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0-10 作者：[待确定]
本来，十一中全会收尾时，华东局的同志研究布置，炮打司令部，总是先对我们这些领导，先引火烧身，不要先搞下面，我们回去是准备这样做的，先集中力量对军区党委常委，以后接到军委指示，军队运动暂缓一步，才推迟下来。福建省里有的做法，也是号召炮打司令部，打省委，但实际上是先打“分司令部”，先打厅局，有的向下打到基层，开头这一步就有问题。
做法是根据形势的看法来的。原来的情况，在主席、中央号召之下，十六条和全会公报一发表，运动推向了新高潮，形势很好，只要我们切实按主席、中央的指示，按十六条办事，形势就会更好。但是，叶飞对形势看得很严重，把一部分群众看得很坏。……由于和学生弄成对立情绪，害怕学生闹事，抓辫子，就东躲西藏。要搬到军区后勤招待所办公，我们只好劝阻，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更被动，而且也违背中央指示军队不干预的精神。以后还躲到公安厅。
光躲也确实不是办法，用什么办法对付呢？从运动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个大概。
王于耕问题，我们劝过叶飞，你爱人的问题交给省委，你不要管，叶也答应这样办。但是实际上自己讲话定调子，说是二类、三类。厦门八中要王去，害怕，不敢去；八中学生要来，又怕，想不让来。王于耕来找我，要我出面讲话，我怎么讲呢？只好说，这个话我不能讲。八中学生来福州，省、市委有的领导同志，口头上欢迎，说是革命行动，实际上是这样的吗？这种情况下，省里决定召开宣传教育界万人揭发批判大会，各地仓促组织代表团来福州，看起来好象是按十六条办事，实际上是以万人大会对付厦八中。教育厅为了对付厦门八中学生来福州，一面成立文革筹备委会准备出面应付，一面火速派人到上海，准备省里如果保不住王于耕就向华东局和中央告急，真是惊慌得很啊！
8月29日厦八中学生到省委请愿，说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是阴谋，要求带走王于耕。“八·二九”事件后，接着就出现了工人赤卫队上街，书记队长带头，不准叫职务。你500人，我1000人，你1000人，我2000人，你走街这边我走街那边，你宣传我也宣传，你贴大字报我也贴大字报。这一阵子很有点声势，可是，福建日报，林学院大字报一贴，说是有组织的，上面布置的，不是自发的。这一下紧张了，市委连忙开会，“要大动员，大组织，各个击破，不留痕迹。”
从以上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一点线索。
福建的问题，应该从检查对待十一中全会的精神，对主席、林付主席指示的态度，去好好想一想。省委内部，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是存在分歧和斗争的。在中央面前，要说内心话，说老实话。
为了进一步弄清福建省委特别是叶飞，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究竟犯了些什么错误，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我再反映一下福建省教育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个问题，我接到两方面的材料。反映的人都是教育厅的，但观点是相反的。
一个方面材料是以该厅高教局付科长马×如、中教处杨炳明为首的几个人写的。一共有3次信，其中一次是写给省常委诸同志的；二次是写给省常委并华东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这3封信，支持王于耕。
另一方面的材料是教育厅有一个干部先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特别是8月26日炮轰教育厅以来，我厅运动走向更不正常的状态，阶级斗争的盖子根本没有揭开。”信上提出要向我反映问题，要我“转告党中央”。并且声明“因为我厅厅长王于耕是叶飞的爱人，故不能向省委谈，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又怕寄不到。”
我接到这封信以后，通知了来信人，和军区文革小组付组长佘积德同志（军区政治部付主任）以及解放军报记者组的同志，一起听取了反映。事后，他们又把反映的问题写了书面材料，这个材料比较长，我先把内容要点概要讲一讲：（“”的都是材料里的原话——编者）
（一）揭发福建高考红旗的秘密。1957年前，福建“高考分数在华东都是倒数第一、第二”，“1957年突然每个考生平均分数提高20分，跃居全国第一”。是因为……。
（二）揭发王于耕“自1959年以后，在确保全国高考红旗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分数挂帅的措施，为了追求升学率，甚至变相泄露高考题目，普遍提高评卷分数，弄虚作假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反映的人列举了若干事实。这里只举几个属于方针政策性问题的例子：王于耕为“确保高考红旗”，甚至提出“头可断，血可流，高考红旗不可丢”的口号，“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集中到中等教育上，特别保证办好城市、沿海和重点中学”，“长期以来对工农教育、初等教育，特别山区教育很少过问”，在全省教育“基建费用高达3000万元”的年度，削弱以致“全部砍掉”民办小学补助费。“使大量民办小学垮台，流生达13万人。”王于耕“对军招多方刁难”，要“招生委员会把真正好的学生的档案藏起来。给军事院校的学生档案全都是分数高而政治、身体较差的，使军事院校无法录取。”好的学生要留给“清华、交通二大学”“王把她的女儿送到清华，成绩比其他学生低10分，清华录取后，王在1962年通过梁灵光于国家计划外，调拨300立方米木材给清华，据说是偷运出去的。”有一年“许多农村中学生考的比较好”，王于耕“借口贯彻精简城市人口的政策”，“勒令”厦大和福州各大学“退出部分农村学生，换上福州、厦门的学生。”
