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11 作者：关锋
关锋汪东兴和童小鹏同志要我讲讲话。
大家做接待工作，这几个月很辛苦，我们应该首先感谢大家，慰问大家。许多同志做这个工作态度是非常热情的，能够任劳任怨，可是我们对大家没有帮助。从我个人来说，对大家的关心更不够，请大家原谅，并向大家致敬。
要我讲话，一定使大家失望。一个是我是一个不懂事的书生；第二个对接待工作没有调查研究，只是看了一些片片断断的材料，今天要讲的只是一些空话，这些空话说的对，对你们不一定有帮助，说错了会有妨碍。既然来了，我就要讲。讲讲个人的一点意见，讲错了大家批评，送大字报小字报都欢迎。另外是不是可以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不要把我的讲话写成传单公布出去。可以不可以？（下边说可以，热烈鼓掌）
讲三个问题：第一，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第三，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意见。
前两个问题题目很大，内容讲起来很空洞，所以说明一下，这些意见都是我个人的意见，讲错了我个人负责。
第一个问题：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比一个月以前有很大发展，形势是越来越好。当前的大好形势，主要的特点和一个月以前比较起来是什么呢？
依我个人来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广大工人起来了，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一些小城市的一些工人起来了。你想压也压不住。现在各地的大中城市工人纷纷成立了群众性的组织，我们的工会实际上并不能够代表工人，只是搞了一套“福利主义”，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意见，红卫兵起来把团中央冲垮了，现在工人起来了，他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这样的组织，那样的组织，组织起来闹革命，这件事情好得很。在前一个时期，那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曾经挑动不明真象的工人来围攻革命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工人明了真象，就起来揭发，起来进行斗争。前一个时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曾经利用工人中的劳动模范、工人中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利用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发表他们的观点支持保守派，压制革命学生，也有的劳动模范和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上了当，现在明白过来了。大家知道东北有个叫李素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的很好，大家也看到她在报纸上写了不少文章，前几天我到东北去跟她座谈，这个同志有相当高的觉悟水平。她说，前些时候，只能从广播电台上见到李素文，电视台上见到李素文，讲台上见到李素文，就是柜台上见不到李素文。这个同志很自觉，运动一开始，被党内外当权派动员出来做报告，讲了一些不好的话，后来明白过来了，支持了革命学生。因此受到打击。我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这不是个别的，其他地方也有。当前的特点，总的说来，就是工人起来了，投入了运动。当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下边我还讲。
中央发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意见，就是除了“十六”条在工厂适用以外，还根据工厂的特点，中央发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意见，看来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有这样一个思想准备，工人来访来信要大量增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们能不能把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问题及早告诉我们，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同志们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事物，新形式，不可能主观的提出几条来。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实践在前，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群众干起来了，才能形成概念，有了概念才能做出规定。这十条是不是把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都回答了呢？我说没有。因为现在要搞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还缺乏经验，这十条意见只是一个“安民布告”的文件，规定十条，工人干起来了，再研究他们实践的经验，然后做出决定，主席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搞了一段，实践的经验丰富了，有一些问题才能够回答，现在有些问题，他们还没有提出来，运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提出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事先不知道的，更不能够回答。这算是一个特点，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起来了。
