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4-11-15 作者：[待确定]
新华社武汉讯 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11月15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讲了话。现将讲话的前四部分（记录稿）刊载如下，供参考。
这次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我们都是刚蹲点不久，说不上有什么经验，交换的意见正确不正确，现在也很难讲，还要在做的当中去看，实践证明了是对的东西就坚持下去，不对的我们就改。这次省委其他同志没有到会，我的讲话只作为个人的意见和大家商量，这不是省委的决定。究竟怎么办？你们回去以后地委再研究决定。你们认为我的意见可以办的就办，不可以办的就不办。省委准备在12月下旬开一次党委会议，地委书记参加，再共同研究作出决定。到那时，大家都下去搞了一段，有些问题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提出的意见也可能更完全更准确一些。
当然，在社教运动的方针上是必须一致的。这次运动的总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方法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带方针性的。首先就是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战线不能过长。这也是中央已经决定的一个原则，不能有不同意见。再有一个，我们这次会议上研究的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的问题，这种部署，也是一个带有方针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提出来了。我们在8月分的省委常委会上研究时，认识还不明确，提出了一个先搞下面（社、队），后搞上面（县、区）的部署。可是，到孝感来一接触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孝感地委的同志们一研究，就感到原来的部署有问题，还是要县、区、社、队一起搞才行。上次先念同志来，我向他汇报了孝感的情况和县、区、社、队一起搞的作法。他回北京向少奇同志报告了，少奇同志表示同意我们这样作。前些天和尔重、体学、辛初、道琦同志也商量过了。我们这次会议，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部署问题定下来。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这个原则确定以后，县直先搞哪些单位，后搞哪些单位？农村是少铺开一些区、社，还是每个区、社少铺开一些大队？各地根据你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决定。但是，一定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有多少力量就搞多少大队，铺开一个大队就要搞好一个大队。如果力量不够，宁肯少搞一些大队。
关于工作队混合编组问题，中央已有指示，要按中央的指示办。有的地方在中央指示下达以前已经编好组进了队，可以不打乱重编，但也要尽可能地调剂一部分人，不能清一色地一个县的干部包一个区，一个区的干部包一个公社。
现在我讲以下几个问题：
经过这一段工作队的集训和下乡蹲点，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也就是对和平演变、反革命两面政权的认识，比较深刻一些了。所谓比较深刻，是同我们下来以前相比较而言的。原来，我们还只是在概念上理解少奇同志的指示。到底和平演变到了什么程度？反革命两面政权是个什么样子？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表现在哪里？那时的了解还很肤浅，主观认识距离客观实际还很远。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的信里面提出的批评，对我们也完全适用，我们也是一样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去年大家就说：“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其实，去年并没有真正揭开，只揭了一点点社会上的和外部的阶级敌人，内部的坏人坏事揭露得很少。这一段，在工作队集训会上和一部分重点队里，初步揭露出来的问题，就已经比去年揭的多得多了。现在揭彻底了没有？没有，还差的很远，还有许多严重的事情、更坏的事情没有揭露出来。当然，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还没有经过查证，可能有一些材料不实。揭露不充分和有些材料不实，这两种情况都有。但主要的还是揭露不充分，因为运动才刚刚开始。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基层，而且在于我们领导机关。社、区、县、地、省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还有些单位整个组织都烂掉了。原来听到主席的估计，三分之一的地方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不少人还有怀疑。现在一接触实际，思想就通了。有的同志说，恐怕三分之一还打不住。到底有多少，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搞完这6个重点县，查清楚了再来做结论。无非有的地方多一些，有的地方少一些。有没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单位，大多数人都烂掉了？也会有的。一个单位有没有烂掉，主要的要看这个单位的领导核心的情况而定。从孝感县的情况来看，这个县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或者已经烂了，或者接近烂了，不是烂了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多数指头，或者从头烂到了尾。“霓红灯下的哨兵”写得很深刻，敌人希望我们的战士倒在南京路上发霉发臭。现在，我们就有一些人倒下来了，发霉发臭了，腐烂透顶了。当然，不能说在烂掉的单位中，所有的人都是坏的。要一分为二。这些单位可能大部分人是坏的，也有一小部分人是好的；也可能是少数当权的人是坏的，其他的人多数是好的。
