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7 作者：阎长贵
阎长贵我也没准备，我今天是带着耳朵完全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文化大革命才使我有机会和同志们接触。来京十几年，今天第一次有机会来这里，没什么讲的。我也不会讲话，也没有准备。上次我讲了点，你们的记录我看了，基本精神是那样。（王树申插话：我们是根据录音复制的，你要收回去的那段话我们都删掉了。）“斗、批、改，红色造反军”复员转业军人给我递条子，“东风”战斗团又和我说了一下，要我和大家交换意见，我也愿意。今晚十二点确实要回去开会，这星期我有件事要做，下星期我愿意来向大家学习。同志们有信我可以代转，有什么事可以通过建委，建委是上级机关嘛，直接嘛！也可以去接待站。《红旗》杂志社的，我可以推荐一个人，吴维汉同志。
我第一次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不符合主席思想。宋仰初同志来这里几天了，这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一方面向同志们学习，也向宋仰初同志学习这种精神。宋仰初同志有个孩子叫宋信鲁，写过一封给南京同学的信，我读过了，信上谈的是高干子弟如何做好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我很感动。这孩子是造反派，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我没有见过他，是值得我学习的。所以，我是来学习的。开会前，我对开会的同志有个调查，这里有个名单，我走的时候把这个名单还给你们，我不带走。十二个代表填的成份中，贫下中农、工人、劳动人民出身的有九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他是职员，是自由职业者。如果不是高级职员，则是知识分子了，出身都很不错。作这个调查，我有个想法，我们的命运是和毛主席的命运、和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出身于贫农、工人的，过去受压迫，可能逃过荒，要过饭，对旧社会是有感受的。我们的命运和党和毛主席是连在一起的，国家是这样，个人也是这样。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解放已经十七年了，也是喝党的乳汁长大的。别的不清楚，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我们的精力、生活和我们的今天都是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的。懂得这一点就有了很好的基础，但不见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成长得更快。知道这一点，问题就好商量，就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化大革命是国家大事，是保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问题在革命时期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建设时期也是根本的问题。老一辈出生入死就是为了政权问题，没有政权便没有一切。国家的最大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关心国家政权这个大事。这不但是法院、军队的事，每个同志都应该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关心政权将来掉了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最大的问题。林副主席早就讲过，政权问题是我们国家的最大问题，如果从这点考虑，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江青同志在讲话中讲到彭、陆、罗、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政变集团。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要使我国改变颜色，这些人不揪出来的话就要发生政变的。去年以来，毛主席一直在写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双方都很紧张，敌人在活动，我们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领导全国人民，把他们揪出来。所以，我们保卫政权，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是一句空话。敌人在拿出全部力量，我们也必须拿出全部力量。每个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想一想，在这场大的斗争中究竟做得怎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否拿出全部力量了？（宋仰初插话：还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真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如果真有这种精神，才有力量。斯大林说：“只有伟大的目的，才有伟大的动力。”文化大革命中，干劲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成正比，我看成平方、立方的比例。随着对运动的进展，我们要提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现在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提高得怎么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到家了呢？这是不容易的。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中央早就讲过，很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们对运动只会估计不足，不会估计过头。和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深刻得多，甚至不能相比。今天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很激烈的，当前形势我说不清，也说不好，我们要抬头看形势，埋头做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要根据形势来安排工作，否则就要迷失方向，也不可能有效地斗争。当前斗争怎么样？我要提出请大家考虑。斗争很尖锐、很复杂。同志们不仅要看到研究院，还要看到北京，看到全国。大家可以到街上去看看大字报，看看标语，这有利于我们的斗争。有人把矛头指向了林副统帅、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这是值得注意的动向。有张大字报，要揪出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认为是指向林彪同志的。这张大字报前面的语录还是引用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还有人说谭立夫的讲话好得很，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是大毒草。还有人说江青同志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树申：有人说江青是形“左”实右）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指向谁？这个动向值得注意。甚至有人公开反对毛主席，如清华大学有人贴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有人还去中南海问：“派工作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回答说：“毛主席在上海。”又问：“上海不是也派了工作组了吗？军队不是也派了工作组了吗？”
在当前这样的斗争中，头脑要清醒，有没有人想在北京挑动更大的武斗事件呢？其它地方已有了，北京市还没见，有没有人想制造这些事件呢？这是不是值得警惕的呢？有些人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要做垂死的挣扎的。自然他们要失败的，他们毕竟是纸老虎，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样大的斗争中，你们两派之间如何处理好关系，应从当前的形势出发，这样就容易解决些。如果斗得厉害，就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就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高兴了。（王树申：宋普还笑）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别的不想说了，是不是我们共同学习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和第六条。