再一点，革命的学生开始和工人相结合，有一些学生到工厂向工人学习，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一个开端是一个大事情。毛主席在十几年前，就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原理，在今天也还是完全适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有学生运动不行，学生运动不和工农结合就没有根，和工人农民一结合，工农起来了，力量就大了。学生和工农相结合，他们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得到更好的改造，得到更大的提高。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有一些学生围攻了“人民日报”唐平铸同志，把我找去了，要我和他们谈谈，我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我说现在是在搞大民主，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讲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也不怕把意见讲错了，你们也不要怕把意见讲错了，你们允许我讲错，只是大家把意见摆出来，讲错了不要紧。这样大家就发表了一些意见，有一个同学说，“现在的运动是六十年代的‘五四运动’应该允许学生到工厂去串连，当年的‘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是学生运动，后来工人起来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同时也有着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更应该跟工人相结合。虽然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内容，性质和五四运动都不同，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这一点是应该的。”这个话讲的很对，“抓革命，促生产”这十条意见里面就写上这样一个意思。提倡革命学生与工人结合，革命学生要有计划的到工矿企业去串连，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当然有些同学到工厂去，还有一个工作方法问题。在不久以前，一批同学跑到第一机床厂去，有一批工人就欢迎，有一批工人就拒绝，特别是一些负责同志，鼓动工人把大门关起来，不准进去，有些同学就不顾那些翻墙头爬进去，发生了一些冲突。最近在方法上有些改进，到那里首先向工人学习，不是把自己说成包打天下的好汉，成立一个什么工作组，把工厂包下来，那不行，进去以后要听听两派工人的意见，要学会跟工人谈话，感情上能够交流了，慢慢地接触他们，向他们宣传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这样工作就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有极少数人怕革命的学生进工厂，怕的了不得，简直把他们当做洪水猛兽，如果不是一些别有用心人，那也完全是错误的。学生有什么了不得，无非是宣传宣传，贴贴大字报，发表发表他们的意见，学生的意见不对你怕什么？如果真理在学生那里，你错了你就应该修正错误。
现在的形势主要特点就是工人起来了，革命学生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今后接待工作要大量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工人运动将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许多革命学生到工厂里去，依我个人看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随着运动的发展，也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出现一系列的争执，在学生中、工人中、各级党委领导中反映出来，在我们的接待工作中也可能反映出来，也会大量的碰到一些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中央可能要做出一些规定，有一些不可能做出规定，这样就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不断地研究反映。以上所说的就是当前形势的一个主要特点。
另外，最近两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广大革命学生，广大革命工人，还有广大的机关革命干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想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没有群众性的批判那是不行的。群众性的批判，有没有过头的语言，过头的作法呢？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不可能没有，但是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支持群众进行批判。（如对×××的批判，应该毫无保留的支持。）经过这个群众性的批判，有一些在前一阶段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已经改正错误或者正在改正错误，群众性的批判促进了这些领导同志的觉悟。对革命的左派来说，经过批判也有很大的提高。有一个地方，要开大会向学生做检讨，开始的时候很害怕，学生的口号提的很高、很厉害，认为检讨以后下不了台。因为他们的检讨还比较诚恳，检讨以后，台下热烈鼓掌。事后又把那些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了，真正在工作中依靠了他们，团结了他们，对那些被受蒙蔽的同志也做了工作，这样他们就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真正取得群众的谅解，就能够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就能够重新领导文化大革命，现在有一些省就是这样搞的。
还有一些省，革命学生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他们不去冲击三级干部会，也不要求参加三级干部会，并且说要保卫三级干部会，但是有一个要求，要在三级干部会议补发参考文件，他们并且搞了一些展览，把参加一些三级干部会议的省长都请去，请他们参观，给他们介绍情况，请他们吃饭，对他们很客气，还让他们看“黑”电影。所谓“黑”电影，就是在当时镇压群众运动的时候，指使一些人把它拍下来的电影，是对革命学生进行污蔑的。革命学生这样做，对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一些人启发很大。有的人说：过去认为学生那么无法无天，现在一看电影，觉得省委没有道理，省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看到革命学生这样进步，要革命，我们心里很高兴。同样，我们听到这些消息，也心里很高兴。左派学生在斗争方法方面有所进步，必然有一个摸索过程，在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做法不适当，我们做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应该责怪他们，而应该帮助他们。在座的有很多老同志，我们年轻的时候犯有不少错误，今天还仍然在犯错误，他们只是一些十八、十九岁的年轻人，看起来他们比我们高明的不知多少倍，我们那个时候看不到毛主席著作，现在他们常常比我们敏感。当然那种敏感是不是一定都对呢？那不一定。但是有许多事情比我们敏感，应该向他们学习，要相信他们，对他们的缺点不应该指责，经过实践会有很大提高，我们应该相信这点。
