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7-13 作者：刘少奇
刘少奇（1961年7月13日）
王光美报告六个钟头，值得不值得听下去？（李葆华：启发很大。）（李凡夫：有启发，还有震动。）今天我也想谈谈这个问题。
蹲点问题，中央早几年就提出来了，到底蹲下去没有？有些人是蹲下去了，但一直到现在还有限多人没有下去，蹲不下。蹲点方式大都是派个工作组下去，自己部署一下就回来了，隔个把礼拜下去听听汇报，指示指示，又回来了，如此三四次，这就叫蹲点。我听说多数人蹲点是这么个蹲法。没有蹲过点的也有，就是跑到那里打一转，听听汇报，然后他又跑到上面汇报，一级一级汇报上来。当然还有电话、文字报告、表报，靠汇报、靠电话、靠表报，领导工作，领导革命，自己没有下去蹲过点。看来，这个作风不大好，完全这么做法不大好。汇报还是要的，电话还是要打的，报告还是要看的，某些表也还是要的，但一级一级靠这些东西领导工作非常危险。下面汇报有些不确实，基层干部汇报，有些事情他讲，有些事情他就不讲，讲一面之词。有些表报数目字可能是确实的，恐怕很多是不确实的。两个最基本的数字，一个土地，一个人口，就不确实。一个大队、一个公社多少土地，多少人口，他报的数目字，你就相信？人口往多的报，土地往少的报，产量更往少处报，不确实。有许多表报是办公室搞的，如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五反办公室等等，这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划的表，负责人并不知道，打电话催下面报，下面说没有这个数字，他说你无论如何要搞个来。有的地方专门有个汇报干部，不做别的事情，专门做汇报的，他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也没有参加实际工作，就是做汇报。有些干部，工作做得很好，但汇报讲不出来。所以光听一下汇报，就下工作决心，这个东西很危险。中央、毛主席提出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包括市委、领导企业的、商业的负责人，都要下去蹲点。看来多数没有蹲下去。
什么叫蹲点？提出个标准好不好？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蹲点要从进村开始，扎根串连，组织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搞好“四清”、退赔，搞好对敌斗争，贯彻“六十条”，“四十条”，整党，搞好生产，这些工作全部结束，这样叫蹲点。河北叫“四清”，你们不叫“四清”，叫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山东、河北的“四清”，也不是原来那个“四清”，过去叫经济上四不清，现在还有政治上四不清，思想上四不清，组织上四不清。各个地方内容不一样。（王光美：“四不清”成了个代名词。公安系统提的四不清，包括敌我不清，真假革命不清。）敌我不清，其革命假革命不清，有这么一些问题。搞一期社会主义教育，大约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住在农村里面，亲自扎根串连，亲自开贫下中农会。我的意见，省委书记，省委其他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地委其他负责同志，县委书记，当然还有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都要下去，省、地、县这三级下去了，他们也不能不下去。每个人到农村搞两期，每个冬春搞一期，半年一期。夏秋到城市搞工厂、商店、街道五反。分期分批，不要统统下去，留人管日常。第一书记下去，第二书记代理，到省里开会也是第二书记来，到中央开会另换一个人。你不在家，你不上去开会，就不得了吗？我看没有什么不得了。你生病，生它一年半年也可以，离职休养一年半年也可以，上党校学习一年半年也可以，甚至说不吉利的话死了也可以，就是蹲点不可以。我看这些理由都不对。没有你，我们的事业都不前进，工作就不前进？也可能出些问题，出些乱子。那你在，工作也会出问题，也会出乱子嘛！山东的同志说：上面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实际是怕艰苦，这是地委书记讲的，这位同志讲的怎么样，有没有代表性，能不能代表今天在座的同志，值得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自己做结论。如果怕艰苦就不好了。实际上，做领导工作做长了，生活安定了，稍许艰苦一点的工作就不愿意去了，这是思想起变化，很危险。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打仗的时候，哪个怕艰苦，那个时候，总是在乡下走，哪个怕下乡。架子放不下，怕丢面子，要不得！有人讲，当了县长、县委书记，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好象有点丢面子。这种思想要不得，这是脱离劳动人民，离开了贫下中农，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不是有面子的事，相反是没有面子的事情。
城市也一样，要搞一个工厂，把一个厂生产搞好，有各种问题，有团结问题，也有阶级斗争问题。军队也是如此，我在山东，济南部队给我一批材料，有到连队蹲点的报告。一个连队也很复杂，要搞好不容易。有个连队指导员和连长不团结，对下面态度粗暴一点，他就不听你那一套，结果四好连队不四好了。有个排长老婆生病，住院去了，向指导员请假回家照料一下小孩，指导员不准，排长又要求调他到河东那个班去，照顾那个班的工作，他家就在那个地方，顺便照顾家里，指导员还是不准。结果小孩在家里没有人照顾，跌断了腿。因此排长对指导一肚子气，这么个事情几年不能解决。谭启龙发现这个情况，要指导员向排长主动道歉，主动关心干部、战士生活，态度变好了，才把情况改变了。一个连队如此，那么一个工厂确实比连队复杂得多，要把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齐心一致努力搞好生产，不解决许多问题是不行的，搞不好的。工业厅长就没有搞过这个事，可是他要领导，要听他的。有一个工厂蹲点，要把生产情况改变过来，把工人内部问题解决，还有阶级斗争问题。也要划（阶级）。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这才算一个过程。
