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5-12-21 作者：[待确定]
咱们讲了半天，政府还没成立呢，还有20年在后边，一天两天也可以讲，我是一无提纲，二无稿子，多讲也行，少讲也行。
今天讲“四三”会议。“四三”会议就是解决东西蒙统一自治问题。“四三”会议把呼盟、哲盟、昭盟、锡盟这样一片地方形成了东部分，西部分没动，绥远没动。“四三”会议解决了内蒙统一自治问题……过去有王公，就是蒙古王爷，老王爷死了小王爷又起来了，所以要废除封建特权，废除世袭制度，普遍开展群众运动，向王公进行宣传，我们实行民主选举，如果王公表现好，老百姓愿意选你就可以当旗长，结果有几个王公当选了，不是世袭了，当然是逐渐消灭，一步一步的来。原因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刚展开，群众没组织起来，牧区干部没培养起来，军队也是少数，因为当地群众没起来，干部没训练，所以当时是采取逐渐削弱的办法。
1946年8、9月国民党进攻张家口，我们从张家口撤出来，当时叫张家口内蒙自治联合会，有一个摊子，三、二百人，有医院、警卫连，几个汽车就拉走了。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往那里走，张家口在察盟，离开张家口老革命根据地，锡盟不是老根据地，群众没发动起来，军队那时在张家口的是刚改编的十六旅，我带一个班，以后发展到一个排。十六旅有三、四百人，在察盟一带边境上，那地方没粮食，我们尽吃肉，群众有五、六万，很少。当时研究这个问题，内蒙古党委研究，当时也有好多人担心，中央负责同志担心我们这个局面。我们往北撤？从张家口搬到贝子庙，离张家口700里，交通不便。争论以后，我们采取在草原里打游击的方针，就是搬家了，搬到草原了，到草原以后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吃住。贝子庙离边境五、六百公里，北面的张家口。呆下来了怎么办。建立锡、察盟根据地，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剿匪反霸，把坏人搞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前线。那个时候发展生产主要是牧业，这个地方粮食很少，从什么地方来？有个盐池，那个地方存300至400担粮食，老百姓拉盐送粮食，品种不错了，还有大米、白面。那时十六师、四师，120人，坚持根据地，宣传放手发动群众，当前迫切解决的问题就是叫牧民起来如何自己管理自己。这里16个旗有一、二十个王公，都是旗政府旗长。怎么办？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民主选举。那时自治运动联合会就是把群众牧民组织起来，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选举，有些王公选举上了就高兴，个别人没选上，我们叫他到锡盟当参事，当顾问，松津旺楚是盟长。（毛主席说：“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又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摘者按）大部分都选的是青年，选上青年，他们就靠我们。那时虽然外边是傅作义、鄂友三这些人，那是外部。但是内部实行民主选举以后，震动不大，起来反对的人也不多，没起来暴动，选举上的要团结好，没选举上的都安插了，毫无例外。……因为他们也说要革命，要自治，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公开讲演。青年说，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不错呀，如果他说不反对国民党那就好办了。但是，他在革命队伍里，他说他反对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一讲以后，特别是这次大会上有意识地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在学生里，在青年里，在代表里，从理论上、政治上把上层路线的人这么一揭。说具体一点就是内蒙在民族问题上，在民族政策上，所谓上层路线就是国民党路线，就是北洋军阀路线，就是满清路线。所谓群众路线，就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路线，其实质是这么一个问题。对两条道路这么一分析以后，最后讨论不下去了，选谁的问题不讨论了，最后拿票来决定，谁票多谁当主席。青年人数很多上层路线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这些上层路线的老头子，他不知道青年的力量，到处说青年没有经验，把青年大肆攻击一番。他攻击青年，我们来拉青年，把青年一下拉住如说开会作报告，那是几百次了。