有人说“北京第三司令部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支持的”，甚至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挥的，”有的人放出谣言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说：“反对第三司令部就是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这样的话我们从来也没说过，我们也不会这样说，这纯粹是谣言。我们对第三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是支持的，没有从背后指挥过他们的具体行动，他们也向我们诉过苦，我们和他们的接触中，他们说有些学生……（漏记一小段）你不给我们出主意！？我们不能够给他们出什么主意，也不应该给他们出主意，搞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出主意可能出错了，左派要在革命斗争中摸索着前进，扶着拐棍走路的人算什么左派！斗争中出一些差错不要紧，他们会接受教训，得到提高，那就进步了。这就是说，最近以来，革命左派队伍发展壮大了，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在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当然也有另外一方面原因，中央开了工作会议，主席讲了话，林彪同志讲了话，周总理讲了话，陈伯达讲了话，由于上下两方面的原因，各地党委有了变化，有的地方三级干部会议以后下级干部起来造反，因为有一些省委领导被一些受蒙蔽的学生弄去了，有一些躲到军区去了，那些下级干部就起来选举自己的领导小组，领导三级干部会，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讨自己犯过的一些错误，这也是很好的现象。
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事情要看本质，要看主流，不要被现象所迷惑。现在的形势大好，运动在不断发展，这是本质，这是主流。我们不要被一些现象、一些假象所迷惑，不要被谎报军情的东西所迷惑。就是有那么一些人谎报军情。在中央十一中全会开会的前夕，团中央的胡耀邦就谎报军情，说有五十多个学生去批判他们，围攻他们，要求罢胡启立的官。胡耀邦这样向中央谎报军情，说他们受包围了，要立即罢胡启立的官，他就要中央表态，说现在要不要纪律，罢官要不要中央批准。其实当时的学生那有今天这样激烈。我当时在那个地方，我们提出议论，是不是谎报军情？可是当时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不以为然，就叫我和王力同志去，我们去看了看，果然是谎报军情，有什么围攻，就是几个人坐在那儿谈话，要求罢胡启立的官，并没有要求非答复不可，当时胡启立不承认错误，我当时批评了他，他就在学生面前反驳我，他说：“这些错误都是右派搞的，自己没有错。”在学生面前不敢承担一点责任。今天也有谎报军情的人，今天谎报军情的人是通过他们动员来的学生、动员来的工人向中央、上接待站谎报军情，我们千万不要贸然相信。前几天就有一个地方，向我们反映说工人与学生发生了冲突，抢走了三挺机枪，还有子弹，我想这下要搞武斗，可不得了啦！后来一了解，没有这样的事，武器放在那儿好好的没有人动。所以我们不要被假相所迷惑，不要被支流所迷惑，要看清本质，看清主流。
我上面说的形势大好，是不是因为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停止了呢？没有停止。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采取的一些花样，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运动还会有反复。我上面说的那两种人，他们也打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和我们对抗，因为广大的革命群众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他们也拿起这个大旗和我们斗，打起这个旗帜来煽动一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斗一部分群众，制造流言蜚语，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妄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套强加在革命左派的头上。鲁迅曾经说过，有些人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虎别人。他们这些人就是借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来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也有一些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口号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在《红旗》十二期社论发表以后，（《红旗》十二期是根据林彪同志讲话写的。）有的地方就利用了这个东西，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来作报告，下动员令，指“黑鬼”，（这里名堂很多，有的叫“假左派”，“真右派”，湖南叫“黑鬼”，山西叫“伸手派”、“野心家”，）他们说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什么“黑鬼”，就是什么“反革命”。中央提出一个什么口号，那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加以利用。列宁说过：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利用我们革命的口号，进行他们反革命的勾当，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躲在幕后，更隐蔽地进行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武斗，企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后把他们干的罪恶活动强加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现在不是有这样的论调吗？十一中全会以前，如果说有错误是由那些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负责，十一中全会以后，群众斗群众由谁负责呢？言下之意，因为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那你们得负责。