蜕化变质的人有两种：有一种人的蜕化变质很明显，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另外还有一种人，看起来好象他们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可是贪生怕死，怕艰苦，不做工作，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宜昌市有个工会主席，解放15年只做了2年工作。如果真正有病，不能工作，那是另一回事。可是，有的人并不是这种情况。他就是不做工作，不学习，而打扑克、下棋、跳舞、打麻将，劲头却大得很。这种人不革命，吃闲饭，成了寄生虫，占着一个位置不工作，还要闹情绪，争名夺利，挑拨是非，这不算变质算什么呢？！有些同志虽然还没有烂掉，可是，在和平环境下滋长了享乐思想，搞特殊化，吃喝玩乐，革命意志衰退，已经在发霉了。这些同志应当猛省，不能再向泥沼里滑下去呀！
什么叫蜕化变质？就是劳动者变成了剥削者，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敲诈勒索、放高利贷，都是剥削。滥用职权、作威作福、打人骂人、欺压群众、奸污妇女、安插私人、为非作歹，就是恶霸行为，国民党的行为。现在已经有一批干部，就是这样变成了新恶霸、新地主、新富农、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族。他们从劳动者变成了剥削者，共产党变成了国民党，也就是从革命变成了反革命。蜕化变质分子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把这一点弄清楚，才能认识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才能有彻底革命的决心。经过这一段实践，我们的认识比过去提高了，但是，认识的过程并没有完结。只有扎扎实实地蹲点，把运动搞到底，我们的认识才可能有一个飞跃。
为什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这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我们工作上的原因。
从社会原因来讲，就是少奇同志讲的，敌对阶级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的公开反抗被我们打败以后，就采取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篡夺领导权，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对付我们。这种斗争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从刘邓大军南下时就开始了。红安县安全大队的支部书记，就是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到大别山时，敌人有计划地派进来的。搞了17年反革命两面政权，直到去年社教才被揭发。敌人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要和我们斗争。这是一场生死的斗争。派进来的也好，拉过去的也好，这些人当了权，都是反革命两面政权。反革命两面政权的特点，就是打着我们的招牌，实际上为地主、富农服务，为少数坏人服务。我们有些企业、农场、生产大队、生产队，从表面上看，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或集体经济，实质上是贪污盗窃集团、投机倒把集团、反革命集团；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财产（小集团所有制），变成了他们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过去，地主收租，富农雇长工，剥削贫下中农，现在，贫下中农还是替他们做长工，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说南斯拉夫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现在看来就不奇怪了。我们这里那些由贪污盗窃集团、投机倒把集团掌握领导权的企业、农场、商店、大队，实际上不也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在那里专政吗？合作社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关键是什么人掌握领导权，为什么人服务。在现在的条件下，地主要明目张胆地把土地收回，富农要公开雇工，用他们过去的老办法进行剥削，是很难办到了。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采取派进来、拉过去的办法，搞反革命两面政权，挂着我们的招牌来搞剥削搞压迫。