……选举的时候是两个名单，我们共产党人民路线提一个名单，上层路线提一个名单，主要关键是夺取青年，青年夺取过来票数显然增加，最后在代表里把群众夺取过来了。其次，上层路线还有一个企图，万一选不上去，党是我的，我要拿党来领导。这个时候党的问题没有解决，人民革命党公开活动，共产党也活动，一选举，我们这些人票最多。那个时候民族上层内部分裂，都想当主席，他们把票分散了，我们集中。有一部分人选博彦满都、王公之流，有一部分旧官吏选博彦满都，有一部分人选哈丰阿，票分散了，结果我们票多，他们票少。选举那天晚上很紧张了，当时他们有5个师的军队，当时政府警卫团完全是上层掌握，选举时给警卫团作了布置，谁不选就砸谁。紧张几天以后，他们采取资产阶级选举的办法，请客，互相请客，甚至共产党内部负责干部就在桌子上谈判，咱们不应当成立共产党，我说就应当成立共产党，不信，群众里看。最后那个晚上所有的人没有睡觉，我带了一排人，我们整个有二、三百人，党派军队张策去了，西部带的王公比我们的人多，当时还有胡昭衡、胡秉权、胡子寿、郭道甫。选举我们胜利了。党怎么办？内蒙革命是在人民革命党领导下胜利的，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胜利的，一直到白云梯叛变革命。把这段历史都讲了。开始人民革命党是公开的，共产党不公开，最后说无论如何在内蒙要建立共产党，不能成立人民革命党，斗争很紧张。1938年以后人民革命党总部取消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外蒙开会，改成人民革命党，1933年内蒙人民革命党取消了。……1949年以后，我们的军队正式加入人民解放军。那个时候以前叫内蒙自卫军。政权拿不过来，军队拿不过来，党建不起来，群众工作怎么开展？所以把政权拿过来，把党建起来，这就要开始搞群众工作，东部分搞土改，1948年和东北一齐搞的。
土改，东部地区在政策上地富不分，搞的左了一点。……现在讲一下建政政策，怎么样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政府一成立，首先在内蒙政府领导里头，因为内蒙是蒙汉杂居区，主要人口是在农业区，汉人在农业区，蒙古人也多数在农业区。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又要反映出有若干汉族人，因此在政府委员里头，那个时候看比例一般是第一次人民委员会蒙汉人各占一半的形势，以后是逐渐汉人多一点，但是以蒙古人为主体的自治区。第二个形势是汉人多，在政权里头如何体现这个问题，一个是在委员里蒙古族汉族委员各占一半，有的地方的农业区还都大一点，汉族人多，蒙古族人少，半农半牧区多，牧区少，总而言之内蒙政府里头体现了那么一个特点，蒙汉杂居也体现了在这个政权里头，这个政权既代表蒙古人民的利益，也代表汉族人民的利益，汉族在自治区里头是平等、自由的，这个权利是一定要保证的。实现内蒙古自治区，汉人也是平等、自由的，体现了这个问题，这是在人民政府里头。党里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党的委员会不能按照民族来划分。当然党的委员会也好，干部也好，还要抓培养民族干部的问题，同样也抓培养汉族干部的问题，党内不能反映出这个形势，主要是政权里头有这个形势。这样蒙汉干部共同团结起来，管理自治区，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当然也有些地区是蒙古人多一些，汉族人少一些，干部也多一些，体现蒙古民族在自治区当家做主，但是汉族也有这样的权利，参加政权管理，这就是凡在内蒙古区域内，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原则与蒙古人同等享受待遇。内蒙政府一成立就提倡通行两种语言，直到现在是通行的不好，有些人不愿意通行。蒙古干部既懂汉文，又懂蒙文；汉族干部既要懂汉文，又懂蒙文，这样才能共同为内蒙古自治区蒙汉族人民服务。既要在政权里如何体现民族平等，如何体现蒙古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建政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处理建党、建政、建军、统一战线的问题。内蒙古的统一战线政策从张家口就开始了，对蒙古民族反封建的斗争、反对民族上层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而且历史上也有几个战役。但是采取什么方针？他们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些人就给他们的出路，包起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只要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只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那怕是被迫的，但是也包起来。现在政府不是成立了吗，政府委员里头就要适当安排。