（三）揭发王于耕在使用干部问题上，“不问政治，不问家庭及本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只问对她是否忠诚，加以包庇重用，抓住这些干部的小辫子为她服务。”材料中例举了该厅政治问题或品质问题较严重的干部十多个。这些人是王平时重用和赏识的，勾得很紧，掌握了××室、××局、××处等单位的实权，现在“厅本部仍依靠这些人搞文化大革命”据说王于耕在这次运动中，对她的亲信之一的厅办公室付主任王昕讲过：“我准备开除党籍，你们要准备开除党籍。”
（四）揭发王于耕在领导教育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一系列不正当的手段，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蒙骗上级，极力混淆是非界线，甚至打击一部分革命同志，把运动引向邪路。
王于耕曾经布置下面专门去了解华东调查组和省委调查组负责同志的为人和他们原来在在部队的职务。
王于耕曾经逐个分析各局、处长对她忠诚不忠诚的情况和社会关系。对她认为难于控制的“危险”人物，采取了盯梢、监视、打击的做法。并且“利用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贴大字报”，“封锁上级消息”。
厦八中学生来福州，进行了抵制……
教育厅文革筹委会的产生，是“王于耕精心挑选的”，有3个处就没有酝酿。筹委会9个人有7个是十分忠实于王的。“这个筹委会，目前正在准备材料迎接调查团，以说明王于耕没有问题。”“王于耕的许多错误就是通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干的，材料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不仅没有主动揭发、交待问题，反而掌握了领导权”。王于耕被“宣布停职后”，“她仍在幕后通过筹委会领导厅里的运动”。
（五）认为省委召开的宣传教育界揭发批判大会等一系列的安排，完全是包庇王于耕的。
（六）认为“八·二九”以来福州市发生了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学生围攻学生，工人、贫下中农围攻学生，揭老底……，围攻福建日报社等等，举出了他们看到的、以街头辩论为名，围攻学生的事实，并指出教育厅问题上要警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他们还申明，省委调查组和华东调查组来时，问到厅里运动的一些情况，他们“怕追查”，没有表示自己的观点。他们说“这种情况下，调查组怎么能了解我厅的真实情况呢？”
对教育厅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王于耕的为人，省委的同志知道，群众中议论也不少。这个材料虽然是少数人提供的，但是很值得重视，教育厅的盖子是不容易揭开的。有一个干部私下对反映情况的同志表示：“王于耕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但是不敢站出来斗争，主要的思想是认为王于耕倒不了，因为有叶飞。最近在教育厅、福一中流传：叶飞当了中央正式委员，可能到华东局当第一书记等，群众听了顾虑更大。
……许（许彧青）有许的问题，但王的问题与许的关系不大。据说，许开始和王于耕在高考问题上是一致的，以后许发现了问题，是不同意王于耕的，是反对的，王于耕公开对下面讲：“传达我的，不要传达许彧青的”。王于耕所以敢这样做，群众对教育厅的问题所以不敢揭，与叶飞是紧密联系的，叶飞这次对王是保的，而且是用了心机的。许彧青的问题，好几个常委有不同意见，叶飞为什么那样坚决，先点许彧青的名，是不是用许代替王担当错误？在王的问题还没有充分揭发之前，叶飞就先定调子，说是二类、三类；匆匆忙忙地召开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明显地为了对付厦八中要揪回王于耕的！点许的名之后，已经派了刘健夫代理许的工作了，许已经在反省检查了，万人大会上又把许拉在一边，其用意也是想把教育厅的问题推到许的头上，并且分散火力，冲淡王的问题。组织调查团，既是为了下台，也是缓兵之计。不走彻底发动群众的道路，而用调查团来对付，这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吗？叶飞已经对几个停职反省的问题先点了头，轮到研究王于耕的停职，又说开了口以后不好办，这个道理怎么说得通呢？叶飞把党的政策、党的原则放到那里去了呢？
教育厅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是福建文化大革命运动所表现的一个侧面，福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包括教育厅的问题在内，必须先在省委常委内部揭开，在中央面前，各人的心里话要从各人自己的嘴里讲出来，应该按主席所教导：襟怀坦白。叶飞不仅在王于耕的问题上有私心，在干部问题和其他问题上也有严重私心的。叶“在我字上是狠下功夫的”。应当指出，叶飞对主席去年冬天在杭州对他的批评，是很不严肃、很不认真的。十一中全会上，叶的检讨信里说，下面的同志对他的自我检查如何如何满意。这实际上还是想给自己脸上抹粉，究竟是不是真满意，为什么不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主席对叶那封信的批语，叶只是在传达的时候，几句话轻轻带过，叶飞应当好好想一下，十一中全会之后，你回去搞的文化大革命，有多少是按主席教导和中央指示办事的？你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你对主席给你的按语，是怎样看的？你曾经在检讨中说过，要挖自己思想上最肮脏的东西，但是几次的检查，总是大帽子说得多，具体的东西少，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应当把自己思想深处最肮脏的东西拿出来。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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