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6-1-26 作者：[待确定]
关于民族方面的阶级斗争表现，上次叫他们画个像，现在还不成熟，将来一定画出来。“双十条”里提阶级斗争有9种形式。阶级斗争在民族关系上有几种形式？呼市揭了一个盖子，呼市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把形式分析一下。土默特旗的问题也需要揭盖子。现在的问题土默特旗还没有揭盖子，当权派还在那神气，包括历任的书记。现在揭揭盖子，在干部里，在群众里，在公社里，土默特旗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把盖子揭开。民族问题上也是要揭盖子，不揭盖子怎么组织阶级队伍？不揭盖子怎么能政治挂帅？不揭盖子怎么能突出政治？就是在那和稀泥，兵来兵挡，水来土挡。什么叫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什么叫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反映几种形式？比方在培养民族干部问题上有两条道路斗争。从朱堡看，他们培养什么民族干部，他们也培养民族干部。他们培养的是什么？民族干部培养起来，准备叫他们整蒙族的贫下中农，让他们脱离蒙古族贫下中农。铁冒的人就说，蒙古人去了以后，跑来一个又整我们，抓人叫他们去抓。我们共产党培养民族干部是不是这条道路？很明白了，一条是和群众有联系，一条理论联系实际，一条是民主作风。其中这一条他们就不要，就是说培养他的民族干部是为了脱离民族群众。这不是我们的道路。这不是阶级斗争在培养民族干部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历史上大汉族主义，或者过去这些统治阶级，搞一些民族干部，他们不为蒙古贫下中农服务，这看的很清楚。这明明是两种作法，两种观点，两个阶级的斗争具体在政治上在培养民族干部问题上的反映，这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形式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你说云XX还不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培养起来他就搞这条道路。云XX培养了施建堂。这一次他检查，我有意识挑拨民族关系。温恭说，我有意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党两条心。现在要画一个像。温恭有意识挑拨民族关系，施建堂是郭长青部下，郭长青是土匪，解放以后被镇压了。XX从公社化以来，把集体牲畜杀了。上次和他们谈了一下，高级社以前的时候光蒙古队大马车有12辆，现在全大队连6辆还不够，庄户地没车马怎么行，如果没有机械化，没有拖拉机，朱堡这个地方耕不过。畜力减下不是今天减的，从1958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庄户把牲畜搞掉，生产能上去？见鬼。破坏集体经济，把耕畜搞坏，搞民族不团结，这叫搞社会主义？坏人是有计划的，至少他是有意识的，见缝就插，见空就钻，唯恐天下不乱，搞的贫下中农不团结，贫下中农劳动情绪低，生产上不去。真正能看出问题，能分析问题的人他不要，他有他的观点培养干部。……
（当李丰同志谈到土旗挖根子问题时）乌兰夫说，基本问题，你挖根子，挖什么根子？就是内蒙实行统一的区域自治，并且合并了10次，在干部里，特别是中级干部，旗县以上的干部，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没有学，有的有抵触。土旗问题就反映这么一个问题，对党的区域自治政策有被触。第一，他们首先肯定土旗没有民族问题，既然没有民族问题要什么民族政策，既然没有民族问题为什么学民族政策。如给旗县以上干部出一个题目，为什么搞一个统一区域自治？讲几条道理，恐怕都要交白卷，或者80％变白卷，也可能说几句空话。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土旗的问题是根本否认土旗有民族问题。对内蒙实行统一区域自治，在旗县以上干部里有相当一批人不认识。再加上过去在这方面教育不够，当然，这是领导上的问题了。我看，要抓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内蒙应不应当搞区域自治。王修说，其他地方可以以蒙族为主，土默特旗不是，这是说土默特旗没有民族问题。他根本没有研究土旗民族问题在历史上的发展。土旗政府开了400年，萨县才300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内蒙需不需要区域自治。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的宣言这个文件旗县以上都要组织学习。干部大学毛选，这一篇文章在内蒙古自治区所有干部要大学一番。