你们下去不要搞一个公社，只搞一个大队。搞一个公社，实际上不能蹲点，又是听汇报，指示指示，自己不做。搞一个大队，也听汇报，因为大队也有几个生产队，但自己可以搞一、二个生产队，有许多事情是直接的，比如自己可以参加贫下中农会议、支部会、队委会，等等。我看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中央一些同志，也可以这样下去蹲点。除开有病的，年纪太老的可以免去以外，每个人都要轮流分期分批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这样行不行？我的意见要这样搞，你们才能有资格做领导工作，否则就没有资格做领导工作，不能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运动。这个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过去土地改革时，对地主、富农看得清楚，把土地一分，大致不错。现在地主、富农不出头，出头的是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劳动者，有些人实际上不是贫下中农，过去划成分时他隐瞒了，划错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是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土地改革困难得多。你们做领导工作，领导这个事情自己没有经验，没有搞过两个大队，可是又要领导别人，那就很危险，可能要犯错误，或者被别人骗了，人家汇报那个地方搞得很好，你也相信，人家说那个地方要打击、处分很多人，你也同意，搞错了将来又来平反，或者难下决心，没有把握。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工作，领导这个革命。叫别人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运动，别人搞好了，有了经验，就超过你们，你们没有经验他们有，你们就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刚才说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比过去的革命运动更深刻，更广泛，这就是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别人，那你们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就当不下去了。别人搞好了，超过你们，别人搞不好，你们也没有办法搞好，没有办法去指导别人，怎么领导呢？所以要蹲点，搞两个大队，这样可以比较一下，也许两个都搞好了，取得了全面经验，也可能有一个搞好了，一个搞不好，还有一个成功的经验。
下去搞社会主义教育并不容易，不要以为你是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别人怕你。你斗得过地主，不一定斗得过基层干部，你可能打败仗。他是基层干部，什么情况都清楚，你什么都得听他的，不听他的又有什么办法呢？要不听他的，只好做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把情况搞清楚。如果你带个工作组下去，你们力量对比不如基层干部，就搞他不赢，你们每一个行动，他都清清楚楚，而他们干什么，你一点也不清楚。可能工作组一进村他就布置好了，订好攻守同盟，搞好的给你吃，陪你们玩玩，那你就要上他的当。一开始进村，贫下中农也要看看你们态度，不要以为你是县委书记、县长，他就完全相信你，他还要看几天，看几天还不行，他要看个把两个月，试探试探你，有话才对你讲。基层干部在你一进村时，给你一篇汇报，讲得很完整。一九六一年我在湖南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在我去之前，胡××和人民日报工作组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写了一厚本调查报告，大多数材料是不确实的，他被基层干部骗了。天华大队是湖南一个多年的模范大队，支部书记是个女劳模。这个队生产也不错，比其他队稍许好一些，但不是一类的，也不是三类的，是中等。我相信，胡××的报告，也找劳动模范汇报了，又找贫下中农座谈了，住了十多天，才发现这个队有问题。那里真正当家的，是一个地主的儿子，当她秘书，劳模是出面的，劳模也并不是那么真，并不那么模范。发现问题后，给长沙写了个信，叫县长带了一个工作组去了，召集贫下中农开会，扎根串连。开了一个用湖南的话叫三部分人的会议，即贫农、雇农、下中农，没有叫支部书记参加会，没有按照她的安排去做，于是这个劳模生气了，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又有几十个人一道，她赶我走，我就不走。我用打游击的办法，住老百姓家里，睏卧草。公安厅长也去了，还有带枪的，她要赶我走，说我把她秩序搞乱了。湖南称年纪大的人叫胡子，你姓李，叫你李胡子，她叫我刘胡子，说刘胡子呆这么久，把她秩序搞乱了。什么“秩序”搞乱了呢？就是没有按照她的计划办事，她就说打乱了她的秩序。这些人敢赶我走，就不敢赶你们走吗？县长带工作组去了以后，安排了生活，召开贫下中农会议。据了解这个支部书记还不是坏人，是个中农，不是贫农，开会批评了支部书记，不好的干部不让他们参加会议，把地主的儿子不要了。我只发现问题，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更没有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交给县长，搞了半年。你们能够住十八天发现问题就不错了，住一个月能了解情况就不错了，开始一个月也不容易发现问题。我去她要赶我走，还可以大骂；如果你们去把他“秩序”搞乱了，他就不赶你走吗？我就不相信。她说你妨碍生产，搞乱了秩序，或者向上告状。所以你们下上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本县县长叫人家不认得也很难，可以到邻县搞一个大队，我到你那里搞一个大队，你到我这里搞一个大队，好不好？过了县，人家就不认得你了。
