：音乐里头的《黄河大合唱》，那是中国的。）用外国的科学的音乐知识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斗争。京戏也是音乐，所有的地方戏都是一种音乐，都是一种歌剧，跟《罗米欧与朱丽叶》一样的东西嘛，为什么音乐界不可以从京戏里面，从这许多戏里面吸收一些东西？搞洋的东西有一种坏的倾向，就是认为外国的东西好。这一点不打破不行。音乐有共同规律，但是还有特殊规律，还有中国自己民族音乐的规律，还有革命音乐的规律，现在是不找特殊的，只找共同的，就是学西洋。还有西洋的表现手法和表现程式，比如芭蕾舞的程式，可不可以吸收呢？是可以吸收的。至于工具，比如乐器，更可以吸收。不要因为反对洋，把那些排除。问题是要用得恰当，不要不中不西，把那个东西破坏了。比如大提琴，并不是不用，而是有些用得不是地方。比如川剧里面用大提琴，相当多的人不满意。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就是去用，而且要用西洋的格式来改中国的，这是最坏的。比方歌剧，一定要从头到尾唱，如果不从头到尾唱，按他的标准就不是歌剧。（刘少奇：这个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音乐的普遍规律也要跟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和中国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相结合。这个结合过程，是一个艰苦过程。同时，这中间需要有高度的创造性。）鲁迅就结合得很好。徐悲鸿也结合得很好。但是结合得好，需要有修养，需要有才能，需要有过程。中国的很多作家，比如郭老，茅盾，中国的新文艺，都是吸收了外国的东西的。对于结合得不好的，要帮助他。要反对那种不中不西的，强加于自己民族的，破坏自己民族的，不是拿外国的东西丰富自己，而是把自己的东西改成外国一样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恐怕要用点时间才能解决。
最后，归根到底，关键问题还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跟群众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同群众结合了，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主席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八年、十年，可能这个时间还要长。这里有个反复的过程。他以前结合了，以后进了城，又不结合了。最近我们搞了文化工作队下乡，有很多同志是在延安下过乡的，他们自己深深感到，进城以后离开群众了。（刘少奇：在城市里边跟工人结合嘛。）这是个根本问题。现在有不少人下去了，但还不是下去得很深入，下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有很多干部，从上面看，下去了，从下面看，他还在上面。有些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下去就是体验生活，找点材料，然后自己回来创作，缺乏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思想。我跟文化部的同志谈，在这一方面，中央比起部队和地方来，比较落后，新的东西也是部队和地方搞得多，而中央搞得很慢，也不一定高。原因就是一个同群众结合不结合和结合得好不好的问题，部队在这一方面的确是走到前面去了，（刘少奇：部队里面写兵，写军官，比较真实。反映农民的就不那么很象。象《朝阳沟》这样生动反映农民的很少。反映工人的恐怕就更少一些，不大懂工人。作家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可以写五反，写贪污盗窃集团如何搞，结果五反把他反出来，改正了，群众情绪大高涨，这还不是很好的戏？可以写正面的现象。）恐怕大跃进、反右派是可以写的。同群众结合的问题解决了，推陈出新、民族化问题就解决了。（刘少奇：有些年纪轻、身体好的，就要他下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年纪比较大的，身体小那么好的，可以想一些办法，比如让他去观察观察，谈谈话，参加他们的会议，跟他们交点朋友，在那个地方蹲下来。下去住在贫农家里面，和贫农同吃、同住，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困难，不是容易的，要有很大的决心，装备都要重新做，要重新做衣服，要重新做鞋子，整个生活习惯要改变。住在招待所就不好改变，你到那里去就得改变。有些人是下不去，身体也不大好，下去他就生病。可以想点办法，或者专门搞几部汽车，那上面架起铺来，架起灶来，就住在那个汽车上，所有有公路的地方都可以去。）朝鲜有个办法，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刘少奇：或者在农村里面也可以搞点房子。不过苏联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们下去住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用墙围起来，脱离群众。）
刘少奇：今天时间不很多了。周扬同志作了一些情况的汇报，我看周扬同志讲的这些意见好。
主席最近有一个批语，批语上面讲，我们的艺术部门“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所谓“死人”，恐怕就是指演历史戏，过去的观点，资本主义观点，封建主义观点。主席的批语讲了成绩，但是又说问题不少，戏曲的问题更大一些。主席说，现在基础改变了，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周扬同志刚才讲，整个文学艺术的阵地，我们无产阶级跟社会主义占领得很少，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占压倒优势，阵地是它们占了。而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它势必占。队伍又这样大，×万人，天天在那里演，影响很大，而演出的东西，跟我们的经济基础，跟我们的政治，是不适合的，许多东西是相反的。这里有厚古薄今的问题，就是毛主席讲过的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死人”统治着，外国人统治着。
