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4-0 作者：[待确定]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六月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九六二年六月曾两次指示说：“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一九六四年六月又进一步指示说：“民兵工作首先搞组织落实，要把民兵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一九六五年四月更进一步明确指示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是组织落实，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民兵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
罗瑞卿对毛主席的指示却公开唱反调。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一九六四年十月在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思想落实，组织和军事才能落实”。“如果政治上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被坏人夺去了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就越会干坏事。所以，还是政治第一，要把关系搞清楚”。
罗瑞卿这些讲法，不仅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而且是公开地“教训”起毛主席来了，指责毛主席把三落实的关系没有搞清楚。这是何等狂妄！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毛主席这个指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恢复我军传统体制，即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体制的大问题，是贯彻人民战争的大问题，也是使主力军能更好机动的大问题。罗瑞卿对这一指示，既不传达，也不布置执行，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总参有关副总长和业务部门谁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两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并且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拨出××个师，给沿海各省，同时对罗进行严厉批评之后，罗瑞卿才被迫布置。但他是怎么布置执行的呢？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他一方面推卸责任说：“主席在几年前就讲过了，就是没有落实，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当然，我们也考虑过，就是优柔寡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另一方面他又告诉大家，毛主席的指示还可以打折扣。他说：“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武装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罗瑞卿的这种做法，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对毛主席的指示，可以拒不执行，可以马马虎虎，仅从军事纪律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
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一九六零年二月广州军委扩大会议，和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时，林彪同志代表军委曾经多次明确提出，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的原则，宣布了军委常委各同志的分工，并说：“党的军委会组织了常委，重大问题集体讨论。”但是罗瑞卿不仅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领导，还经常借题发挥，讽刺挖苦。
（一）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如一九××年拟制的××协同作战计划，和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均未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罗瑞卿极力辩解说，军委常委的同志，外出的外出，开不成会。但这种辩解是无用的。处理这几件事时，恰好军委常委的多数同志都在北京。退一步说，即使军委常委同志不在北京，也应该在电话上或者派人或者亲自去请示报告。用这些话作为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许罗瑞卿还会狡辩说，这些事都报告中央了，军委常委可以不必开会研究，同时当时忙得很，来不及向军委常委同志请示报告。但这种辩解也是无用的。那时罗瑞卿既然有时间去跳舞、钓鱼、看戏、看电影。接见文工团等等，难道军委常委同志报告一声就没有时间？都没有可能？都没有必要？退后一步说，即使事前来不及请示报告，事后也应该报告嘛！可是有些事，事后也没有报告。
（二）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但一不合罗瑞卿的意，他就发脾气，顶回去。例如××年×月，军委常委开了会，讨论了中印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请他考虑决定。罗瑞卿听了以后就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显然这是公开地对抗军委常委。
（三）罗瑞卿对军委常委各同志是很不尊重的，经常借题发挥，讽刺挖苦。当然，他对军委常委各同志不尊重的程度和表现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但不尊重是共同的。例如：
××年×月×日，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说：“军代表制度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聂荣臻同志知道这件事后，曾于七月七日当面告诉他，“一个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七月、八月林彪同志也曾两次指示，他完全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军代表制度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然而××年×月×日，罗瑞卿在全国科技交流与保密工作会议筹备会上，却气势汹汹地说：“有人说取消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年×月，军委××会议结束后，作战部起草以军委的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的综合报告稿中，曾提到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精神，在会议期间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对大家正确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启发很大，教育很深。这个报告草稿送罗瑞卿审查时，他要秘书邓汀同志告诉作战部说：“是军委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写这么多林副主席，不好。你们再考虑考虑。”作战部接到这个电话后，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应该写上。并认为，林彪同志再次强调突出政治和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有大预备队思想，这两个问题必须具体写上。作战部写好后又送罗瑞卿审阅，他却又把“林彪同志”改为“我们”。稿退回后，作战部认为，“我们”两字太不确切，因为一定要突出政治和一定要有大预备队思想，这些观点本来就是林彪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的，而且有鲜明的针对性，为什么不能写呢？
××年×月，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攻击国防科委说：“我对国防科学技术工作想起了一副对联，‘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横额是‘一事无成’”。并且说，这横额是他儿子替他想的。实际上这也是对聂荣臻同志的恶毒攻击。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讨论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的工作，主席不大满意，当然，有些也是满意的”。“刘伯承是老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徐向前办过一件好事，即在草地时反对过张国焘要红军打红军的主张。”言外之意是徐向前同志除了这件事以外，再没有办过好事了。