实际上内蒙古划了10次的过程就是逐渐实现毛主席指示的过程，也是反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过程。好多人不同意划，昨天听你们谈的，萨县就不同意。蒙绥合并时反嘛，甚至公开顶，过去干部项，以后的干部不顶？不一定。所谓根子，要挖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搞自治区，当然要有一套民族政策的规定。这么一个民族政策，就是说蒙古人如何，汉人如何，你就不耐烦，说这个家伙闹长闹短，没有你不就好办了。书记也是你，主席也是你，我好多人见也没见，他骂我。赵汝霖他就在呼市二中专门调查我的孩子有没有助学金，赵汝霖搞的事典型得很。反我什么？就是我贯彻民族政策，书记、主席、司令员，总之内蒙的官我都作过，所以，他们不整我整谁？所以要找根子。（当李丰同志谈到有人认为不会说蒙古话的不是蒙古人时）乌兰夫说，从政策上研究这个问题，问题是搞谁的政策。德王、白云梯是蒙古人，蒙古话说的很好，但是他们都是蒙奸，问题是怎么样给你扒点灰。
四清运动里面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个基础上大反各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包括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树立毛泽东思想民族观。
下午搞具体问题，赵军、克力更你们研究一下，交换交换意见。当初党委定的土旗要分，什么时候分？土旗这一级，特别是领导核心要搞清楚，搞彻底。而且不是说把所有旗一级机关都搞了，就是把领导核心搞彻底，搞清楚，同时挑选、培养一些班子，然后左旗一个政府，右旗一个政府，后来说两个摊子指挥也可以。咱们在实践过程中究竟怎么样？我担心土旗旗委，特别是常委这一级搞不清。土旗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土旗领导核心问题，你比方施建堂没有云雨霖怎么能上来。要搞清楚，那怕时间长一点也可以。我们这么部署，对集中兵力打土旗旗级机关是不是有影响？现在反映有影响，闹的人也多。怎么搞？我怕土旗的问题搞不清，因为问题积成堆，一下子都解决清楚也不可能，但至少把方向问题搞清楚。所以召开片会中心就是这个思想。对部署再研究一下。
工作队精神状态问题，工作队要搞民主作风，每个礼拜或者至多10天开一个干部会，大鸣大放，不对的改过来，实践一段总结一段。过去一段开会也多也少，如果象这么一种形式，总结经验，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会少，其他的会开的多。所以会议也可以说多，也可以说少，形而上学的会议多，辩证法的会议少。所以，干部的精神状态，一个就是有些干部各有各的，观点不一致，另外，对整个土旗敌情，有轻敌思想。这样多的流言蜚语，既不追也不问，骂谁？骂国民党你不追可以，流言蜚语骂共产党，你是共产党员你不管？究竟你是共产党还是不是？至于民族政策，我说是各取所需。民族政策基本内容是什么？绝大多数是不懂，也有那么一些人，也可能是少数，唯恐天下不乱，施建堂就是有意识的挑拨。朱堡生产上不去，其中主要一条是民族关系没有搞好，贫下中农躺下了，搞小自由。既然朱堡有这个问题，我想别的地方也存在。所以，我们的精神，只有把核心问题解决了以后咱们才能放手。将来有一个好的领导核心，马列主义的，或者比较马列主义的，有些问题依靠他们解决也可以。现在依靠云XX、王XX，这些人那不是见鬼！你们去，第一次会议叫云XX主持，在这个问题上至少对土旗敌情认识不清。土旗阶级斗争反映在各种形式上，经营管理上，民族关系上，等等。我在朱堡准备给他们画一个像，画几条，积累一些经验。画像提高干部觉悟，其次，教育干部，说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叫搞民族不团结，这就叫坏人，不然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什么叫挑拨民族关系，闹不清。你们研究一下如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旗级机关如何打歼灭战。重点要抓旗级机关。工作团分开有利，不分有利，作一番比较，看那个好处多解决问题多。好的办法有没有缺点？要一分为二。另外，你们开一个小会，张如岗、克力更、赵军、李文精、阎耀光、李永年、李丰参加，具体研究一下，不行我们赶快刹车，否则一晃3个月就过去了。
情况需要反映，会议反映的也很好。挖根子就是挖执不执行区域自治政策，你挖我根子干什么！区域自治，我几十年就搞这个，别的还没有抓。
（李文精同志谈到土旗两个工作总团合起来一开会就是4千人，在那也住不下时）乌兰夫说：临河他们开三干会时也就是那么大一个地方，开会有4千人，在那住，在店里住，在老百姓家住。临河有这个经验，你们如果采取这个经验在察素齐也可以。我看采取这个革命的办法好。不能都象过去那样的旧方式，那样不行。分与合的利弊不能从这些方面考虑，考虑分与合的利弊主要是如何打歼灭战，保证四清运动和生产上的顺利进行，不要在鸡毛蒜皮上打算。一个分团搞两个公社看究竟怎样？值得怀疑。
