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5-6-29 作者：[待确定]
【1965年6月29日在人大会堂小礼堂】
北大的问题这么复杂、这么多，我今天讲话总有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
我看北大的形势很好，甚至是空前的好。有人说这么乱还说形势好，我说好就好在这个乱上。什么是乱？乱就是矛盾暴露出来了，问题提出来了。问题出来了，解决不解决？死官僚到底就是不解决；如果要革命就非解决不行。
北大有许多严重的问题、严重的矛盾。主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矛盾，用各色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已经多少年了。既然有这么多的矛盾和问题，是暴露出来好，还是藏起来好？是开始认识好，还是懵懵懂懂以为万事大吉好？我看还是暴露了好。
乱是好事，乱而后治。乱就要走向它的反面。解决了不就不乱了，或基本不乱了？这些问题解决后，北大会有大发展，会出现一个新面貌。现在乱，现在的问题乱，历史上有些问题也乱。这一次现存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大部分都冒出来了。
我不相信哪个学校没有问题，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没有资产阶级人生观与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问题；没有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的问题。只不过有多有少、或性质不完全相同。总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问题。北大先暴露出来了，所以说是好形势。事物发展是不平衡的，问题暴露最早、最彻底，也许解决的比较好，先走一步。
原来组织工作队的目的就是要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取得经验。我看有很大收获。暴露了这么多问题就是收获，问题不暴露、不提出，怎么解决。北大工作队的工作有正面的经验，有反面的经验，因为是试点。正面经验是收获，我不详细讲，那是九人小组、工作队与学校的事。反面经验也是收获。什么时候做工作没有反面经验，从马恩列斯到我们每一个单位，哪里做工作有一点不错的？只有正面，没有反面，那就不要一分为二了，那杨献珍就对了，那就不必由我们做报告，可以杨献珍来做了，那就不必实行主席思想，可以实行杨献珍思想了。错误的经验总结了以后，就成了我们的财产，大家可以吸取教训，知道以后怎么办。行军时探路的侦察员要走许多弯路，左面的、右面的，才找到最近、最好的路。什么时候打仗侦察员不走弯路？有时弯路比正路走得多，所以才免得大队走冤枉路，至少少走冤枉路。北大是试点，是在探路，不走弯路是不可能的。要充分估计试点单位，正面、反面经验对党的事业的贡献。如果要求探路的人一点不走弯路，百分之百正确，不需要一分为二，那还要试点干什么？那全国都干就是了。
这次对我们大家是一次考试，学校常考学生，这次大家都来自己做一次测验，自己考自己，给自己打分，工作队、校党委、系总支，在座的同志都做做测验，有的是五分，有的四分，三分，有的是二分。二分不要紧，只要不是总是二分，就不要紧。不坚持错误就好。我就不知犯过多少错误，倒是错误、栽跟头对自己的教育更大。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列主义的圣人老祖宗，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们很严肃地写了“共产党宣言”，不久就发现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没有讲政权不能简单地夺权，要粉碎。因此写序言，作补充。马克思死后，恩格斯还不断地补充，一次一次写序言，每次序言实际都在纠正错误，做检查。他们是共产主义的鼻祖，尚且如此。如果我们谁以为自己比马克思、恩格斯还高明，以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那就相当的自高自大，相当的自以为是，骄傲自满，这样进步相当困难。马克思做不到的事，要求北大工作队、北大校领导做到，这不是实事求是的。错了，应实事求是地对待经验教训，按照主席说的：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不能不允许人家犯错误。对工作队应当实事求是客观的要求。
北大的试点有很大收获，正面、反面经验都是收获。北大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对高等院校、对知识分子教育都做出了贡献。设计革命中央批转的文件也吸收了北大的经验。
就是张磐石同志的错误也要分成两段，头一段不能完全由他负责。他写的报告我看了，我提议组织五人小组搞调查研究。对北大有一些了解，但我应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指出要注意什么，防止什么偏差，我没有。我有责任，中宣部、市委也有责任。但是二十三条下达后，他就不执行，怎么说他也不听，置之度外，像没有一样，那我们不能替他负责。如果像张磐石同志那样搞，北大是资本主义熔炉，那全国高等院校还有几所社会主义熔炉？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国有几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全国高等院校照搬北大的搞法，那怎么行？北大的问题不是一个陆平的问题。如果是陆平一个人的问题，问题就简单了。我说陆平是好人犯错误，主席马上说，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还对他的错误作了量的分析。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典型，是试点，面对全国高等院校，中央很重视。北大前前后后的简报小平同志都看了。为什么重视，全国这样多高等学校，七八十万大学生，在高校怎样进行“四清”，我们不能不关心。