在文艺跟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劝同志们再去看看《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详细说明了文艺跟政治经济的关系。我最近又看了一遍《新民主主义论》，那里边有好几大段说了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写的，毛主席在那里说明了文化的性质问题，他指出，那个时候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主席批评了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指出当时的文化有社会主义因素，因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在国际上，中国的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中国的新文化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认为当时中国的新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文化，那就错了。毛主席把问题区别开来，他指出，要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方法论去教育干部，教育群众，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这是一回事，但是，整个文化的性质是另一回事，它是反映当时的新政治、新经济的。毛主席说，当时在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政治，帝国主义的经济，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所以，就有帝国主义的文化，封建主义的文化，还有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奴文化，这都是旧文化；当时也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当时的新文化就是反映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主席说，中国有一个时期曾经有过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但是很无力，一出现就被封建的文化打倒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它的力量的软弱，比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的软弱还要软弱些，因此，中国的旧的资产阶级文化就没有象十八、十九世纪那个时候的资产阶级文化那么有力量地发展起来。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它是很有力量的，它比旧文化高明，能够把它反掉，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失败了，到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数量胜质量。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变了，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了。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十四年多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变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的政治也变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的新文化比《新民主主义论》那个时候讲的新文化又进一步了，反映现在的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的性质，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更不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也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工农兵方向。那个时期的工农兵方向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在的工农兵方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不属于社会主义范围，所以，那个时期的文化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反帝反封建，而现在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帝反封建也还是要，但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社会主义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同志们必须明确。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毛主席说，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艺术标准必须要，不能没有艺术标准，但是，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政治标准。毛主席讲，那个时候的政治标准是“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了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不只是适用于政治，适用于其他科学，而且适用于文艺。这六条，反对我们的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记得，倒是我们自己的人常常不大记得，常常忘记，所以，我今天再念一下。
第一条：“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乌兰夫同志跟我谈过，他说，那个《昭君出塞》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昭君在我们蒙古那个地方有很好的影响。《文成公主》人家是喜欢的，《蔡文姬》在这方面也值得注意。（周扬：《蔡文姬》是民族团结的。）
第二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好的，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不好的。
第三条：“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第四条：“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第五条：“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毛主席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要“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至于艺术标准，这里没有讲。
此外，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讲，“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香花，各人有各人的毒草，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看法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那个封建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的文化，他认为那是香花，从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就是要有这六条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就是要根据这六条来审查剧目，审查你们的歌曲，小说，诗歌，图画，音乐，不要忘记这六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讲了一些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但是讲得最完整的是这六条。