当然中央文革小组有错误应该负责，特别是我个人有错误完全可以批判，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大规模的武斗，那个不能够由我们负责，那应该由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负责，你的流毒还没有肃清，还必须由今天在幕后指挥的人负责。现在武斗的现象，我个人看来有发展。打人我看也应该加以分析，有三种情况：一种就是革命群众出于义愤，打了黑帮几下，我看这没有什么，不能够去责怪群众，当然我们不提倡，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够触及灵魂。再一种，小孩子一时糊涂，互相打起来了，说明白问题就解决了；再一种性质就不同，有人在幕后操纵，制造相当大规模的武斗，这后面就有一只黑手，在那里进行破坏，据我们所了解，搞什么拘留后，抓人打人，打的非常惨。因此，我们搞了一个通告。他们这上些人，不简单，提出什么“法不制（治）众”。我怀疑这句话还是出自少年之口，我看这是有佬子在后面指挥。现在看起来，犯错误路线的同志有的回头了，有的人觉悟起来了，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会负隅顽抗，这些人总是错误的估计形势，企图反扑，躲在幕后支持一部分群众和另一部分群众对立，进行武斗，他们是“坐山观虎斗”，自己费不了什么力气，这样天下就大乱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多数群众是要革命的，一时不明真象的群众受了他们的蒙蔽利用，一旦明了真象，就会起来揭露他们，抛弃他们，斗争他们。大多数人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一旦明白过来，就会造他们的反。学生对资产阶级的新反扑，体会得比我们深，在街上写了很多标语口号，这些标语不一定都妥当，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在后面指挥，因为他们看出了是资产阶级的反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旦群众明白过来，他们就会垮台，不是说，今年“一二九”要搞什么活动吗？并没有搞起来，那些人是想激怒我们，让我们犯错误，然后抓我们的辫子，在这里我们要非常冷静，不要被坏人激怒，坏人只是少数，毛主席说，要相信群众大多数。
在《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就有那么一批学生到《红旗》杂志来质问，我看那些学生是好的，跑到红旗杂志来，我和戚本禹接见了他们，见面以后他们对我们不客气，他们要主持会议，我说，你要主持也可以。他们提出质问说，到底是十二期社论结还是十三期社论对？我们说，都对。他们说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底有没有？我们说：有。你们不是看了贴了反对毛主席的标语吗？这不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呢？他们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们说确实存在，而且必须批判。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步也没有让。当然我们也说，是不是每句话都对呢？让时间来考验吧！现在幕后操纵的坏人，利用群众的名义，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干了一些坏事，干了一些工作组不敢干的事，工作组干了要承担责任，幕后指挥的人反正我不出面，一切后果我一点也不承担，是你们群众干的，跟我没关系。现在居然有这样的事，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中学生活活打死了。就在前几天，有一个学生贴了一张不同意见的大字报，受到围攻被迫自杀。自杀后背后被人捅了四五刀，那个学校有个学生给陈伯达写信，连名都不敢署，在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民主呢？前几天，我接见了一批工人，事先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组织的，两派工人都来了，势均力敌，一方六个人，反市委的六个人，支持市委的六个人，在会上就吵起来了。不久以前，在那个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打伤一百多人，被打伤的有工人，有学生，轻伤来了重伤没有来，有的现在还在协和治疗。他们所描述的情景当时我听了都止不住要掉眼泪，因为两派人都在场，不好表明态度，不然要吵起来，止不住要掉眼泪怎么办呢？我只好把帽子一个劲的往下拉。另外一派，讲不出什么道理来，他们来的时候，工厂里还发给他们五十元钱，人也多，所以对我们这些接待站的同志说应该有一个清醒头脑，有一些是民方的代表，有一些是官方的代表。当然官方代表当中有些人是没有觉悟，将来是会觉悟的，这些人来了都要到接待站反映问题，前一阶段看传单也能反映出来，官方派的传单纸张好，标题最大，非常醒目，并且有的是随着省委的报纸散发的，造反派就不一样，他们的传单是油印的，最近这样的情况是不多了，而用的是告状的办法。总而言之，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然魔高一丈，道高十丈。
在接待工作中接触一些现象，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来分析问题，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来分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要有一个正确的、基本的指导观点，不要跟着现象跑，不要轻易相信，这种意见，那种意见，不要听到什么就发表谈话，帮助他们谎报军情。
红旗杂志有个接待小组，在接待过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有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就是说话没有个准头，有人提出一些问题套他上勾，问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还是连以前的也批判？批判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是转移斗争目标。这个问题本身是一般性的问题。那位同志就发表了谈话，他说：就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前的有以前的政策，现在有现在的政策。正是给人家作了武器。那些人就回去大做文章，说什么走访红旗杂志社，得到一些指示，利用谈话结合他们的情况大肆反扑。我说这些话你们不要传出去，不然又要到红旗杂志社去造反。我批评了那个同志，最后由红旗杂志社文革小组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某同志，伯达同志有指示红旗杂志接待组只是倾听群众的意见，无权解决各部门具体意见，某同志那个谈话有错误，欢迎批评，这个大字报贴出以后就有人来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澄清，过去你们发表那么多的谈话都没有发表声明，单这个谈话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把我们围攻很久，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志要顶住。某某人发表谈话，他利用这些东西跟你斗，走访红旗杂志，又是某人发表的意见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所以我们搞接待工作的人不要轻易发表意见，不然很容易上当。