就是张磐石那么搞的时候，也有些系搞得比较好，磐石就是固执己见，把二十三条、中央意见置之度外，如果他没有这一条，犯了错误还可以继续领导。磐石犯错误不等于工作队都犯错误，有人与他有共同点，有的与他有某些共同点，有的当时就不同意，有的意见反映上来了，有的没有反映上来。今天不是追究责任，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
工作队去后，有一段时间，主要偏向是否定一切，漆黑一团，没有调查北大这么多毕业生在全国各地表现怎么样，是好得多，还是坏的多？工作也没有真正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不把事实搞清楚，就抓住人斗。
现在应肯定北大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不是国民党领导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从总的讲，一般地讲，虽然两条道路斗争很激烈，还有许多严重问题，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你们很多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这不符合事实。
但这绝不能说没有问题，北大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四不清问题。特别是在清政治、清思想两方面。
清政治。在北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都完全、彻底、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界限问题、兴无灭资问题都彻底、系统、完全地解决了？全国都没有解决，主席、“九评”中讲，阶级斗争要一百年到几百年，如果北大解决了，那主席的话要改。我看北大没有解决，哪个学校也没解决。你要搞个低标准，瓜菜代，也没解决，低标准总不能把资产阶级说成无产阶级，把毒草说成香花。
清思想，先不讲党外的，以党员领导干部、党员教授、讲师、助教来讲，马列主义世界观都正确，彻底解决了，百分之百地建立了纯洁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东西了？姑且不讲平日的言论，就以这次运动来讲，一部分同志有时就没有完全把党的、阶级的、全体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有关个人的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你与他谈话，他纠缠不清，没有完，死扭住个人有关的小是小非问题。北大的干部是教育青年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而有时却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冲撞了一下，这就没个完，如果有来世，来世还要搞，那么有兴趣。同志相处哪有不撞人的？党员头上还有没角的？谁不碰着谁一点，碰人，有碰对的，也有碰错的。今天我就撞了好多人，也有撞得对有的撞得错，你撞了我一下，我记一辈子，我撞了你一下，你记一辈子。死的时候是不是写遗嘱？我不知道。共产党员遇到错误的不同意的东西难道不提意见？这是主席讲的。这是按马列主义宇宙观办事？这种人不多，但把水搅浑了，好像在泥塘里洗澡，越洗越混。问许立群。这股歪风不刹下去，北大办不好。就是搞个人问题死不完。还有，不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解决问题，而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解决问题。这样能证明北大所有同志在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面都没有问题了？这样能证明北大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建立了马列主义世界观？个人与党的关系都解决了？无产阶级觉悟都那么高？
清组织、清经济也不是没有问题，有多少清多少，有什么清什么。
“四清”不是没有事可做，暴露的问题很多，如不解决，那运动就没有意义了。那样就失败了。现在还不能讲胜败，战役刚开始，打了一半，就说打败打胜，过早了。何不等一个时期再做结论。
还有从过去几年历史来看一看，在三年困难时期，北大所有党员，对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没有动摇过？事实不是这样，逆风不是七八级，也是上了级的。那时心里是什么想法，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在所有党员中都有价值、价值那么高？都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生，走什么道路，还闹得乌烟瘴气，有的人要死守京、津、沪，要上天安门上吊。我就讲，要上吊，给你送绳子。当时我讲了走什么道路，为谁服务的问题。以为去检讨，成了新问题。道路问题不解决还有什么红？这些工作难道学校平时不能解决。三年困难时，一个是机关，一个是学校，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党的方针政策发生的问题比较大，工厂比较公社生产好。不信，可以回想，当时有些人在一些会议上讲些什么。那是为了畅所欲言，不做记录，脑子就是记录，整也整不掉。这表明脱离了实际，往往发生动摇。现在也不是一个个追究责任。为了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免疫，每个干部、每个党员，包括教授、讲师、助教，作为思想认识问题，应该清理清理。你自以为马列主义那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解决？责任我不主张追究。那时，肉吃得少，油也吃得少，有人骂娘，要听一听。但作为共产党员，骂了娘，就应该清理。作为思想认识问题，清理有好处，可以吸取教训，取得免疫力，免得重犯这个错误。
