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3-12 作者：罗瑞卿
罗瑞卿罗瑞卿在3月12日的检讨中说：
我犯了路线错误，犯了严重的破坏组织纪律的错误，我的错误是反党性质的错误。
一、1964年的大比武是我个人擅自决定的。我把叶帅撇在了一边，随意提出当年大比武，违背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经过军委办公会议，不请示林彪同志，违反了集体领导，又破坏了组织纪律。我个人主义、好大喜功，搞出成绩向党、向林邀功报捷。大比武带来严重的恶果，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影响，助长了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败坏了作风，“四好”（“四好连队”活动）大幅度下降，造成了浪费。恶果最主要的，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我军建设的根本，使军队战斗力很大削弱，这是方向性的错误。
二、反对突出政治。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论理我应坚决拥护，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我一开始就抵触，形式上是对刘（志坚）工作组的抵触，实质是对林的抵触。上海会议时没有承认，主要是个人主义的原因。全党全国都在大抓特抓学毛著、突出政治、反对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这对我震动很大，教育很深。我看了主席对五十五师的批示，肖（华）的报告，以及同志们的揭发，我反对突出政治的错误表现是：
1.不应修改林的指示。如气可鼓、不可泄，不能乱冲一气，比武对军事训练起了推动作用，对1964年军事冲击政治的估计一改再改，把一稿比赛后拼死拼活，解放军报的宣传要压缩，都是我加进去的……想方设法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这些错误思想都是我的。同志们说我做了篡改，可以这样说，应当这样说。我对有些人说的话我都说了，只有一点，授意萧向荣掐头去尾，我没有这样说。只是说把人名改成工作组。
2.散布了折中主义、机会主席的谬论。不相信突出政治，阳奉阴违，三次讲话都是错误的，对军事训练成绩的估计是荒谬的。军事政治平列，只要大保证，不要小保证，实质上不承认军事冲击政治，与林的指示相违反。我把重点放在军事，公开和林总唱反调。我完全离开具体条件，引证主席、林总的话为自己辩解。印发的文件也是有倾向性的。反对宣传政治，就是反对突出政治……第二次讲话，曲解林的指示。第三次讲话，林在上海同我谈了军事训练有四好，但重点还是要突出政治，我没有领会这个讲话，继续为军事冲击政治辩护，反复强调政治工作保证完成任务，批评政治工作同志，完全是虚设靶子，攻击突出政治。还有几次讲话，都不会没有错误的，还没有来得及检查。要解放军报写篇社论宣传我的观点，与雷英夫谈话，都是作战会议后，林指示以后的事。144师讲话，几个军区都散布了谬论。照我姓罗的办，影射林的指示，战争来了行不通。
3.曲解毛主席、刘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警卫团的宣讲，我没有材料，如果那样讲我是错误的。对刘讲的军队有阶级斗争我理解错了。会议表态也是错的。我只说办公会议议一下，没有说查马恩列斯。过渡时期军队内部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阶级矛盾，我没有把握。
4.文艺工作上散布了错误的言论……
5.超越总政党委瞎指挥。没有建设性意见我承认，其他我搞不清楚……报纸宣传林说是突出我，不突出主席。海瑞罢官是彭真指示《解放军报》与《北京日报》同时发表的，按语是报社自己写的。
在3个连队宣讲双十条，讲的那些东西有消极作用，举的例子不妥当。
我对叶帅不尊重，我完全接受。
反对后进战士这个名称，这是错误的。
小平讲的五条，关系、作风、思想意识、工作、组织纪律，以后做检讨。
我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不懂装懂，把自己推向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道路上去了，自己成为了可耻的反党分子。我好出风头，是事实，基本上是事实，严重的个人主义。对我的批判斗争，是路线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讲犯罪也可以。至于篡军篡党，同志们可以这样看，相信中央会做出决定。请党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
最后我还要作几点申诉，在有些申诉中也作检讨。
一、“公开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当即驳斥了罗的这种谬论”的问题。
这是根本没有的。情况已在上次唐平铸同志发言时说明了一些，现在补充一点情况，即11月20日我回到北京，大家商量用军委决定发出林彪同志的“军委常委去（林处）请示征求意见”，记得“已经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句子，是聂副主席提出加上去的。在北京时，大家还商定了张贴到连队去的大样，定了登报的稿子，这些都已由刘志坚同志报告林彪同志同意了的。26日晚在上海接到唐平铸同志的电话说新华社对于发消息的意见，我的态度也是军队报纸照我们原定的稿子发，新华社由他们请示自己的上级决定，此点上次也已说明。27日已登了报。我是28日去苏州看林彪同志的，谈到五项原则指示时，情况如唐平铸同志发言的时候所说明。怎么会有“公开攻击”和所谓“胡说”呢？这个问题我坚信会查明白的。