要取得一个大队或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的领导经验，对你们继续做领导工作很重要，不然你们就不能继续领导下去。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很不容易，这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革命和以前革命不一样，要取得新的革命经验很有必要。以后每一项新的工作，凡是没有经验，都要经过试验。谁去试验呢？当然技术问题由专家参加试验，对于党的工作，经济工作，就要党委、经济领导人员去试验，然后推广。经过亲自试验以后，听取别人的汇报，也就听得懂了。
表报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是否由书记签字，书记不签字一律不许发，发了的一律不填。要招呼办公室，就是办公室发表报、打电话，一个干事或者是一个科长都可发表报，实际上他也不懂、他也没有填过。你要发表报的人自己去填，他也没有办法填的。总之，不要随便向基层发表报，要数字，不要逼他们，要就要确实的，不确实的不要，催来的表报那是假的。会还没有开，他就说到会的有多少人，发言的有多少人，百分比多少。而且确实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正规的办法。要这样的正规办法有什么用？这件事请你们讨论一下，看行不行。
下去蹲点每个月回来住一两天，那是可以的，不是一时一刻都抽不出身来，运动过了一个阶段可以休息几天。这是个方法问题。
不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好，五反运动也好，根本问题是要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根子要扎正，要组织贫下中农开会，将来要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干部中的四不清，贪污盗窃相当严重，多吃多占，占干部很大一部分，不是很小一部分，至于有点多吃多占，不那么严重的那就更多了。他贪污盗窃，你去清他，他不抵抗？就是好人，开始他也要抵抗的，至于后面站有地主、富农分子的，他更要抵抗。地主、富农比我们过去做秘密工作做得还好。他搞两面政权，比我们做得好。有些人甚至被一顿饭、几包烟就收买过去了。有些地方政权，实际上是操在四类分子手里，不在我们手里，有的是贫下中农，被他们收买，成了他们的代理人，你们不要以为，下去搞社会主义教育那么容易，不一定，你们下去可能打败仗。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和依靠贫下中农，这样他才愿意，把话告诉你。放手发动群众，发动到什么程度呢？领导和群众结合，才能搞清楚，不发动群众一两年也搞不清楚，处分一些人也可能处分错了。中心问题是发动群众，中央双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些具体政策规定，要经过一些修改。文件对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不够，群众还没有发动就规定那么多政策，结果那些政策变成了清规戒律，什么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相信和依靠基层干部。你相信他，群众就不相信你。你开始去，什么情况也不清楚，你不相信他也不行，但是听了以后，再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把问题搞清楚，实事求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不可能的。少数支部没有多吃多占，没有贪污盗窃，和地主富农分子界限划得清楚，这样的支部可以相信他，如果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地主富农界限不清，你也依靠他，团结他，结果就团结不了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这是最基本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就不怕干部躺倒了，有些干部对搞运动有几怕，怕基层干部躺倒，怕搞过头，将来要纠偏，怕后遗症，怕妨碍生产，因此只好不革命。不革命，于是生产也不妨碍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也团结了，也不躺倒了，也没有后遗症了！我看，这样后遗症更大，生产更搞不好，因为他四不清，多吃多占，群众生产积极性就那么高？生产能搞得好？当然，发动群众就可能出些偏差，可能发生一些缺点错误。因此，我想这回来搞这个革命，要求缺点错误尽可能少些，乱子少一些，一点乱子都没有，恐怕也不可能。少一点是可能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要求：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四不清搞清了，退赔了，阶级斗争搞好了，地主、富农气焰扑下去了，生产搞起来了，缺点错误不多，至多一个指头，不超过一个指头。这是高标准。时间可以长一点，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六个月不够延长一点也行，要不急，看最后结果。