右旗机关分团，净搞些企事业单位，现在兵力不够，可不可以考虑把他摆在农村，先把农村吃掉，把城镇放在后面吃。所谓机关分团就是搞机关领导。没有领导搞什么，所以才搞中学。头头还没搞好，怎么在下边搞。这个矛盾，看是究竟分开解决得好，还是合起来解决得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当张俊哲同志说王健民在发民族补助费时，分了一部分……）
赵军同志你看看，在民族问题上，过去有两种看法，现在看出来了就是有两种人。民族补助费是给少数民族的补助，给了汉人怎么能行。应该给中央报告一下，恐怕这也是个典型。
（当张俊哲同志说有人说没有民族差别了时）乌兰夫说：他们说没有民族差别了，没有差别也就没有民族问题了，所以也就不需要民族政策了。
（当张俊哲同志说到有人说土旗是汉人养活蒙古人，好人养活灰人时）乌兰夫说：不是有人说土旗出灰人多，出主席多嘛，现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有我们三个是土旗的，吉雅泰、我、奎璧，过去还有杨植霖、苏谦益，骂我们都是灰人，这些都很简单，就是我们搞了民族区域自治。
（当张俊哲同志说到有人说蒙古人的根子就是奎璧、乌兰夫时）乌兰夫说：他们还可以再挖一下根子，根子就是毛主席1935年发表的宣言，我们这些人就是根据这个宣言搞的自治区。
（当张俊哲同志谈到对于反面意见应该如何处理时）乌兰夫说：反面意见需要不需要听？当然要听。问题是要不要扩散。对于反面意见要集中起来，准备在适当的情况下反击，反面意见应该这样处理。不是把反面意见拿来到处散发。我是在北京时发现了散发反面意见这个问题。因为那时不是整内蒙自治区的领导人，是整旗委的领导人，把方向都搞错了。那些东西发的很宽。反面意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脑子里头要清楚，如果把它到处散发，那就等于给他们当了义务宣传员。只能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当何耀同志谈到土旗在对待民族问题上有9种错误表现时）乌兰夫说：土旗过去学过一些关于民族问题的文件和报告没有？
（当何耀同志说到东部民族干部对土旗留双份自留地闹不通有反感时）乌兰夫同志说：那就是说东部没有，西部也不应该有，从实际出发也不行。
（当何耀同志谈到要学习乌兰夫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乌兰夫说：民族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阶级政策。
（当克力更同志说工作总团工作多人少担子重时）乌兰夫说：现在你的任务也应该和我一样，我的任务就是别的工作不干，就是蹲点，找他们的毛病，你的任务是不是也这样。有些同志如张如岗同志已经蹲了一期。你一期也没有蹲，这一期无论如何要蹲下来，有事情别的同志搞。
（当张如岗同志谈到四清工作总团没有好好研究民族问题时）乌兰夫说，你们总团党委对于民族问题在四清里边如何体现是怎么研究的？
（当克力更同志谈到和张如岗等同志的分歧时）乌兰夫说：分歧是什么问题？分歧一个是民族方面的认识问题，一个是具体政策问题，把这两个东西没有分开，混淆在一起了，你（指克力更同志）是不是有这个思想？把认识问题和政策问题放在一起搞了。我在朱堡一开始就讲阶级斗争，蒙汉贫下中农一起发动，斗争蒙族四不清干部的时候，首先发动蒙族的贫下中农，然后到一定的时候再发动汉族的贫下中农，这就是民族问题，首先要把民族队伍组织起来，我们的作法就是这样作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在具体政策上，分树林子的问题，如果把思想问题解决了，在建设阶段解决问题就好办了。所以要把认识问题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才能搞深搞透。在朱堡一开始我就讲蒙汉民族一起发动，斗争蒙族四不清干部的时候，首先发动蒙族的贫下中农，这不是民族政策是什么。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分歧？如果有这个分歧，你们动员干部、组织队伍，就不是从思想上来动员，从思想上来组织，比如，干部的思想问题没搞，而且贫下中农的思想也没搞。关于分队的问题，如果真正分队对生产有影响，就不要分队了。树木问题，生产问题，如果把思想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些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我看，你把这个问题混在一起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克力更：不是）？那是什么问题？