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大民主
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分析的课题。林彪同志讲话讲了这个问题。根据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做了原则性指示，我们做接待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比较正确的认识，在接触这个大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好些同志不习惯，看不惯，甚至抵制。我个人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对这个东西也不自觉。林彪同志的讲话讲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大民主，就是发动亿万群众来监督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负责人，监督我们各级党和国家机关。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对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各负责人进行批评监督，意义非常重大，对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蜕化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列宁在逝世以前，曾经提出怎么样改组工农监察院，同时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也谈到这个问题，列宁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有变成官僚机构的危险，怎么办？列宁有很多没想，当时主要是改组工农监察院的设想。但是当时由于实践经验的限制，他不可能象今天毛主席这样提出大民主的方针出来。用民主这个方式来监督我们的国家各级领导机关，这是非常重要的。造成一种社会空气，群众可以批评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宪法给人民的自由民主，真正变成实践行动，这样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将发生深远的影响。有一些省的负责人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执行了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今天叫群众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省委第一书记做了十几年，从来没有做过检讨，历次运动又是整下面，更没有向广大群众公开做过检讨。当然要这些同志公开向广大群众做检讨是不容易的，我看叫群众冲一冲没有什么不好。大家知道前几年安徽发生什么事，山东发生了什么事，腾景禄是舒同的第一打手。腾景禄搞的简直是法西斯专政。有一个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的爱人就向省委告状，同时要到北京来告状，腾景禄知道了这个事，他就指使公安局派便衣队把那个人抓了去，关到公安局，关了一年多，中央长期不知道这个事，如果搞大民主的话，那就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贴大标语，到北京来告状，把大标语贴在天安门前，这样就可以查清。
没有群众监督，象我们这样一些人，包括我在内，有什么办法不和平演变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新的事物，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好些高级干部被贴了大字报，大标语，我们用往常的习惯概念看起来觉得很不顺眼，这是没有从根本想想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过：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条让他得逞，再一条就是造反。怎么造反？在国民党统治我们的时候我们造反有经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出了修正主义怎么造反？如果没有大民主，我看那些野心家会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可以用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套，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压下去，我是上级，你是下级，你得服从我，用这一套推行修正主义的东西，你怎么办？造成大民主的空气，出了修正主义就起来造反。我们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国家可以保证不出修正主义，是不是能够说得那么绝对，不能够说得那么绝对，如果万一几十年以后出了修正主义的话，群众就可以上街，就可以游行，结社来反对。群众说毛主席这样干，如果怀疑错了，也不要紧，过去怀疑错了，领导同志也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关到公安局去。如果你反对群众搞大民主，不允许群众搞大民主，就公开把自己置于反对毛主席的地位。他们要反对大民主，要抓人，自己就剥去了外衣，就会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共诛之，共讨之。我们各级领导机构没有群众监督不行。
