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5-1-21 作者：[待确定]
最近几个月，一百一十多万干部下去蹲点，发生了很多问题。
学校、工厂、农村都发生了一些浮动、乱斗的现象。中学的娃娃们要斗，要罢考、罢课，闹革命。这股风传得很快。点上有这问题，面上也动了。打人的都是共产党员、贫下中农。“二十三条”下去了，还刹不住这个风。要停下来，搞生产，搞教学，总结经验。运动要导入正规。
这个时期，没有依靠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不少工作队不分好坏，把原来的党委，不管干部如何，没有调查研究就放在一边。
有国家政权，有军队，为什么扎根串连那么困难?就是把原有的干部一脚踢开了。你斗了他，别人看着不高兴。这些干部有毛病，但和群众有联系。他是地头蛇，你是外来户。有的地方甚至把别单位的人调下去斗，斗起来眼都红了。
杀人我要管。去年一月到八月，平均每月捕四千人，去年十二月到了二万多人。怎么，是我们年关过不去了?还是生活没有出路，饥寒起盗心?为什么捉那么多?看到一个倾向。发动群众威风已经够大的了，还用杀人来助威风?法门寺刘瑾威风已够大的了。
学校教职员中有出身成分和历史问题。出身成分隐瞒的，讲清楚就算了。他不要隐瞒，我们不搞唯成分论。历史问题有什么不得了的，可以搁一搁。解放前的大学教授，成分好的和国民党没有关系的有几个?知识分子中不要划阶级。让他自己填，有点不实也不是最要紧的。一切人都要看表现。所有的人重要的都是看表现。
工厂的班组长就是受贿也不大，就那么一点。贪污也是国家的，数量不大，可以退赔，有的也可以就算了。过去的把头，已经十多年了，四、五年没干坏事，何必追那么远?已经改了，要与人为善。
现在有点吃力。贫下中农也不能不讲理。所有斗错了的，要赔不是。有错误的要主动检查检讨，越彻底越好。欠了债迟还不如早还。打人的不对，没交代的也不对，大家要凑合凑合。凡是中央下去的工作队，也有市里的人的，对队长不满意的我们都撤了。市里的干部，有人说不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你说都烂了，今年为什么收得那样多?靠在座的不行，还不是社队干部搞的?
最近生产受点影响。点上一斗，干部有毛病心里就不安。干部三心二意不抓生产要吃亏的。如果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抓不好，就没有大好形势。
“二十三条”是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有大区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了一个多月，有主席、中央，有省市委，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写出文件来又修改，又讨论又修改，一稿二稿改了好几遍，过年以后还改了，最后成为“二十三条”。
有人说是主席的创作，也可以说是主席的，主要意思是他的。也可以说是集体的，这个文件总结了这一个时期的工作经验，写了“二十三条”。前一个时期就写不出来。前两年还没有杭州会议的文件。
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有一百一十万干部下去蹲点，跑到社队、工厂、商店、学校、街道等等。亲自蹲点，就是解剖麻雀，就是杀猪。过去主席讲杀猪。在晋绥讲的，不论白猪黑猪你杀一个就会了。后来叫解剖麻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不一定把所有的麻雀都解剖了。不过解剖的方法可以有不同。
现在蹲点的干部，农村九十五万，城市十五万。这么多人下去蹲点。咱们这些老爷下去蹲点也不容易，少奇同志做报告讲了，主席讲了，咱们没有很好执行。一提醒就可以执行。
这一个时期下去蹲点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发生了很多问题，成绩很大。
“二十三条”是从二中全会讲起的，讲社会主义至少可以从新民主主义论讲起。新民主主义论讲无产阶级领导怎么样，资产阶级领导怎么样。在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也是讲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当时有一篇文章叫《组织起来》，讲变工队，那时就搞社会主义，以后又有互助组、合作社，那只是讲农村，那时在延安讲组织起来，还不是社会主义因素?还有国家企业就是社会主义因素。
建国以来，打倒了三大敌人，接收了官僚资本，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二的工业产值，这还不是社会主义?我没算过，是伯达同志算的，写文章从二中全会讲起，实际以前讲了很多。
最近搞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讲主要矛盾，讲的还是二中全会所讲的问题的性质，以后是十中全会、北戴河会议，主席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接着就是五反，四清，还有“十条”，一直下来，就是这样慢慢发展下来的。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一百一十多万干部下去蹲点，发现了很多问题，发生了很多问题，成绩很大。