（当克力更同志谈到对问题要逐步认识时）乌兰夫说，逐步认识问题这话是对的。要从具体实际出发讲民族问题，在讲民族问题的时候，要亮明旗帜，总是要抓住民族问题吧！你这个问题可以讲，但是不要那么去讲，要给他们提问题，比如对待内蒙党委的领导问题，你们的不团结问题，你们的生产问题，你们执行政策问题特别是民族政策的问题，执行得好不好？要大家讲去，但是民族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这样闹，所以我说你是不是讲早了这个问题？大民族主义这样讲了，特别是民族问题提出来了，四清提出了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这上边影响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这个问题。在民族问题上边你是不是马虎，思想上不明确？
（当会议结束时）乌兰夫提出了以下5个问题叫大家想一想：
第一，克力更同志，你说的实践，采取什么办法实践？实践是你个人的实践，还是把大家的实践集中起来？
第二，在你们总团里头，如何把意见集中起来，民主够不够，在会上讨论的如何？就是我在朱堡讲的，实践、实践，再实践，认识，认识，再认识，开会大家发言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再讲一讲？现在来看，对总团的意见很不少，其中有好多意见没有集中起来，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民主得怎么样？要归纳成几个问题。
第三，究竟在四清当中，怎么体现民族政策？民族政策我讲了。一个叫思想问题，一个叫政策问题，特别是具体政策问题，要大家大揭大议。
第四，你们在总团里头两头抓，是怎么抓的？比如党委的政策、指示，我的一些讲话，你们怎么样有针对性的解决土旗问题？
第五，民族问题是讲了，但是不是就泛泛地讲这个问题，什么民族政策啊！什么平等啊！还要有针对性。我在呼市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有针对性，就是针对赵汝霖走资本主义道路讲的，有没有这个问题？讲民族问题泛泛的讲不行，那就没有针对性了，要有针对性的讲这个问题，我在朱堡也是这样讲的。
你们把这5个问题好好想一想，因为我没去，你们当时说的我也没听见，是不是抓住这么5个问题，把你们的意见澄清一下。克力更、张如岗你们都想一想。
以上意见，大家考虑考虑，还可以辩论嘛！
（当塔拉同志谈到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的问题时）乌兰夫说，咱们工作队不也是作战队伍吗？咱们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很容易学。我看这次大家训练工作队的时候，如何学习四个第一，怎么适应这四个第一？大家要展开讨论一番，学习毛选要在“用”字上下功夫。我看现在咱们的工作队里头，民族问题也好，思想认识不一致也好，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如何把工作队学习四个第一的问题没有抓，或者抓的不好。我想现在开始要好好地抓这个问题。现在有“四个第一贴在墙上，政治挂帅在咀上，毛主席著作在本子上”的现象。
（当周树平同志建议四合一大会后再抽调一批干部下去搞生产时）乌兰夫说，你这个建议好，内蒙现在是灾多、病多，大旱，没吃的。四合一大会后就要抽调干部下去搞生产救灾。组织工作组下去，有些同志可以参加盟委的领导班子。你（指周树平）和组织部再研究研究，想点具体办法，提出方案，抽些人下去，家里留这么多人干什么！他们不吃饭！浩帆，我在四合一大会上的报告要把这个问题加进去。行政、企事业干部下去搞生产救灾，你们再具体和组织部研究一下。
（当赵军同志汇报到乌盟盟委安排进一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乌兰夫同志有关的报告时）乌兰夫说，你们写一个报告，特别是有关民族问题方面的，我们再给你们通报一下。生产救灾你们这是比较突出的，锡盟、巴盟也有。抓民族问题党委又发了一个通知下去，你们盟动了，锡盟、巴盟也动了，呼市动的早，哲盟也动了一下，但不彻底。你们在民族思想上反映出了些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向自治区党委报一下我们再给你们通一下。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必要的时候，要叫他们鸣放一番。现在流言蜚语很多，有的骂内蒙古党委的领导，一直到毛主席。在土旗的问题上，把彭真、雪峰、主席也给闹进去了，说主席不爱民了，你们可以搞一搞鸣放。呼市有对立面，是赵汝霖，所以他们搞的时间很长，挖得也深。要想挖得深，必须树立对立面，要突出政治，也必须树立对立面，好好地鸣放一下。过去王尚志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思想毛病不少，当然他现在走了。盟委里头有些人对这个问题，至少是认识糊涂，李文精，你们过去这样大搞过没有（李文精：没大搞过，竟小搞了）？这次你们这样布置好。一切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内蒙是不是需要自治的问题，所以咱们要组织干部好好学习毛主席1935年的宣言。