东北局指示内蒙政府是这样一个政府，主席选我，政府里头还有参议会，就象现在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参议会的主席叫博彦满都当，我当政府的主席，阿丰哈当副主席，这本来是东北局给排的党内次序名单，回来以后，党内这几个同志，反了把倒算，不干。他要当主席，就是说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要搞人民革命党，一个是政府选他当主席，名义上是选博彦满都当主席，实际是他阿丰哈当主席，不过这个人犯很大的错误了，现在这个人是共产党员了，在北京，是政协的常委。本来计划是这么计划，是党内里头决定的，回来一下就翻了，这怎办？那时东北局张平化去了，现在是湖南省的第一书记。博彦满都和他公开谈是合股公司，和共产党做合股买卖，他一股，我们一股，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形势很紧张，张平化也讲了话，形势是很紧张的，是不是能胜利，我说我们有信心，别看他们张牙舞爪，那个时候刘春也在，说行不行？我说行，那个时候我是联合会的主席，我说行，可刘春还象心中揣一个小兔子，七上八下的，没有把握。那个时候本来是让博彦满都当参议。我们就重新组织力量。贯彻政策，首先我们要掌握阵地，首先我们立住脚。博彦满都也好，一部分民族上层也好，反过来向党进攻。我们研究如何占领阵地、占主动，不然我们团结不了别人。那次他们的失败很惨，博彦满都几乎落选，委员有60个人，有4个人的选票一样，怎么办？说是退让吧。那个时候他们不干，要抓纠，本来是帮助博彦满都让他参议长，最后一抓。还是他抓住了。可这一下打他很惨，这家伙从此以后气焰下去了，过去他有群众。我们把党的力量抓起来了，站起来了，我们团结人，首先必须站起来，不然就不能团结人，壮大自己。对他们是这样一个方针。另外，就是对内蒙的上层封建的斗争什么内容？一个是包下来，一个是提上来。因此，把所有的王公都安排在内蒙政府里头当委员，多数都是常务委员，不要他们回去，对内蒙王公采取剥笋政策，提起来，离地三尺。发动群众搞民主改革，当时依靠政权，培养青年，一直是这样搞了。政府工作刚开始，这时有一些王公要回去，他们回去还是当他的旗长，搞封建主义。我说不行，都当委员了，过一年半年再说，于是我们发动群众搞民主改革，过了半年他们说不回去了，松津旺楚就是这么一个人。博彦满都是封建人物，日本人利用他，国民党也利用他，土改时一直是反动的。当时王爷庙红缨枪满天，对那些人，我们都保护了。把苏明安也搞掉了，老百姓找他算账，他回去就打死他。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办公，有人说博彦满都要来见我，我说请他进来，我办公呢，一看这个人原来很高，怎么很低了呢？我一看，他进来就跪在地下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你救了我的命。当然，还是保护了。帮他们过民主革命这一关，过土改这一关。封建王公们，坐在一起搞思想，挖封建主义思想，他说你有封建主义思想，他说你的封建思想更厉害，他说你有，你说他有，王公互相挖思想。我说都是封建主义思想，没谈的，他们互相挖，搞得很热闹。统战政策就采取的这个方针：就是包下来，提上来，要他们脱离开群众。发动群众，以后，开始他们不安心，现在都安心了。政府里头有很多王公当翻译，他们的蒙文都不错，从翻译角度来说，这样的人，现在感到少了一些。他们不敢回家，怕老百姓算账。群众未发动起之前，有的群众还听他们的，他们可能会把老百姓带上跑到国民党那去，或者跑到别的地方去。群众起来后，就要反对他们。政府的委员里头一个也没走，要他们学习、改造思想。那个时候的工商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上层，王公制度取消了，但是王公没有跑掉，所有的王公都在改造思想，就是有一个9岁的小王爷叫土匪抢走了。所有的王公都包起来了，没有跑掉，都改造，而且没有杀。有没有罪大恶极的？也有，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坏家伙也杀了几个，他们不是主要的王公，所有的王公都没有杀掉一个，都改造了，有的现在死了，没有一个在反封建的过程当中，在地方上发生过其他暴乱活动，破坏生产，是国民党一个团搞的。
西部的土地和东部的土地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土改时搞蒙汉联合斗争。斗蒙古地主，首先是发动蒙古族的贫下中农，声势发动起来以后，然后蒙汉人民共同斗争蒙古族地主。斗汉人地主，蒙汉人民一起斗，斗争蒙古族地主有一个不同的策略，如果不把蒙古民的贫下中农、贫苦牧民先发动起来，不然就没有声势了，蒙古族地主就会说汉人来分我们的土地了，挑拨民族关系。在斗争的过程当中，汉人贫下中农逐渐增加。这样蒙汉的贫雇农一起发动斗蒙汉地主。这是一个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政权就是看经济呀，形态呀，牧业方面，干部比例呀，四大调整、照顾，当然主要是党的政策，共产党掌握了。这是关于土改时的政策，蒙汉贫雇农一起发动，斗争蒙汉地主，这是农区了。
