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1-30 作者：周恩来, 陈毅
周恩来、陈毅刘宁一同志：中央首长在百忙中来接见大家。现在我介绍一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同志，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镗忠同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同志，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任马纯古同志，还有，我叫刘宁一。（注：刘宁一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总主任。）现在请周总理讲话。
我首先代表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总工会问你们好！
你们从各地来到北京，都是带着问题到北京来解决的，找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接见各地来京的大中学校师生、红卫兵战士，所以挤不出时间接见大家。毛主席第八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接见各地来京的革命师生以后，我们组织了两批集体会见，一批是来京请愿的大中学校学生，一批是今天晚上的一万多人。来北京的，最多的是上千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十人，代表一个企业、一个单位来找我们解决问题。今天晚上这样一个大会，不可能给你们解决具体问题；原则问题，十六条规定得已经很清楚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我们把重点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这在十六条上规定了。对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县以下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我们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向前发展的，是向广度、深度发展的，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首先是影响大城市，接着是中等城市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所以，同样这些单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有共同性，有些问题有特殊性。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准备写一个关于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来解决这些单位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决定正在起草当中。如果起草成功，还要把草案发到大中城市的厂矿企业中给广大职工讨论，征求意见。所以，今天晚上的会见，不能把未正式讨论的决定向大家讲，个别问题要谈，但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谈。今天晚上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见见面。你们来了很久，我们忙别的事，未能同你们见面，向大家道歉！（鼓掌）原则问题十六条有了规定了，具体问题正在写决定，特殊问题又不能在这里说，那么谈什么呢？你们从各地来，从远处来，在北京也有很大的影响。等一会请分管外事工作的陈毅同志给你们谈谈国际问题。
现在向你们提出个要求，就是北京天气渐渐冷了，你们离开厂矿企业、事业单位也很久了，如果一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如有特殊问题未解决，可留下少数代表，多数同志可以回去，因为你们有自己的生产任务、有业务。我以前同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谈话，一般是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这样好商谈问题。如果是两三个人，就更好商谈了。这样我们在座的就可以分别找同志们谈谈，每天谈一部分。共同性的问题一道谈，特殊的问题可以分开谈。希望你们回去商量商量，留下极少数代表，一个单位留下几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多数的同志劝他们回去。好在，电话也便当，可以联系。而且这样也可以把地方腾出来，好接待其它的同志。现在大中学校师生免费乘车串联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提倡全程的步行串联，学生回去的多了，来得少了。现在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来得人多了，可留少数代表在此商谈解决问题。有些问题还是要回去解决。这样可腾出更多的地方接待别的人。希望这次会见后，你们有问题的人，留下少数代表。我们还要通知有关主管部门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解决问题。当然，这是我们的希望，希望你们回去讨论。我就说到这里。
因为今天晚上我还有事，我就不留了，见了面了。谢谢你们。（热烈鼓掌）
刘宁一：同志们，现在大家提了很多要求。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了解大好形势。现在请陈毅副总理给我们讲话。
我来讲讲国际形势。
我们一方面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要研究国际形势。主席的最高指示说：“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现在敌人对我们组织攻势，我们也要集中力量组织反击。