如果不搞这个革命，就不是一个指头的缺点，而且十个指头的错误，那就是不革命，就是修正主义，不搞，缺点错误最大，搞了可能发生一点缺点错误，但这次运动缺点错误不要太大为好，有缺点错误不要很久就改，自己发现，自己去改，以后发现，再去把它改正。既然充分发动群众，就要了解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可能有缺点错误，可能过点头，一点头不过不可能。总结了历次运动的经验，就不要再犯了。从历史经验教训看，我们有什么经验？就是要善于观察群众运动的火候，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强调实事求是，是多少就多少，不要搞过头，不要认为越多越好。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自己着急，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自己又可能头昏，群众也可能头昏，不冷静。过去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这次要搞彻底，根本没有土改的，表面上改过，实际上没有改过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搞成功。还有些党内遗留问题没有解决的，这次一起顺便解决，从前没有发动群众搞不清楚，这次把群众发动起来是可以搞清楚的。
凡是基层干部有严重问题，四不清，贪污盗窃，和地富分子界限不清，大体上大多数和上面的有些人有联系，和公社、区有联系，或者和县有联系。公社干部发生问题，和区委、县委有些人有联系，一个工厂发生问题，和区委、市委，工业管理部门的某些人有联系，有他上面的保护人，代理人，上面的保护人，有些是不清楚的，糊里糊涂，到下面去吃吃喝喝，送给你点礼物，就认为这个干部不错，你吃他一顿，他就不知道要吃多少顿，你接受他一点礼物，他就要开支很大一笔，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跟不好的人搞在一起，包庇他，这种干部是不好的。他知道人家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但是分给他了，小辫子被人家抓到了，有这样的人，基层干部四不清的根子，我们说在四类分子那里，群众说不只是下面有根子，上面还有根子。我听了这个话很注意。有的同志问，上面的根子可不可以追，应该不应该追？我说不仅可以追，应该追，而且必须追，一定要追出来，不管那一级的，公社、区委、县委也好，地委、省委也好，中央也好，都要追，至于那些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地丰、富农搞在一起的，糊里糊涂也好，有意识的也好，一律要追清楚。你们赞成不赞成？怕追到自己头上？这恐怕也难免，接受教训就是了。魏文伯是华东局的，与华东局有关系的也要追，不管是谁。当然这里也可能有诬告的，本来没有这个事情，他把事情夸大，有意识的搞乱。有些坏人，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有意识的搞乱，他本来贪污一千元，他说贪污一万，他自己坦白的，他说送给谁多少，送给华东局多少，那你就不要随便相信了。实事求是查清楚，没有就没有，一时查不清的，放在那里，摆一摆，把它保留起来，以后再讲。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是可以查清楚的。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彻底发动群众，事情才能搞彻底，才能搞清楚。
充分发动群众，就不应该害怕。共产党员怕群众运动，就有点不大象样子。共产党员就是搞群众运动的，搞了一辈子革命，到现在还怕群众运动？群众发动起来，可能过点头，我们纠正一下就是了，但要少出乱子。恐怕也还有不彻底的，不得不搞深透的，可能还有百分之十不彻底，不深不透。当前是主要的，恐怕多数是不深不透，这就不是补课问题，而是要重来，不是基本解决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搞开嘛！问题没有暴露出来，没有解决问题。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怎么能搞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可能过点头，但也还可能有百分之十不彻底，这也不要紧，反正有时间，不急，不彻底重来，不过既然做这个工作，搞革命，不要故意走弯路，耽误时间，群众革命运动，不要搞很久时间，几个月就行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不要很久就会搞清楚。第一个月扎根串连，第二个月充分发动群众，第三个月开展对敌斗争，根本问题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自己着急，群众发动起来又害怕，又制止，结果可能一年也搞不完。
以上讲的，一个是蹲点问题，一个是充分发动群众问题，发动群众害怕不害怕，过点头，上面根子追不追，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可能使这个运动前进一步。