历史上的原因，还要从土改讲起。湖北省大多数地区土改虽然比较彻底，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也遗留了不少问题。有些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划了，骗取了贫农或中农的成分，为他们后来混入我们内部创造了条件。有些人本人是贫农或中农，可是，是敌人的狗腿子，敌人有计划地把他们派进来，土改工作队没有识破，上了当。还有一些人是土改中的“勇敢分子”。他们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作风不正派，流里流气，但是能说会道，善于投机；加上土改工作队人数少、质量不高，发动群众不深不透，老老实实的贫下中农还没有发动起来，这些“勇敢分子”就抢先出来斗争，结果他们就当了积极分子，当上了干部，并且钻进了党内。这些人当中，有一批成了社、区的主要骨干。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他们一旦当了权，就向过去的乡长、保长看齐，他们办坏事，以至于同敌人勾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还会有这样的“勇敢分子”出来的，工作队在扎根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能再让他们钻空子。对这些人应当教育团结，但是一定不能让他们当骨干。土改中出来的积极分子和干部，是不是都是这几种人呢？当然也不是，还有一批好人，他们是真正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但是，这些人都是农民，农民有两重性，有革命的积极性，同时又有自私自利、个人发家致富的自发倾向。从我们工作上的原因来讲，我们对这些农民干部的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开会就是生产、征购、分配，根本不讲思想、政治，不讲阶级斗争。农民当了干部，不教育他们向共产主义前进，他们就必然向资本主义倒退。我们放松了教育，敌人却没有放松拉拢。再加上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思想的腐蚀，他们当中不少人被拉过去了，从懒、馋、占、贪发展到蜕化变质。
情况特别严重的是1961年、1962年经济生活困难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投机倒把之风，一直冲击到了我们内部；有些原来比较好、毛病比较少的干部和党员，这时也搞起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来了。这两年，资本主义泛滥成灾，许多人的党性革命性被淹没了。
在困难面前，有一批干部经不起考验，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之下被打倒了。从农村的情况来看，特权阶层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的干部不仅自己有特权，他们的家属、小孩，以至于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也有特权。党让我们担任领导职务，是要我们利用职权为人民服务，而他们是利用职权欺压、剥削群众。有人权就有钱，就有条件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收礼受贿。有了权，有了钱，就要享乐腐化，不劳动也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要搞特权，要办坏事，就要用坏人。经济上“四不清”，就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也“四不清”，这也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办坏事的人，怕我们发现，就一定要搞攻守同盟，进行抵抗。因此，反对“四不清”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其中包括人民内部矛盾，也包括着敌我矛盾，两种矛盾交错在一起。这一场斗争之所以十分尖锐、十分复杂，道理也就在这里。
1961年、1962年，有些干部看到自由市场好赚钱，不愿意当干部了，要回家搞私有，搞投机倒把。这些人，当然不能说是好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人是“傻子”，还不是真正的大坏人。如果是真正的大坏人，他就不会走。在共产党当书记当区长，利用这块招牌和职权干坏事，既有名，又有利。就是有这样的事情，盖一个公章给投机倒把分子就能卖100元。这样的好买卖他们是舍不得放手的，他们要赖在我们身上。过去，在革命战争时期，干革命要吃苦，要流血牺牲，不仅坏人不来，就是立场不坚定的人也要开小差。现在和平时期，当干部一不流血，二不掉脑袋，还可以利用职权搞鬼，这些坏人是不会走的，是要拼命钻进来的。他们自己不走，我们又不赶他们走。为什么不赶他们走？有的是没有发现，有的是发现了也不严肃处理，姑息养奸，这里调到那里，那里调到这里，就是舍不得赶他们走，好像是只要进了共产党的门，就不能叫他们出去了，硬是让他们沾在我们身上，当寄生虫，腐蚀我们的机体。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太不严肃，现在应该严肃起来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下决心彻底革命，要用刀把这些瘤子切除，彻底整顿、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下也讲不清楚，还需要调查研究。今天我只是出个题目，希望大家开动脑筋，认真想一想这件事，找出几条经验教训来。