“二十三条”第一条讲形势，第二条讲性质。为什么讲形势，因为从形势产生任务。讲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过去讲话，讲这些问题讲那些问题，都不明确，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也明确也不明确，我就不那么明确，在座的所有同志都明确?不见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那么多问题，说都是鸡毛蒜皮也不是，都抓住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也不见得，小是小非相当不少，无原则的也有点。抓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一个纲，就抓住了主要问题。主席就特别注意抓性质问题。又讲了好话，坏话，正确的话，不正确的话，都要听。也讲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主席讲这话不是他先讲的，是列宁讲过的。现在大家都很忙，都不是闲人，不是侯宝林相声中讲的七十二闲人，没那样的闲人，都很忙，无论怎样忙，还是讲大家对“二十三条”一定要好好研究，不然忙了半天，没有抓住要害，就会搞错。你说一点错误不犯，那是形而上学，总之可以少犯错误，比较对一些。
“二十三条”下来以后，有的抓得很紧，有的看了一下就放下了，当《人民日报》看不行，应当认识这个文件是字斟句酌，全国工作会议搞了一个月，这是从正面写的，这是主席的意见，只有少数问题是从两面讲的，多数从正面讲的，更需要结合蹲点，结合自己蹲的社队工作好好研究，也许是多余的，对有些同志，但不是对所有同志。用这个文件来统一认识，统一认识就要用这个文件来统一，研究了，那些赞成，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总是要研究的，不研究，有那些意见要保留也不知道。
当前运动中的问题，从总的方面说是解决了，我给各中央局打电话问他们，他们说是解决问题。每个问题都解决了?也不是。中央文件总是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都解决了，下次开会不就没事干了?运动中提出的一些成熟的、重大的问题，总的说解决了。
最近文件发下以后，发生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总的解决了，还有其他问题。我向少奇同志专门汇报了这些问题，也向主席谈了，谈的不详细，中央常委也讨论了，大部分问题都讨论了一下，讨论了我才来讲，讲错了也不要紧，可以收回，讲话总是有错的，有对的。不是讲一九开吗?我准备二八开，百分之八十对，我就满意了。
下边讲几个问题：
第一，发生了一点浮动、乱斗的现象。学校、工厂、农村都发生了一些乱斗现象。“二十三条”精神还没下去，这股风哪来的?要斗，发生在学校里，包括在座同志的子女，要斗，要革命。没有明确，打倒谁，依靠谁，有斗对的，有斗得不对的，咱们的儿女们要革命是好事，也有乱斗的，现在学校中可是很紧张，特别是中学，这些娃娃们要斗，要罢考、罢课，闹革命。学校要考试，他说是用考试来压制运动，人小，帽子满大，抓住人就斗。中学生写诗，哪有那么周到，本来写诗就可以这样解释那样解释，写了一首歪诗，就说是反主席，他说不是，就揍，于是就说：是，是，又说他想杀主席；他说我不敢，就说他不老实，就打，于是说：我是，我是，有人去拉架，也挨了打。在座同志的儿子拉架，就挨了打，不是我造谣。风传得还很快。到十八岁后应去当兵，种地，不然想革命革不上。教育局长去当工作队长都搞不下去。后来我告诉万里同志，把积极分子找来给做报告。他是市委书记、副市长，还当过部长，让他去讲，不要压他们，你压他，他就压别人，他已经打人了，千万别再压。讲了一个钟头道理，就交来了一大落条子，一波同志的儿子回去和一波同志辩论万里同志讲话，我告诉万里同志，就让他代表市委，代表市人委，还代表他们的老子，后来这句话万里同志没这么讲。他们非要斗不行，要革命。万里同志讲了不散会，就辩论，万里同志也不说散会，咱们这些人熬夜到十二点没问题，他们不行，说万伯伯散会吧。第二天又辩论了一上午，斗风才刹住了。那些娃娃也可爱。但你说话不小心，他抓你话把。那里也有要斗的，有的要斗，有的有这样那样的考虑。干部子弟也要一分为二，学校是党领导的，是国家办的，有什么意见可以发表，有问题可以反映，可以告到中央，为什么罢课、罢考?他们要革命，这种精神是好的，但办法不对。这种风传得很快。学校、工厂也发生了。有的大学校一去就斗，没有通盘规划。搞男女关系，三四天就死了二个，最大的二十八岁，最小十九岁。工厂也发生了。不是有工作队的地方，是面上，斗起来两天自杀了两个。干什么?是搞社会主义教育。通县(包括顺义、朝阳几个公社)五十多万人的地区，去了二万多工作队(是人海战术，主席批评了)，打人的一百一十多个队，自杀七十多起，死了五十多人，捆人、熬鹰还不用说。(一波同志插话：山西洪洞县也发生打人事情。)发生了一些乱斗打人等现象：点上有，面上也有，全国试点占百分之三点几，面上占百分之九十六点几，点上有这个问题，面上也动了。就学这个样子，打人的都是共产党员、贫下中农。“二十三条”下去了，还刹不住这个风。“二十三条”没下去，中央历来也讲不准打人、骂人，从井冈山就讲不准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讲不准打人、骂人。应该摆事实、讲道理，自杀的大贪污犯不多，是小的贪污或四不清，男女关系，这个问题要刹住。停下来，总结经验，停下来搞生产，搞教学，党委要讨论一下，搞多了搞不过来，要搞要经过党委讨论批准。
“二十三条”下去以后，根据初步的材料，工人农民群众，一向做实际工作的干部，接受得很快，认为解决问题。平常脱离实际，离基层远的接受慢，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上机关的同志，接受得慢一些，甚至情绪上有抵触。(刘志坚同志插话：部队在一个师的排以上干部中传达，很拥护，说中央英明。)证明是从群众中来的，排干部和士兵联系密切，认为解决问题。
“二十三条”是统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认识问题，这是主席、中央主持，各地各部门同志一块商议搞的，不要自以为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拿“二十三条”来统一认识，包括群众的认识、干部的认识和工作队的认识。