我说北大基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吴冷西、姚溱两同志要我取消基本两个字，所以我没有讲“基本”两个字。为什么原来要这么讲？有些调查，也许我有点情绪，你们那儿有些教授把我们的儿女拼命往资本主义道路拉。
再讲最近七、八年历史，北大有什么关键问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教职员中右派没有好好放出来。学生中放得好，放出了谭天荣、叶于生。教授中右派没有放。当时校长是江隆基，我当面和他讲过，他不愿放。我又写了一封信让宋硕同志亲自给他送去，他还是不放。实际上保留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一部分阵地，他们的思想还在起作用，一点一滴，潜移默化。
一九五九年反右倾，陆平当了校长，又犯了扩大化，过火斗争的错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市委也有责任。我们多少也注意了扩大化，但思想也有毛病。
一九六一年困难时，又发生了翻案风，把一些不应该甄别平反的也平反了。也有一部分该平反的没有痛痛快快的平反，主要是把一些不该甄别平反的平反了。这样把大是大非界限混淆了，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给了歪风邪气一些阵地，使他们可以猖狂。当时应该把扩大化的去掉，把过火斗争作为教训，正确的批评不应否定，有些根本不够党员条件，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的人恢复了党籍。什么人我不讲，我现在提出问题，你们去处理。这就成了党内一部分思想分歧与无原则纠纷的根源。有些个人主义严重的人想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正确，而且追究责任。这些问题严重不严重？不解决，北大还能办得好？
否定一切，漆黑一团，把错误的与正确的搞成一样，实际上对歪风有利，那是不对的。
总之，北大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作基本是好的，但有严重的问题。开始主要偏向是否定一切，现在再去扭否定一切，就要犯方针性的错误。现在应该防止的主要偏向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两条道路的斗争估计不足，以为万事大吉了，社会主义教育松劲，“四清”松劲，以为社会主义教育不用花费很大力气就可以解决。意识形态中阶级斗争很激烈，现在以为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可以和平共处，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和平共处，可以实行赫鲁晓夫路线了，这是主要危险。
上述问题，在“四清”中应解决，应从根本上把大是大非，主要问题加以解决，至少是基本上解决。
要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方法，整风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高等院校的干部同样要采取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
有人觉得洗手洗澡不好听，不好听，但符合实际。脑子里那么些脏东西，不洗能行吗？如果说洗手洗澡不好听，索性用美帝国主义的说法洗脑筋。有些人说洗手洗澡是否轻了。有的人还要脱胎换骨，这是迷信的说法。问题要看实质，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总要把他搞掉。在政治思想方面要洗一洗，叫什么都行。总不能说：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在北大不适用了。
每个人要自觉革命，自己去搞掉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东西。当然要互相帮助、互相批评，不然要同志关系干什么？连朋友规过劝善都不如。
批评要区别对待，这里有个上楼不上楼的问题。杨献珍、周谷城、冯定要上报，报都上了，不上楼？有问题不上楼，那怎么行？不上楼，就上报。有人说上报的多了，实际中央还控制了一点，这一类性质就不同了。
另一类是系统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观点，自己愿意检查，愿意改造。可以不上报，不上楼。我看，搞思想问题，一般不用大会方式，用小会帮助。搞思想问题大会方式害多利少，我们历来搞运动的经验如此。有人会上一提不好办，大会要做到实事求是是很困难。上了台以后总是不够、不够、再不够。滥用大会不好。当然，如果问题搞成熟了，做典型报告介绍经验开大会是可以的。还是用小会帮助同志，我们总是要考虑哪种方式有效果，能达到目的。还是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
为什么？插一句。
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是不够的。民主革命我们搞了那么久，经过几次“左”倾、右倾的错误，到了抗日战争之后，经过延安整风，不仅有了总路线，而且有一系列政策，全党思想一致，是有了充分准备的，因此，解放战争三年打垮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是不够的，因为一个革命总是要在革命过程中准备的。没有犯错误，互相比较，那里会做好准备？解放以后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使全国工业的80%（我记得是82%，去年彭真对毕业生报告，也是讲的82%——廖注）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但许多人当时并没有感到这一点。