此外，过去曾希圣在这里犯了错误，听说现在省、地、县多数问题都解决了，还有某些问题没有解决。多数问题解决了，少数问题没有解决，要向前看嘛，什么叫向前看，就是要搞社会主义教育，搞五反。把运动搞好了，你过去是错误的，现在就变成正确的，搞不好，你过去是正确的，现在就是不正确的，在这个革命运动中考验自己，到底怎么讲。你以前革命是行的，今后革命到底行不行？搞几期社会主义教育试试看，希望你们蹲点真正蹲下去。我相信只要你们蹲下去，多数是行的，因为你们过去有经验嘛，也可能有某些人不行。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做好今后的工作，实在不行的，还有些问题不好解决的，调动一下工作也好，调个环境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下新鲜空气，接受教训，去受考验，重新建立信仰。这次处理曾希圣的问题，除把曾希圣调开了，大多数人还在这里，这次没有象曾希圣那样处理问题，划右派、降级、开除党籍。违法乱纪是另外一个问题。刚才讲上面的根子，如果有上面的根子还是要处理，不管你是什么人。批评了一下，有些发言难听一点是难免的，最后结论不是那样就可以了。过去处理错了的平反了，以后团结起来。当前有伟大的革命任务，社会主义教育，五反，是伟大的革命运动，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来搞，想当前的问题还想不完，过去的问题没有时间想了，至少马虎一点了。
还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管教育的同志来了没有？我讲的恰恰不是大专学校。我们的教育制度只有一种，劳动制度也只有一种，这种制度很被动，当工人当一辈子，动员回去很困难。吃了很大苦头，以后还这样搞吗？我们有了经验，以后不增加或少增加固定工人，尽可能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里面也有一些剩余劳动力。安徽也有农闲时间，可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到工厂做临时工。你们的纱厂现在开三班，恰恰是农忙时间，以后可不可以这样做，农闲时开三班，农忙时开一班，农忙时候，工人回家种田。这也是你们的理由，全国有些厂还吃不饱哩。以后再办纱厂，就不要放在合肥了，放到产棉花的县里去，由老厂派一班人去，做骨干，招一班农村姑娘做临时工。农忙种地，农闲做工。还有缫丝厂、弹花厂、糖厂、榨油厂、碾米厂等，只有季节性的工作，我们把它搞成固定工，不生产也要发工资，很不合算，煤矿在解放前从来是农忙时工人走了，农闲时又回矿里来，我们现在把他们统统改为固定工了。城市工厂也可以有一部分临时工，现在有人说，临时工多少年了还不转正，转正又没有事做。我们要搞一部分亦工亦农的工人，专、县工厂，除特殊的手工业工人以外，不要搞那么多固定工。临时工也要搞亦工亦农，固定工可以减少。煤矿、铁矿可以在冬天把坑道挖好。当然这些事情要经过试验，不要一下子搞得很多，那是搞不好的。
你们这里适龄儿童入学的有多少？不到一半，这个问题严正，有一半儿童要变成文盲。我们学校如果这样办下去哪一年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又当农民又读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把这种学校叫做简易学校，应该就叫它正规学校，农忙种田，农闲读书，有时间多读一点，没有时间少读一点，教员也要种地。农业小学你们这里有没有？要总结农业中学的经验，总之一方面要他不脱离生产，一方面让他读书。这样办一百年也不能普及教育，国家负担不起，家庭负担不起，一家五、六个小孩读书，你供给得起？有的读小学，有的说初中，有的读大学，都靠你这点薪水。没有人管，我看可以设个机构来管，设第二教育厅，不要现在的教育厅管，他们老脑筋，就是那一套，放暑假，放寒假，我们搞另外一套，农忙种田，农闲读书。农村要多办一些半工半读的学校，大队办小学，公社办中学。有些学校自己可以有土地，有生产资料，学生可以离开家庭，在学校里参加劳动生产，离家近的可以在家里生产，太远的要有单独的生产资料。有些国营农场可以搞这个事情，这样使许多人可以读书，国家不要负担，家庭不要负担，小孩可以自己搞饭吃。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算法，这种学校在农村可以多办。五八年我去天津时，提倡了一下，有一百个工厂搞半工半读，到现在自生自灭还剩下七个，这七个坚持下来了，已有二千多人毕业了，毕业的人有些当技术员，有些当工人，这种学校毕业的人，就是一种新型的人，跟我们不一样，跟你们不一样，跟工人不一样，跟农民不一样，跟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既可以体力劳动，又可以脑力劳动，既可以做工，又可以在科室办事。一个工厂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这样的人，技术进步就可以很快。开始他们提议读四小时书，四小时劳动，后来他们感到每天交接班有困难，讨论改为读两个礼拜的书，做两个礼拜的工，每天做八小时。他们一律招初中毕业生，上中技课，中技三年毕业，它四年毕业，四年半也可以嘛！有个工厂准备办大学了。工厂比较难办一点，因为有个吃商品粮问题，城市人口不能太多，但是可以试验。你们合肥有多少工人？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再过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半个世纪，那时候，现有工人都老了，都要死了，用半工半读办法培养出七万新的工人，都是中技毕业生，那时候工人阶级完全变了。这些人和原来的工人不一样，和我们不一样，是新型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大提高，第一条是由于工人的全面发展，由于工人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才能大发展，到那时候，就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全面发展头一条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能搞，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就搞不成了。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产生官僚主义，因为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不高，要他们当厂长，别人欺骗他也不知道，要他管科室工作就有困难。现在工厂里面非生产人员太多，要科室人员下车间参加生产，半天生产，半天办公行不行？学点技术，这样工人也就服了，思想问题也就没有了。厂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科室干部都参加劳动就没有好多事要办了。