各地方要搞斗争的，包括我们的子女，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里开点搞斗争，要经过那个地方的党委讨论批准。浮动、乱斗要停下来，搞生产，搞教学，搞社会主义教育。我是北京市的土地爷，消息要灵通一些，西游记唐僧走到哪里，孙悟空就和土地爷联系。群众的精神是可爱的，运动要导入正规。
第二，怎样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不是以前所有工作队都是这样做的，有这样做的，有不少不是这样做的，不分好坏，把原来的党委，不管干部如何，没有调查研究就放在一边，是不对的。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怎样三结合?就是实行群众路线，也就是实行主席讲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革命所以成功就是靠这个，当然还有别的。各个击破的，反对的是什么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也是当权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整吗?不是，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意思主要是搞党内，不是搞党外。民主党派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有什么不搞资本主义道路的?不是那些人不(8)搞资本主义。在人大、政协会上，中央常委决定的，不搞民主人士，不要把民主党派作为重点。问题是我们党要搞好，出不了大乱子，出问题也出在党内。一九五七年我们一放，章、罗就出来了，放出来一搞就搞好了。问题还在党内，只要党内搞好就好办了。反对什么?我们反对的是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个击破的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钢板一块，是可以分化的。按照这个，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实行三结合，用这个来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检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也是这样搞的?是不是这样来领导运动?是不是依靠了群众的大多数?依靠了干部的大多数?这是出发点，也是最后逐步都要达到的。用这个来检查思想，检查工作，领导运动。一切战线上都要这样。总之，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主席伟大就在于此。大革命失败后，主席对邓演达讲，农民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反修正主义斗争就是建立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要革命的。离开这个就没有群众路线。为什么讲这话，这一个时期，没有依靠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二十三条”下去以后，不要以为自己一贯正确，那样不会进步。首先要看到有什么具体问题，不要以为自己那么高，我就没有那样高。要检查改进工作，不是撤换领导。工作要一分为二，不然不就合二而一，成了杨献珍的徒弟了?一分为二是马列主义精神，做起来不容易。
第三，学校。有些学校在搞试点，大学、中学在试点，小学还没有。学校中搞什么?还是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抓大是大非，抓这个纲。有的没抓住这个纲，心太狠，什么问题都想解决。连一个家庭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能一次解决的。还是要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大是大非，这个纲，搞下去。还有教学这一条。其他也要抓这一条。不要弄那些枝节问题，无原则问题，冲淡两条道路的斗争，干扰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转移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目标，那我们就上当了。苏联有的工作搞得不错，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是两条道路斗争，不要用枝节问题、无原则问题，转移总的目标。不要管小是小非，也不要把小是小非问题冲淡、干扰或转移大是大非问题，小是小非问题多的很。文化界、学校、艺术、思想界，但艺术界光搞这一条不行，还要搞艺术。这是讲纲。纲还是一个，有纲还有目。
教职员中有成分出身和历史问题，学生中也有出身问题，但历史就那么短。大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也是解放后成长的，解放时也不过十来八岁。中学生有的是解放后长大的。主要是教职员的成分出身历史，要不要管，也不能一点不过问，告诉他们，不要隐瞒，隐瞒那个干什么?出身成分是不能选择的，但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走通走不通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新上台的班子还走这条道路，能走得通?