土改以后紧接着搞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这里本来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现在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来，民族资产阶级慌了，他们感到孤立，敲锣打鼓要求公私合营，敌人要求投降我们哪能不受降？有人说北京搞公私合营是先结婚后恋爱，我说那里是结婚，我们是受降。当时资产阶级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这样经济上的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完成了，但当时许多人并不清楚这点。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不甘心灭亡，要进行反抗，一九五七年要求轮流坐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场进攻。以后，到了一九六一年又来了一次反复，当时提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为什么那时这么有市场，如果我们同志们头脑中的抗毒素多一些，不会那样有市场？所以说是准备不够。必须补上社会主义教育这一课。脑子里有点资产阶级思想也不要以为了不起，可以改造。不是不可救药。多数可以把思想清理一下。对这部分人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准许人家革命，如夏衍，他如果系统地进行检查还是可以改好的，应当寄予希望。对于这些有比较系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是小会帮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至于一般同志认识上的错误，更应当用小会、个别谈话方式和风细雨地解决。北大有些人就是认识问题。
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席不是讲阶级斗争要进行一百年几百年？就是要这样把资产阶级思想不断搞掉。修正主义总是要产生的，但是，不能让它篡夺领导权，不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成为当权派。
不管对那个同志的批评，都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不能一棍子打死，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是这么搞的，我们不这么搞。那时赞成王明路线的那么多人，两个主席很孤立。但是到了延安整风时，在主席的领导下，还是团结了大多数人。当然，团结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在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团结，不能是无原则的团结。同时，没有党的原则作基础，也绝不能团结好，不会有真正的团结，更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原则，在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去团结。
这个问题很重要。这是治病救人。
现在北大的思想是很乱的。九人小组成立以后，工作有很大进步，总算上了轨道，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思想混乱有些解决。但现在的思想还是很乱的，而且存在一些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纠纷。现在北大有许多各种各样使人思想不能解放的话，流行着许多拒绝批评的“挡箭牌”。如有人说，怕“打击报复”。第一、主席讲，既要坚持真理，就应该五不怕。你为什么这样害怕？第二、有些人实际上是用这个做挡箭牌，拒绝别人的批评；他们这么讲是怕人家摆事实，讲道理，这表明他们很虚弱，害怕批评，一批评就垮。这些人实际上是只许自己批评别人，不准别人批评自己。还有的说：“工作队是革命的，还有错误？还能批评工作队？”等等。
问题还是个是非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要搞小是小非，小是小非问题搞不完，搞不清楚。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工作队，不管你是校系领导干部，还是干部、党员，一切人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党内不能允许一部分人总是批评人的，一部分人总是被批评的。所谓“打击报复”实际上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你错了，为什么不能批评你；对了，你怕什么批评？如果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就“打击”不得？兴无灭资，对资产阶级思想要灭，就不能打击？顽固不化，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不打击还行！怎么能治你的病，救你的人？所谓打击，无非是批评。批评你，你不接受别人也没有办法，彭德怀，毛主席对他耐心地进行工作三十几年，他不听又有什么办法？你脑子中有资产阶级思想，留着它干什么？又不是财富。你自己就应当打击，别人帮你打击为什么不好？
不能用打击报复把别人的嘴堵住，不许人家批评。如果现在挨批评的人反过来再批评你就算是“打击报复”，试问，有些人五九年反右倾挨了批评，这次他们批评校系领导是不是也是打击报复？这是过去乡下婆娘闹无原则纠纷的办法。不讲大是大非，不摆事实，讲道理。这样，党内还怎么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呢？党内就成了一湾死水，那是非还能搞清楚？