我们还设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缩短，每人每天四五小时就够了，其余时间干什么呢？尽打牌，尽玩，甚至打架？空余时间还是要学习，还是要办公，有的唱戏，有的搞音乐，有的画画，那个时候没有专门唱戏的，专门画画的，专门搞统计的，专门搞机关工作的。宣传工作也是业余的，以后办报纸，工人会写文章、写小说，要专门文学家干什么。帝国主义反动派全部打倒了，军队就可以不要了。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人都要劳动，九岁以后每天劳动两小时，十三岁以后每天劳动三小时。劳动也包括我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在内，一参加劳动反而事情少了，一脱离生产，皮就扯不完。现在非生产人员参加生产，两个人或三个人顶一个工人也好。
刚才讲过的半工半读，半年当农民，半年读书，工厂里面半工半读这种形式，现在是少数，将来是主要的，全日制学校将来很少，甚至可以不要。这样国家负担，家庭负担可以减少，小孩子十三四岁慢慢就可以搞到饭吃。开始可以由国家补贴一点。这种人就要包下来，倒是包你们这些人国家包多了困难，包固定工困难。他们这些人既可以体力劳动又可以脑力劳动，为什么不包呢？这种人将来比全日制中学大学毕业出来的人更好一些，他们对劳动没有反感，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又懂生产技术，你骗他骗不倒。这种人是容易分配工作的，天津近几年毕业的二千多人，毕业以后分配到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去。培养接班人主要靠这种办法。城市可以搞几个试点，先办中等技术学校，将来再办大学。全日制中学、大学算了，不要增加它劳动时间，以后增办这种半工半读的学校。办农业技术学校更适合，可以进农业大学，也可以种田，可以搞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排灌站。这些单位以后统统不要固定工人，都是又是工人又是农民，慢慢转过来。可不可以用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办这种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招收的学生能够和其余四分之三经费办的全日制学校一样多。用这种办法可以普及教育，而且升学率高，他反正吃自己的饭。我看这种人最好分配工作，你不分配，他也有办法，但不能说不包下来，只包那个全日制的，这种人思想好，能文能武，包下来有好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机构来管这个事，是不是设个机构来管。我想回去向中央建议，单设一个部，另外调人来搞，教育部搞他那一套，要他搞，他就是老脑筋。这种教育制度是长命的，你那个全日制教育制度是短命的，最多一百年。一百年以后还要读书，一万年还是要读书的，全日制的一百年、二百年以后恐怕就没有了。要你们带队。为什么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每人搞两期呢？这样就可以轮换了，每期都有熟手，不然搞一期不搞了，来的都是新来的。除此以外，还要有社会主义教育专业队，一直搞下去，不搞完不收兵。每人参加搞两期怎么样？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要具体化一下，先搞试验，不要一下铺开，最后又垮台，这种事要再过四、五年才可总结经验。过去已经办的，可研究一下，以后搞得更好一点，更正规一点。国家负担减少了，家庭负担减少了，这个东西，连我们干部，包括在座的恐怕也需要，家里有五、六个小孩读书，负担不得了。也读点书就好了。农忙种田，不是农忙的时候可以读点书。
今天就讲这几个问题，具体的由你们讨论，对不对请你们考虑。一切事情都要经过试验，不试验成熟不推广。这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学校制度，不经过四、五年是不能取得初步经验的。天津半工半读学校二千多毕业生，他们讲了一点情况，到底怎么样还不清楚。你们也可以试办一点，坚持下去，办它多少年，就有经验了。有些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讲了，有些问题今天讲的详细点，有些还是一些想法。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过去也有些经验，应该把这种学校当成正规学校，两种学校要平等看待。今天晚上就谈到这里吧！讨论一下，不要一下推开，要经过你们思考，试办，取得经验。
还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管教育的同志来了没有?（李葆华：教育厅副厅长明克城同志来了，他是管大学学校的），我讲的恰恰不是大专学校。
我们的教育制度只有一种，劳动制度也只有一种，这种制度很被动，当工人当一辈子动员回去很困难。（李葆华：前两年精简下放，和那些人伤了一些感情。）吃了很大苦头，以后还这样搞吗？我们有了经验，以后不增加或少增加固定工人，尽可能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安徽也有农闲时间，可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到工厂做临时工。你们的纱厂现在开三班，恰恰是农忙时间。以后可不可以这样作：农闲时开三班，农忙时开一班，农忙时候，工人回家种地，（李葆华：今年棉花丰收）这也是你们的理由，全国还有些厂吃不饱哩！以后再办纱厂就不要放在合肥了，放到产棉花的县里去，由老厂派一班人去作骨干，招一班农村姑娘做临时工。农忙种地农闲做工。还有缫丝厂、弹花厂、糖厂、榨油厂、碾米厂等，只有季节性的工作，我们把它搞成固定工，不生产也要发工资，很不合算。煤矿在解放前从来是农忙时工人走了，农闲时又回矿里来，我们现在统统把他们改为固定工了。城市工厂也可以有部分临时工，现在有人说临时工多少年了，还不转正，转正又没有事做，我们要搞一部分亦工亦农的工人，专、县工厂，除特殊的手工业工人以外，不要搞那么多固定工。（任质斌：劳动部门对临时工控制很紧。）临时工也要搞亦工，亦农，固定工可以减少。煤矿、铁矿可以在冬天把坑道挖好。当然，这些事情要经过试验，不要一下子搞得很多，那是搞不好的。