为什么要召集这次会议呢？因为：第一，我发现左旗分家问题，觉得土旗阶级斗争这么严重，为什么要分家，会议上说不是分，总而言之这么一搞以后，对当前对敌斗争有影响。所以我觉得需要开一个会。第二，当前斗争，特别是对民族问题，究竟在四清工作过程当中如何体现民族政策，抓什么，怎么抓，好象看法不一致。第三，听说乌盟准备开民族座谈会，这么抓一下以后也可能给乌盟民族座谈会增加一些材料。因为你（指赵军）来的时间也不长，材料也不多，所以把乌盟的同志也请来了。基于这3个原因开这么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开的还不错，揭发一些问题。
首先，我想讲一讲阶级斗争，主席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从内蒙实践过程来看，解放以前有阶级斗争，也有民族斗争，解放以后也有阶级斗争，也有民族问题，但和解放前的形式不同。所以要总结。从内蒙实践过程看，抓民族问题，首先就是要抓阶级问题，要抓民族内部的阶级问题。民族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阶级政策。民族问题里面有阶级没有？有阶级。为什么我们在四清运动一开始就提蒙汉贫下中农一起发动，这就是抓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阶级政策。如果抓民族问题不抓民族内部阶级问题，那你就抓不住纲，内蒙过去两条道路斗争也是如此吧，也还不是抓阶级斗争。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是如此，也要抓阶级斗争，抓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只有把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抓了，才能够很好地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你抓了民族的阶级，现在不是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嘛！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组织蒙汉贫下中农协会，就是组织民族的，但是也是阶级的、统一的阶级队伍。至于说战术方面怎么打，当然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发动蒙古贫下中农斗蒙古的四不清干部，这是个策略问题。
在四清运动中怎样体现民族问题呢。也就是说怎样抓民族问题？一个是抓认识问题，一个是抓政策问题。
1、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问题
解决民族问题，首先也是要突出政治。怎样突出政治呢？那就是要在民族里面，从政治上对贫下中农也好，贫苦牧民、不富裕牧民也好，提高他们的觉悟。这就叫突出政治，所以要抓认识问题。
根据朱堡的经验来看，特别是在民族杂居区，民族联合队里面搞四清，首先不把认识提高，一个是组织不起阶级队伍，虽然有司令部，你没有队伍怎么打仗？你这个仗打不好。因此，我们一开始到朱堡就亮明旗帜，向贫下中农讲话，组织民族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亮明旗帜的过程，就是要大鸣大放的过程。认识问题有两种：一种认识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一种认识问题是阶级觉悟不高，一般性的问题。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搞四清，工作队员不懂民族政策，甚至于四清工作队很多人对民族问题是阶级问题有糊涂认识，甚至于还个别的对民族问题是抱着敌对的情绪。在这样情况下你怎么办？整训工作队很需要。你整训工作队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提高到重要的位置上给以解决，你这个仗怎么打？这个仗就不好打了。拿上期四清经验来看，左旗旗级机关整训工作队，必要不必要？非常必要。端正队员的思想以后，然后通过他们来端正社员、基层干部、积极分子的认识。因此我说，解决民族问题，体现民族政策，在四清里，首先结合两条道路斗争，结合阶级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大鸣大放。民族关系上，民族内部阶级斗争同样要放，问题是放出来没有抓住。基层干部、社员、工作队里同样要放。放出来以后梳梳辫子，分成几类。属于敌我性质的采取什么态度？组织队伍坚决地批判，不应当让他错误的东西到处传播。比如整风大会发的简报，很显然就没抓住问题，不但没有抓住，反而把他的毒素放了一下，宣传了一下。对一般性认识问题，那就是组织报告、学习、讨论，端正思想，把糊涂观念端正。经过这个过程以后，提高了觉悟，突出了政治，组织了坚强的工作队，然后再投入战斗。揭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也是揭民族问题的盖子。从朱堡的经验来看，如现在进去不亮明旗帜，组织联合队，组织阶级队伍，你那里四清根本搞不成。过去这个地方搞过一次四清，这次去亮明旗帜以后，搞蒙汉联合队，组织阶级队伍，共同对敌。这样口号提出以后很好发动群众。比如云财旺60多岁了，他说，自留地多一分不要了，我和他谈话说，别人说，你不要行，别人不要不行。我们这个政策对头了，从思想上就把他们组织起来。