要劝他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走得通。出身成分隐瞒的，讲清楚就算了。他不要隐瞒，我们不搞唯成分论。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是马列主义的，唯成分论不是马列主义的。要讲唯成分论的话，马克思出身不好，恩格斯出身也不好，自己还当了厂长。讲唯成分论怎么能当马列主义的创始人?列宁也不是好出身。唯成分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讲过。如果讲唯成分论，在座的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几个好的，粗人好一点。清理一下钓鱼台、宣传部、文化部，不说夏衍、齐燕铭这些搞资本主义的，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几个成分好的?文化人如此，武化人、将军成分好一些。有些人怪得很，搞人家的成分，忘了自己的成分。搞中学、大学教职员的成分，不想想自己的成分。搞人家的成分，说人家是什么人的儿子，什么人的孙子，就是不查自己。人家要查一查你的成分，看你怎么下台?不要搞唯成分论。
主席讲重在表现。唯成分论不是马列主义，你一定搞，就搞，大学、中学的工作队，你先搞自己，还不搞到自己头上?不信就试一试。为什么你成分不好可以革命，人家成分不好就是反革命?你们没有想，想一想劲就不那么大了。有些教职员有历史问题，可以放一下，解放前的大学教授成分好的有几个?和国民党没关系的有几个?这样有些老党员也放进去了。历史问题要分析，要搁一下，搁一下不要紧，为什么工作队在短时间一定要查清楚，审干那么容易呀。在延安党校一百五十个人，八十弄对了，六十人弄错了，到现在还检讨不完。有个苗淑坦来信，把我臭骂一通，我也只好检讨。我也可以说谁让你坦白的，他也可以说坦白是你压的。历史问题有什么不得了，可以搁一搁，成分错了可以改。我和王伟说了，特别是青年团员，成分填错了，可以改。我的小孩回来填成分，只好问妈妈。我的小孩六年级，见了舅妈叫舅舅。不象我们这些人对封建的东西能搞清楚。列宁就说过，上帝是允许青年人犯错误的，你就不允许？我和王伟讲过，这些青年团员成分填错了，可以改，我们划阶级有时还划错了，娃娃们就一定能划得对?学校不要搞唯成分论，学校要搞表现，不搞唯成分论，还是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第四，不要搞生活细节，不准追男女关系。这个问题和两个主席都谈了，和总理也谈了。这个问题一追就死人。邮电学院四天自杀三起，死了两个，救活一个，最大的二十八岁，最小的十九岁。我看我们有些同志相当封建，我并不是提倡早婚，我是劝人晚婚的。老实讲有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先念同志插话：有人对斗男女关系特别有味道，还要问情节，追谁先解的裤腰带，和国民党黄色新闻有什么不同。)贾庭三同志说，黄坎团泉，三天不当王八就是神仙，你们不要传，不要到当地群众中去讲。你去追男女关系，一追都有，干部有，群众有。有的人说，地方干部有男女关系问题，我问，群众有没有，他说有。我问，解放前有没有，他说有。我问他比解放前多了，还是少了，他说少了。以前婚姻不自主。赵凡同志讲，在蔚县搞土改，那个村男女关系很乱，他们问一个老头，你们村有没有没有男女关系问题的，他说有，没有男女关系的是山顶的菩萨。我不是提倡男女关系，不要去干涉群众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还是从朱夫子那里来的。有一次，我和聂荣臻同志骑马从一个地方过，看到民兵押着一长串，都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一问，说是民兵捉对的，我问民兵有没有，说民兵也有，这就是民兵想揩油的。
工作队不要追男女关系问题，恶霸是另外问题。刑法草案讲，要本人控诉。谁给工作队这样的权力的?还有军属要例外。特别现在把服役年限延长了，人家去当兵，你在家这样搞不行。干部中也是个教育问题。除了军属、恶霸外，由法院去管，工作队一般不要受理这些问题，他有意见他去告。放下这些问题不要管。一般让他自己处理。严防借男女关系问题，破坏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你搞社会主义，他搞那个；你搞两条道路斗争，他搞那个。搞资本主义的人，要借此金蝉脱壳。要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搞好。有两个干部，原来要调，没有别的问题，只是男女关系问题，调不成。在干部中要明确，没有别的工作可做，只有男女关系问题?工作队不准追男女关系问题。军属、恶霸除外。对男女关系问题那样有兴趣?那样低级趣味?共产党、马克思、恩格斯都没那样讲过。