第六、封锁 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林彪同志由于罗瑞卿长期进行封锁，从一九六一年起，曾对他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通气，希望他改正错误，但他仍然不改。许多重大问题，自己不报告不请示，也害怕和不准别人去报告，去请示。例如：
（一）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对干部工作作了明确指示，说今后军队×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向罗瑞卿和军委办公会议以及总参、总政作了传达。但罗瑞卿对林彪同志的指示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罗瑞卿未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中央书记处，等到中央书记处批了以后，才送给林彪同志传阅。事后，罗瑞卿还说，干部定级的报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是政治性问题，不是原则问题，用不着一个一个请示。罗瑞卿的这种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1）毛主席早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2）这些干部都是军队的高级负责干部，须要慎重考虑。（3）林彪同志刚刚打了招呼，罗瑞卿这样做是明知故犯的。（4）罗瑞卿事后说的这些话，也是违反组织纪律的
（二）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谈到通气问题时，罗竟然向林彪同志说：“问题是在于做的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这是何等狂妄的态度，是他坚持封锁，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的自供。
（三）罗瑞卿经常以照顾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若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打击。例如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同志由××去××之前在北京住了三天，罗瑞卿主动向×××同志打招呼说：“林总今天已到北京，身体不好，叶群同志在电话上和我说，林总什么人也不见。”并说：“我不去看林总了，你们也不要去。”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半夜，即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前夜，杨成武同志看到最后决定原子弹爆炸时间的文件之后，将这份文件亲手签封，交作战部的参谋送到罗瑞卿的宿舍。罗瑞卿看过后，很不高兴地对作战部的参谋说：“不是讲过了吗？军委传阅文件我负责，总参范围传阅的文件由他（指杨成武同志）负责。他管总参内部文件就行了，又搞无效劳动。”足见罗瑞卿垄断和封锁到了何等程度！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罗瑞卿在原子弹爆炸的问题上捞了不少资本，但实际上他对原子弹爆炸的事是很不负责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在济南看大比武。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等领导同志昼夜值班，他却照样睡他的大觉。
（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去林彪同志处，总理托他向林彪同志转达几个重要问题，他根本没有转达。林彪同志问他现在毛主席在什么地方？罗瑞卿说：“我不知道，只知道主席坐火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实际上他是刚刚在××送毛主席到××去的。
（六）罗瑞卿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向来没有正式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过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大家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个人的东西。
第七、撤谎、造谣、挑拨、抵赖 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撤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例如：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修改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主席讲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我们长时间对这种说法迷惑不解，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所说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是就政治思想工作来说的，根本不涉及人的阶级关系问题。而且据我们所知，毛主席对林彪同志四个第一的提法，是评价很高的。例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写给林彪、聂荣臻、萧华诸同志的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了，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又明确地指示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这是个发现”。但我们过去却没有想到罗瑞卿竟敢假借毛主席的名义，也不便去查对。最近查对了一下，证明罗瑞卿说的这些话完全是假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汪东兴同志也从未向他传过这些话。可见罗瑞卿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来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彪同志，并妄图以此来挑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阴谋。
（二）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时，有一次对罗荣桓同志说：“主席横渡长江，我组织人做保卫工作，主席大发脾气，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再也不愿见到你罗瑞卿。”罗说时还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显然，这是在罗荣桓同志面前，造毛主席的谣，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
（三）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到林彪同志处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因横渡长江和派警卫车等问题，毛主席批评了他。因此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林彪同志当即严厉批评了他。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未要他陪同，到××开会毛主席未让他一道坐飞机去，罗瑞卿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可见他对毛主席的怀疑不满是由来已久的。他和林彪同志谈这些事，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据说他对罗荣桓等同志也说过这些事。
（四）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谈到《解放军报》办得不错时，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不喜欢看《人民日报》，蒋介石也从来不看《中央日报》！显然，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的恶毒诽谤。
（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党中央曾规定：罗瑞卿、萧华、杨成武三同志不能同时外出，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北京。但是一九六五年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都病了，在外地休养，只有罗瑞卿一个人在北京，而且在中印边境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罗瑞卿却跑了出去，先到广东，以后又到广西、云南，按照他的原定计划，还要在昆明住一个月，以后再到四川去。他对周总理和林彪同志却只说到广东，如有可能再到广西去一下，根本没有提过到云南和四川去的事。这不仅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规定，也欺骗了周总理和林彪同志。
（六）罗瑞卿曾多次造谣、污蔑林彪同志，挑拨林彪同志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例如他先后向杨成武等同志说，罗荣桓同志病危的时候，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和挑拨。