现在讲牧区问题，牧区开始提出来逐渐消灭封建主义，现在进一步提出消灭封建。但是在办法上、方法上，采取了特殊的办法，特殊的矛盾采取特殊的方法解决。牧区的土地改革问题，那个时候主要问题是什么？毛泽东思想怎么从内蒙的实际出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内蒙的实际是什么？牧业经济的基本性质是什么问题？牧业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牧业经济的性质是什么？首先要了解内蒙的实际是什么？第二是怎么把毛泽东思想和内蒙的实际结合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在呼伦贝尔盟，我们一开始对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明白的，开始牧区搞反封建，这一条方针是定了，但是怎么反？和农区有什么区别？所以主席说这也得经过实践，问题提出来了。农区搞了土改，那个时候土地是分了，斗了地主，分了土地、房屋。但牧业经济怎么搞？分不分？开始的时候，这个经验还没有，以后在有些地方先走了一步，察盟先走了一步，热河也先走了一步，当时口号是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住者有其房。这样一来，牧业一斗牧主，就大分牧畜，开始一分以后，农民分土地，吃翻身饭，牧民一分牲畜，也吃翻身饭，结果大家都吃羊，一下子一分羊以后，有些地方，把羊损失了百分之八、九十。大牲畜一分，把畜群也分了，最后是种公畜、公马、种公牛没人要了，没人要就杀掉，把蛋割掉了。牧业经济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一听见这个之后，说这不是方向。接着就总结经验，牧区提出这么几条方针，一条在民主革命时期，牧业经济问题是废除封建特权，放牧自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摘者按）扶助贫苦牧民，这是牧业经济里边在民主革命时代一条基本的方针政策问题。为什么这样搞，因为，牧业经济和农业不同，牧业经济本身是这么一个经济，它又是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比如羊可以下小羊，这叫生产资料，羊可以吃肉，又是生活资料，你不能说机器也可以吃，土地也不是这个问题，本身它与农业不同，牧业经济本身有它的特点，因此采取特殊办法解决特殊问题，这是一个不同点。二一个，是牧区，特别是牧区的群众，牧业的经济是分散的，牧区在这个时候，我们虽然有一年多的时间，对群众进行了教育，但是群众的政治觉悟不够，为什么不够呢？那个时候本来班禅在锡盟有一部分羊，我们给贫苦牧民分，但是他穷他也不要，既然班禅的他不要，王公的也不一定完全肯要。他不要，分牲畜虽然穷他还没有那个觉悟，就说牲畜作为他的他还不一定干。而且牲畜如何过渡到牧民手里边，还要积极的政策，既不能分穷，这要肯定，分穷就要下降，而如何把封建所有制过渡到贫苦牧民所有制，这里边有一个高度的政策性问题，当时牧业经济本身有这一条。另一个群众是这么一个觉悟；第三，干部的条件。我们在牧区有一批干部。但是我们在牧区培养一批懂政策、能掌握政策，能分析问题的这样一批干部看来还为数不多，特别是我们党内真正有水平的干部不多，那时我们党内还决定有这么一条。牧业经济在发展到一定时候如何把畜群整个过渡到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进行过渡，作到稳、宽、长，就是时间长一些，政策宽一些，把牧业经济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解决，不能一下子解决，因此牧区那个时候根本不斗不分，贯彻了这个政策。但是相反过来要调动牧主发展牧业积极性，牧主发展牲畜是奖励，（看！乌兰夫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在替谁说话，不是不打自招了吗！——摘者）而不是把他去分了。呼盟有一个牧主发展到2万多头牲畜，看了很生气，大量地发展。锡盟有些牧主发展了牲畜，他的劳动力不多，保护不好，干部批评他，牧主说我这么多牲畜，劳动力又不够受批评很难接受，叫他大大地发展了一下。因此，牧业经济在改造的过程当中，不但未受到了一些影响，相反，民主革命一开始，全内蒙牲畜是750万头，以后是逐年上升的。从牧业经济的发展来看，比内蒙的农业经济的发展还稳定，因为它是逐年上升的，一直到58年，开始是互助组，合作化，到58年条件就成熟了，一直搞成了人民公社。公社化以后我们在下边再讲，在牧区既消灭牧主的私有制，而把畜群过渡到贫苦牧民手里，公社化以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把牧主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打掉，而相反的鼓励了他们，积极发展了牲畜。从理论上讲，对这个经济采取这个特殊的办法可以不可以？是允许的。