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
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还只搞了十年，还需要有很大的创造。社会主义时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过去的民主革命更深刻，时间更长，规模更广大得多的革命，实际斗争，实际生活，有这样伟大、这样深刻的斗争，在文化上只要把它真实反映出来，就会比过去任何历史上的文化都更高，更深刻，更伟大。在这方面，需要有很大的劳动。首先是作家，戏剧作家，小说作家，文艺作家，音乐家，各方面的作家，要在这方面努力，力求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有各种伟大的斗争，比如公私合营，统购统销，合作化，以及大跃进，犯了错误又改正，等等。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了，这个好转，比我们的预料还要更好一些，因此，在经济上以后会要更好一些，不久又会有一个大跃进来的。而这个大跃进不是过去那个大跃进，要避免那些缺点错误。比如石油工业部在××油田苦战三年，得到很大的成绩，那个地方的工人是新的面貌，工厂管理，政治思想工作，整个工人，都是革命化，很可以去考察一下，写一写那个地方的工人。如果我们以后在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上又有一个高涨，那么，文化工作就要能够跟上来。过去那个大跃进，有很多正面的东西，文化上面也有很多反映。因为跃进本身的确有些缺点，因此，文化创作上面也有些缺点。但是，那些东西基本上应该说是好的，是社会主义内容的，反映群众的，大跃进中间的缺点错误，我们改正嘛。共产党领导好的一点，就是有错误他承认有错误，他改。作家要有很大的创造，演员群众也要有很大的创造。演员演工农兵要演得象，也要有些创造。要使现代戏占优势，要把历史戏、外国戏挤到第二位去，而这个现代戏要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戏。过去新民主主义时代，反帝反封建，土地改革，抗日，那些戏没有什么消极作用，而是有积极作用的，有些没有写出来的也可以写，已经写出来的也可以演，也可以唱。但是，现在要搞社会主义现代戏，要提出这个任务。抗日，土地改革，那些事情搞完了，现在是跟地球作战，跟自然斗争，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混在一起，贪污盗窃有共产党员，而且有党委书记，厂长，或者科长，要反映这样的斗争。这样，才能鼓励现在的人民，现在的工农兵前进，这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仅是革命传统不够，要鼓励人民立大志。有各种各样的志向，各种各样的理想，我看，总的就是这样：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彻底胜利而奋斗，把所有帝国主义消灭，把所有剥削者消灭。把中国搞好，把中国建设好，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而且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为了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人民要树立这样一个大志。什么叫立大志？别的星球现在不去管它，至少要把这个地球改造一下，把地球上的这三十几亿人口都搞成社会主义，将来建设共产主义。把中国搞好，一个是为了中国人民，但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只是中国搞好了，全人类没有解放，中国人民没有自由的。现在苏联它要一个国家建立共产主义，那是不行的，违背国际主义的。当然，各人有各人的大志，有人要多写小说，有人要多作诗歌，有人要多写剧本，但是各行各业都要为这个总的目标奋斗。
要搞革命传统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革命前途的教育。社会主义的文艺，要鼓励现代的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就要表现现代的人。戏剧的形式，话剧应该更多一些，其他的京戏，地方戏，应该减少。是不是其他的剧种也可以演话剧呢？我看见过京剧演员演电影，演得很好。他只能演京戏，就不能演话剧呀？恐怕其他剧种也可以演现代戏。历史戏也可以演，有些历史戏是好的，可以古为今用，有些要重新编。比如《将相和》，内容也还是好的。我看过《恶虎村》，黄天霸原来是那样，后来又改成那样，把自己的哥哥嫂嫂统统杀掉，投降了统治者。此外，有些历史剧也有改得不好的，比如《谢瑶环》、《李慧娘》之类。《团圆之后》这个戏恐怕也不能演，因为作者的观点、思想是不清楚的，实际上他是要人们同情那个团圆之后的父亲母亲，而那是不能同情的。花很大的力量来改编那么一个历史剧，跟现在不适合。当然，也有些改得好的。《三打祝家庄》也是改得好的，《逼上梁山》也有教育意义。
是不是要在文化界里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搞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万人，一方面是搞五反，另一方面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绝大多数人是要用社会主义教育的办法来教育，其中有些跟我们不一条心的，有二心的，反党的，也要批评。不过这一回不要象反右派搞得那么厉害。毛主席不是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收效甚微吗？是不是搞一下，收效多一些。文学家他是要世界一切服从他的，他是要按照他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问题是他的面貌是什么人的面貌？是无产阶级面貌，还是资产阶级面貌，还是小资产阶级面貌。文艺界他是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可是他自己的面貌并不那么好看，有些是帝王将相的面貌，封建的面貌，资本主义的面貌，不过他有一个时候挂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招牌，这就是修正主义面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面貌，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我们现在是要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也要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其他的人更需要改造。