还有其他一些生活细节，群众并不赞成那样搞。在一个车间开会，有个厂长困难时期从厨房拿了两棵葱，非要追，群众一讨论，说他把工厂生产搞好就可以，不主张搞生活细节问题。有坏人可以利用生活细节问题。没有的可以造，工作队就有造的。原来说这个工作队长不好，后来又说有男女关系问题，弄的夫妇两个都有意见。这个问题，学校中搞的比较厉害。就是不要用小是小非来冲淡、干扰、转移大是大非，不要转移目标。学校适用，工厂、农村也适用。
第五，工厂。工厂和学校一样，搞大是大非问题，搞两条道路斗争问题。这里只讲一个对待工段长、班组长问题，还有小车间主任。象部队上的班长，数量很大。全国两千万职工中，至少有二百万人。大多数是有技术的，和群众有联系，是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和工人有师兄弟的关系。现在试点单位，他们的问题暴露得不少，工人发动起来以后，对厂长、书记的问题，不知道，首先就是这些班组长的问题。
工人对他们的意见，主要是不劳动，偏心，谁对他好，给好材料，好机器，给肥活，验收时松些；谁对他不好，给坏材料，坏机器，验收时就紧些。北京有个工厂，过年的时候，有十一个工人到组长家去拜年，有十人送了礼，就是他一个老朋友空着手去的。你说他受贿?确实有个旧习惯。有受贿的，有敲诈勒索的。群众起来，他们就首当其冲。特别是作风不民主，对工人态度不好，工作队一看差不多都烂了。就是受贿也不大，也只有那一点，和大贪污集团不同。个别人也有搞贪污集团的，受贿也不大，就那么一点。主要是民主作风问题：对工人态度问题，不参加劳动。要是一竿子把班组长都打下去，工人中就没多数了，干部中就没有多数了。这个问题要很小心，要进行教育，一般进行说服教育，劝他们主动改正错误，洗手洗澡。劳动不好的要他们好好劳动。这些人参加劳动不困难。要改变作风。平常不好的，赔个不是，赔个礼，意见就少了。不要一竿子打这一级。到工人中去搞就会首先遇到这些人。这样依靠大多数就乱了，就落空了。是不是还是说服教育，贪污也是国家的，数量不大，就那么多，可以退赔。有的也可以就算了。以后不要再搞。也不要把他们的生活搞得很困难。只有大量的贪污盗窃集团另外说。实行民主，参加劳动，改变作风，改善和群众的关系，看来问题小，但是个很大的问题。在工人中一斗，面就很宽，依靠大多数就成了空话。他们当中的问题，多半是小是小非问题，需要进行教育。少数把头、坏人，是另外一回事，数目不大，另外处理。也不要当作典型去宣传，把头究竟是少数，不然不能说明这几年生产为什么能搞好。要分别情节，区别对待，过去的把头，已经十多年了，四、五年没干坏事，何必追那么远?已经改了，要与人为善。人家改好了，为什么还不满意?还追，什么目的?败子回头金不换，旧社会还这样讲，改好了不要追那么远。商店也有组长，也这样。你去查，大小也都有问题，也用这个原则。这个问题是涉及全局问题。工厂只要把党委领导搞好，就好办了。底下有点毛病问题不大。
第六，农村。“二十三条”发下以后，我和各中央局通了电话，跟群众一见面，群众很赞成。主席和中央常委决定，把“二十三条”发到所有支部，要贴布告，要大字的。主席讲，就怕有人装在兜里不给人看。我和大区通了电话，有的说发到基层比较好，在工作队内可以宣读，在贫下中农中宣读，地主富农听听也不要紧。有的地方在基层做了试验，群众反映很好。这样搞下去，整个地就可以使工作有所遵循。
下边讲讲通县的问题。缺点是把社队干部撇在一边。工作队领导，也不能把干部放在一边。烂掉的单位也会有个把好人，不能因为有几个烂苹果，就把一筐苹果都倒了。
你说都烂了，今年为什么收得那样多?这都是到手的，七百五十亿斤粮食，二千八百万担棉花。这次工作会议上先念同志没提这事，以前每次工作会议上都讲。这不会假，是要向先念同志要东西的。靠在座的不行，还不是社队干部搞的?社队干部多数是好的，但不少工作队把原来干部扔在一边，一脚踢开。干部中不要以为都是坏人，其中有地富分子，有蜕化变质分子。多数是翻身贫下中农，他们和贫下中农有联系。