从地区来讲，从牧业特点上来讲，可以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从经济自然条件来讲，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内蒙古地区，特别是锡盟、察盟、昭盟这一带，我们研究了一下，牧业经济在内蒙为什么保存这么长的时代？农业经济在全国来说，经过了封建时代，也经过了奴隶时代。为什么锡盟、昭盟、呼伦贝尔盟的牧业经济甚至保存了几百年，什么原因？除了政治条件而外，从干部的理论上、群众的觉悟上也有关系，特殊的问题，特殊的矛盾采取特殊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内蒙地区除了历史上政治和种种原因外，还有次要的就是自然条件。所以那时在那个条件下不可能把大量牧区复盖很多的没有水利的地方变成为大块农业区。因此从当时情况看在这些地方，如何把力量集中起来把牧业搞起来，解决人民生活困难，而且解决国家的需要，所以为什么提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除了政治上、理论上和经济上的原因，自然条件还是一个原因。从各方面来分析中，得出这个结果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是从内蒙民主革命一开始即提出来的。为什么牧业一直是发展的？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导下，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和内蒙的情况结合起来，不断的解决内蒙的阶级斗争。而且要解决生产革命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当时就是这个分析。今天看这个问题还是这样。这是发展牧业的一条方针。这二条在农区提出来，整个内蒙在土改后就是发展生产，这一条在牧业上贯彻的比较好。但是农区如何发展农业的问题，牧区大家都知道，就是搞牲畜，牧区农牧结合，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农业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在什么条件下增加粮食？那时又提出了农牧林结合问题。这些方针的完善是逐步的，是逐渐的，当时就提农牧结合。后来提农牧林结合。在农区搞农业也搞牧业。有的地方本来就是有农牧业的。后来我们又加上一个林。在内蒙来看大部土地雨量不平均，而且复盖很薄，每年秋天一翻，3年就沙化了。有些农区有很多牧场，如哲、昭、呼盟就是这样。又有农业又有牧业，又有蒙人又有汉人，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民族矛盾也是最大的地方，凡是又有农业又有牧业的地方就是民族矛盾、农牧矛盾最大的地方。过去的热河是农牧矛盾的地方，通辽、土默特，也是这样。因此在革命后在内蒙农业生产上，不仅解决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而且有如何解决改善民族关系的问题。内蒙政府、党委提出这样方针要农牧结合，怎么样改变历史上农牧矛盾成为农牧支援。因此在发展农牧业上，蒙古人搞牧业，也要搞农业，汉人搞农业，也要搞牧业，蒙人放羊，汉人也放羊。历史上，国民党反动派开垦移民，牧业上就不管。那时汉人来了就翻地。搞牧业的就不干，牧民要发展牧业，这就有矛盾了，民族矛盾。农牧矛盾，我们就提出了农牧结合，蒙古人搞牧业，汉人也搞牧业，汉人搞农业，蒙古人也搞农业。我搞牧业爱牧场，你也搞牧业也爱牧场。我搞农业你也搞农业农牧界线是很清了。大家都搞，经济上互相帮助，政治上形成民族团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展不是矛盾的，都互相支援。
……。曾经内蒙古政府成立后，真正如何转变内蒙古历史上的农牧矛盾，变成农牧支援。曾经在相当时期不是贯彻了农牧结合，而是扩大了农牧矛盾，这里有思想上的问题，有认识上的问题，有组织上的问题，有领导问题，有群众问题。总而言之，农牧结合在内蒙并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的，这个时期提出了这个问题，农业总产有了增长，农业单产并没有增。农牧矛盾解决了一部分，大体解决，有些地方的农牧矛盾还是很严重的。从47年到49年全国政府成立，一直到54年，内蒙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从47年开始成立政府，一直到54年，内蒙推行区域自治，整个区域还没完全统一起来，还是呼盟、锡盟这一块，绥远省还没管。从“四三”会议以后，一直到52年，内蒙区域就是这么个区域。在中间里边解决了几个问题，一个是区域问题，二是建军问题也解决了。50年、51年抗美援朝时，内蒙有5个骑兵师。抗美援朝骑兵用不上，但是中央搞些马，从内蒙买些马，主要是驮马了，对内蒙也是考验一下。因此，那时就决定下两个骑兵师，把这两个骑兵师的马交给抗美援朝，骑兵下马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等于交枪了。