2、政策问题
土旗这个形势，内蒙古党委知道不知道？我们应该说是知道的。这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一直从绥远划归内蒙以后。在划的过程当中那是经过若干斗争的。中央规定的政策，等待了一个时期。中央有意识的对这个地方的干部、群众，主要是干部，等待了2年。就这样，最后还有些人不通。中央作了决定，通也要划，不通也要划。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组织上问题是解决了，法律上是解决了，认识上，觉悟上没完全解决。怎么办？那个时候，首先我脑子里考虑，这个问题放到后一点。为什么？什么时候这个问题不解决总会暴露出来问题，有对立面，有典型就好解决了。过去曾经有这么一段，有些蒙古干部反映，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批判民族分裂干部非常具体，而且突出。因为那个时候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是突出。但是对大汉族主义批判的不具体，也不突出。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作为样板来说，划了以后还没表现出来。中央的决定发下去以后，好多人不通也通了。所以，在那个情况下，主席提出，绥远划归内蒙开两个门：一个门就是蒙古人欢迎划进去这么多汉人；第二个门是汉人热情地帮助蒙古人建设。划进来以后，有一个时期内蒙党委集中精力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批判了民族分裂主义，特别是修正主义搞了以后，同样批判民族分裂主义。现在在牧区同样还是批判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表现各种形式，从1962、1963年以后，特别是5个月革命以后，大跃进以后，内蒙的流言蜚语很多。流言蜚语必竟是流言蜚语，当然，在那个时候抓可不可以？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党委也可能知道有问题，也可能抓的迟了一些，流言蜚语一直发展到堆成堆。流言蜚语突出的地方，首先是呼市郊区和土默特旗。抓呼市领导，突出的是三干会。1962年朱堡的问题多么复杂，那个时候我派人下去检查，就是准备材料，三干会赵汝霖的问题暴露的很多。三干会集中班子，集中力量，专门解决呼市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问题暴露出来了，有了对立面好抓。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批干部，特别是内蒙领导干部，包括我在内，对中央民族政策怎么体现，怎么来具体地贯彻，也还是在逐渐实践过程中摸索。呼市的问题，开始派XXX去，后来派沈新发，呼市的问题，现在算有了结论，就是反党活动。当然这个名词也够呛。反党活动是事实。为什么反党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呼市专门派人到二中了解乌兰夫、奎壁的小孩有没有助学金。这个学校不仅有我的孩子，还有王铎、XXX的孩子，为什么调查我们两个人？怪得很，实际上就是我们好多同志并不认为是反党活动，是反对内蒙古党委。实际上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他对内蒙古实行区域自治不满意。他认为呼市没有民族问题，既然没有民族问题何能谈到民族政策？土旗不是现在说没有民族问题，没有民族差别。没有民族差别有什么民族问题？土旗特殊，特殊什么？就是有一个差别问题。这个差别是什么？也可能有的同志知道，也可能有的同志不知道。土改以前土旗是旗县并存，蒙管蒙，汉管汉。土改时怎么分？如蒙分蒙，汉分汉，这样分下来，蒙古人地多，好多大地主，至少会变成小地主或土地出租者。这样不行，因此说服蒙古贫下中农，咱们联合起来搞蒙汉地主。给蒙族贫下中农多分一份地。当时政权不是完全统一。这和东部不一样。东部也有土地问题，是谁搞掉了？是日本人搞掉的。日本人搞了一个土地奉上，把土地交给了日本皇上，皇上给他们一些钱搞了一个厚生会，结果钱都叫这些人给吃掉了。在土改时东部就没有这么一个特殊问题。西部德王土地不但没有奉上。相反把蒙古地主的地增加了。土地还是蒙管蒙，汉管汉。东部日本人搞了15年，西部国民党搞了十几年，日本搞了8年。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怎么办？采取这么一个办法。适当不适当？现在我也认为适当。这叫承认这么一个历史，照顾这个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以后，蒙汉贫下中农联合起来斗争蒙汉地主。这有什么特殊？