有国家政权、有军队，为什么扎根串连那么困难?就是把原有干部一脚踢开了，干部中混进来的坏人是少数，有好多是翻身农民，你斗了他，别人看着不高兴。有的贫农说，那个人是要整一下，当了干部连我们都不认识了，但是你们那样斗，打，我们实在不赞成。这样扎根串连怎么不困难?这些干部有毛病，但和群众有联系。斗完了，群众说，他有毛病，但的确作了不少事。扎根串连发动贫下中农是斗争地主的，现在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脚把干部都踢开，工作很困难。他是地头蛇，你是外来户，你不了解情况，他了解情况。
通县有上百个工作队打人。从井冈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不许打人，为什么打人？揍你一顿怎么样?打人、捆人，为什么不调查，要摆事实，讲道理。有的地方不管宪法了，不经批准就搜查，一搜查就几十家，革命干劲来了，什么事情都忘了。不打人，三大纪律规定的，现在也忘掉了。劲来了就忘掉了，提醒了就好一点。有的地方甚至把别单位的人调下去斗，这事我负有一部分责任。
我讲过发生了包办代替市委要负责。一万多人搞通县，布局就是包办代替，初期有的地方四户一个工作队，有的二户半一个工作队，还嫌人少。那么多工作队，还有什么群众运动?那时还嫌人少，那么多负责同志们，你们搞个定额嘛!
在做法上是百花齐放，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试验。有人有意见，文艺上的名词为什么搬到这里来，我就是文化低。赵凡同志想用自己的意见把别人的意见统一起来，有缺点。我和赵凡同志说，那么多主要干部，他要什么你就给他服务嘛!工作队怎么能斗别单位的人?!
杀人还是管了，有的同志不高兴。杀人我要管，杀人脑袋掉了就安不上了。要杀人，拿材料给我看。第一，我是死官僚；第二，还要当个活官僚。杀人不行，我要管。最近，中央批了谢富治同志一九六三年的报告，还有诸暨县的材料，还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去年一月到八月，平均每月捕四千人，去年十二月到了二万多人，怎么，是我们年关过不去了?还是生活没有出路，饥寒起盗心?为什么捉那么多?看到一个倾向。发动群众威风已经够大的了，还用杀人来助威风?法门寺刘瑾威风已够大的了。我并不是赞成法门寺这个戏。总团迁就了一些，把干部拿到生产队去斗，为什么把别的单位干部拉去斗，斗起来眼都红了。斗也没什么了不起，以后不搞就行了。还是为了革命，就是斗得眼红了。改了就是，讲讲也是为了取得教训。
现在打人、捆人、其他体罚都停下来，中央下去的工作队，要打个招呼。打人体罚有的搞“喷气式”，这不是表现领导强，而是能力弱。斗错了就要赔不是。欠了债迟还不如早还。在延安，只在党校做了检讨，没在其他地方检讨，搞错了六十多人，检讨了几十年还检讨不清。不管干部还是党员，都要按“二十三条”、按党的原则办事。
怎么办?现在有点吃力，打了那么多人，死了五十多人。又要贫下中农保持斗志，又要工作队保持干劲，又要挨了打的好人积极起来，不容易。挨了打是非不讲，他能积极起来?农民生了气，他可是很有点劲，这一点我们都有经验的。
怎么办?为贫下中农撑腰，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大多数，把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都团结起来。贫下中农肯定对干部的批评是对的，批评错了的，可以取消。贫下中农也不能不讲理。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工作队、社队干部开大会，讲“二十三条”，然后分着开会，工作队根据“二十三条”总结经验教训，对错误缺点不是追究责任，当然各有各的账。哪一个工作队都一样，我们没有领导好。总结教训，统一认识，部署工作。然后贫下中农开会，也可以同时进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二十三条”，主要是讨论和斗一斗材料，看今后怎么工作。也要学“二十三条”，不是每一条都学，遇到你们那里有问题的地方多学。比较大的工作是，从县委到工作队都派人，找干部去开会。县委书记买了十五斤绿豆，给了粮票，在困难时期也不好。吃了顿饭，喝了酒，我看是生产发展了，有了骄傲自满了，斗一下有好处。从县委到生产队，要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团结起来，开会，洗手洗澡，洗得干干净净，打了的，斗了的，至少多数还是为了革命，但不了解情况，干部要采取主动。