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8-2 作者：[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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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以后，学校开设了政治课；开办了人民大学，在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设了政治系，训练政治课教员。从那时以来，经过了好几次反复。反复有两种：一种是设（政治课）还是不设，过去有很多争论；另一种是如何教，是生动活泼地教，针对学生思想解决问题，还是教条主义地教。1952年以前用的是前一种教法。1953年、1954年、1955年、1956年，教条主义就来了。请了许多苏联教师，带来了一大套教条主义。讲起课来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搞工作量（制度）、副博士论文、学外国语；考试也是一大套，有些学生临场话都讲不出来；最厉害的时候，搞六节一贯制。苏联，我是去过的。那里早晨吃面包、牛奶，下午两点才吃午饭。我们是12点吃午饭，却硬要搞他们那一套。两点钟吃饭就先进？12点吃饭就落后？有许多是笑话。什么五分制是社会主义的，百分制是资本主义的，胡说八道！沙皇时代就有五分制！我们把这些人请来，是想到有教条主义的，因为我们吃过亏。王明、博古加张闻天，这些人的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统治中国达四年之久，使苏区损失了90%，白区损失100%。请苏联教师，中央的脑子是清楚的，但不是全党都清楚。许多人对教条主义非常欣赏！这次会议开一个端，再来恢复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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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是言教身教，着重抓学生的活思想，基本理论知识的教育是有的放矢的，是为了启发学生想问题；方法是经过调查研究，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加以解决，使学生思想活跃，把马列主义学到手。要这样做，教师就要彻底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来对待政治课和学生。这就是于桂珍他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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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少奇同志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四清、五反，一个是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同志们提出的问题：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怎么样。少奇同志的报告，基本上已经告诉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开头也不大懂得，出了一个赫鲁晓夫，头脑就清醒了。人家搞了四十几年，列宁、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家领导的，还会出现修正主义。从此，我们才慢慢懂得社会主义是5代、10代的问题。说社会主义是个历史阶段，对不对？我说是对的。过去说有5种社会形态，现在恐怕要加一个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许多问题，现在还想不到，料不到。赫鲁晓夫是1953年上台的，我们还不能在1953年就认识到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直到苏共二十大，我们还在考虑：他是好人做坏事还是坏人做坏事。斯大林是做了些坏事的，他的功过是三七开或二八开，他是好人做了坏事。到了苏共二十二大，我们才看清楚赫鲁晓夫是坏人做坏事。但还有一个问题，“一国建成共产主义”很迷惑人。我们想，建设共产主义总是好的。隔了一年我们才想通，他的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复辟，一国建成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准备一篇文章。
今天要特别讲讲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斯大林是不搞的。我们不同，我们认为文化革命很重要。经济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文化上不解决，那末，谁战胜谁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摸，这几年问题很多。