把历史上这么大一个问题，影响了几百年，采取这么一个办法来解决，达到蒙汉贫下中农团结起来。这叫什么特殊？经过这样一个斗争以后，具体是什么形势呢？到了合作化的时候，把蒙古人的四五十万亩土地给了汉人，就是由蒙管蒙，汉管汉的土地，经过革命以后革到汉族贫下中农的土地有四五十万亩。从这一点上说，蒙古贫下中农应当说是开明的，这有什么特殊。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我们解决问题割断历史。正因为政策对头，所以土改顺利完成了。当时为什么这样搞？因为地方政权还不是内蒙古自治区，是绥远省政府，如果是内蒙古自治政府领导，可能这个政策还不同。这么解决，今天来看，不但没有错，应当说很有成绩。以后采取什么办法？我们对两份土地并不是采取固定的办法，是逐步过渡的。合作化时蒙古人是两份土地，公社化时按劳报酬，这样蒙古人生活下降，以后说不行，在中国别的地方也有土地补助的办法，我们说，还是搞土地补助的办法，过渡一下，先叫土地报酬。1年以后，总结经验，感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土地报酬这个钱从公社集体里拿出来给蒙古人，这样汉人不满意，这涉及到群众利益，所以公社化时给蒙古人多留一份自留地，代替了土地报酬。我作了一个调查，如云文明，土改以后这个家每人15亩，5口人，有70亩地，打50多石粮食，现在他有自留地，而且有土地报酬，全家是11亩地，土地占有已经减少七分之六，七分之六都成了集体的。这是不是过渡的办法？当然是过渡的办法。所谓公社化，无非是把集体经济，集体土地逐渐发展。为什么采取这么一个办法，而不剧烈的搞一种办法？因为这涉及蒙古干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生活问题。为什么拿自留地来照顾？因为自留地的粮食不征不购，这样就可以补助他生活。从历史发展看，逐渐把集体的地增加了，就是蒙族贫下中农的自留地逐渐减少。很显然，这谈不到什么特殊。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从1960年以后，特别是1963、1964年，土默特旗也好，呼市也好，我抓了这个问题。我走的时候就和老沈谈，你们先打吧，但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是说反党。实际上具体分析一下，反党是总的，实质是反对区域自治，不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我说呼市的问题是民族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民族政策的问题，承不承认呼市是民族地区这么一个问题。今天看呼市郊区是什么问题，土旗是什么问题就比较进一步明白。为什么搞成这么多流言蜚语？原因是这样，本来绥远划给内蒙，特别是内蒙实行这样大的区域自治以后，划了10次，有的共产党员坚决贯彻，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后，出现和平演变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么一批人，当然这一批人，高级的也有，低级的也有，基层也有，领导机关也有，原当初他就不满意你搞自治区，他就对自治区有抵触，这么一搞以后，他完全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他的观点，再加上党内钻进来那么一些坏人，史建堂就是一个代表。有的坏人是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坏人，有的没有当权，有的身兼一职，有的身兼二职，这些人对区域自治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的，绥远解放以后大大的包下来了，包了很多，什么傅作义起义，绥远和平解放。过去汉奸、历史反革命、国民党、三青团都是耀武扬威，一解放，谁送他们了？政府没有送他们，那些人哪去了？还不是钻到地方上去了。你说这些人对内蒙实行区域自治，对毛主席的思想他就那么欢迎？我看他是不欢迎的。一方面党内有那么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这么一些坏分子不满意，说乌兰夫当主席，在这个地方历史上没有的事情。就是历史上没有，历史上那有这个事情。反映了社会上的情况，兴风作浪，本地人讲话，到处给你扒点灰（给你脸上摸一点黑）。史建堂是当权派，社会上那些坏旦他还不兴风作浪！这是一种情况，党内的坏人反对区域自治，制造流言蜚语，和党外的坏人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蒙蔽了一些觉悟低的，甚至给他当了传声筒，党员也有，非党也有，骂我不成问题，连毛主席也骂进去，中央负责同志也骂了。这些言论过去在呼市有，以赵汝霖为首，听见听不见？是会听见的，你出来说话嘛，不说，骂的多了，他们这些人是不出来反驳的。