这里我想说一个例子，前北京市委最高法院的事，六五年上半年我和戚本禹在一个地方搞四清，因为刘仁在北京北庙蹲点发表一篇修正主义的讲话，戚本禹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把我的名也写上了，这一下就把刘仁、彭真得罪了。以后我们那个队搞出一个漏划的富农，此人是北京市培养的党员对象。贪污盗窃且不说，就在六二年困难的时候，进行了反革命活动，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配合蒋介石的活动，把生产搞坏，我们一配合，共产党就要完蛋了。各种材料证明，这个不但是个漏划的富农，而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后来逮捕了，在审讯过程中诱导罪犯翻案，他们不仅诱导翻案，还在这过程中审讯工作组。工作组撤出以后，刘仁、赵凡指示法院、公安局几个人组织一个调查组，群众把它叫做翻案组，到了那里撇开新建立起来的党支部，撇开新建立起来的大队小队贫协，单找那些地富反坏、四不清干部了解情况进行翻案，有一个四不清干部不愿意翻案，就对他进行威胁。这些材料是证据确凿，可是当时我们没有办法，准备挨整。今年文化大革命中法院提出了这个问题，开始他怕搞不开，后来他们那个文化革命小组几次找我和戚本禹了解情况，由于当时工作很忙没有见他们，我说了解情况不多，那个村子里的贫下中农了解得多，据我看把贫下中农请来最好，后来他们请来了五六十个贫下中农参加他们的斗争翻案大会，经过他们的揭发帮助了法院的革命群众，贫下中农摆事实讲道理，讲得很有说服力，没有贫下中农参加就斗不下来，贫下中农他们感受翻案的压迫深，他们知道事实最多，这样就斗下来了。有的学生群众要冲击你们的机关，你就叫他们进来。你们看北京高级法院把贫下中农请来，开了两天会，帮了他们很大忙，起了很大作用。贫下中农向我们讲些问题，讲些意见，我们坐机关的同志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你不听听贫下中农的意见，翻案组就斗不下来。政法学院的学生要冲击高等法院，你叫他来，为什么不可以，北京高级法院请了贫下中农来，革命同志满意，贫下中农也满意。从许多材料看，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大民主，没有广泛性的群众性的大民主，怎么能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变质，我们的同志不变质，我看大民主是保证我们国家不变质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联系群众的问题，在座的有不少是打过游击的干部，我们当时联系群众是不是自觉的，对我个人来说，不是那么自觉的，并不是真正懂得毛主席关于联系群众的理论，因为那个时候客观有压力，你不联系群众不行，在游击区你不联系群众就没有吃的住的，群众不理你，你就活不下去。那个时候，虽然不自觉，毛泽东思想也不多，可是客观形势逼得我们非联系群众不可。以后进了城，住了大机关，就不联系群众了，不象当年，不联系就无法过日子，今天，不联系群众，可以躺在床上，坐在沙发上，日子过得满好。这样，如果没有大民主，包括我在内，官气是难以打掉的，这是一方面。
另外方面，恐怕有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还要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极少数坏人是不是利用我们的大民主，干一些坏事呢？应该说是有的。所以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保证这个大民主。这次运动对我们各级领导机关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也是对我们专政机构一个严重的检验。据说有这样的事，有少数学生（这些学生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人）跑到我们公安部门，把一个民警打得头破血流，打了以后，这些学生名字也不留，问他名字怎么也不说，怎么处理呢？不留名字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只好用一辆小汽车把他们送走。这一下民警很不满意。要起来造反。虽然说我们国家专政机关决不能动用武力镇压群众，但是还要坚持原则，不能够软弱无动。有的地方，由于专政机关表现得软弱无能，造成了白色恐怖。我前面说过，有一个学校的学生被迫自杀，有人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连名都不敢署，象这样的地方有什么大鸣大放大民主呢？杀了人能够逍遥法外！有的地方对中央发的通告不理采，这是不对的，必须坚决执行。十六条不是也有规定吗？对那些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应当依法处理。文件上已有明文规定，有的人就不敢这样做，我看今后这方面要加以注意。还有这样的公安人员，革命学生向他反映那个地方刺杀了人，你们知道那个公安人员是怎么答复的？他说，现在专政权力下放，人人可以行使专政的权力，我们不介入。我们只是说双方争论我们不介入，打死人，杀人你公安部门怎么能不管呢？没有大民主，不能够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但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人民的民主。至于具体的作法方面，步骤方面怎么样搞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斗争中不能表现得那么软弱无能，有一些人屁股原来就是坐在那一边的，支持一些人搞破坏，给他们出谋划策。中央那个通告，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有他客观的原因，一些造反派把他叫成大毒草、大阴谋，因为那个通知是经过省市委的，有些省市委是镇压革命群众的，你发那个通告，人家就不相信，所以中央最近又发表了电报，要各省市印上中央批准的字样，我看要革命的人民是会拥护的。有些坏人，他们钻了我们的空子，利用了这个东西。“刚才有的同志向我提出个问题，说中央那个通告为什么造反派要反对？道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由于我们考虑的不周到。我们有的接待站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你们不应该同地方上勾结起来，到招待所抓人，他们说是坏人，到底是不是坏人我们不清楚，如果是坏人也不要抓，坏人送上门来他也跑不了。所以我们对一些问题要有分析，不要光听一面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关于接待工作中的一些意见
