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1-13 作者：张春桥
张春桥(编者按：十一月十三日下午1:00—4:30，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文化广场与上海“安亭事件”工人代表和北京、上海大专院校一些学生座谈。)
当工人代表谈要去北京时，张春桥同志说：“你们到北京去，去控告，是革命的。但这么多人，中央明确态度是不同意的，因为它影响生产。”
紧接着又有一位工人说：“你限制不了工人革命。”张讲：“我怎么去限制呢？你们认为发袖章合适，是可以的。这怎么能认为我是要解散你们的组织呢？”
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最后选择一个办法，中央正在开会，还没有定下来。
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是这样。十六条公布了，就想有人会执行，有人会拿十六条压制群众。
马上又有一位同学问起陈伯达同志这份电报。张讲：这完全是陈伯达同志亲自写的，现在原稿还在这里。
(接着张就把陈伯达同志的原稿从口袋里拿出来，我接过来，一字一字从头到尾看完，并且核对。伯达同志的电报是用铅笔写的，十六开纸，一共九页。——董长华注。)
接着工人同志谈了一阵，你一言我一语。后张讲：学生应该走向社会，应该到工厂、农村中去。不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没法搞彻底。现在不去还只是一个暂时规定。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有经验，世界也没有经验。学生会很快突破这个规定的。徒步串连最初是学生提出来的，大连……(张谈大连同学步行来京情况，略)这种行动才能和工农群结合，学校才能搞好斗批改，这个过程不会妨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会妨碍斗批改。学生不能到工厂去，农村去，看样子不行。现在去我们还没有经验。现在需要总结已有经验。
文化革命不只是学校的事情，需要解决整个上层建筑。工厂的上层建筑、规章制度、管理方法，虽然五八年有所突破，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工厂还有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个别工厂和单位还有封建主义的。这一切都需要彻底改。这主要靠工人，也要学生帮助。
这个文化大革命从六月一日算起，还不到半年，我们还需半年。我们要彻底搞，要很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工人起来究竟怎么搞？正在研究。靠群众起来，根据各个不同单位的情况来进行。工厂和农村不同，没有农闲，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搞乱了，曲折太多。曲折是有的，阶级斗争嘛！这会反复多次，革命力量起来，会压下去，又会起来，按毛主席的路线，文化革命一定能搞好。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苏联不就是这样嘛！生产大发展必须抓革命。人是最积极的因素，即使是最先进的生产也还要靠人。人是第一位的，不能说思想领先，生产就不重要了。抓革命促生产，这中间是不是会出现一时的混乱，肯定会有的。人的思想只能……(漏记)没有什么好办法。乱，倒是乱了谁，乱了资产阶级还是乱了无产阶级，只能乱了资产阶级。大惊小怪没有什么必要，包括打人。这样一个情况，支持革命，克服缺点。可以说，我来镇压你们的革命，我想都没有想。我想来解决这个问题，来研究一下工厂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法。
我到北京，你们问我和我爱人怎么样？我给我爱人一封信也没有写过。上海情况我们确实不了解。我在北京要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规定，那些表态，那些不表态。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应该走在前面，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到现在我也不改变我这个看法，也可能做到。
(开始座谈只有十来个人，后来人多了，由于屋子小，这时又换了一间房间。)
这个地方同学多了，待会需要，我跟大家去谈。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调查研究的。
刚才讲到这次来是仓促的。那天正在连夜准备主席接见。
昨天晚上，我跟陈伯达讲话，讲话可能说重了些。当时只接到铁道部电报。你们对电报有意见，完全可以提。陈伯达说：“可能有些话说重了。”杭州有一个厂全部停产，全部都是国外定货。我们知道上海有一些工厂因为原料缺乏，也影响了生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受人家攻击，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生产。攻陈伯达同志就有生产这一条。六月份下半月到七月份上半月，攻陈伯达同志主要一条就是生产。这一段生产确实有些下降，他们想以这一点整得你文化革命没法开展。八月份生产又有所下降，中央文革又遭到攻击。与其说我们关心生产，不如说我们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想起五八年，现在还是高兴的。六零年连续遭到自然灾害，加上苏修破坏，生产有所下降。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最主要地希望我们生产搞坏。我们不知道你们知道和懂得不，他们不敢攻主席，他们整陈伯达，正是为了整垮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同志正是为了这一点打了这封电报。我跟陈伯达同志工作这段时间，我感到他真是一个最热忱支持文化革命的一个同志，我们听到一些地方学生、工人遭到围攻、镇压，陈伯达同志难过得很。有些事情我们不好说，中央有个规定，有些地方不让我们说话，要考验他们。批评他们，帮了他的忙。平常我们不只是说一小撮吗？大量的还不能判断，有些聪明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就滑过去了。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讲话。中央文革相当于中央常委的秘书处。只对主席、林彪负责，只负责调查，只对中央常委提供意见，从来不发号施令。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
从昨天一天了解的情况，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文化大革命军队是另一种搞法。成立工人红色造反组织的只有两个地方，北京和上海。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经验。我到这儿来，希望同志们和我交换意见，我愿意和工人、农民谈，跟学生谈。现在我脑子还是空的。中央文革小组这项工作抓晚了。中央要我们提出建议的时候，我们拿不出完整的意见，但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方针是明确的，放手发动群众，学生能自己解放自己，工人为什么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呢！
工人同志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
(一工人同志问：工人起来了，怎么办？)张讲：应该支持。北京已经成立了。这样的形式好不好，我们不好说。困难在那里呢？中央正在研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也可以发图章。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是一个革命组织，我就不跟你们来谈话。
十一月九日的会你们要求组织召开，我支持你们革命的行动。工人要求组织起来，当然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至于什么样的形式，还在研究。
你们要到北京去控诉上海市委，这种行为当然是革命的，但是这么多人去北京值得研究，派代表去，以免影响生产。
你们不了解，我们天天是受压的，他们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在攻击主席，因为它是为主席服务的。
什么叫左派呢？就是因为有右派，才有左派。没有压迫就没有革命了。不要怕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跟北航红旗熟了，说话就直接了，有缺点就直接批评他们。是那一天他们去冲国防部了，我找韩爱晶来，我问他国防部长是谁呀？噢！那我赶紧撤。我说先撤后谈。扯得太远了，这个不谈了。
来源：周良霄、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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