还有一个字画买卖问题。我批过一个文件。现在有人搞字画买卖，而且是我们的干部、党员、负责人买卖。邓拓同志就大买卖字画。（彭真：已经调查清楚了，邓拓同志他不是投机倒把。）我跟×××同志谈了一次，他也不承认他赚钱，可是跟一个荣宝斋就是几万块钱的来往。我听×××同志说，文化部的人收藏字画最多，是不是这样？又搞这个买卖，这个买卖又不归商业部管，又没有政策。既搞买卖，就应该有一个政策。大家一买，就提价，涨了几十倍的价钱。是不是不要买卖了，要看，拿去挂一下，再拿回来，轮流挂嘛。人大会堂不是挂了一点吗？天天挂那个东西没有味道嘛。换一下，轮流一下，大家挂一下嘛。如果要搞买卖，就要搞一个政策，归什么地方管。这个问题，也请你们议一下。你要爱好文物可以，可以送到你家里挂一个时期，收租钱。我在昆明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那个投机倒把里头有买卖字画这一项。文化部要把这个事管一下，搞个政策，有个办法，不要没有政策。
请你们去讨论一下，是不是需要有个指示或者文章，把方向搞明确。现在详细搞比较困难。这样搞了以后，就更可以促进了。
邓小平：主席批的这个问题是很及时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方面的问题，按它的性质来说，同农村里面的社会主义道路，城市工矿企业里面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比那些问题更轻呢？不是，不能这样说，它是上层建筑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集中表现的方面。我们要搞革命，要搞建设，要保证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出修正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亚于农业政策问题和工业政策问题。我们搞革命，开始也是从这个方面搞起的。反革命复辟也是从这里搞起的。苏联现在也是从这里搞起的。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是什么东西呢，那并不是拿枪的人搞的。现在我们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可以说不但找到了方向，而且找到了方法。比如农业问题，从“十二条”以来，又有了“六十条”，又有了后来的几个决议和指示，又有了现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包括道路，方法，都可以说走上正轨了。在工业战线上，过去我们还摸不着，现在看来，第一是学解放军，而在工业本身，有了一个××平原石油部的经验，也找到道路了。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是很现实的，很及时的，确实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还摸不着。而根据我们解决农业问题和解决工业问题的经验，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过去，在我们领导上，确实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抓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的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讲的我也同意。现在看来，可以说有三句话：第一句话，统—认识；第二句话，拟定规划；第三句话，组织队伍。
第一、统一认识。这是一个方向问题，道路问题。少奇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不重复了。所谓方向问题，就是要搞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所谓为工农兵服务，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所谓道路问题，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学艺术这个方面建立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保证走向共产主义，避免走向修正主义。文学艺术这个东西，看来好象不容易见效，可是影响深远得很，一个娃娃，从小就要受它的影响。还有一些关系问题，比如历史的和现代的关系，外国的和中国的关系，现代又有过去斗争历史跟现成问题的关系，这都属于统一认识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形式问题。要根据这个方向来检查我们现在的形式，比如戏剧界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是什么等等。这些方面都应该有一个方针，并且要使每一个演员，包含跑龙套的，都知道这个方针。比如我们农村的方针，每个农民都是了解的。所以，不只是我们各行各业的领导人要统一认识，整个的人员都要统一认识。关于这个统一认识的问题，少奇同志刚才也讲了，我觉得，需要有一篇分析形势，提出方向，提出办法的文章。现在恐怕是时候了，也写得出。最近我们在工业上就准备把××平原的经验搞成口语的报告，用广播员广播，中央搞个指示，在城市范围内，在工业范围内，包括交通、商业、机关，都来宣读，都来讨论。在文学艺术这个方面，恐怕也需要搞这么一个东西，那倒不一定在工人和农民里面宣读，但是至少在干部和文学艺术方面，包括跑龙套的，都需要让他知道。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把方向明确起来，大家就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了。
第二、拟定规划，上次谈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能不能搞规划的问题，那恐怕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看来是可以搞规划的。比如戏剧，要求好多年现代剧占领导地位，这是完全可以的。舞蹈也好，话剧也好，京戏也好，都可以搞规划。当然，可以不要要求得太急。确实，在文学艺术方面有个艺术水平的问题，它站不住，就搞得灰溜溜的。郭老的科学院各个单位可以搞规划，为什么这个方面不可以搞规划？有了这样一个规划，就逼迫大家来实现这个计划嘛。
第三、组织队伍。恐怕第一是写作队伍问题，这是组织文艺队伍的中心。电影有个写作问题，音乐也有写作问题。有好剧本，总会出一些好演员。有许多演员的技巧并不坏，但是，组织队伍不只是写作队伍的问题，比如说各个剧种的人员也需要有个规划。现在京戏还有好多娃娃学生，恐怕应该限制一下。现在戏剧学校太多了。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李少春，是个党员，一个月拿一千七百块钱，戏也不演，天天作梦代替梅兰芳那个位置，袁世海也不满意，这样的人不少，又不谦虚，又拿高薪，还要当共产党员，这些问题，都应该有个政策，都应该有个解决的办法。
中央的主管部门，政府系统的文化部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认真地把这个思想统一起来。是不是在今年上半年能够搞出一个规划来，普遍地讨论一次。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具体问题，中央宣传部要组织各行各业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就讲这样一点。