你们这里适龄儿童入学的有多少?（李凡夫：入学的占百分之四十几。）不到一半，这个问题严重，有一半儿童变成文盲。我们学校如果这样办下去哪一年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李凡夫：黟县入学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主要靠简易小学。）又当农民，又读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把这种学校叫做简易学校?应该就叫它正规学校，农忙种地，农闲读书，有时间多读一点，没时间少读一点，教员也要种地。农业中学你们这里有没有？（李葆华：有，原来多，下马了一些。）要总结农业中学的经验。总之，一方面要它不脱离生产，一方面让它读书。（任质斌：现在学校放假制度不合理，农忙不放假，农闲放寒暑假。）这样办一百年也不能普及教育，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一家五、六个小孩读书，你供给得起？有的读小学，有的读初中，有的读大学，都靠你这点薪水。（李葆华：我们知道的有三个农垦学校，吸收城市中未能升学或就业的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搞了一年多了。开始业务部门不支持，谁也不出钱，后来省委决定拨了一些钱。）（刘征田：合肥农垦学校今年粮食可以自给。）没有人管，我看可以设个机构来管，设第二教育厅，不要现在的教育厅管，他们老脑筋，就是那一套，放暑假，放寒假，我们搞另外一套，农忙种田，农闲读书。农村要多办一些半工半读的学校，大队办小学，公社办中学。（李葆华：蚌埠有个农垦学校办的很不错，农民都到他那里换种子。）有些学校可以自己有土地，有生产资料，学校可以、家庭（原记录如此），在学校参加劳动生产，离家近的可以在家里生产，太远的要有单独的生产资料。有些国营农场可以搞这个事情，这样使许多人可以读书，国家不要负担，家庭也不要负担，小孩可以自己搞饭吃。（李葆华：农场办学校也有个职工指标问题，超过了不行。）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算法，这种学校在农村可以多办。
58年我去天津时提倡了一下，有一百个工厂搞半工半读，到现在自生自灭还剩下七个。这七个坚持下来了，已有两千多人毕业了。毕业的人有些当技术员，有些当工人。这种学校毕业的人，就是一种新型的人，跟我们也不一样，跟你们也不一样，跟农民不一样，跟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既可以体力劳动，又可以脑力劳动，既可以做工，又可以在科室办事。一个工厂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样的人，技术进步就可以很快。开始他们提议读四小时书，四小时劳动，后来他们感到每天交换班困难，讨论改为读两个礼拜的书，做两个礼拜的工，每天做八小时。他们一律招初中毕业生，上中技课，中技三年毕业，它四年毕业，四年半也可以嘛!有个工厂准备办大学了。工厂比较难办一点，因为有个吃商品粮的问题，城市人口不能太多，但是可以试验。
你们合肥有多少工人？（刘征田：不连机关，有七万多人。）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再过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半个世纪，那时候现有工人都老了，都要退休了，或者死了，用半工半读办法培养出七万新的工人，都是中技毕业生，那时工人阶级完全变了。（李葆华：这是工人阶级的接班人。）这些人和原来的工人不一样，和我们不一样，是新型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大提高，第一条是由于工人的全面发展，到那时候，就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全面发展，头一条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能搞，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就搞不成了。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产生官僚主义，因为劳动人民文化不高，要他们当厂长，别人欺骗他们也不知道，要他们管科室工作就有困难。现在工厂里面非生产人员太多，要科室人员下车间参加生产，半天生产半天办公行不行？学点技术，这样工人也就服了，思想问题也就没有了。厂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科室干部都参加劳动就没有好多事要办了。
我们还设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缩短，每人每天四、五小时就够了，其余时间干什么呢？尽打牌、尽玩，甚至打架？空余时间还是要学习，还是要办公，有的唱戏，有的搞音乐，有的画画，那个时候没有专门唱戏的，专门画画的，专门搞统计的，专门搞机关工作的。（李葆华：宣传工作还是要有的。）宣传工作也是业余的，以后办报纸，工人会写文章，写小说，要有专门文学家干什么。（魏文伯：那个时候也没有军队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全部打倒了，军队就可以不要了。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人都要劳动，九岁以后每天劳动两小时，十三岁以后每天劳动三小时。劳动也包括我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在内，参加劳动反而事情少了，一脱离生产皮就扯不完。现在非生产人员参加生产，两个人或三个人顶一个工人也好。