别人对你，好话坏话都要听，你对别人也应当好话坏话都要听。正确的就接受，不正确，你可以解释，也可以进行反批评。不能用“报复”两个字封大家的口。
党内任何人在批评自我批评面前，都没有可以只批评人而不能被批评的特权。不能说这次你批评了人，人家永远不能批评你，一批评就是打击报复。
还是分清是非，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工作队有了错误，也不能批评不得。
每个人都应当进行自我批评，欢迎人家批评。党内不应当有特权分子。这话虽不好听，但党内不这样不行。有些人总想把自己搞成特权分子，一成特权分子就要被人打倒的。对待批评自我批评的态度是测验党性的标准之一。
当然，我不是赞成打击报复，只是说不赞成用这样的话来拒绝批评。是要大家解放思想，完全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在党内造成主席讲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
北大有些分歧已存在好几年，听说争起来有的人一讲就几个钟头，问题总要有个了。列宁批评过爱好争论者。许多纠纷怎么解决？先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先解决成熟了的问题。一时弄不清的可以放一放，有什么要紧！大是大非解决了，小是小非跟着也就解决了。具体的办法，首先由校党委对过去工作进行检查，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办法。不必求全求细，以免拖延时间。提出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分头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不必一开始就开大会，浪费时间，搞得比较成熟了，再开大会通过，求得认识上的基本一致，并在这个基础上解决团结问题。党内完全思想一致什么时候也是不可能的。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留待实践证明。
但是要少数服从多数。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向下讲时要按通过的决议讲，不能煽动群众拥护自己的意见。党章那有这一条？那是自由主义。
有分歧意见不要看得过于严重。保留的意见可以留待实践中考验，证明正确的，党委可以接受，错误的本人可以改正。
党委这样做以后，系一级也要这样办。每个系都要有一个又红又专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一二?九”时清华大学全校才一千二百人，现在清华、北大，一个系就有一千多人，这么大的学校，系里没有坚强的领导，谁当校长也无法做好工作。北大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陆平同志工作的缺点之一。又红又专的核心一是德，一是才。这次清理以后要实事求是地建立系的领导核心。
至于同志间相互的意见，怎么办？
听说同志间的意见不少，有的人一谈就纠缠到个人问题上去，滔滔不绝讲不完。我提议，北大党员干部都首先自己检查自己，把自己的思想认识搞清楚；有错误的，把自己的错误搞清楚。
有的人是两个合二而一，对人家合二而一都是错误，对自己合二而一一贯正确。这怎么成？应当一分为二，对自己要认识清楚，不要对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这样对党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
特别是过去挨过批评和批评过人而现在还有意见的同志，要首先检查自己，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相互帮助，相互批评。
尽是自以为是，不自以为非，这一股歪风扭不过来。中宣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现在都派到北大去解决问题了，他们都感到问题不好解决，就是有这么一股歪风。上脱离毛泽东思想，下脱离工农兵，就那么自以为是。这里有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有资产阶级异己分子在作怪。一定要解决这股歪风，首先在党内这个范围内解决了，全校师生的问题就好解决了。要把过去的纠纷系统地解决一下。
一个好汉三个帮，人都需要帮助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如果自己犯有原则性的大是大非的严重错误，又不肯自觉革命，自己检查，那只好请人家帮助。这种人虽然是极少数，但他把水搞得那么浑，怎么领导学校？北大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地方！这里有个必然与自由的问题，自己选择。党内永远要实事求是，正确就正确，错误就错误。
搞批评自我批评，首先要有纯洁的党性，把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去掉。要不然，自我批评也好，相互批评也好，都搞不好，工作也总结不好。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先锋队的党性是不行的，不但要有党性，还要有纯洁的党性。这里也有自由与必然的问题。一个是自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这就是自由；一个是自己不愿意革命，别人来帮你清理，这就是必然。真正毫无党性的，只有请他出党。当然，我不是提倡不教而诛。愿意检查改正的，应当准许人家革命，不要一整就是一大批。
设计革命不能脱离开设计实践。高等学校中政治思想上的大是大非的清理一般地不能脱离教学，要在教学中体现出来。另外，还有一部分不是教学的政治思想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也要清理。
设计革命，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四个第一，都要从设计实践中体现出来；高等学校中政治挂帅，四个第一，要从教学实践中体现出来。抛开教学，在高等学校中搞“四清”，难以搞好。政治挂帅要挂教学的帅。