（七）一九六五年五月，邱创成、方强等同志调到工业部工作时，罗瑞卿一方面告诉总政干部部门研究他们的转业问题，一方面又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二百五十次会议讨论总政根据他的指示所写的报告时说：“这些人的转业问题，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愿转的就转，不愿转的可以不转。”实际上林彪同志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第八、伸手 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自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全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广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五）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
一九六五年五月××下午，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会议的全体同志。在接见之前，罗瑞卿曾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在接见中，罗瑞卿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这些问题，事前罗瑞卿并未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其他同志，完全是“突然袭击”。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本来，罗瑞卿所提出的合并军区、把兵种领导机关变成总参谋部业务部门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意见，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一情况罗瑞卿非常清楚，但他不仅不坚决贯彻执行，向各军区强加军委××会议的同志作解释说服，反而有计划地，别有用心地向中央常委和林彪同志出难题。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这是一个阴谋。也许罗瑞卿会辩解说，我是利用中央常委接见的机会向党中央请示嘛！但这是无用的。（1）你既然知道主席和林彪同志不同意这些意见，为什么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去提？（2）你即使要提，为什么不先向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请示，得到同意以后再提？（3）你即使请示中央常委，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是活着的马克思、列宁，他不仅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新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要兴旺，要靠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要胜利，也要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公认的真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革命或反革命，是真革命或假革命，是真共产党员或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的首要标志。我们对国际革命运动，最重要最有效的援助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武器、弹药、物资和金钱。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对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都应该热爱她，坚信她，依靠她，学习她，宣传她，实现她，保卫她。但是罗瑞卿却相反，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
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国影响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法，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以上事实，分析说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是由来已久的。这些事都是有人证物证的。
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极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是他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他企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我们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以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军队。
二、为什么说罗瑞卿推行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呢？这不仅从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中可以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其它许多方面看出来。为了明显起见，我们不妨比较一下。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 三、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中各项工作必须突出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军事要服从政治。罗瑞卿却反对突出政治，削弱政治工作，搞什么单纯军事技术的大比武，说什么反对“空头政治家”，说什么军事政治并重，或者宣扬什么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等等。实际上是要政治服从军事。
四、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只能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罗瑞卿却妄图把军队和党对立起来，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他可以不执行，唱反调。或者阳奉阴违。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个人独断。显然，他是向党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在他看来，军队乃是他向党伸手的工具。
五、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实行群众路线，实行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罗瑞卿则处处搞个人独断。对上不尊重，对下无民主，对人对事不讲原则，常常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一言堂，训斥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完全破坏了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
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人民军队的体制应该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军队的体制应该服从人民战争的要求。罗瑞卿则只看到主力军，而对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极不关心。
七、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军三大纪律的第一条。罗瑞卿则破坏纪律，不听指挥。
八、在作战问题上：（略）
九、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人民军队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一切军事行动，首先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考虑，要服从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政治统帅军事。罗瑞卿则是单纯地从军事上、从战术技术上考虑问题，他对东南沿海作战的错误指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十、从上述两条路线的比较中，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按照罗瑞卿这样的军事路线去办，我们的军队，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会变质。就会变成一支愚昧无知的，只懂得单纯军事技术的，只懂得盲目服从官长命令的资产阶级职业军队。就会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革命的军队就会变成反动的军队。这是何等危险的大事呵！当然，我们的军队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培育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有坚强政治工作传统的革命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伟大军队，罗瑞卿要想实现他的篡军反党阴谋，是绝对办不到的。