二、报社起草的社论“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一个小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在审稿时把“最高最活”4字删掉了。1965年再版“毛主席语录”时，我们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讨论时，罗反对写上这句话，说“……”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第一次打电话请示了康生同志，他说：这是新提法。如果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我问他的意见，他说用原来的提法，也不减低实际的意义，对外也谨慎一些（大意）。这样才改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讨论语录时，是刘志坚同志提出可不可这样提？我又去打电话问田家英同志。“次高”“次活”都是田家英同志的原话。他并说他们几个人（有伯达、任重、陶铸等同志）在长沙为主席9篇历史文章作一些修改斟酌时，曾经对“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臭马克思主义”这样对称的句子，建议考虑不用。因为只有真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大意）……
唐平铸同志发言中的某些话，我是打了电话回来后才讲的，也不尽如括弧中的那些话。“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那次并没有写，怎么我又反对呢？前一句话可以问康生、田家英同志。但不管怎样我有错误，东问西问，为什么不直接请示林彪同志？或者建议总政同志请示林彪同志呢？今天对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提法已经公开正式提出来了，就更证明了我的错误。但是否要像唐平铸同志发言中结论得那样高？我请求党审查！
三、为林彪同志起草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的事是有的，但唐平铸同志所说我与叶群同志的争论，怎么我也回忆不起来了。主席在实践论中已讲了马、恩、列、斯的天才条件，当代最高最活的毛泽东思想，为什么不加上“个人天才”这个意思呢？如果唐平铸同志所说全部情况是那样，我承认那是一个大错误。
四、关于三十本书的问题，不是我向主席建议并经主席同意，而是主席指示要我从中选读十来本。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提倡一下，也是主席指示的。先开一个书目，是主席指示我请教伯达同志开出来的。以后中宣部又另开了一个书目，与前略有不同。1964年春中央发了指示，主席也有批示。我从来也没有说不以学毛著为主，而只是去学这些经典著作，我也是拥护的！我是不是“实际上为了贬低毛泽东思想”，专门提倡学经典著作？请党审查！
五、关于《解放军报》刊登主席语录的问题，说去年2月我看了《解放军报》关于毛主席语录宣传的总结时批了的那些话，宣传总结是怎样的？我不记得了。我批的那几句话，当然是很错误的。
六、唐平铸同志在他的发言一段中说的第六个问题，我的错误是不应当乱传这件事。什么会上传的，是否在讨论要不要减去警卫副官时讲的？我也记不得了。但绝非“公开散布诬蔑毛主席的话”，绝没有恶毒诽谤伟大领袖之意。
七、唐平铸同志在他的发言一段中说的第七个问题，我的错误更大！说的全部都是听主席说的。但我为什么随便乱传呢？我随便乱传的错误教训太大，太严重了！但绝无“把毛主席和蒋介石相提并论”的险毒居心。
八、唐平铸同志在他的发言三段中说的第四个问题，他的意思是说我在攻击林彪同志。“这究竟指的是谁，难道还不明白吗？”
这就是断语。这样凭猜测作结论，我怎么能受得了呢？实际是前一段话的第一句不是“主席说了”而是主席“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形而上学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最后一句不是我们这些大老爷毫无例外，而是“包括某些大老爷在内”或者“包括某些大老爷也不例外”。是前一句或者后一句我记不清了。他在引号内引我的话也决非我的原话。我绝没有这样说“这些大老爷是谁呀？我们这样的人够得上大老爷吗？顶多是个中老爷吧！”我的原话大意是说，我们就算个中老爷吧，也要注意不搞形而上学。……而且传这件事是在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出来以前，两件事情怎能连在一起呢？事情是可以核对清楚的。
以上是我的第一次检讨发言。请同志们继续批判我！揭发我！
在1966年5月的中发〔66〕268号文附件《罗瑞卿同志3月12日的检讨》中，罗瑞卿共检讨了以下9个问题：1.关于1964年全军大比武问题；2.关于突出政治的问题；3.歪曲毛主席、刘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散布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引起部队严重思想混乱的问题；4.关于在文艺工作上散布的错误言论；5.超越总政党委对《解放军报》进行瞎指挥，妄图把报纸控制在自己手里，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的问题；6.关于在3个连队宣讲双十条，李曼村同志揭发的那些材料；7.李曼村同志批判我对叶剑英同志不尊重，我完全接受；8.关于建议考虑是否在军队中可以不用后进战士这个名称的问题；9.小平同志所讲的5条：关系、工作、个人作风、思想意识、组织纪律。
来源：唐炎明、唐亚明著：《“毛主席语录”的诞生及其他：唐平铸文革实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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