为什么找这么几个人骂？我也分析了一下，特别是首先骂我，民族分裂主义骂我，右派恨我，说乌兰夫不死内蒙不好办，现在恶毒的也是差不多。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大民族主义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骂我，原因就是我坚决体现毛泽东民族观，在内蒙建立自治区，此外我还干什么，我工作上还没有什么坏事，就是有他们也不知道，他就知道我搞这个东西。是呀，蒙古人在区内有X万，干部有X万，你搞这个讨厌透了，不搞本来没有问题，就是有这么两个人在那生硬制造。因此，他们不骂我骂谁！道理很简单，实际上就是阶级复辟、阶级报复、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流言蜚语所以流行的这样广，道理就在这个地方。过去绥远划给内蒙以后，本来要批判一些东西，可是那个时候也还有些人有些情绪，中央采取那么一个等待的方针。我们内蒙搞区域自治从1947年就开始，真正实现区域自治搞了12年，1956年才最后把区域自治定下来。什么道理？就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应当划过来，那个地方有问题应当划过来。推行区域自治的过程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过程，十几年就是反对这个东西，今天总反复，阶级斗争反复，这有什么奇怪？一点不奇怪。所以，我说本质是这么一个问题，找根子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今天解决的办法还是大学毛选，把毛选里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有针对性的文章拿出来，展开一个大学习，还有十大关系那部分摘出来，加上1935年宣言，都学习。
……
有几个公社书记如云瑞，可以提拔一下。蒙古人、汉人公社书记、社长，搞那么5、6个人，参加到旗委领导班子里头中也要有参加领导的。经过这次斗争。包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内，应该有一批干部培养起来。他们在地方来说比较了解情况，比较注意实际，工作中要注意这一点。对地方来说需要，机关也需要。这两个团现在就要注意，要让新提拔起来的人参加运动的斗争，朱堡开始搞了，究竟你们怎么样？不要到最后再搞上去。要注意培养接班人，培养青年一代。特别是从本地蒙古人本地汉人中培养。把有干劲的培养几个。在工作队里头也可以吸收一些。现在看提出了这个问题，咱们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是不断革命。土旗这个班子搞好了，就是很大的成绩。当然这个班子还准备变，现在好，将来可能坏。因此这个机关要经常有好的领导班子。公社也好，大队也好都是这样。如果没有云雨霖这样坏人，史建堂这个人也起不来。没有好的公社党委，不然存在一些问题也反了。究竟土旗问题多少，当前从领导上检查，问题一大堆，就是领导班子有问题。看来领导班子从1958年以来，就没有个革命的旗委。这次如果土旗工作搞好了，首先把领导班子问题解决了。当然这个班子好坏有个标准，有个要求了。公社也是很重要的。因此这个班子怎么样，反映了干部是怎样的人。有的人十几年当公社书记，工作也可以，生产上去了。派下去的干部他不干工作，我看不要派人，派人去也叫他当付手，要学习这样搞。公社干部就是30来岁，我当内蒙自治区主席是39岁，搞的说来还可以，除了坏人骂以外，别人还说差不多。我在延安的时候有多少知识？在延安学习，在苏联也学习过。我那时与现在同样年龄的人比，是没他们知识多。这里头有个框框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搞，有很多青年，就是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插手搞一下。干部的培养问题要注意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机构和领导问题。
班子怎么合，你们两个团不好提，我想了一个意见，两个团合并以后，克力更任政委，党委叫他搞的意图是蹲点，现在点没蹲下来，任个政委，蹲点，有时间参加一下盟委会。张如岗同志任第二政委或第一副政委，兼党委书记。总团团长李文精或者阎耀先当，李文精同志抓生产阎耀先就当团长。定了以后你们开一次会委员由你们自己提。张如岗还要兼机关分团政委。无论如何要把土旗的领导核心搞清楚，然后培养这两个班子的人，有计划地帮助，如果说公社的行，叫他们参加战斗。人员问题你们再研究一下，具体委员我不提了。目的就是让克力更同志蹲下来，他蹲了农村以后，还要到城市蹲，他是统战部长，得了解城市资产阶级斗争怎么样，农村阶级斗争怎么样。开始让他和我蹲，结果这么一闹浮了半年。
是不是讲的多了，连思想带组织都说了。
来源：《毒草集：乌兰夫反革命言论选编，第三集（1965年11月－196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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