关于接待工作，我看我们大家是不是要有这么两条，一条就是要有两个“极端”，对群众要极端的负责，极端的热情。这是对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再一条，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是站在那一条路线上，是自觉的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呢？还是不自觉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边呢？这两上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具体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同志们搞接待工作很辛苦，困难也很多，前几天我看了一份材料，是诉苦的，那个材料虽然是诉苦的，但是有道理，在一定意义上我同情你们，因为我们对大家的帮助太差了，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给大家讲一讲，在十一中全会以前，我们的认识还不够，也不好讲，十一中全会以后，应该说也可以说了，可是我们没有组织大家学习，没有帮助大家对两条路线对立的特点、实质、内容搞清楚，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头脑就会清醒一些，从这方面说我同情你们，我自己也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诉苦以后还要罢工，这就不对了，我们应该象毛主席所说的对群众的事情要极端负责，这里就包括任劳任怨，我们做错了事，讲错了话，群众为什么不应该批评呢？就是我们没有做错群众误解了，骂我们几句这又有什么了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是一个锻炼，如果你是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那么接待工作也就搞不好，十几年来，干部自以为民之父母，现在反过来了，是人民的儿子，你不放下架子那怎么能行？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无非是批评我们一顿，这一条要认识清楚，我们相信大多数接待人员是要革命的，但是都有一点跟不上形势。在座有个叫吴先容同志（记录），跟他不太熟悉，我经过一件事感到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今年六七月份能够来支持科学院的群众革命行动，在跟他接触过程中，他的态度很明朗。后来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自觉的，后来也是跟不上革命形势，工作抓不起来，跟不上革命形势，这不奇怪，我也是这样。江青同志在“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讲，她说：“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就是跟一头、追一头，我这个人跟一头也没有跟好，追一头也没有追好，有时候似乎懂了一点，事情一变化又跟不上了，大家提意见，说领导上帮助不够，这是对的，但是，特别是在座的老同志，应该强调一下自己的主观能性，要独立思考。我在这里谈一下丁莱夫同志，在今年四月十六号，《北京日报》不是搞一个假批判吗？丁莱夫同志就把那篇假批判文章给广播了，五月份在一次会议上我和他吵了一顿，那个事情是个大事情，当时他跟我吵，理由是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通知他，所以广播了。这个老同志不应该强调这东西，我当时跟他说，如果彭真反动政变搞成功，谁给你打招呼？他拿几个政变的文件用什么名义要你广播，你是不是给他广播？那么老的一个同志，还要强调人家给他打招呼？做什么事，要想到对党对人民负责，对我们的老同志来说应该强调自觉性，主观能动性。
在接待工作人员里头，有没有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呢？有没有我不太清楚。如果有就应该揭发，就应该批判。“比如说许民同志就应该检讨，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我说的不对你们就批判我。”我们的同志作了很多工作，有的工作做的不好，这不能怪大家，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要革命，要革命作错了事不能责怪他们，只要改正错误吸取教训就可以了。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人，应该领导好而没有领导发， 把工作搞坏了，这就应该负责任。比如，商业部，煤炭工业部那些机关的招待所工作就搞得很糟糕。如果我了解的情况不确切，调查研究不够，说错了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我们是一个接待站，怎么能够去挑动或者支持一方斗一方呢？支持什么“八二五”战斗队，也可能一方有坏人，但是我们要相信坏人是少数，你支持的那一方就没有坏人吗？很难说，你们参加到一方去，给人家出谋划策制造纠纷，又不请示报告，这不是群众斗群众又是什么呢？就是在红旗战斗队有一个叫什么海的，在商业接待站政协俱乐部旁边搞了一个挽留所，在那里残酷地打人，一个女的，两个男的，把人家打的很残酷。这个事情李瑞桂同志当时告诉了熊××同志为什么不报告，我们发现了那个拘留所，批评了接待站的同志，许民同志，当时也去了，据李瑞桂说，到底是什么搞不清楚，还有的地方到招待所抓人，据说抓的那个人是拿了公安厅的公函，据我了解不止一个，有的同志说招待所和接待站，带了公安厅的公函来抓人给不给他抓，我们应该有一条，不帮助地方上到招待所捉人，他可以向我们反映问题。为什么不帮助他抓，就有一些好人被人家污告了，跟公安局勾结起来，捏造一些事实，叫公安局出公函，虽然他有公安厅的介绍信，也不一定是真的，我看不允许他们抓好，如果抓的是那些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样我们就容易上当，就要犯错误，据我得到一些反映，张文彩同志做了许多很不好的事，刚才说支持招待所一部分群众斗另一部分群众，他至少是一个执行者，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可以批评我，给我贴大字报，现在外头还传说，张文彩是江青的秘书。这一派说，那一派也说他是。张文彩为什么不出来澄清这个事实？还有人说，有人当着张文彩的面说，你是不是江青同志的秘书？张文彩说你看我是不是啊！当着人的面搞的那样真不真假不假的，这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企图？
在我们接待工作中，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我看大家要考虑。有就要批判，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或者那一件事情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就应该检讨。就应该揭发。李瑞桂同志在公开的场所，说他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关于张文彩是江青同志的秘书，李瑞桂是林彪同志的秘书，我们都辟了谣。