我们的国际形势的主要现象，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从十月份开始，就开了很多会议，来反对中国，反对中国革命，反对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另外就是越南战争，是打下去呢，还是争取和谈？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是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比越南战争还要大！现在就两个问题讲一讲：
第一个会议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头子约翰逊，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了个马尼拉会议，开了三天，发了个联合公报。这个公报，可以说就是两句话：叫越南人民接受和谈，叫他们从南越撤走军队；否则美帝就增兵，扩大战争，打下去，不从越南撤走！这是会议的基本调子。另外，挑拨中越关系，叫苏修帮忙，施加影响。简单的两句话说明了什么？说明美帝侵略越南，搞反对新中国的反革命联盟。但总统亲自出头，也只能纠集七个国家，其中南朝鲜和南越不能算是个完全的国家，所以说只有五个国家。他们希望日本参加，日本不参加。他们让英国参加，法国参加，英国、法国也不愿参加。他们希望马来亚参加，马来亚在英国的指使下，也不愿参加。他们拼凑，也只能拼凑五个国家、两个傀儡。这说明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小，美国在世界上越来越孤立。所以，他们不得不讲些违背他们意愿的话，讲些爱好和平的话，不得不讲他们没有进攻中国的意思。这话，一方面是假的，一方面是真的。说是假的，是因为他们想麻醉我们，想让我们睡觉，失去警惕；说是真的，是因为中国强大，他们不好下这个决心。因此，他硬着头皮这样讲。
菲律宾到处有大学生、工人起来示威，叫约翰逊滚出去，问约翰逊究竟杀死了多少青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开马尼拉会议时，菲律宾的一个代表团正在访问中国，有两个大学的五十多岁的大学校长对我讲：“马尼拉的会议是战争的会议，对菲律宾不好，会把菲律宾卷进越南战争，菲律宾不高兴，如果约翰逊不滚出去，我们两个大学就带头示威，回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用红卫兵的形式起来轰垮这个会！……”他们来中国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建设，参观了工厂，和红卫兵座谈。他们很兴奋。他们很清楚：菲律宾的前途依靠中国。他们刚刚打败了西班牙殖民主义，又来了新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美国比西班牙还坏。菲律宾唯一的希望是中国，他们这次访问中国，是向中国求援。他们拿出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当着我们面，一连背了好几段。我都背不了这么多，很惭愧。我说你们来中国刚几天就能背这么多，他说不是，我们没来中国以前就读了好几年了。他们说语录这个形式很好。他们特别强调人民要依靠自己来解放自己，一个国家的民族建设要自力更生。
马尼拉会议是战争的会议，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会议，促使很多人觉悟，认识到只有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有前途。马尼拉会议没有中国参加，很多人不敢冒这个危险公开反对中国。法国和中国有外交关系，它也反对美国，不参加会议；英国更软弱，也不敢公开反对中国。马尼拉会议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支离破碎的会议，一点也不完全。美国在越南丢盔弃甲，被打的焦头烂额，不可能搞个完整的阵容，只能搜集破铜烂铁，唱不出高调子，阵容不振，声势不壮。
第二个会议，是不结盟的三国首脑会议。埃及的纳赛尔，南斯拉夫的铁托，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参加了，是以不结盟的国家的名义召集，在新德里开的。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配合美国搞越南和谈活动。三个人的调子不一样，劝越南和谈是一致的，怎样和谈？各人有各人的主张，但总的都是要想取得美援，向美国效点劳。实际上，他们在世界人民的压力下，又不敢冒这个危险。第二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各自的态度如何，没有消息透露，但事后，他们在招待记者时透露出来了。纳赛尔说他对中国的文化革命，没有更多的材料，不能表态。甘地夫人很反动，很丑恶，她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抱着仇视的态度。纳赛尔是个两面派，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向中国表示好感，才有利于他在非洲的生存；另一方面，他基本上是配合美国搞和谈活动的。
这两个会议，暴露了美国在越南的困境，暴露了美帝国主义面对中国的强大，不敢讲话。反，他们是要反的，但不敢公开反，更不敢明目张胆地按美国的意志来反。
第三个会，是比新德里会议更糟糕的，在莫斯科召开的九国会议。这个会议是以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为主的。它与前两个会议的不同点是，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开得是修正主义的会议。他们根本不提越南问题，不提反帝。他们提出联合援越，如果中国同意，就用陆地运输；如果中国不同意，用海路运输来援越。但不谴责美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表态。另外，在会上还想谴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谴责中国共产党，但达不成协议。首先是罗马尼亚反对，古巴反对，意大利也反对。因此，会议没有发表公报，只发了消息，还说，参观发射宇宙飞船。
马尼拉会议还有反动的政策作指导；新德里会议尽管打着招牌，还有个姿态；莫斯科会议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打的是马列主义的旗号，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还不如新德里，马尼拉会议，是无声的音乐！是没有音乐的舞会！无声无息，没有力、没有气。对美帝，对越南问题不敢讲；对中国问题，想讲，又不敢讲！