县委，包括县级各部门，公安、财贸部门对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要按照杭州会议说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去办，不要埋怨工作队。你来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要给他介绍情况，自己要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不干净的要洗手洗澡，在一定范围的干部、群众中检讨。现在讲四清和杭州会议讲的四清内容不同了，现在是政治、经济、组织、思想。思想四不清包括马列主义、宇宙观问题，要好多年。“二十条”中四清的标准中有一条叫四清彻底了没有?这次请示主席，把彻底二字勾掉了。思想怎么能一下子搞那么彻底?要搞一百年、几百年。一次搞那样彻底，以后还干什么?所有斗错了的，赔不是。我代表所有的工作队赔不是，可以传达。有错误的要主动检查检讨，越彻底越好，应是这样的态度。不要因为斗了就过不去，要原谅。工作队也要采取好的态度。这样给贫下中农撑腰，团结了干部，工作队也保持了革命干劲。工厂、学校、商店都要采取好的态度。不然，一百多个队打了人，闹纠纷，没头，“二十三条”贯彻不了。打人的不对，没交代的也不对，大家要凑合凑合。贫下中农搞错了没责任，是你们没有教育，工作队和干部要采取主动。干部要主动洗手洗澡，到群众中去自我批评。工作队要实事求是，对了就对，错了就改，没错就声明一下。把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都团结起来，这样贫下中农才好发动，贫下中农和他们同甘共苦过，你说他那么坏，他要考虑，不合乎事实他就不容易接受。只有一部分地方是和平土改的，土改的时候他们还和贫下中农一起斗争过，一块同甘共苦，对干部不要甩开，要热情对待。干部多数是好的，有毛病也可以教育过来。有些人平常走路看不到蚂蚁，一看见就净是蚂蚁，就这么多。阿Q捉虱子，总不如五胡子捉得多，咬着又不响，松劲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多就多，少就少，严重就严重，不严重就不严重，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不要把个人的东西放在里面，自己有错误还不是检讨。工作队要总结经验教训，错了就改。
重点在于找县、社、队干部开综合会，然后分头开，有四不清的就检讨，洗手洗澡，该退赔的退赔，退赔要合情合理，群众是公道的。所有搞社会主义的人，都要团结起来。
北京在中央跟前，我是市委书记，北京市有些干部不满意，凡中央下去的工作队，也有市里的人的，对队长不满意的我们都撤了。市里的干部，有人说不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也没有说你都是错的，中央的人都是对的，是调了几个，不超过十个。我是市委书记，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别的地方也有提意见的，例如青岛、上海就没这样搞。这个问题我在中央常委讲过的，在北京我以市委第一书记的资格这样办，全国不能这样。有意见的请同志们谅解。撤是对的。总之，要把那些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包括有毛病的人团结好。
革命不容易，要同心协力。团结也不容易，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六亿多人口，团结起来不容易，要同心协力。挨了斗，挨了打，不能呕气，没有头，要实事求是，通统按“二十三条”办事。
这里有个对待干部的问题。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对干部。有的工作队学习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斗争方法还不好。不要采取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要用主席的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服了才是真服了，斗了人还不让人说话，当场服，有后言，我们不贯彻毛主席的精神谁贯彻?