十一、罗瑞卿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很多问题上，他不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而是投机，看风使舵。凡是对他有利可图，有名可占，有权可夺的事，他就抢着干。什么接见呀！照相呀！登报呀！抢版面呀！写文章呀！发表演说呀！大比武呀！“工作归口”呀！等等，他特别积极，特别感兴趣。但当某件事对他不利，或者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别人只能受他驱使，为他抬轿子，决不能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唯我论者。
十二、罗瑞卿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视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因为林彪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在军内、党内有高度威望的领导者，又是罗瑞卿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行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罗瑞卿要搞野心，就非攻击林彪同志不可，他妄想把林彪同志攻倒。如果能够把林彪同志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以落入他手，而且为他进一步篡党篡国做好了准备。因此，他反对林彪同志就是篡军，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他不仅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还直接反对毛主席。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对毛主席的怀疑不满，对毛主席指示的对抗，对毛主席的造谣污蔑，和对党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攻击，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党分子。毛主席反复地教导我们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要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煽动来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这是不许可的。无论那年，无论那个时候，都是不许可的，绝对不许可的。”
十三、罗瑞卿篡军反党活动的特点是打着红旗造反。他的主要理论是折中主义，也就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他的主要手法是阴谋权术。他反对突出政治的几篇讲话，是最典型的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观点，到处都是阴阳话，从形式上看是正面的，实际上是反面的；看起来好象是辩证法，实际上是诡辩论；猛然一听好象是全局观点，仔细一想都是折中主义。至于他的言行，那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罗瑞卿为什么要这样转弯抹角呢？这是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世界革命斗争空前高涨的时代，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时代，是人民的无产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的时代。毛主席、党中央和林彪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极高，罗瑞卿知道，在这个时代，要公开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林彪同志，马上就会身败名裂。因此，只好把自己装扮起来，打着红旗造反，或者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甚至是“跪着造反”。但也正因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它的欺骗性就更大，危害性也更大，因为“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所以，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十四、罗瑞卿犯错误是偶然的吗？不。他犯错误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十五、首先，罗瑞卿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资产阶级思想在他脑子里是很深的。为了个人得权得势，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
十六、其次，目前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进行大较量的时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进行拚命挣扎，正在拚命搞反华大合唱，把它们的战略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我国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这些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自然要反映到党内军内来。我们越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越是要突出政治，阶级敌人就越害怕，越感到没有藏身之地，就越要挣扎，越要反抗。罗瑞卿近几年来之所以拚命地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拚命地搞篡军反党活动，就是这个道理。
十七、再次，罗瑞卿很可能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近几年来，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对军队的无比关怀和大力支持，由于全军同志的共同努力，由于大学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等，军队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主席、党中央又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罗瑞卿就贪天之功为已功，把解放军工作成绩的功劳完全挂在他的账上。加上近几年来他的名望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集中，不仅军队归他管，国防工业归他管，而且很多地方工作，党的工作，他也乱加干涉。不仅国内的事他可以管，国际上的事他也很有说话和插手的机会。因此，他很可能自以为很高明，自以为了不得，自以为很有本钱，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党伸手，公然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了。真是利令智昏！其实，他完全打错了算盘。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谁敢搞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
十八、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我们和他的斗争，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斗争，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上的斗争，不是对某一个偶然犯错误者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革命利益，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颠覆反颠覆、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无情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与罗瑞卿进行斗争，彻底粉碎他的阴谋诡计，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维护党的利益而奋斗。我们党和军队，我们的革命事业，在粉碎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之后，一定会更加兴旺，飞跃前进。坏事必将变为好事。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又受到一次最深刻、最主动、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当一辈子老实人，当一辈子党的驯服工具，这是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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