这三个会，中国都没有参加。他们也没请。请我们也不去。实际上我们伟大的新中国的威望对会议起了影响，逼他们不得不讨论，也逼他们不敢表态。这就表现了帝、修、反力量的衰弱，我们力量的强大。
罗马尼亚对中国是友好的，它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只有依靠中国的支持，它们才能顶住苏联的攻势，摆脱苏联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它是一致的。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变修了，对马列主义只能停留在概念上，不能接受活生生的马列主义。但对这些国家仍然有工作可以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做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因为他们讲了些怪话，对我们不满，就放弃我们的争取工作。世界革命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第四个会议，是非洲三十多个国家每年一次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本来是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新兴力量，建设新非洲的。这次实际上被美国操纵了。参加会议的国家有左、中、右，右派国家形式上独立，实际上受帝国主义支配；中间派在摇摇摆摆；还有些国家反帝，站在民族独立的立场与中国友好。三派搞一个会议，自然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样，反帝、反殖就不能成为非洲的共同语言。他们这个会，如果支持安哥拉、几内亚、刚果（利）、莫山比克的话，就要得罪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漏记）。这个会议，一年开一次，人到得很齐，表面上敷衍一下。总统们，国王们在一起，还要开开宴会，发表发表公报等等，这次就没有这种形式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有这个会议，认为有这个会议对他们不利。今年由美国出面搞了一个国际绑架事件，使这个会终止。几内亚外长和代表团先乘泛美航空公司去，塞古·杜尔总统准备晚一点去，从几内亚飞到埃塞俄比亚，不需要在加纳降落。但飞机起飞后通知几内亚外长要在加纳首都降落。几内亚外长提抗议，问为什么改变航线？回答是飞机需要在那里加油和修理。几内亚外长说我们几内亚与加纳断绝了外交关系，在那里降落，我们安全没有保障。他们不说话了。飞机到加纳首都降落后，外长就不下飞机，结果加纳宪兵就上飞机来抓，拳打脚踢地拉下来，不是文斗，搞开了武斗，搞开了审讯。美国搞的这个国际绑架案件，是对国际公法的破坏，也使非洲统一组织遭到了破坏。几内亚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把美国在几内亚的大使馆包围，把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软禁起来。你搞绑架，我也来个反绑架！纳塞尔出面调停，也施加了一些压力。杜尔总统把一万多民兵动员起来包围了美国大使馆。结果美国承认失败把外长放了回去。但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还叫塞古·杜尔去参加会议，杜尔总统不去。这个会议就这样被冲散了！
几内亚外长十号回去后，就找我们几内亚的大使，他说在我们被绑架受审讯时我们只听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我们的声音，患难之中见朋友。其它大国都不吭声。对你们表示感谢，我们要友好下去。塞古·杜尔总统还宣布赶走美国和平队，不接受美援，并派代表团来中国研究签订经济合作协定。
几内亚外长的被绑架，塞古·杜尔左倾，进一步与中国友好。苏联在重大问题上不敢吭声，中国的敢于主持正义，对非洲国家是最好的政治教育。
一九六四年，我和总理一起去非洲访问。我们讲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可它们总讲不要责怪美国，也不要责怪越南。它们搞调和，对修正主义苏联装聋作哑，避开不谈。这是当时非洲对美苏两个原子大国的普通态度。
一九六五年，我受毛主席委托去非洲访问六个国家。它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承认美国侵略越南不对，应该支持越南。也开始讲苏修不对，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自私自利是错误的。但它们还是说越南应当和谈，打下去，吃不消，对越南不利。还认为苏修还是能够反帝的，说你们把它列入不反帝，是因为你们两大国有成见。我与塞古·杜尔总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他争了两次，第一次六个钟头，第二次九个钟头。我们说反帝就要反修，苏联不反帝，出卖越南。塞古·杜尔根本不同意。我们俩争吵起来，闹得很厉害。我说：“今天你也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十二点钟我还要上飞机呢，今天不谈了，以后让事实说话。如果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就向你承认错误，如果你错了呢？”他说：“我错了，我就承认。”这个总统很可爱，可以和他争论，谈起话来不觉得寂寞，也没有总统架子，争完了，他还自己开汽车送我，把我送到宾馆，他还说越南应该和谈。他一直送我到飞机场，说无论如何我们两国要友好下去，有争论，也许是我不对，不要生气，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是完全同意的。
这次，完全不同了。他说美国和苏联的援助是毒药，是鸦片。中国的援助才是无私的。只有走中国援助的道路才可靠。
还有，保加利亚党代会闭幕了，苏联在会上策动联合反华，想召开国际共运会议，照样没有成功。造谣，也没成功。联合国大会每开一次，从九月一日到十二月，浪费很多纸，浪费很多粮食，美国操纵，苏修喜欢。