教育战线上很可能打败仗。1958年我在文章里说有好多县扫除了文盲。不对，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女，特别是女孩子读不起书。因此，学校里发生了两种情况。第一，资产阶级用尽一切手段让子女上学，子女回家来还要检查、督促他们做功课，他们的文化水平就比较高。贫下中农子女回家要劳动，父母也不会教他们的，成绩就低。有的隐瞒成份，本来是资本家却填成职员。这些人升学以后就是当干部，如果不改造思想，就会成为复辟的基础。贫下中农子弟受打击，说他们脏、笨，有的坏分子还强奸人。这是资产阶级的报复。这种人杀几个比较好。第二，是从思想上溶化工农子弟、干部子弟。两个熔炉，熔来熔去，一个是革命的熔炉，一个是个人主义的熔炉。一方面学知识，一方面就学他的生活方式。学识愈高，愈看不起人，甚至看不起我们这样的人。有的人本来很好，一学就坏了。所以，教育方面的阶级斗争是很厉害的。解决的办法是半工半读。政治课如果不起作用，就是让后代被资产阶级争夺去。
文艺战线现在正在开展整风运动。一个文化部，十个协会，里面的问题多得很，不少人已经滚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裴多菲是匈牙利文艺界的祖师。中国电影的祖师，据说是夏衍，30年代是他领导的，他们发表文章，说今不如昔。戏曲界的祖师，原来说是唐明皇，唐明皇不行了，就找出个田汉。找不到祖师的也找，曲艺找的是刘宝泉。舞蹈也去找。民族音乐找的是瞎子阿炳。不止一个裴多菲！他有他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北国江南》是阳翰笙写的，他是30年代的，请的导演也是老资格，又找了一批名演员。文化部支持了这件事。这个电影，我没有看完，因为没有味道。那里就是宣传中间路线。一个支部书记后来觉悟了，是因为老婆瞎了眼睛。京剧现代化搞了15年，只搞出两个剧本来。
学术界的争论，目前主要是4个问题：
第一，“合二而一”。
杨献珍是高级党校校长，理论权威，同我们长期有争论。他说，学毛泽东著作就是取消马列主义。在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上也有争论。1959年，我们在庐山开会，彭德怀进攻。他也经过党校系统大举进攻，做了好多报告，活跃得很。彭在山上，他在山下。说我们党是99%的浪漫主义，只有1%的现实主义。当时认为他是个老同志，年纪大了，就保护过关，让他当副校长。到1962年，他来了个大反攻，骂党，同赫鲁晓夫差不多地骂。经济困难克服以后，他不讲经济、政治了，转到哲学上去了。恰恰是党讲一分为二，他讲合二而一，是有计划的。他在理论界影响很大，要讨论。
第二，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
他写了好多文章。无产阶级的美，同资产阶级的美要分开。资产阶级不讲劳动的美，只讲吃喝玩乐的美。无产阶级美学一定不是资产阶级的美学，要创新的。
第三，文艺方面“写中间人物”、“有鬼无害论”。
“写中间人物”是╳╳提出的，还有邵荃麟，他们还开了一个会。写缺点错误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忘记》就写了丁少纯，这是批评改造的问题。反面人物也要写，但正面人物一定要超过他。西太后把杨小楼封为“御戏子”，就是因为他演黄天霸演得好，能压倒窦尔墩。黄天霸这个“英雄”，是封建阶级的走狗。《逆风千里》这个电影，拼命写俘虏军官的嚣张。《红日》主要是好的，但也有莫明其妙的恋爱关系。张灵甫实际上是投降了，一个战士气愤不过，把他打死了。电影却写成张灵甫宁死不屈。
第四，历史方面，忠王忠不忠，投降了没有？
台湾的敌人和罗尔纲都说李秀成是忠臣。戚本禹说忠王不忠。历史上许多人物原来是好的，后来投降了。如对汪精卫应该怎么估计？《除三害》中的周处是好人还是坏人？
有吃有穿，要想到和平过渡，要想到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我们碰到三年灾荒，出现了很多东西，如“三自一包”之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农业减产，工业只剩下乌拉尔，政治工作搞得不好，军队复员后很多人偷、抢、很混乱。碰到那么大的变动，我们站得住站不住？站住了，会不会出现苏联战后那种样子？有准备，你不来更好。没有准备就危险了。
因此，文化战线上的任务很大。京剧开了两个月大会，解决一个能改不能改的问题。资产阶级革命，从14、15世纪就开始了，但直到18世纪才从思想上压倒封建主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3个世纪，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亚当?斯密，出现了新的道德风尚，如父子坐车、吃饭各付各的钱。我们要压倒资产阶级，没有几个世纪恐怕不行。现在已经看到，苏联搞了40年，斯大林当权30年并没有压倒，相反是“倒压”过来了。所以，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这句话，实行起来很不容易，要开辟道路。没有文化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压倒资产阶级思想。
來源：中央教育部革命联合委员会（革联）斗批改办公室编：《批判陆定一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参考资料（第二集）》（内部材料供批判用），1967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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