关于形势问题，我只是提一下动向。毛主席说过，要站得高一些嘛！斗争形势是越来越好的，但总有个起伏。（念十六条中的第五条：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略）这一条是对准谁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六月初，大家轰轰烈烈起来了，大家批判揭发党委的问题，有人忘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人把矛头不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指向群众和一般干部。这个账要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上，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上。有的同志在他们的欺骗下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在座的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们说句良心话，你们承认不承认他们是“反党分子”，是“反革命”、“右派”？现在总该清楚这些问题了吧！这一点要很好地吸取教训，双方都要很好地吸取这些经验教训。这是共同的财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打击谁、孤立谁，同志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目标不要搞得过大、过宽，要集中打击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端反动的人。有人是愿意改正的，可以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宋仰初：如果再不站过来，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一小撮。过去受蒙蔽的，现在还同样受蒙蔽？现在应该清醒了。我们应该站出来坚定地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不要再受蒙蔽了，不要再认识不清了。受蒙蔽的也会发展的。也会变化的。上次我讲了，青年学生如果坚持错误，是会滑到两条道路性质的错误上去的。有一个青年学生被逮捕拘留了，因为他发展到反对林彪同志的地步，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过去受蒙蔽的同志，打击了敢于斗争的同志，今天应站出来和他们一道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应该站过来。过去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得不紧，现在就要跟得紧，继续认识不清就要成问题罗！有错误不要紧，认识不清不要紧，受蒙蔽不要紧，但继续受蒙蔽，认识不清就不行了。从我们内心讲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但也可能犯错误的。站错了立场，毛主席指出了，就应该过来嘛！马克思说：“学会走路必须学会摔跤，学不会摔跤就不会走路。”在什么地方摔跤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嘛，如果摔了跤，吸取经验教训就不摔了，摔了跤的同志，免疫力可能更强一些，我们要学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毛主席一边。（宋仰初：聪明的人摔跤后，马上爬起来，而愚蠢的人可能会摔死。）毛主席说，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坏事可变成好事，好事要力争不变成坏事。毛主席说，犯错误使人更加聪明，犯错误没关系，可以变成好事。我这不是为同志们开脱，我是要同志们开阔一些，两派间不能搞折衷，两派中总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不这样看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真理只有一个，谁是真理，谁代表真理，不以主观决定的，而是以客观的实践及其效果来检验的。当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在那个问题上就一定正确。王树申同志？（王树申：对！对！对！）看问题要看主流，要看基本方面，看到主流，再提缺点。如果看到你的大方向正确再给你提意见，还不接受就不对了。（宋仰初：“斗批改”这个组织也要这样，几个组织可以来竞赛，我一面当学生，一面也要提意见，学生也可以给先生提意见嘛！）你们这一派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别人进行批评，（宋仰初：你们不要抓别人的“小辫子”）要有团结的愿望，否则这种批评是不诚恳的。李峰同志你能接受吗？（李峰：没关系，我们搞过开门整风。）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计较，大家要心胸大些，眼光放远些。（宋仰初：要注意大是大非，不要计较小事小非。）旧社会有句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在马列主义者来看，旧社会的宰相都是小人，他们都是地主的走狗，我们不做旧社会的宰相，我们要有宽大的胸怀，我们普通的工人、农民都比他高大得多，我们要敢于蔑视他。无产阶级的胸怀，共产主义战士的胸怀不是比他大的多吗？彼得大帝和列宁相比，斯大林说：“列宁是大海，彼得大帝是大海之一粟。”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分子，现在大家是习惯用他来表示聪明的人。被敌人打这没有什么，是阶级斗争；被同志打，这是难免的误会。要受得起委屈，能曲能伸，顶天立地。顶毛泽东思想的天，立地是立于工农群众之中，这种解释是否合适？在诚恳的批评之间，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可能大部分对，小部分不对，可能百分之九十对，百分之十不对，但也不应该因为百分之十而否认百分之九十，我们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走路时，前面有一个坑，有人说你要注意，要掉到坑里去了，有人就接受不了，如果他不喊，不就掉到坑里去了吗？（宋仰初：批评要掌握分寸，你们计较太多，要关心国家大事，你们十二位都要注意。）我们每个人都在受锻炼，都得造反，在走向目标的问题上，可能要犯一些错误，应该提高来分析。语录念了，也不一定能达到……。是努力的目标，更是方向，但你离开目标，那么目标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主张打人的，真正的革命左派是不打人的，打人最厉害的，打人最凶的是坏人。打人的事，毛主席已经说过：“以后不要打人。”林彪同志也说了，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听林总的话，不要打。邮电研究院我不知道，打人最凶的人是坏人，同志们了解这个情况。真理在谁手里，是不靠打人吃饭的，是靠讲道理的，没有道理才靠打人吃饭呢！对你们的“一一·一○”事件不必调查了，谁打了人也搞不清楚。王树申是不是挨打了？（王树申：掏了我的脖子）我看不要紧，革命左派是打击出来的，是逼出来的。（李峰：今天才知道打人的事不要调查了）可以分析“一一·一○”这个事件，这个现象，不要纠缠谁打了谁，否则同志会不高兴，而对方高兴。我讲，我们的敏感性不如阶级敌人，不如对方，不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以，被打的同志不要计较这个事，不要采取针锋相对，这样有利于团结，站到一条线上，便于共同斗争。我上面并不是解译第五条，是乱讲的。
（念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略）
这里说保护少数，我说几句。江青同志说，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多数和少数。在真理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在组织原则上可以少数服从多数。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尽管暂时是少数，但是掌握真理，所以暂时的少数可以变为多数，不掌握真理的多数是虚假的。如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公社，就是由少数变为多数的典型例子。……过去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有没有人挑动呢？陶鲁笳十月十四日在邮电学院的讲话很坏，以前挑动多数派斗少数派，这次又挑动少数派斗多数派……。对工作组的走，进行热烈欢送，放鞭炮，开绿灯，这是对“拦路虎”的最大刺激，有的还唱将军送，不知研究院怎么样？（我们这儿也是这样，戴红花，放鞭炮，开绿灯，护车绕道。）