现在，每次会议都要遇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越南问题，逼着很多人表态，又不敢表态。中国的强大，中国的建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每次会议都有影响。每次会议，都要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中国的做法来个比较，证明了越南问题只有打才能解决，美国是顽固的侵略者，只有打才能垮台；也证明了苏修一天一天与美国合穿一条裤子，突出了中国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在日益取得人心。（热烈鼓掌）
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大会也说明了这点，有三十二个兄弟党参加了。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时，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六年之后，有三十二个国家反对苏修。虽然这其中也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形势发展很快，证明了马列主义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
从国际形势的分析，从这些具体的事实，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整个国际形势如何，固然要看美国和苏修怎么办，它们玩什么鬼把戏；但更重要的是要看伟大的毛主席怎样决定政策，怎样组织力量。这是决定国际形势进程的最主要的方面。这是我们的结论。光看美国和苏联，不看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机会主义，主要地看我们中国。我的话是四川话，有些同志不一定能听懂。
二十二年前，就是一九四四年，毛主席说看国际形势要看两只手，敌人一只手，我们一只手，掰开手劲，看哪个压倒哪个。那个时候，我们解放区的力量，军队只有一百多万，不到一亿人口。有的同志看国际形势只看敌人一方，不看自己一方。现在我们这只手的力量十倍、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力量，表现在政治上拿得出东西，拿得出毛泽东思想，能提供各种革命斗争的经验、革命斗争的学说。我们的工农业生产有力量，三十八个国家得到我们的援助，援外专家有四万人次，和当地的工农群众一起搞经济建设，把现代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人家。这使西非、东非、北非的反华国家也不能不讲好。我们帮助几内亚建了一个电站，美国人去看，对杜尔总统说，我们是反对中国的，但看到中国能建设这样的电站，我们也不得不佩服。
总之，国际形势，一切尽其在我。我们有力量，才有说话的权利，让国际形势跟着我们走。我们自己不努力，拿不出力量，我们就只能被动。
在座的工人同志，要懂得从我们的祖辈到我们这代，争得这样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过去我们处在被奴役、被支配的地位，今天我们反过来，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国际形势了！（此时会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心向着新中国，向着我们的党，向着毛主席。在我们祖辈那一代这是不能设想的；在我们上一代孙中山先生也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这一代，能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这样的地位，这是我们的幸运！（会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所以，分析国际形势，要分析敌人，也要分析朋友。朋友有真朋友，假朋友，还有动摇的朋友。我们的革命一定能够取得全世界的胜利！（鼓掌）我们是七亿人口的国家，搞不好，一切都无从说起。象苏联那样的大国，搞得一团糟，现在它们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它自己也不敢讲话。
国际形势大好，国际形势影响国内形势，国内形势也可以影响国际形势。今天国内的形势好，可以影响国际多一些。今天我们敢这样讲，解放初期我们就不敢这样讲。现在特别强调“尽其在我”。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伟大的军队，在这方面要多考虑。
现在坦桑尼亚也要组织红卫兵。有的写信给中国红卫兵，希望发出成立国际红卫兵总部的号召。这是很好的。但是，条件是不是成熟了呢？北京有几个红卫兵司令部说外交部保守，说现在就应在北京成立红卫兵国际总部。（全场鼓掌）你们鼓掌我不赞成。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得罪人的。有些国家组织红卫兵没有条件。墨西哥成立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第二天就被捉去坐班房了。这是害人的。我们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毛主席的领导，是可以的。有的见到尼泊尔、巴基斯坦的专家，见人就给语录，给别毛主席纪念章。这个行动不是很有效的。因为这种做法在我们国家是合法的、是有利的，用红卫兵的话来说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但是有些国家，你有毛主席著作，戴毛主席纪念章，就要坐班房，就要杀头。我们真正的革命者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一点呢？我们有些自称为“世界革命家”的人，口号喊得很响亮，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有三十九个法国青年见到我就说回国后也搞红卫兵，说到中国见到红卫兵很高兴，要买几套锣鼓，回去敲锣打鼓，戴上红袖章。我说，我反对这个做法。这样做对你们不好，你们会被捉去坐班房的。我说你们真正要搞革命，要学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湖南、上海等地的工厂、农村中做工，做群众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脱去长衫，到井岗山打游击。如果那个时候毛主席也戴红袖章，那就被捉起来了，就没有毛主席了。我把他们说通了。在国际上有很多困难，在国内也不是没有困难。我们在胜利的时候要想到困难，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这是很好的辩证法。国际红卫兵总部不能成立，成立了对世界革命没有好处。真正搞革命的，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回去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而不是吵吵嚷嚷，喊口号。如果戴红袖章，那就告诉特务了，就被捉起来了。