刚才讲过的半工半读，半年当农民，半年读书，工厂里面半工半读这种形式，现在是少数，将来是主要的，全日制学校将来很少，甚至可以不要。这样国家负担，家庭负担可以减少。小孩子十三四岁慢慢就可以搞到饭吃。（李葆华：农垦学校现在就可以不要家庭负担。）（刘征田：合肥农垦学校现在不但不要家庭负担，每人每月还可发二两元。）（李葆华：学校开始创办时，国家要补贴一点。）开始可以由国家补贴一点。（李凡夫：还有个好处，毕业以后，国家可以不要包下来。）这种人就要包下来，到是包你们，这些人国家包多了困难，包固定工困难。他们这些人既可以体力劳动又可以脑力劳动，为什么不包呢？这种人将来比全日制中学、大学毕业出来的人更好一些，他们对劳动没有反感，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又懂生产技术，你骗他骗不倒。这种人是容易分配工作的，天津近几年毕业的二千多人，毕业以后分配到什么地方都愿意去。（李葆华：这些人是接班人）培养接班人主要靠这种办法，城市可以搞几个试点，先办中等技术学校，将来再办大学。（李凡夫：现在全日制大学要增加劳动时间。）全日制中学、大学算了，不要增加它劳动时间，以后增办这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李葆华：我们下塘中学附属一个农场，毕业一千多名学生，少数升大学，多数下农村，很受农民欢迎；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办农业技术学校更适合，可以进农业大学，也可以种田，可以搞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排灌站。这些单位以后统统不要固定工人，都是又是工人又是农民，慢慢转过来。可不可以用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办这种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招收的学生能够和其余四分之三经费办的全日制学校一样多。用这种办法可以普及教育，而且升学率高，他反正吃自己的饭。我看这种人最好分配工作，你不分配，他也有办法，但不能说不包下来，只包那个全日制的，这种人思想好，能文能武，包下来有好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机构来管。（李凡夫：这要中央教育部来管，很多制度是教育部搞的。）你不管他嘛!（李葆华：最好单设一个部来管。）我想回去向中央建议，单设一个部，另外调人来搞，教育部搞他那一套，要他搞，他就是老脑筋。这种教育制度是长命的，你那个全日制教育制度是短命的，最多一百年。一百年还要读书，一万年还是要读书的，全日制的一百年、二百年以后恐怕就没有了。（李凡夫：现在对大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限制太死，多几个月都不行。）他有他的理由，懒得争，而且现在打乱也不利。（李葆华：看来大学生参加一期有好处，安徽大学学生在六安参加一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表现很好。）要你们带队。为什么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每人搞两期呢?这样就可以轮换了，每期都有熟手，不然搞一期不搞了，来的都是新的。除此以外，还要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队、一直搞下去，不搞完不收兵，每人参加搞两期怎么样。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要具体化一下，先搞试点，不要一下铺开，最后又垮台，这样事要通过四、五年才可以总结经验，过去已办的，可研究一下，以后搞得更好一点，更正规一点。国家负担减少了，家庭负担减少了，这个东西，连我们干部，包括在座的恐怕也需要，家里有五、六个小孩读书，负担不得了。（李葆华：中央机关有些干部小孩考不上学校的，没地方劳动，省直机关干部的小孩，中学毕业没有地方去的，参加劳动也得走后门不好，都可以到农垦学校去。）也读点书就好了。农忙种田，不是农忙的时候可以读点书。
今天就讲这几个问题，具体的由你们讨论，对不对请你们考虑。一切事情都要经过试验，不试验成熟不推广。这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学校制度，不经过四、五年是不能取得经验的。天津半工半读学校二千多毕业生，他们讲了一点情况，到底怎么样还不清楚。你们也可以试办一点，坚持下去，办它多少年，就有经验了。有些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讲了，有的问题今天讲的详细点，有些还是一点想法。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过去也有些经验，应该把这种学校当成正规学校，两种学校要同等看待。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吧!（李葆华：我们讨论一下，把你的指示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一下。）讨论一下，不要一下推开，要经过你们思考、试办，取得经验。
1967年7月教育部延安公社编《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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