保护少数，有的人讲话是不正确的，正如“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也去保护，这就不对，我认为这样保护少数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之间不同意见的辩论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明天、后天，甚至下一周进行，一方不辩，要耐心等待。就是正确的意见，另一方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的，别人还没有认识嘛！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人，能统一就统一，不能取得统一就保留意见，这样就好办一些。我看你们一开始辩论不一定就先辩“11·10”事件，什么问题成熟就可以先辩论什么问题，哪个问题先准备好就先辩哪个问题。“11·10”事件可以先记一笔账。（宋仰初：现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别看搞了六个月，还早着呢！）
宋仰初同志已经说了，文化大革命只是刚刚开头，你们研究院怎么搞法还要研究。工厂、农村和学校不一样，和你们研究单位也不一样，事实证明，抓革命抓得好的，生产也一定好。这个辩论可以商量，不一定从“11·10”事件开始，路一步一步地走，饭一口一口地吃，仗一仗一仗地打。要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宋仰初：院党委也在这里，部党委、院党委，包括我们建委在内，这么多，一点错误缺点都没有是不可能的，你们几个组织之间不要为你踢我一脚，我抗你一膀子而争起来，应该联合起来对准当权派。）（王子刚：账算到我这里，这个账一定要算的。）（梁健：账算到我这儿）（蒋华日：当林彪同志在九月十五日在天安门上讲话中讲到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院的筹委会就提出对院党委不能再提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了。）有人说以梁健为首的院党委是有错误，有缺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谭立夫讲话影响很深，危害很广，甚至还运用到选举文革小组中去了。就在两个月前，就有人对一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定调子了，说他们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不是牛鬼蛇神了。而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要批判，写检查。因此，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你踢我一脚，我抗你一膀子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足够的认识，怎么能够团结起来呢？
宋仰初：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得不对，我收回。
周秉忱：还是尊重阎长贵同志的发言，对上面那个同志的讲话我还不太同意呢。
阎长贵：解铃还须系铃人，同志们两派之间的分歧很大、很深，原因很多，但共同的一条在于领导。
宋仰初：同意。
王树申：我们也这样干。
阎长贵：你们的领导在两派对立中有很大的责任，过去有些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这种和那种办法，叫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打成“右派”、“反革命”，这个责任在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能否使对立消除与领导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同志们很敏感，你发言和不发言，你偏向那一边，大家看得很清楚。领导同志要把火引到自己身上，要引火烧身。这次运动，每个党员、党的干部都要经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级领导班子也不会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嘛，可以揭发批判。你是黑帮、右派也是跑不了的，不是也别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天罗地网，是人民战争。我很佩服地质“东方红”公社对何长工的检查搞得很细致，比人事部门还清楚。你真正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轰轰也好，人民群众是想把领导打成左派，不是想把你们打成右派，这样去想，领导同志就想开了。就是右派，党也给出路嘛，实际上怕也不行，难道你怕了就不把你这个右派揪出来了吗？革命同志也不会手软的。如果你不是，革命同志也不会手硬的，要破四旧，立四新嘛！
最后讲几句学习主席著作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说：“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现在三人一组，五人一组，革命组织很多，究竟用什么统一思想呢？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的指导思想。统一和团结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要讲原则和策略。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团结是合稀泥，不是真正的团结。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象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要把“老三篇”当做座右铭来学，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是每个革命同志的必修课。
同志们：用“老三篇”和其它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籍对比一下，可知有很大差别。过去中宣部也出过好多小册子及其它有关共产党员修养的书，都不成，真正共产党员修养的书是“老三篇”。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为人民服务，改造私字，提倡一个公字。“老三篇”归结起来是树立公字。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学习活的毛主席著作，上了书的要学，认真学，学习一辈子，没有上书的也要学。
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作大文章。毛主席的一举一动，象历次接见，就给各级领导同志树立了榜样，就是如何对待群众。有些领导人对待群众怕得要死，可是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江青同志讲紧跟毛主席，紧追革命小将，其实两头离得最近，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可是我们在下头和群众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但还不了解群众，毛主席却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国庆节的电影，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毛主席一直和群众在一起，而另一方面，群众又为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担心，毛主席太伟大了！毛主席的举动不是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吗？这个没有上了书的毛著不是更亲切吗？学习他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学习林总、陈伯达、江青同志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林总的言论摘录中，看看林总是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去彭真、陆定一他们反对学习毛著，诬蔑为形式主义。林总讲，应该注意实用效果，不是实用主义，而是活学活用，学活的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是具体工作人员，上面谈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对了就参考，不对的欢迎同志们批判。
来源：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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