而且本来中央想买马，后来我们告诉中央说买马也是生马，不行，不用说拉炮，见了炮就得跑，所以给你训出来的马，这拿老百姓的不行，就得拿骑兵骑的马，下了5000多匹马。内蒙骑兵有这么一种情况，马有的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来了以后发一只枪穿上军装就当兵。有些马还是这样一些马都交给抗美援朝，将来以后，咱们再自己买，中央发了钱我们再重新买，重新训练。这是从这样一个大的军队变化以后，下了马战士也好，干部也好，毫无意见。这就是人民军队了。在军阀军队你怎么能搞啊，这个问题啊，这还不是保存了×个师已经有了力量吗，可以割据地盘了吗，毫无意见，只要国家需要，把×个师减到×个师甚至是×个师没有意见，国家需要再发展，从那一个地方考虑出内蒙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从这一些地方就看出这个问题，它的组织和建设发展是根据国家需要、根据人民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不是根据他们自己能不能当兵，或者有无军权的问题。……经过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解决了一些问题。他们反对共产党，反对土改，要求与外蒙合并，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自治不过瘾，要独立。这个时期，独立、自治、民族问题，什么叫民族问题呢，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民族政策问题，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阶级政策。在干部里，有一部分干部开始了解了民族问题就是人民问题，民族政策就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阶级政策。在人民中，蒙民也好、牧民也好，生活改善了。牧民编出了歌，说牧区升起了不落的太阳。牧民的心情有个很大的转变。过去对共产党不是怀疑吗，不是害怕吗？现在对共产党有了这个看法了，觉得共产党给他解决问题了，生活好了吗。蒙古农民得到了土地，牧民开始参加了互助组，对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对贫苦牧民，如呼盟呼和勒泰这个人，刚解放时，是个赤贫、什么也没有，就是因为政府帮助他，有了些牲畜，参加了互助，现在他的公社发展了二、三十万头牲畜。有好些牧民都是这样，政府从牧主征税，不往回拿，交给了贫苦牧民，让他发展。把牧主牲畜，逐渐的采取这个办法，帮助了牧民。牧主牲畜也发展了，贫苦牧民牲畜也发展了。在西进的时候，东部赤贫牧民基本消灭，无牲畜的牧民没有了。赤贫的无畜牧民，基本上消失了。征税，也是从牧业的情况出发的，和农业税不一样。又能帮助生产，又不让他对国家减少收入。因此，牧业税是采取发展牧业方针的税，对牧主经济发展也有利，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有利。帮助贫苦牧民的政策，消灭赤贫。牧主经济也发展了。实际上，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也有个内部名单，不过社会上不公开化。那么，合作化时为什么一下子都搞合营了，就是因为有内部名单的关系。掌握名单，不斗不分不划阶级，把牧主的牲畜，采取这种方法，逐渐地把相当一部分牲畜过渡到赤贫牧民手中。牧民有了牲畜，当成宝贝，保护的好，百分之百的好。但牧主也有利，也发展，还鼓励他发展，他不发展还要受到批评。牧主也好，牧民也好，富的也好，穷的也好，都发展了牲畜。虽然推行（迟）了民主革命运动，政权拿过来了，畜群逐渐过渡到牧民手中，生产未受破坏，就是因为采取了这些办法。牧主的经济地位有，政治地位也有，有的当政府委员。而且我们有一个时期，呼盟一个大牧主，有人参观去专门让他们参观牧主，你看他们发展的富不富，鼓励了他们发展，而这个人很卖力气呀，发展了2万多头牲畜，去哈尔滨不坐火车，坐飞机。但是，最后，把牲畜原盘交给了贫困牧民，现在都在贫牧手中。他呢，也还有利，他成了副厂长了，是个干部了，每年收入100（？）也就是采取了资本主义，那以后社会主义改造时再说吧。……我们有些干部，搞农业土改，搞牧业时，把搞农业那套，如划阶级，农村划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在牧区也划什么牧主、富牧、贫牧、下牧等等。最后划到林区，工人中也划起来了。鄂伦春里边，也给划起来了。……
来源：《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三集（1965年11月－196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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