为什么要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这是实践中提出来的问题。少奇同志报告中就讲了，坏人不仅有下面的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从最近各地揭发的材料来看，上面的根子还很不少。我们搞的一个大队，就和县、区、社的十几个单位的人有关系。不上下左右一起搞，下面的问题就搞不清楚。下面的根子和上面的根子都有，都要挖掉。哪一个是主要的呢？我认为上面的根子是主要的。把上面的根子挖掉了，问题就比较好办了。上面的根子不挖掉，坏人是打不倒的；暂时打倒了，也会很快复辟。去年的社教不彻底，这是一条极其深刻的教训。坏人总是少数。为什么少数坏人能够欺压多数好人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贫下中农没有组织起来，形不成一个力量，而坏人是一帮子纠合在一起的。再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有人支持坏人，包庇坏人。政权的问题，从来都是首要的问题。旧社会，少数地主、富农、乡长、保长，为什么敢横行霸道？还不是因为上面有反动的政权为他们服务！解放以后，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应当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利益，向坏人专政。可是，现在上面许多机关中，都有坏人的保护人；有的单位，本身就是坏人当道。正因为上面有人保护，下面的坏人才敢那样胆大妄为。我们搞的那个大队，群众揭发有个“何家一霸”，他们在生产队有队长，大队有支部书记，公社有副书记，甚至区里也有保护人，他们“袖筒里倒出来都是官”！这一个盖子不揭开，群众怎么能发动起来呢？因此，必须县、区、社、队上下左右一起搞。如果工作队的力量不够，宁肯少搞一些大队，也一定要把县、区、社的问题搞彻底。只要县、区、社三级是真正革命的，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即使下面有些坏人暂时还没有搞掉，他们的反动气焰总要收敛一些，坏事总要少做一些，而且群众要告状也有个地方了。过去群众就是连告状的地方也难找。告到哪里，都是层层往下照转，往往转到了被控告的坏干部手里，结果群众不仅不能伸冤，反而更受打击。我们一定要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从他们身受的许多惨痛遭遇中吸取教训，充分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下定决心搞好县、区、社的“四清”，使各级领导机关革命化。只有这样，社教运动的成果才能巩固。
另外，还有一个道理：如果不上下左右一起搞，你叫县、区、社的这些干部去搞什么呢？叫他们下去搞社教？他们自己的“四不清”没有解决，怎么能去反别人的“四不清”呢？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问题一揭开，就扯到他们头上来了。不仅他们自己没有心里去搞运动，更重要的是贫下中农反对，不欢迎他们。江陵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嘛，有两个大队的群众公开对工作组说：我们不欢迎区委的某书记来搞运动。事实上他们下去，就是会继续包庇坏人，订攻守同盟，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的开展。不搞社教，叫他们搞生产行不行呢？也不行。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是没有精神去抓生产的。而且下面的问题一牵涉到他们，就要解决，不解决，就不能支持群众运动的发展。只有上下左右一起搞，才能起到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下决心了。下了决心以后，大家再认真去做一做，经过一段实践，就会对为什么要上下左右一起搞的道理，认识得更清楚了。
县、区、社各级机关的“四清”到底怎么搞法，还没有经验，要靠大家来创造。这里讲的都是一些设想。
机关的运动，我看也和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必再叫什么“五反”。不管哪里，都是搞社会主义教育，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机关“四清”的口号怎么提？农村的“四清”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我们考虑是不是可以这样提：依靠革命的积极分子，团结大多数干部，反对“四不清”，反对和平演变，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重新建立或健全新的领导核心，实现机关的革命化。
机关“四清”的具体作法，我们初步商量了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坚持派工作队。县、区、社三级都要派工作队去搞，不能叫他们自己搞。枝江县专门组织了一个分团，搞县级机关的“四不清”，同时也领导区级机关的“四清”。区级机关的“四清”工作队，受区的分团和县的分团双重领导。这个意见大家可以参考。从孝感县的情况来看，搞机关“四清”的工作队，特别是搞县一级的，人少了不行，弱了也不行，必须配备得强而有力。原来配备得不够强的，要从下面的工作队里抽调一些人来加以充实。
第二，扎根串连。机关的积极分子，也要用扎根的办法宽访精选。主要从科员、办事员、勤杂人员和一些新提起来的副科长当中挑选，包括党内的和党外的。积极分子的人数，开始要少而精，大体上占10%左右，把他们组织成一个积极分子小组。以后随着斗争的发展，再串连一、二批，最后达到百分之二、三十就差不多了。在工作队的领导下，一个一两百人的机关有几十个团结一心的革命积极分子，就一定可以打好“四清”运动这一仗，而且为建立、充实领导核心，实现机关革命化打下基础。积极分子应该是出身好，历史清楚，工作、学习、劳动积极，觉悟比较高，“四不清”比较少的人。个别人虽然家庭成份不好，但本人确实一贯表现很好的，也可以参加积极分子小组。挑选积极分子的条件要严格一些，没有突出表现的人，可以作为一般团结对象，不要作为积极分子依靠。积极分子可以是党、团员，也可以不是党、团员。有些人虽然是党员，表现并不好，是落后分子，甚至是坏分子。