政治是灵魂，灵魂要有个躯体。设计、教学就是躯体，没有躯体，有什么灵魂？
现在办学校的人不去听课，不看讲义笔记，不找毕业生，学生问问教师怎么讲的。你怎么知道人家讲的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北大党委副书记冯定就讲了那么多修正主义，师大学前教育讲义有128处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言论，在全国许多地方发行，这样，你那个学校怎么办好？
校、系领导必须抓教育，前一段工作队最大的缺点之一是没有抓教学。
在学校，唯心论、蒋介石、希特勒、赫鲁晓夫都可以讲，青年需要知道这些知识。事物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要在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掌握事物的规律。不知道唯心主义怎么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知道形而上学怎么能懂得辩证法。但是不许挂羊头卖狗肉。不许把唯心论说成辩证唯物论，不能把反革命讲成是革命，不能把修正主义讲成马列主义，不许把蒋介石言论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偷梁换柱让青年跟着他跑那不行。共产党办的学校，不能让人家自由放毒，腐蚀青年一代。
百家争鸣，你鸣我也鸣；百花齐放，你放我也放，两个都放，在矛盾斗争中发展，有人说，你允许我讲唯心主义，怎么又批评我？谁说唯心主义不许批评？有些人说：一批评，我就不写文章，不讲课了，他们认为他说的就是真理，不能批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统治了多少年，现在还想统治？不行，这股歪风要顶回去。但方式上要区别对待。
中宣部、高教部、市委、北大党委对教学本身的问题都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这样就不可能把学校领导好。
讲义问题解决了没有？一九五五年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指示中，就提出写教科书的任务。一九五九年中央书记处又做了指示，一九六一年重申这个决定。要给学生教科书讲义。现在又不是还没有发明印刷术的时代，为什么还让学生当抄书机器，还让学生上课抄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这样怎么能学好？试问，没有教科书、讲义，怎么贯彻主席的指示，实行启发式教学，实行开卷考试？没有讲义，他讲什么你不知道，怎么能保证学校是社会主义的熔炉？
北大请查查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教学中讲的是什么？法律系讲的是什么？物理系教科书是通俗易懂还是佶屈聱牙？
社会科学不少课程没有讲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没有讲义。有的教师发了教科书，但另讲一套，学期结束时，学生问他是否根据教科书复习，他说：“我还没有看过这本教科书”。有的教师上堂照背某本讲义，但就是不告诉学生这本讲义，更不印发他们。
有些教师不肯发讲义有几种情况。有的是怕印了讲义他没有可讲的了。有的是自己没有把握。但也有的是敌人，资产阶级放毒，他怕印了讲义你抓他的辫子。党员讲没有可讲的，讲的老实话是好同志。
学校领导干部总应当有重点的有计划的听点课，抽查点讲义。冯定的错误，校长不一定能发现，学校那么多人，总应当有人发现嘛！政治必须同教学结合，政治讲得再多，没有落实到教学，没有在教学上体现出来，就是没有挂好帅。
唯成分论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重在表现是毛主席讲的。要随时看表现，这就是列宁讲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主席不过把他的说法加以通俗化了。
如果只是按照出身招收学生，只看出身，那就要把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搞出去，这是个战略方针问题。
为什么过去提90%以上，现在提95%以上？就是把地富资产阶级子女包括在团结对象中了。如果把他们统统轰出去，不让他们入大学，都看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背叛家庭也不行，愿意革命的也不要，那不是孤立自己！
如果只看出身成分，那马克思恩格斯是什么家庭？列宁是什么家庭？那样搞，宣传部、钓鱼台岂不是也没有几个好人？有的人搞人家唯成分论，但不查自己的家庭出身、历史。
重在表现不是说对历史出身成分一点不过问。对历史要注意，出身成分要注意，因为这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是有烙印有影响的，对有些人甚至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不能说可以不注意。
历史上犯了错误，凡是已经解决了的，只要没有再犯，没有新问题，就不要再去翻。翻那个干什么！如果有的人犯了根本性错误，或一贯性错误总改不了，那就要翻翻历史，查查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如周谷城。
看一个人还是要看他的长期表现，长期实践。长期的表现就是一个人的简历表。中央、市委对自己的领导干部应当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是要看长期的表现。
有人说重在表现与阶级观点有矛盾。这正是阶级观点。难道毛主席没有阶级观点了吗？正是这个政策把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团结起来，给一切人以鼓舞，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使出身不好的人努力改造自己，背叛出身的阶级，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使出身好的人不背“出身好”“自然红”的包袱，卸掉包袱，轻装前进，努力改造自己，不要成为特权阶层。这是革命的、英明的主张。