在我们发觉政协俱乐部旁边的拘留所以后，李瑞桂就去（责）问我们，说你们“解放军报”记者怎么搞的，把我们破获反革命计划给破坏了。你有那么一个伟大的计划，为什么不拿出来，跟中央商量呢？而把那三个革命师生放在那里被人家严刑拷打，有那一条法律能够允许这样做呢？还是中央通告以后。据说现在有人把责任推到李瑞桂一个人头上，如果这是属实的话，那是很错误的，为什么把错误推到他一个人头上，李瑞桂同志你应该出来揭发，自己的错误也应该出来检讨。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相信，接待站的大多数同志是要革命的，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能够适应当前的斗争形势，不能够适应工作的要求，说了一些错话，出了一些岔子，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属于这方面的错误也不难改正，首先要怪我们领导，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但是由于帮助的不够，我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就要求我们加强学习，发现路线错误就跟他斗，在工作中我们要任劳任怨，我们要想一想，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好同志被那些执行反动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打伤了，杀害了。贴第一张大字报被人家活活打死。这当然不是太多的，也不是极个别的。我们要想想人家受压迫，想想人家要革命的精神，我们受一点苦，受一点累，受一点埋怨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做工作就是要任劳任怨。要想到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我们来接待毛主席的客人，这里就要我们好好地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把工作做好，这样就可以帮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下情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接待站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晴雨表。“六一”事件以前、“六·一八”事件以前来的学生就很多，以后呢？来的学生就少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应该引起我们深思。为什么有的时候来的多，有的时候来的少？十一中全会以后，那个段落来谈的问题都有一个中心，我看每一个时期来反映的问题都有一个中心。这些问题就要我们很好的研究，可以向中央反映情况，可以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这样中央就可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接待站的工作重要，是群众向中央反映问题的渠道和扭带。当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哪有时间来研究，一天上了班，到下班，搞的精疲力尽，没有时间分析研究问题，这是事实，能不能够想一个办法来解决一下呢？前几天我和汪东兴同志、童小鹏同志、王力同志在一起研究了一下，汪东兴同志发表了一个好意见，他说是不是整顿一下接待站的工作，把人力调配一下，比如说我们接待站有四百人都一下弄上去，有那么三百来人去搞接待工作，和群众接触，留下一百多人，等那三百多人搞了五六天，把一百多人补上去，换下一百多人，就让那一百多人在那里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如果这样替换几次，那么工作质量就会提高。刚才我说，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中心问题，我们就对一些中心问题加以研究，把各种意见反映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建议，这样对我们的工作就帮助很大了。你们帮助了我们，反过来对你们也有帮助，是不是可以想这样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能不能够实行？有待实践和检验，我看工作困难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工作中碰了钉子，犯了错误，接受了教训没有什么了不起，改了就好，主要是要有这样一个革命精神，要有两个极端，极端的负责，极端的热情；再一个就是抽出时间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的政策，我看工作是会做好的，会变被动为主动的。
接待工作搞了半年多了，是不是要总结一下呢？分几个阶段来总结，十一中全会以前，群众的来访中心是什么？我做错了那些事，是怎么做错的，我做对了那些事，又是怎么做对的，有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国庆节的时候群众来访来信又是什么中心，我们是怎么做的，又有些什么教训。研究研究，群众提问题为什么有变化？变化的原因又是些什么？你们经过研究自己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够解决的提出来，领导上帮助你们解决，今后的接待工作要根据前一个阶段的摸索取得经验加以改进，这样搞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我看会更好一些，有的接待站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一些来反映情况，经过一段时间，把他集中起来，请中央同志来接见解答，至于那些重大的问题，个别的问题，那只是少数，大多数的意见和问题，可以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分析来解答，我看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你们回去以后还可以研究一下，中心就是怎么想办法把被动的局面变为主动的局面，我看大家研究研究会有办法的。
请同志们不要误解，我不是来批评一般的接待工作人员的，你们提出了一些困难，有些意见和要求是合理的，我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但是要罢工就不对了，这里我只是提，大家在工作中要任劳任怨，我们一些老同志应该独立思考，领导错了就应该批评，如果你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该批判应该揭发，我们也欢迎那些同志改正错误，有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不敢下断语，我所知道的，你们那里有一个叫许明的人，做了些很不好的事，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可能你们比我知道的更清楚一些，也可能我说错了，说错了就请大家批评我。好吧！就讲这么一些。讲错了请你们批评。我的讲话也可能是毒草，是错误的东西，是毒草就应该铲除，说的不对，我下次再来承认错误，你们递了很多的条子，有的在讲话当中回答了，有的没有回答，我们要回去研究研究，我们很重视你们递的条子，一定要很好的研究。
来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二集）》（一九六七年三月，编者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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