第三，三结合。机关“四清”要高标准，不能一般地检讨一下就过关。要和农村一样放手发动群众，以此为基础，把发动群众、领导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和查账调查三个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
第四、方法要机动灵活。大会，小会，个别谈话，几种方式要灵活运用，特别要注意多做个别工作，多开小型会议。大会没有必要就不开，没有准备好也不开。既要背靠背的揭发，又要面对面的批评、斗争。要分别不同的人，不同性质的问题，区别对待。不要对所有的人都采取一种方法，就是对一个人也不能只采取一种方法。一般的问题，不要开大会斗争。但是，有的人问题很严重，广大干部要求开大会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时，我们就要支持他们的要求。总之，方法要灵活，不能呆板。除开会外，还可以出壁报出大字报，办实物展览，这些都是发扬民主、进行思想斗争和教育干部群众的好办法。
第五，开好贫下中农代表会。区、社两级要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让有“四不清”问题的区、社干部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问题，发动贫下中农面对面的揭发、批评。去年在运动期间，都是开干部会，吸收贫下中农代表列席参加。这种作法，还是以干部为主，不符合放手发动群众的精神。今年要改过来，不开什么几级干部会，就是开贫下中农代表会，以贫下中农为主，叫干部列席参加（当选代表者除外），交代问题，接受批评。一定要把群众有权监督干部，干部有义务接受群众监督的制度和风气，在运动中树立起来。区、社的贫下中农代表会，在运动中要开若干次。开会前一定要作好准备，特别是第一次会不要开的过早，要在进村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群众有了初步发动时再召开。开会的方法也不要有框框，时间可长可短，会内会外相结合，集中的大会和分散的讨论酝酿相结合，还可以开开停停。总之，一切从实际斗争的需要出发，不要让固定的形式把自己框死。县里也要安排适当的时间，召开一两次全县的贫下中农代表会。通过这些代表会，逐步把县、区、社三级的贫下中农协会建立起来。
第六，在运动过程中，各级党政机关都要重新建立或健全领导核心，领导干部要大调整。新的领导核心大体上由三种人组成：一种是原来的好干部和比较好的干部，一种是新提拔起来的干部，一种是调进来的干部。通过这次运动，要从干事、科员当中，提拔一批真正优秀的年轻有为的干部。中央早已提出，提拔干部要打破资格论、平衡论，要破格提拔。现在我们有些地方还是被资格论束缚住了，排辈分，讲资历，一级一级的提拔。象这样下去，年轻有为的干部永远也提拔不起来，等到提拔起来时人也老了。现在，有不少单位是“科员政治”，有职权的不办事，办事的没有职权，为什么不能就让真正办事的人当领导呢？资格论不是革命的、马列主义的观点，完全是封建的等级观点。在这次运动中，必须以革命的精神，把这种陈腐的观点彻底粉碎。
就是讲资历，现在有许多干部、科员都是解放初期参加工作的，都有十几年或者上十年的历史了，资历也不算很浅了。要说他们年轻，也大都是30来岁的人了。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也不过30岁。他们已经相当于马克思那时候的年龄了。所以，只要这些同志德才兼备，有理想，有朝气，就要破格提拔。这样做，是为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为了在实际上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此外，借这次运动的机会，还要交流一批干部。中央早就提出要交流干部，可是，我们不少人有抵触，总是借口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了熟悉情况，便于工作。这一次少奇同志在给江渭清同志的信中，挖了这个底。实际上，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越长，可能官僚主义越多，官官相卫的情况也越严重，因此反而越不了解真实情况、新的情况。正如老话所说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相反，调换一个新地方，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倒可以迫使我们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正摸到一点实际情况。看来，在这次运动中要下这样的决心，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不管好坏，一律重新调整。区、社干部一律要回避本区、本社，到别的地方去工作。有些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尽管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就因为这一个原因也要调动。还有些同本地的地、富、反、坏、右的女儿结婚的干部，不论工作好坏，一律调离本县。如果在一个县需要调整的人很多，一次调整有困难时，可以分批调整，在1、2年内调整完。这样交流、调整干部，不是不相信干部，而是爱护干部；不是对工作不利，而是对工作有很大好处。多年来我们总是迷信一条：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了，对情况了解得多。现在也到了打破这个迷信的时候了。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64年12月3日，第36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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