出身不好的人只要背叛家庭，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够党员条件的可以入党。这给一切人以前途。这个方针不是消极的。对党员也是重在表现，已经入党表现不够党员条件的要努力改正，总是不够条件的请他出党。
我们党从来是重视阶级成分、阶级分析的，有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工人、贫下中农一般讲他们的思想是革命的是拥护集体的，但是不能搞唯成分论，不能把成分当作唯一的决定的因素。只看成分，不看表现，连恩格斯的党籍也要开除。如果搞唯成分论，英国工党没有几个不是工人出身的，你是不是承认他是工人阶级政党？赫鲁晓夫当过矿工，是否承认他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代表？
一定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有阶级观点，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城乡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愿意改造的。资产阶级也有两个两重性：民主革命时有两重性，社会主义革命时还有接受改造和拒绝改造两面，接受改造的要团结他们。没有阶级观点不成。但是又不能唯成分论，工人中有工贼，贫下中农中有地主狗腿子。唯成分论过去在我们党内是有深刻教训的。
这个领导核心应当是能够坚持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的核心；能够坚持在党的原则上统一的核心；能够把教学工作领导好的核心。
要有德有才，又红又专，德是无产阶级的德，才是能把事业办好。
要按照德才标准提拔年青的，要破格提拔。南方有许多县委书记和县长是南下干部，本地干部没有提起来，这不对。
主席这次在湖南湖北讲了这个问题，到浙江又讲了这个问题。
一九三八年晋察冀有的县委书记是候补党员。有人说不符合党章，我说你给我几个正式党员。抗战八年出了多少干部，全国解放十五年了，难道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出的人才更少，比过去更难出人才？
一九六二年我在一次会上讲过，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六十岁不死，七十岁还不死，七十岁不死，八十岁还不死，八十岁不死，一百岁还不死？要注意提拔培养新生力量。有的人对自己儿女那么关心，对青年干部不注意提拔，一提就吃醋，他有德有才，为什么不可以提。那次讲话，惹起不少人不满意，但我还是至今不悔，还是要这样讲。提了年青的干部，应当高兴。那种认为“你走到老子前面还行”的思想，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是不顾大局的表现。有人说，过去他还是个娃娃，人家入党十几年了，还是娃娃？一九二一年党成立，一九二七年主席几年党龄，一九三七年几年党龄？毛主席一贯注意提拔新生力量。现在不但提拔新生力量不容易，提拔老生力量也不容易，可有那么一种落后的力量！我且不说是反动的。（我想让刘仁同志当第二书记多管些市委的工作，让万里同志多管些政府的工作，遇到很多困难；现在刘仁同志身体不好，想让天翔同志多管些市委工作，用样遇到很多困难。）
学校提拔干部要严格。北大的缺点之一是，领导核心没建立起来，陆平同志有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七年只听了四次课，各系的领导核心没有建立起来，存在不齐不全不力的问题，这是关键问题。
我讲了这么多，归结起来，当前的问题是：
（1）把大是大非弄清楚，把已成熟的问题解决；
（2）解决北大党（包括支部）在党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问题；
（3）抓紧教学。全国70万大学生，上万人在北大。北大差不多一年教学有点瘫痪状态。
对北大所有党员，就每个党员干部个人来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做得不够，不然，为什么问题老解决不了；一个是与工农兵结合不够。这不只是北大的问题，解放以后为什么知识分子干部成长得还不够理想？是因为相当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下厂下乡下连队少了。这两条都没有，你处理问题那有那么多根据？不能只凭灵感领导。一定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是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从工农兵的革命实践中来的，不和工农兵相结合，就不能领会或不能完全领会毛泽东思想。与工农兵结合的具体方法还可以再研究。
北大有二百多人的工作队，都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干部，北大本身干部也不少，只是因为思想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这次运动把北大的问题提出来了，揭得比较深，就有可能解决得比较好，大家又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结合，北大会有一个新的飞跃，真正符合北大那个光荣的称号。各方面工作走得比较前一点，这样全国高等学校中有一批学校工作走得前一点，发展得比较健康一点，就可以把其他学校带动起来了，这就是我的希望。
具体工作由九人小组安排。
我的意见供参考。（共印30份）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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