彭真：周扬同志、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讲的，我都赞成。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也可以说最落后的，在经济方面，我们建国的时候就接收了官僚资本，跟着以后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公私合营，什么叫公私合营？就是要他投降，把管理权交给我们，给你点利息，我们现在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咱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很清楚，是很彻底的，咱们的解放军，也有程潜、陈明仁的军队，也有傅作义的军队，也有张治中、陶峙岳的军队，现在还有他们的残余没有？资产阶级军队和封建军队没有了。咱们的国家机器，不是说没有那些的官僚主义，那些影响有，但是旧的国家机器被粉碎了，咱们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在政治上，咱们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右派，还有反对单干，各种各样政治的斗争，搞得是很不错的，当然，我们的革命任务还多，都还要继续做。但是，文艺这个战线的革命，老实讲，是比较落后的。主席的信也讲了，我们在文艺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成绩，不可忽视，但是，还有这样多的封建主义的东西，特别是还有这样多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我们居然跟它和平共处，不跟它斗争，有时它还斗争我们，整我们整得满凶，我们一个新东西一出来，他就乒乒乓乓地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个小苗苗一家伙就完了。这个方面，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比重究竟各占多少？我看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很可以研究一下，我们也研究研究。
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方面有责任。拿我来讲，北京的日常工作是刘仁、万里他们抓，会议我也不参加，但是大问题我还是抓了的，你单干就不行，包产到户就不行，在北京搞自由市场就不行。在文艺方面，我也是一个看戏的，但是老实讲，在整个文艺上我没有注意。前几天，我跟周扬同志和林默涵同志谈话，我说，你们在上海的时候是怎么革命呢？无非是出点刊物。鲁迅怎么革命呢？还不是写点文章？有时候，发表一篇文章，有点革命的味道，就觉得是很大的胜利，就相当满意了，利用合法演个话剧，也要作很大的斗争，现在我们办了这么多刊物，这么多剧团，有这么多文艺工作者，反倒不管了。首先拿我来讲，没有注意这一点，偶然讲几句，那不算数，主席讲：一个问题没有系统地解决，就是没有解决。当然，你们也有责任。我们还有一个推脱，说我们是外行，我们还管别的，你们干什么呢？你们是吃了饭专干这一行的。咱们今天都是党员、同志，今天的名单是给刘主席和总书记看了的，咱们什么话都可以讲。我看，你们要振作精神，深入地搞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可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大亏，包括我们的子女，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脚。
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建国以来，虽然很早就搞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由于我们同资产阶级合作，整个的批判资产阶级搞得比较少。还有一条，就是我们文艺界的同志进了城以后下去得比较少了。你不跟工人农民生长在一起，不跟战士生长在一起，你怎么写他演他？我看要搞个规划，一年拿几分之几的人轮流下去。现在最关键、最中心的还是创作问题，如果没有好的剧本，没有好的歌子，你的演技再好，嗓子再好，也不行。大家下去的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清楚，年轻力壮的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余秋里五十岁了，他跑到大庆油田跟人家在一块，康世恩四十八岁了，就在那个前线，他们这么大了，可以下去，文艺界的年轻力壮的同志为什么不可以下去呢？有些神经衰弱的，一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神经就不衰弱了。年老的，身体不好的，可以搞别的，可以同群众建立联系。你又描写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又不跟他们建立联系，那怎么描写呢？那还不是从古董里找，从外国找？
现在要搞文艺这一条战线的革命。从那方面搞起呢？我看，第一步还是先从认识问题搞起，这里面确有敌我问题。但是第一步先作为认识问题搞。党中央提出要反映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工农兵服务，你只要为这个服务就好了。如果有人要坚持他那个道路，到最后再整他。确实，现在绝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很正确、很明确的是少数，坏人也是少数，中间是多数。对于过去所有的各种文艺作品，戏曲也好，音乐也好，曲艺也好，小说也好，有个区别对待的问题，能够小改的小改，能够中改的中改，能够大改的大改，实在是毒草，就把它毁灭。在文艺这个战线上，现在要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队伍。刚才少奇同志讲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那里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到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入新的阶段了，现在的文艺是为社会主义的工农兵服务。兵，严格地讲，就是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也无非是工人和农民。我们的文艺队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不能让搞裴多菲俱乐部。
现在要象哲学、社会科学那样，搞一篇文章，搞一个指示。
今天三十几个人，是不是分分组，由周扬同志主持，座谈座谈，需要的话再开会，或者你们准备好了，开个全国的文艺界的干部会。
刘少奇：今天到会的同志讨论一下，由周扬同志去分一下组。今天是提个头，今天只谈了一点方向、形式和性质，也谈得不充分，这方面到底如何搞，各方面还要继续讨论。是不是你们讨论以后，看能不能准备一个成熟的东西，能够有一篇文章，或者有一篇报告，搞好以后，交给中央，中央帮助人家一起来搞。准备好了以后再开一个大会。现在就开始搞这个工作，看行不行？
你们讨论了以后再下去一下，回来又讨论一下，然后再搞。不限你们的时间，总而言之，你们努力搞。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就这样。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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