第七，划阶级问题。这个问题和少奇同志汇报了，没和主席详细谈。
工厂每个人都去查清历史干什么?那有多大的工作量?主席讲把敌人划出来，把反动党团骨干、地富反坏划出来。手工业十多年了，讲一下就算了。把地富反坏划出来，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十几年了，表现得好，交代了，你还把他轰走?你还开除?我们讲把大多数地富改造成为好人，是真话是假话?只要老实交代，没有破坏活动的，不是敌人的特务，还要留在工厂工作。有人说，五八年精简有些好人也没留下，事实就是这样。就是把好人、坏人划清楚。每个人都划，是搞烦琐哲学，把人都累死，没有必要。工作队也不要太干净，陈平贪污以后，告诉刘邦，刘邦说没钱我给钱，让他不要报账，去收买项羽的人，连报账也不报。陈平盗嫂，也搞男女关系，难道就搞了一个?工厂中有些人这几年改好了，应该欢迎改正错误。中国六亿几千万人都是我们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都改好。所以划出来的要区别对待。矛盾不是不要上交吗?就地解决。
农村中划两头，贫下中农要划出来，不然怎么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呢?那一头是把地富划出来。地富一类是已经划过的，一类是漏划的。已划过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子，漏划的表现好可以不划。中间的就不要划了。中农中间有很好的革命分子。从内战期间到抗战期间在座的就有，不是一个两个，是不少。
要区别对待，划两头。划地富是为了帮助改造，也要区别对待，一不要搞形而上学；二不要搞烦琐哲学。
在知识分子中不要划阶级。让他自己填，有点不实也不是最要紧的，要让他自己填，告诉他不要隐瞒，重在表现。一切人都要看表现。五十年后还有没有地主，有没有资产阶级?五十年后我们这些人还有没有?斗争一百年、几百年还有，那时就是看表现了。查三代过去就否定了，现在又有人查三代，你反对人家续家谱，你又查三代。知识分子、中农重在表现。地富也要看表现。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子。漏划了表现好的可以不戴。表现不好的可以戴。
工厂划一头。划出来区别对待。农村划两头。反革命法律上有规定，坏分子运动中搞出来过后再定。
主席讲重在表现，越久了越看见它的意义。有人查赫鲁晓夫的身分，他做过矿工是真的。不在那里，问题是他搞修正主义。苏联现在的领导人，有的不是地富出身，他就是搞修正主义。
重在表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更清楚。
在座人的儿女以后一个修正主义不出?最好一个不出，也许要出个把。咱们那些儿女对万里同志的讲话怎样?我让万里同志代表他们的父母，万里同志没敢这样讲。对我们的儿女也要一分为二，也要抓紧教育。在学校中，教师见了他们都点头哈腰的，这好不好?这是讽刺。所有的人重要的都是看表现。
农村划两头。
工厂划一头。
知识分子重在表现。
历史不是不管，但不能重历史，轻现在。如不管历史，那么工人和资本家不就一样了?地主和农民不就一样了?历史要考虑，更重要的是现在。重历史轻现在不对。我讲的是知识分子。
第八，抓生产建设等各项工作。
最近生产受点影响。点上一斗，干部有毛病心里就不安。我们的生产无非是全民的、集体的(西藏还有一部分互助组、单干的)，要靠干部领导得好，干部三心二意不抓生产要吃亏的。我听到些反映，一类是受了些影响，一类是用影响生产吓唬我们。运动中，点上也要抓生产。特别是百分之九十六的面要切切实实抓生产。面上主要是抓生产建设，千万不能放松。抓生产建设也要四个第一，抓政治挂帅，不要把四个第一撇在一边。如果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抓不好，就没有大好形势。现在是我们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家搞生产，是我们领导搞生产，把生产放松，就不会有大好形势。要大力抓生产建设，不是不搞点了，点上已有一百多万人在搞，人不少了。点上抓社会主义教育，也要抓生产，现在抓得不够(先念同志插话：生产搞不好，点也蹲不住了)。过去几年每次会都谈粮食，这次先念同志没谈。生产搞不好，就没大好形势。面上主要抓生产建设，“二十三条”上有。千万不能放松。有毛病的可以洗手洗澡，将功补过，不究既往。
讲知识分子表现，我说从合作化算起，主席讲算那么远干什么?学校知识分子的表现从工作队入学校算起。夏衍那些长期搞资本主义的例外，不算不行。一般的不主张算旧账，不追太久，搞最近的，除特殊的以外。
总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斗争中所有不属于这个纲的生活细节、小是小非不要都扯进来，更不要都抬在第一位，不要搞乱。斗争这样分，阵线也这样分。一百年几百年那些杂七杂八的问题都拿出来，什么问题都来搞，就搞乱了运动的主题，搞乱了阵线。“二十三条”主席特别强调性质，要按“二十三条”办事，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作个清理，好好的领导运动，领导面上的工作。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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