有些上海、南京的同学，到处去造反，造留学生条例的反，说这个条例没有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修正主义的，对世界革命造成多大损失！还要查根子，把写条例的人揪出来。他们坐在那里象罗汉一样，要审判，厉害得很罗！他们要反对外办的修正主义，集中力量打个歼灭战。我说你们不要这么大的气嘛，有话坐下来讲嘛！留学生条例是有关国家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我们要保证不在外国留学生中间做工作，搞颠覆，要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外国留学生在中国也不能搞颠覆活动，要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这个条例是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你们反对，说明你们的思想有问题。按你们的做法，那谁也不派人来了。如果这样做，那人家一回上当，二回乖了，三回就不来。要对他们下下毛毛雨，潜移默化，自觉自愿地学一些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和中国友好的人，才能对世界革命做一些踏实的工作。有些人表面上讲了很多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说同学们绝大多数是好的。我讲了他们也说我讲的有道理。我对他们说：我们也训练了一批搞游击战争的是外国地下党、革命党派来的，是秘密的，不能逛王府井，也不能逛颐和园，两三个月就回去。他们说：啊，还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不知道？我说：对不起，今天泄点密，你们可不要贴大字报。你们也不搞点调查研究，一说就打歼灭战，造你们的反。当然我们也是有缺点的，感谢同学们提问题。因为留学生条例也不能说没有缺点。例如假期留学生就无人管呀，使他们感到在中国有点寂寞啊！我们的司局长、校长、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管管这些学生啊？在假期可以给他们讲讲故事，灌输一点毛泽东思想。这一方面，你们提得对，我们要感谢你们。同学们要“歼灭”我们，我们接受你们的“歼灭战”。这对我们是有很大好处的。这是问题的主流。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公平的。
今天有一万多工人代表。你们工厂的工作搞得很好，你们的产品遍及亚非拉，到亚非国家都能看到中国的产品，中国的毯子、毛巾、手表、钢笔、机器等等。有一次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总统请我吃饭，吃的米饭。我说：你们的米不错呀！他说：什么不错，这还不是你们中国的吗？中国的外交工作靠你们来支持，中国的工人、农民拿出东西来了，我首先要感谢你们！有些外交家是空头外交家，只有精神，没有物质。而我们既有精神，也有物质。
千言万语说不尽，一句话就是一方面要抓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不要妨碍生产。中国的伟大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象学校一样，不能停止生产闹革命。要抓紧生产，搞文化革命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你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了压抑、打击，为此来北京申诉、告状，来造反。这有道理，应该。但有一条，要不妨碍生产。生产是大道理，对大道理有了妨碍，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锡兰一个部长请我吃饭，我说全身从里到外都是中国造的，象衬衫、手表等等。他很注意地看我。他说他们就不行，连大米都是中国的。一个国家兴旺，要看经济基础如何。你们是掌握经济基础的。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话。你们的问题不是一天能解决的，留下几个代表，大多数人可以回去领导生产、进行生产。学生放假搞革命，对七亿人口来说，他们是少数。工人农民是大多数，工人有两三千万，农民五亿，生产能停下来？停下来不得了。工农兵是当家人，学生是我们的子弟，是我们的第二代，他们可以学习、休息，当家人不打算盘不行，要算帐，好多油，好多盐，好多米呀！希望同志们回去讨论一下，留下一些代表，绝大多数应该回去。每个单位的革命要每个单位的群众自己来解决。你们要把总理讲话的精神传达到每个单位。有人可能会说，“陈老总这些话是不是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我也经常讲错话，你们可以一斗、二批、三改嘛！希望同志们回去狠狠地抓生产，狠狠地抓革命！
对不起，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啦！祝同志们健康！
刘宁一：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跟同志们见面，我们表示感谢！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讲话，希望大家认真讨论。我相信同志们会认真执行的。同志们递条子提出来的问题，我们转给有关方面认真处理。
来源：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教育部八•一八红卫兵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讲话（选编 ）》（第四集）；《大字报选 第二集》（北京：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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